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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乐教现代复兴”的呼声不绝于耳，其背后体现着“逾越西限”、“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彰显。本文从乐教传统理念和演变过程切入，以古琴为例，梳理了士阶层跨越千年的琴学建设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贡献，以此来探讨乐教如何复兴的可能性问题。
关键词：乐教现代复兴 民族文化自觉 古琴
在中华大地上，引进西学曾是20世纪的思想主潮。自从19世纪后半以来，痛感民族生存危机。为了民族不遭灭绝，喊出了“师夷以制夷”，乃有洋务、维新、学堂、乐歌、新文化运动、留学热潮……为民族生存而抗争，普遍试行西学为用，甚至主张西学为体。
20世纪80年代起，以“改革开放”为号角，在更高视角下、更深程度上、更广规模内，继续引进西学。在引进西学已成为现实的同时，传统文化复甦的诉求悄然兴起，听到了“乐教现代复兴”的呼声，看到了“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设立。90年代，随着联合国号召“文化遗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受到关注，传统复甦在“保护遗产”的新旗帜下挺起了腰杆。
“非遗”的“非”，究竟“是”什么？其一是各民族作为生产主体的能动创造活动样式及其能力；其二是精神生产的物态产品的现实存在。这“一内一外”都要受到呵护。呵护背后的潜台词又是什么？是逾越西限。全面超越西学，那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可是以“遗产出新”的名义在某些星星点点之处逾越西学思维的局限，却不仅可能，而且必需。
这样，在新世纪的征程中，我们就不仅有了积攒百年的“民族争生存”意识，而且也重新树立起“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乐教复兴是否可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前提出的。我们首先要问：乐教的理念是什么？乐教的理念，可以从“动机论、智能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1]四个视角来描述。
就动机而言，乐教要求“广其志意”[2]。“广志”贵在“志清”[3]，以“志清”为规范而“先立志”。《虞书》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已勾勒出乐教活动由内及外的主体自我建构程序：
志——言——歌——声——律
在这样的自我构建完整程序中，每个人能凭志了悟人生与生命，体味理想与道义。“立志、尚志、励志是动机的起点、行为的起点，也是乐教的起点”[4]。
就智能而言，乐教要求“博学于文”[5]。实践行为见闻领域的“博”是前提，而承习内容的技能性动力状态则力求达到“文”的会集众彩以成锦绣的精湛水平。
就方法而言，乐教要求三“易”：一为“不易”，把握常道，规律的普遍性；二为“简易”，以简驭繁，深入浅出；三为“变易”[6]，生生不息，举一反三。一句话，把握道的普遍规律要深入浅出，简明性与灵活性并重。
就价值而言，乐教所树立的“成人”目标是“良善成德”[7]。善指人道，在人际关系方面体现“成仁”，实现人际和谐；德指天道，在运用自然界的规律方面能达到自如自由，以造福社会。
礼与乐作为“六艺”统领，相依互补，一阴一阳体现了“道”；礼由阴作，隐藏在义理深处，乐由阳来，彰显在视听明处。阴阳和而万物得。
“阴阳”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不同的理解。例如《易经》用阳爻、阴爻符号基元构成卦象①。又如不少地名，或用“阳”，或用“阴”②。在“六艺”领域内，上述“礼”与“乐”的相互关系理解为“阴阳互补”，是“乐”的对外关系，而在“乐”内部，还另有“阴阳互补”③。
“六艺”在礼乐统领下贯穿着多元化跨领域的教化策略。人们熟知，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习礼而知荣辱；习乐而知通达；习武艺而知君子风范；习驾驭而知韬智谋略；习书画而知修身养性；习数理而通宇宙精微之序”[8]。
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专业分工，片段割裂，囿于狭隘眼界，缺乏整体意识，乐教理念的多元化跨领域教化策略恰似一剂良药。以“天人合一”为旨归，追求身心和谐，追求社会群体和谐，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一宗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
回顾传统乐教的历史演变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原初的意义与功能是通神、祭神、娱神；周代建立礼乐制度，声音之道与政通，审乐以知政，乐教承担着社会人伦建设的功能；经过汉代“礼失求诸野”，琴乐成为乐教的主要载体，其政治职能已弱化，而“治心”功能居于主导，琴乐提升其审美品格，鲜活地栖存于“士”阶层的日常生活中。
“士”阶层跨越千年的琴学建设，在器物制作改进方面与演奏技法掌握方面都有工艺学的细化成长。在触弦抚琴的位置选取方面确认了徽位，在各弦散声的总体布局方面设立了琴调。由操作到语词，编订了徽序号与弦序号。有了徽序号、弦序号以及双手动作称呼，琴乐演奏过程就可讲说，进而记为文字，形成琴谱；琴谱从最初的冗长叙述演变为“减字谱”而得到提炼。历代琴人师承或创作所积累的大量琴曲就通过传谱、打谱而保证传承，建立起稳定的琴乐教习体制。这样，传统乐教的人格守护教化功能就在“士”阶层的琴乐教习活动中细水绵延，从未断流。
然而，音乐文化生活在社会大面上同时还以其他方式存在。不仅有郑卫之音在地层百姓中流传，各民族民间有伴随舞蹈的器乐表演活动，而且在某些民族的统治集团中还有在饮宴时听乐观舞的文化习俗。最突出的历史事件是东晋时期西域各国（所谓“五胡十六国”）在征战中对源自民间的乐奴、乐器、乐曲的虏掠占有、争夺享用。这笔客观的文化财富最后集中于北朝（北魏、北齐、北周）而为隋唐所继承，在唐代宫廷中以十部伎与教坊的体制保存下来。以“燕乐二十八调”概括称呼的大量旋律（曲牌）就以压倒的优势与传统乐教转型而成的琴乐并存。
北宋建朝，那些从唐与五代宫廷流散的音乐、舞蹈、杂剧、武术表演转变为文化商品，存活在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宽松的文化政策让公众的娱乐活动时段得以延长到每日深夜，勾栏瓦肆提供了文化表演的宽敞空间，各种表演以精湛的技艺满足市民公众的娱乐需求。文化商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稀薄让佛教宣传顺利填补空白，尤其在每年七月初七到七月十五这节日（上元节）期间，新型杂居《目连救母》连台演出，盛况空前。在杂居中，“燕乐二十八调”曲牌以其不减当年的艺术魅力继续得到传播。 靖康之变毁坏了汴梁茂盛的文化商品运作，逃亡的杂居班社栖身于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隅）的民间祭祀活动中，逃亡的文人在河东开创的剧本写作中找到了生计。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城北），“士”阶层大批成员在政治上无路可寻，乃纷纷投身于剧本写作，文人在创作剧本时照例会把儒家或道家的意识灌注其中。剧本创新支撑了杂剧表演。新型杂剧作为综合多种艺术门类的舞台表演体裁的崭新的文化商品样式充实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戏曲正式形成。各地观众的热烈期待使新兴的戏曲体裁在各地得到移植，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多样化品种，在中华大地迅速繁衍，逐渐成为各地市民公众主要的商品化文化娱乐样式。戏曲所选用的“燕乐二十八调”曲牌也逐渐成为各地民众熟悉的音乐要素。清代编成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辑录了曾被选用的曲牌。
当今我们所继承的本土音乐文化遗产大体呈现为如下格局：转型为琴乐教习的古代乐教遗存；品种繁多各具地域特色的戏曲所吸纳而又演化的燕乐调曲牌；各地戏曲与说唱所吸取的当地民歌曲调；从戏曲或琴乐种分蘖而成的民间器乐表演活动；各少数民族在礼仪、风俗中自古传承的歌唱、舞蹈、器乐表演活动。
面对这片广袤的遗产土壤，我们理应冷静地确认现实，着眼于实践层面，来思考乐教复兴如何可能。思考可从如下视角切入：
（一）实施新乐教的受众，是进入幼儿园与义务教育阶段（从九年制延伸到十二年制）的儿童与少年。这样的基础教育体制是当前面对的现实，现代复兴的乐教活动必须能与现实的教育体制契合。契合可有渐进过程，通过教育实验，从校外（例如少年宫）实验到校内实验，经过反复实验予以修订筛选，转化为正式课程。
（二）要树立正确的乐教理念，制订正确的教化策略。上文表述了对古代乐教理念的一种理解，以及贯穿于“六艺”中多元化跨领域教化策略的一种理解，仅为抛砖，尚待引玉。须聘请专家对乐教理念及其教化策略的理解进行切磋探究，务求贴近历史事实。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分辨，在乐教理念及其教化策略中哪些侧面是有恒定价值而应当坚持的，哪些侧面则因事过境迁而需要修订。
（三）盘点重建乐教可吸取的教育资源，开列清单。卷帙浩繁的十大《集成》已提供清晰的线索，可进而盘点其中可供选用的教育资源，这也正是“集成后”的科研任务中本应包括的项目。
（四）从五大《集成》《琴学集成》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内遴选适于受教育者（幼儿、儿童、少年）主动掌握的旋律音调，并适应地域特异性（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语言）分别推荐给各地区的幼教、普教机构，供自由选用加工。
（五）在琴乐教习的技术手段方面，乐谱④与学具⑤可作若干现代化调整。
（六）从本土音乐文化遗产库存中遴选精品，组织精湛的表演，摄制成欣赏教材。这样的音像教材不仅供幼教、普教使用，也可供各地区各专业的高等院校选用。
（七）编订相应的师范教材，让新乐教充实正式课程的渐进过程得到师资队伍保障。
注释：
①阳爻的图像是“一”，阴爻的图像是“一一”。三爻自下而上并列，可有八种排列样式，形成“八卦”。六爻自下而上并列，可有64种排列样式，形成64种卦象。欧洲哲学家莱布尼兹受这结构方式启发，提出了“二进制记数法”，是现代电脑语词的源头。
②地名阴阳的用法，依据地面跟太阳光照的关系而言。受到阳光照射之地称为“阳”，阳光照射不到之地称为“阴”。就地球北半球而言，在高山南麓之地称为“阳”，在高山北麓之地称为“阴”，在河床北岸之地称为“阳”，在河床南岸之地称为“阴”。
③“乐”内部的不同要素是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相互推演（生律）而建立起来的。无论丝（弦）竹（管）都可以用不同的长度来显示不同的音律，用“度量”操作来观察思考“和”的诸种规范，自较短生较长成为“上生”（五线谱记作“下行”），自较长生较短称为“下生”（五线谱记作“上行”）。贯彻“和而不同”原则的生律程序中的阴阳，又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维度是六律六吕的“阳——阴”相生关系。借用今天的乐理观念来解释律吕，六个阳律组成一个全音音阶，六个阴吕组成另一个全音音阶。在生律程序中，黄钟生林钟是阳律生阴吕，林钟生太簇则是阴吕生阳律。另一维度是“度量”操作中上生下生相反规范的概括。以太一（初始的“1”）为始发长度，既可以按增倍操作施以一系列“上生”，获得“阴仪”长度序列，也可以按等分操作施以一系列“下生”，获得“阳仪”长度序列。这样的相反操作规范，在《吕氏春秋·大乐》篇中概括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④古琴的传统减字谱作为完善的指法序号是必须坚持传承，不可废弃的。但同时应当有明显的音位表述，便于呈现旋律线条，用唱名读谱记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古琴曲集已经把减字谱跟高低音谱号的图像音符结合，为了顺畅结合，减字符号单元采取从左到右横向排列。这一记谱模式，在当今上海琴人的琴乐教习中继续沿用，其优势不仅在于让学习者提高认知记忆效率，而且便于国际交流，让琴乐走向世界。
⑤可向儿童提供“琴面电声学具”。配备现代化音响与电脑技术的“琴面电声教具”可有两种型号。一种供小学生联系，保持传统的触弦、抚琴、弹拨演奏操作样式，但其发声用电声技术扩大音量并延长时值，七条弦的音位设置用电脑控制，可随“琴调”变更。另一种供幼儿练习，让幼儿用手掌触或按各处徽位触点以及龙龈与若干徽间音位触点。音位发声不靠弦振动，完全通过电脑控制电声。在各触点标以汉字称谓，以便与减字谱内的称谓沟通。泛音与按音的操作区别，作如下设计：在第一、二、三、四、五、七徽，泛按只有音色区别，并无音高区别，轻触发出泛音音色，重按发出按音音色；在其余各徽，泛按在音高、音色两方面都有区别，轻触发出泛音的音高音色，重按发出按音的音高音色。若取散音，就拍龙龈部位；若取徽间音位，就拍徽间部位。七条弦的音位设置保持“正调”式样，不要求灵活变化。
参考文献：
[1][2][5][7]雷永强.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J].前沿，2011，（16）.
[3][4][6]黎敏.基于乐教传统谈古琴在当代美育完型中的立美重建[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4，（02）.
[8]周凯模.中国本土“乐教哲学与民间“乐教”传承——兼议古代多元化教育思想的当代续接[J].中国音乐学，2012，（03）.
关键词：乐教现代复兴 民族文化自觉 古琴
在中华大地上，引进西学曾是20世纪的思想主潮。自从19世纪后半以来，痛感民族生存危机。为了民族不遭灭绝，喊出了“师夷以制夷”，乃有洋务、维新、学堂、乐歌、新文化运动、留学热潮……为民族生存而抗争，普遍试行西学为用，甚至主张西学为体。
20世纪80年代起，以“改革开放”为号角，在更高视角下、更深程度上、更广规模内，继续引进西学。在引进西学已成为现实的同时，传统文化复甦的诉求悄然兴起，听到了“乐教现代复兴”的呼声，看到了“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设立。90年代，随着联合国号召“文化遗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受到关注，传统复甦在“保护遗产”的新旗帜下挺起了腰杆。
“非遗”的“非”，究竟“是”什么？其一是各民族作为生产主体的能动创造活动样式及其能力；其二是精神生产的物态产品的现实存在。这“一内一外”都要受到呵护。呵护背后的潜台词又是什么？是逾越西限。全面超越西学，那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可是以“遗产出新”的名义在某些星星点点之处逾越西学思维的局限，却不仅可能，而且必需。
这样，在新世纪的征程中，我们就不仅有了积攒百年的“民族争生存”意识，而且也重新树立起“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乐教复兴是否可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前提出的。我们首先要问：乐教的理念是什么？乐教的理念，可以从“动机论、智能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1]四个视角来描述。
就动机而言，乐教要求“广其志意”[2]。“广志”贵在“志清”[3]，以“志清”为规范而“先立志”。《虞书》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已勾勒出乐教活动由内及外的主体自我建构程序：
志——言——歌——声——律
在这样的自我构建完整程序中，每个人能凭志了悟人生与生命，体味理想与道义。“立志、尚志、励志是动机的起点、行为的起点，也是乐教的起点”[4]。
就智能而言，乐教要求“博学于文”[5]。实践行为见闻领域的“博”是前提，而承习内容的技能性动力状态则力求达到“文”的会集众彩以成锦绣的精湛水平。
就方法而言，乐教要求三“易”：一为“不易”，把握常道，规律的普遍性；二为“简易”，以简驭繁，深入浅出；三为“变易”[6]，生生不息，举一反三。一句话，把握道的普遍规律要深入浅出，简明性与灵活性并重。
就价值而言，乐教所树立的“成人”目标是“良善成德”[7]。善指人道，在人际关系方面体现“成仁”，实现人际和谐；德指天道，在运用自然界的规律方面能达到自如自由，以造福社会。
礼与乐作为“六艺”统领，相依互补，一阴一阳体现了“道”；礼由阴作，隐藏在义理深处，乐由阳来，彰显在视听明处。阴阳和而万物得。
“阴阳”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不同的理解。例如《易经》用阳爻、阴爻符号基元构成卦象①。又如不少地名，或用“阳”，或用“阴”②。在“六艺”领域内，上述“礼”与“乐”的相互关系理解为“阴阳互补”，是“乐”的对外关系，而在“乐”内部，还另有“阴阳互补”③。
“六艺”在礼乐统领下贯穿着多元化跨领域的教化策略。人们熟知，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习礼而知荣辱；习乐而知通达；习武艺而知君子风范；习驾驭而知韬智谋略；习书画而知修身养性；习数理而通宇宙精微之序”[8]。
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专业分工，片段割裂，囿于狭隘眼界，缺乏整体意识，乐教理念的多元化跨领域教化策略恰似一剂良药。以“天人合一”为旨归，追求身心和谐，追求社会群体和谐，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一宗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
回顾传统乐教的历史演变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原初的意义与功能是通神、祭神、娱神；周代建立礼乐制度，声音之道与政通，审乐以知政，乐教承担着社会人伦建设的功能；经过汉代“礼失求诸野”，琴乐成为乐教的主要载体，其政治职能已弱化，而“治心”功能居于主导，琴乐提升其审美品格，鲜活地栖存于“士”阶层的日常生活中。
“士”阶层跨越千年的琴学建设，在器物制作改进方面与演奏技法掌握方面都有工艺学的细化成长。在触弦抚琴的位置选取方面确认了徽位，在各弦散声的总体布局方面设立了琴调。由操作到语词，编订了徽序号与弦序号。有了徽序号、弦序号以及双手动作称呼，琴乐演奏过程就可讲说，进而记为文字，形成琴谱；琴谱从最初的冗长叙述演变为“减字谱”而得到提炼。历代琴人师承或创作所积累的大量琴曲就通过传谱、打谱而保证传承，建立起稳定的琴乐教习体制。这样，传统乐教的人格守护教化功能就在“士”阶层的琴乐教习活动中细水绵延，从未断流。
然而，音乐文化生活在社会大面上同时还以其他方式存在。不仅有郑卫之音在地层百姓中流传，各民族民间有伴随舞蹈的器乐表演活动，而且在某些民族的统治集团中还有在饮宴时听乐观舞的文化习俗。最突出的历史事件是东晋时期西域各国（所谓“五胡十六国”）在征战中对源自民间的乐奴、乐器、乐曲的虏掠占有、争夺享用。这笔客观的文化财富最后集中于北朝（北魏、北齐、北周）而为隋唐所继承，在唐代宫廷中以十部伎与教坊的体制保存下来。以“燕乐二十八调”概括称呼的大量旋律（曲牌）就以压倒的优势与传统乐教转型而成的琴乐并存。
北宋建朝，那些从唐与五代宫廷流散的音乐、舞蹈、杂剧、武术表演转变为文化商品，存活在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宽松的文化政策让公众的娱乐活动时段得以延长到每日深夜，勾栏瓦肆提供了文化表演的宽敞空间，各种表演以精湛的技艺满足市民公众的娱乐需求。文化商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稀薄让佛教宣传顺利填补空白，尤其在每年七月初七到七月十五这节日（上元节）期间，新型杂居《目连救母》连台演出，盛况空前。在杂居中，“燕乐二十八调”曲牌以其不减当年的艺术魅力继续得到传播。 靖康之变毁坏了汴梁茂盛的文化商品运作，逃亡的杂居班社栖身于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隅）的民间祭祀活动中，逃亡的文人在河东开创的剧本写作中找到了生计。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城北），“士”阶层大批成员在政治上无路可寻，乃纷纷投身于剧本写作，文人在创作剧本时照例会把儒家或道家的意识灌注其中。剧本创新支撑了杂剧表演。新型杂剧作为综合多种艺术门类的舞台表演体裁的崭新的文化商品样式充实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戏曲正式形成。各地观众的热烈期待使新兴的戏曲体裁在各地得到移植，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多样化品种，在中华大地迅速繁衍，逐渐成为各地市民公众主要的商品化文化娱乐样式。戏曲所选用的“燕乐二十八调”曲牌也逐渐成为各地民众熟悉的音乐要素。清代编成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辑录了曾被选用的曲牌。
当今我们所继承的本土音乐文化遗产大体呈现为如下格局：转型为琴乐教习的古代乐教遗存；品种繁多各具地域特色的戏曲所吸纳而又演化的燕乐调曲牌；各地戏曲与说唱所吸取的当地民歌曲调；从戏曲或琴乐种分蘖而成的民间器乐表演活动；各少数民族在礼仪、风俗中自古传承的歌唱、舞蹈、器乐表演活动。
面对这片广袤的遗产土壤，我们理应冷静地确认现实，着眼于实践层面，来思考乐教复兴如何可能。思考可从如下视角切入：
（一）实施新乐教的受众，是进入幼儿园与义务教育阶段（从九年制延伸到十二年制）的儿童与少年。这样的基础教育体制是当前面对的现实，现代复兴的乐教活动必须能与现实的教育体制契合。契合可有渐进过程，通过教育实验，从校外（例如少年宫）实验到校内实验，经过反复实验予以修订筛选，转化为正式课程。
（二）要树立正确的乐教理念，制订正确的教化策略。上文表述了对古代乐教理念的一种理解，以及贯穿于“六艺”中多元化跨领域教化策略的一种理解，仅为抛砖，尚待引玉。须聘请专家对乐教理念及其教化策略的理解进行切磋探究，务求贴近历史事实。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分辨，在乐教理念及其教化策略中哪些侧面是有恒定价值而应当坚持的，哪些侧面则因事过境迁而需要修订。
（三）盘点重建乐教可吸取的教育资源，开列清单。卷帙浩繁的十大《集成》已提供清晰的线索，可进而盘点其中可供选用的教育资源，这也正是“集成后”的科研任务中本应包括的项目。
（四）从五大《集成》《琴学集成》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内遴选适于受教育者（幼儿、儿童、少年）主动掌握的旋律音调，并适应地域特异性（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语言）分别推荐给各地区的幼教、普教机构，供自由选用加工。
（五）在琴乐教习的技术手段方面，乐谱④与学具⑤可作若干现代化调整。
（六）从本土音乐文化遗产库存中遴选精品，组织精湛的表演，摄制成欣赏教材。这样的音像教材不仅供幼教、普教使用，也可供各地区各专业的高等院校选用。
（七）编订相应的师范教材，让新乐教充实正式课程的渐进过程得到师资队伍保障。
注释：
①阳爻的图像是“一”，阴爻的图像是“一一”。三爻自下而上并列，可有八种排列样式，形成“八卦”。六爻自下而上并列，可有64种排列样式，形成64种卦象。欧洲哲学家莱布尼兹受这结构方式启发，提出了“二进制记数法”，是现代电脑语词的源头。
②地名阴阳的用法，依据地面跟太阳光照的关系而言。受到阳光照射之地称为“阳”，阳光照射不到之地称为“阴”。就地球北半球而言，在高山南麓之地称为“阳”，在高山北麓之地称为“阴”，在河床北岸之地称为“阳”，在河床南岸之地称为“阴”。
③“乐”内部的不同要素是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相互推演（生律）而建立起来的。无论丝（弦）竹（管）都可以用不同的长度来显示不同的音律，用“度量”操作来观察思考“和”的诸种规范，自较短生较长成为“上生”（五线谱记作“下行”），自较长生较短称为“下生”（五线谱记作“上行”）。贯彻“和而不同”原则的生律程序中的阴阳，又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维度是六律六吕的“阳——阴”相生关系。借用今天的乐理观念来解释律吕，六个阳律组成一个全音音阶，六个阴吕组成另一个全音音阶。在生律程序中，黄钟生林钟是阳律生阴吕，林钟生太簇则是阴吕生阳律。另一维度是“度量”操作中上生下生相反规范的概括。以太一（初始的“1”）为始发长度，既可以按增倍操作施以一系列“上生”，获得“阴仪”长度序列，也可以按等分操作施以一系列“下生”，获得“阳仪”长度序列。这样的相反操作规范，在《吕氏春秋·大乐》篇中概括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④古琴的传统减字谱作为完善的指法序号是必须坚持传承，不可废弃的。但同时应当有明显的音位表述，便于呈现旋律线条，用唱名读谱记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古琴曲集已经把减字谱跟高低音谱号的图像音符结合，为了顺畅结合，减字符号单元采取从左到右横向排列。这一记谱模式，在当今上海琴人的琴乐教习中继续沿用，其优势不仅在于让学习者提高认知记忆效率，而且便于国际交流，让琴乐走向世界。
⑤可向儿童提供“琴面电声学具”。配备现代化音响与电脑技术的“琴面电声教具”可有两种型号。一种供小学生联系，保持传统的触弦、抚琴、弹拨演奏操作样式，但其发声用电声技术扩大音量并延长时值，七条弦的音位设置用电脑控制，可随“琴调”变更。另一种供幼儿练习，让幼儿用手掌触或按各处徽位触点以及龙龈与若干徽间音位触点。音位发声不靠弦振动，完全通过电脑控制电声。在各触点标以汉字称谓，以便与减字谱内的称谓沟通。泛音与按音的操作区别，作如下设计：在第一、二、三、四、五、七徽，泛按只有音色区别，并无音高区别，轻触发出泛音音色，重按发出按音音色；在其余各徽，泛按在音高、音色两方面都有区别，轻触发出泛音的音高音色，重按发出按音的音高音色。若取散音，就拍龙龈部位；若取徽间音位，就拍徽间部位。七条弦的音位设置保持“正调”式样，不要求灵活变化。
参考文献：
[1][2][5][7]雷永强.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J].前沿，2011，（16）.
[3][4][6]黎敏.基于乐教传统谈古琴在当代美育完型中的立美重建[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4，（02）.
[8]周凯模.中国本土“乐教哲学与民间“乐教”传承——兼议古代多元化教育思想的当代续接[J].中国音乐学，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