1950年冬，一支数百人的土改大军开赴开阳县进行“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和土地改革。参谋班直属分区司令部，由李正荣主任、候金涛科长带领驻扎双流区。
　　 双流人民生活十分清苦，住土墙茅屋，吃洋芋苦荞，穿襟挂柳，十几岁的孩童光着身子。食盐当时是最稀贵的，一块盐巴放在辣子水里打个滚便捞起来又吊在灶头上炕干。双流到处一派凄凉。目睹刚从旧社会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还被贫困羁绊的开阳县双流区群众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景况，深知人们渴望“耕者有其田”，渴望温饱，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迫切心愿。此情此景，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尽快改变困难处境。
　　 大伙儿背着背包，带着口粮、食盐、菜金，住在村寨群众家里。部队当时也很艰苦，没有多少津贴，衣物紧缺。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尽可能多地挤出一些钱物接济群众。记得我住第六村（瓦厂寨）一周姓的人家。这家祖孙三代仅有一条破被，晚上一家人围着火炕取暖过夜，火炕里埋的洋芋，便是一家人的饭食。我把粮、盐、菜金全交给主人，多少改善了一点他们家的生活。
　　 由于工作队的宣传和行动，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投入到火热的“五大任务”斗争中来，使我们尝到了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甜头。1951年，土地改革在全县铺开，我和贵阳师院的一位陈姓大学生还有一位姓车的教员，分在第八村，分头住在两处，我住在村农协主席陈铭顶家。每日两餐全是洋芋，偶尔掺一点包谷沙。吃了半年，我感到四肢无力，产生了想回区机关改善一下生活的念头。
　　 一次，我和陈主席工作到天黑才回来，在门外听到他的老伴对儿媳说：“粮食快没有了，吃饭长点眼睛，都忍到点，让工作组的同志吃饱。实在太饿，上山挖些泡参吃嘛。”这话我俩都听得很清楚，我拉着陈主席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其实陈是清楚家里断粮的，他总是叫家里不要提缺粮的事。陈主席不分昼夜地和我忙着分田地的工作，没有分文报酬，宁愿全家饿着肚子，也要让我吃饱，这是多好的群众啊！我把这事告诉同组的陈、车两同志，商量上山挖泡参吃。又脆又甜的泡参，滋育了我们和群众同舟共济的感情。
　　 参加过开阳土改的同志，也许都还记得当年县里召开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情景吧。上千的农民代表，大雪凌冻天气，许多人还穿着草鞋和补满补丁的单衣，代表们自带用葵花杆扎制的亮蒿，一到晚上，满街的火把闪闪烁烁，倒也十分壮观。为了御寒，工作的同志把被子让给代表披上开会。莫看环境艰苦，翻身后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代表广大农民来县里商议自己命运的大事，代表们个个感到无尚光荣。
　　 大会集中时，当年的中山堂里以区为单位的工作队，农民代表盘坐在石头上，唱着工作队教唱的歌曲，啦啦队的喊声此起彼落。往往是羊场区占上风，因为羊场工作队员全是分区文工队的，能演能唱，他们整齐、嘹亮的歌声总是赢得最响亮的掌声，这无疑对羊场代表是一种荣耀和鼓动。几乎每天晚上这支文工队都要登台演出，《白毛女》、《奔叶河》、《刘胡兰》等话剧剧情感人肺腑，台上台下深深为剧中主人公苦难深重的悲惨命运和悲壮场景感动，热泪伴着激越的口号和挥舞的拳头。开会时，代表们又是那样聚精会神，似乎那寒冷、那愁苦统统被驱散了。
　　 随着“五大任务”的深入，驻开阳剿匪部队某部侦察连在双流南敦乡（今金中镇）活捉、公审、枪决了一批匪霸，鼓舞了群众斗志，彻底消除了匪患。经过“清匪反霸”斗争，安定了人心，接着又废除了地主对佃农的租押苛杂，农民分得了粮食、衣物和农具，尝到了翻身的甜头，体味出翻身的真实含义，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农协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平静的双流山庄如同火山喷发，沸腾起来，生产互助，站岗放哨，扭秧歌、搞宣传，热闹非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老区流行的这首歌曲，唱遍了双流村村寨寨，鼓舞着人们洗刷凄苦的面貌。
　　 开阳土改既势如破竹、轰轰烈烈，又扎实稳妥、严守政策。农民分到土地，“土地还家”，对世世代代受土地盘剥的劳苦大众既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人们赖以生存、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颁发土地证大会上，农民手捧着填有田地、山林、房屋、耕亩的证书，噙着热泪，抚着证书，激动万分。人们高兴地扭着秧歌唱着“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咱们大家翻了身，唱着歌儿大街走啊，再不是愁眉苦脸人”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1952年春，土改工作队完成了在开阳的土地改革使命，在返回分区时，人们沐浴着春色，敲锣打鼓把工作队从村送到区又送到县，真是十里送亲人，挥泪相依依啊！
　　 作者：台运良 开阳县工商局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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