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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孩子在装着空调和饮水机的教室中玩闹嬉戏时，那些身处战火中的儿童只能在一片废墟掩映下的教室里写字。子弹随时会穿过那面充满弹孔的墙，手持枪械的士兵随时可能降临。
那些迷失于子弹和黑板之间的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找到自我，最终达到内心的平和。而过了多年以后，那些即使没有子弹困扰的国家，在贫穷的泥淖中，依然难以跨越其中的鸿沟。
笔比剑锋
2009年，当12岁的马拉拉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乌尔都语网站撰写博客时，她并未想到五年之后会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那一年，正是塔利班的势力横扫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之时。她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塔利班不许女童接受教育、班级里敢来上课的女孩越来越少、男孩被洗脑接受恐怖主义教育、日复一日的恐怖袭击与轰炸。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古尔·玛凯，那是当地很多民间传说中女英雄的名字。
她曾在文中这样描述当时女孩的受教育情况：“有一天，苏菲·穆罕默德在狱中宣布，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即便在专为女性设置的伊斯兰学校都不行。他说：‘如果有人能举证伊斯兰教曾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允许兴建女子伊斯兰学校，他们可以过来在我的胡子上小便。’于是，电台毛拉把目标瞄准学校。塔利班说他们利用广播来传播可兰经的教义，但是他们的首领在短暂的传播可兰经教义后却巧妙地转向了威胁他们的对手。关于战斗、活动和谋杀的公告经常出现在广播内容中。今天课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直升机在天上飞。”
而在BBC的博客连载结束后，马拉拉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纪录片拍摄，并在公开集会上谴责塔利班的教育政策。由此，稚嫩的她逐渐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成为巴基斯坦为儿童争取教育的代表人物。2010年，13岁的马拉拉被国际儿童和平奖提名，2011年又获得了巴基斯坦的首届国家青年和平奖。这些声望为她带来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危险。
2012年10月，在放学的途中，马拉拉遭遇恐怖分子的暗杀。恐怖分子问“谁是马拉拉”，同行的女孩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她，于是她的头部被无情地开了两枪。
“子弹穿过我的额头，没有打中大脑……后来医生用锯子从我的头颅左上方移除了8×10厘米大小的头盖骨，让我肿胀的大脑获得一定的空间。然后，他在我的腹部左侧皮下组织处切开一个洞，把锯下来的头盖骨暂时先保存在这里面。接着，因为担心肿胀会影响到我的呼吸，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把脑部的血栓移除，再将肩胛骨上的子弹取出。在这一切过程结束后，他们帮我接上呼吸器。整个手术耗时近四小时。”在自传《我是马拉拉》一书中，这个女孩写下受伤之后救治的细节。
在整本书中，马拉拉始终以不卑不亢的语气讲述自己过往的经历。这个少女超越自身年龄和性别的勇气来自于一个人，就是她的父亲——齐亚丁。
马拉拉出生于巴基斯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亚丁开办了几所学校并担任校长。在塔利班武装于2009年下令所有女孩不准上学时，齐亚丁依然鼓励身边的女孩儿继续上学。而在马拉拉小时候，父亲就向她讲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深受印度人爱戴的特蕾莎修女等人的故事。也正是由于父亲的鼓励，她学会在教育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呼喊。
在马拉拉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而她也在竭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因为她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巴基斯坦孩子都能像她一样幸运。
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巴基斯坦的失学儿童人数位居世界第二，至少有500余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女童，青年文盲率触目惊心。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城乡和各省之间很不平衡，不少欠发达的地区学校数量极少，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一些家庭没钱送孩子去上正规学校，便将孩子送去免费的宗教学校。缺乏辨别能力的孩子们在那里很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蛊惑，成为新一代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记者杨迅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总结巴基斯坦深陷战争泥潭的原因：“驻外两年来，我走遍了巴基斯坦主要地区，其中不乏危险偏僻之地，深深感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动荡，除了积重难返的历史和教派因素，孩子们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的蛊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课本和笔才是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就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做演讲时这样说。但她的另一句话似乎更有力：如果一代人没有拿过笔，就会接受恐怖分子递过的枪。
这是一个少女经过战争洗礼后的深刻感悟。但在另一个曾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柬埔寨，纵然它已进入和平时代，教育，仍是它难以言说的伤痛。
“漂亮姐姐，给个糖果”
吴哥窟留在许多中国游客记忆中的，除了叹为观止的景色，还有景区那些沿路伸手乞讨的孩子。
在一名去过柬埔寨的中国游客的游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述：“临行前，有朋友提醒我给当地的孩子带些糖果，我不以为意，还笑言当地的孩子哪儿敢吃我给的糖果，他们肯定怕我是坏人。可落地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看着柬埔寨的孩子，只怕我带一行李箱的糖果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有无数的孩子把你团团围住要糖果，你会在第一个景点发光糖果，然后还有下一个景点……”
“漂亮姐姐，给个糖果”，这也许是他们唯一会说的中国话。年龄小的孩子向游客讨要糖果。而年龄大点的孩子，则会提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各种纪念品和小玩意儿，大声用粤语、韩语、日语等各种语言重复着“一美元”，向游客兜售着手中的商品。即使游客们坐上了车，他们仍然在窗边卖力地叫着。这些孩子乌黑的眼睛里，拥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精明。据说这些孩子是上学的，只是他们都是半天的课，所以大家轮流上课，轮流兜售，兜售路线也是分工了的。
离1998年柬埔寨内战结束，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柬埔寨儿童却无法走上生活的正轨。这场内战开始于1970年，曾以佛教“慈悲为怀”为念、与世无争的柬埔寨人民，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战争所带来的后遗症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贫穷。内战过去四年后的2002年，柬埔寨的人均购买力GDP才与1970年持平。战争，让这个国家白白浪费了32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如今的柬埔寨1400多万人口中仍有约7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
而对于柬埔寨的儿童来说，上学这个基本的权利却难以得到保障。柬埔寨虽然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但因为经费困难，并不强制。据柬埔寨官方的统计，2014年柬埔寨共有2772所幼儿园，138038名入园儿童；6476所小学，学生人数2326152名。1321所中学，学生人数898594名。而大学却只有63所，学生人数11万余人。1400多万的总人口，却有230多万的在校小学生，数字之巨让人震惊。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柬埔寨的超龄入学情况严重，毛录取率达125%。而这也导致了日后的高退学率。柬埔寨是东亚地区辍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7～14岁儿童被雇佣，其中31万柬埔寨儿童正在从事最艰苦的童工工作。
贫困，只是许多父母逼迫孩子从小赚钱养家的原因之一。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这些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父母，自身就是文盲，根本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但不努力帮助自己的下一代上学，甚至缺乏基本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教育往往采取的是暴力方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柬埔寨副代表Edith Heines曾说：“柬埔寨儿童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教育资源的匮乏。”贫困造成教育匮乏，而教育匮乏又加剧了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柬埔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需要改变的不止是孩子父母的心态。在柬埔寨长期从事儿童慈善事业的Ngauv Chhiv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柬埔寨每年从国际社会得到数以亿美元计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多流向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真正走向教育领域。”执政者也需要更开放的视野。
去西哈努克市旅游的中国游客，如今也许能看到政府贴在树干上的《告游客书》：“欢迎来到美丽的西哈努克市，当你遇到当地儿童向你乞讨时，请不要施舍，因为政府已经给这些儿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救助和免费的义务教育，你的好意可能会让这些儿童觉得这种得到理所当然，也使他们的家长更加不负责任，从而贻误这些孩子的一生。”
我们当然不愿听到“漂亮姐姐，给个糖果”这样蹩脚的中国话从一个柬埔寨孩子的口中说出。我们只愿看到，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这些孩子始终绽放着最纯净的笑容。
不管是仍处于战火中的孩子，或是饱受战争贻害的一代代新生儿，他们都渴望着坐在明亮而安静的教室中，手握一支笔，眼睛共同望向黑板所在的方向。
在子弹与黑板之间，他们不知道要跨越多大的距离。
那些迷失于子弹和黑板之间的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找到自我，最终达到内心的平和。而过了多年以后，那些即使没有子弹困扰的国家，在贫穷的泥淖中，依然难以跨越其中的鸿沟。
笔比剑锋
2009年，当12岁的马拉拉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乌尔都语网站撰写博客时，她并未想到五年之后会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那一年，正是塔利班的势力横扫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之时。她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塔利班不许女童接受教育、班级里敢来上课的女孩越来越少、男孩被洗脑接受恐怖主义教育、日复一日的恐怖袭击与轰炸。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古尔·玛凯，那是当地很多民间传说中女英雄的名字。
她曾在文中这样描述当时女孩的受教育情况：“有一天，苏菲·穆罕默德在狱中宣布，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即便在专为女性设置的伊斯兰学校都不行。他说：‘如果有人能举证伊斯兰教曾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允许兴建女子伊斯兰学校，他们可以过来在我的胡子上小便。’于是，电台毛拉把目标瞄准学校。塔利班说他们利用广播来传播可兰经的教义，但是他们的首领在短暂的传播可兰经教义后却巧妙地转向了威胁他们的对手。关于战斗、活动和谋杀的公告经常出现在广播内容中。今天课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直升机在天上飞。”
而在BBC的博客连载结束后，马拉拉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纪录片拍摄，并在公开集会上谴责塔利班的教育政策。由此，稚嫩的她逐渐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成为巴基斯坦为儿童争取教育的代表人物。2010年，13岁的马拉拉被国际儿童和平奖提名，2011年又获得了巴基斯坦的首届国家青年和平奖。这些声望为她带来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危险。
2012年10月，在放学的途中，马拉拉遭遇恐怖分子的暗杀。恐怖分子问“谁是马拉拉”，同行的女孩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她，于是她的头部被无情地开了两枪。
“子弹穿过我的额头，没有打中大脑……后来医生用锯子从我的头颅左上方移除了8×10厘米大小的头盖骨，让我肿胀的大脑获得一定的空间。然后，他在我的腹部左侧皮下组织处切开一个洞，把锯下来的头盖骨暂时先保存在这里面。接着，因为担心肿胀会影响到我的呼吸，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把脑部的血栓移除，再将肩胛骨上的子弹取出。在这一切过程结束后，他们帮我接上呼吸器。整个手术耗时近四小时。”在自传《我是马拉拉》一书中，这个女孩写下受伤之后救治的细节。
在整本书中，马拉拉始终以不卑不亢的语气讲述自己过往的经历。这个少女超越自身年龄和性别的勇气来自于一个人，就是她的父亲——齐亚丁。
马拉拉出生于巴基斯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亚丁开办了几所学校并担任校长。在塔利班武装于2009年下令所有女孩不准上学时，齐亚丁依然鼓励身边的女孩儿继续上学。而在马拉拉小时候，父亲就向她讲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深受印度人爱戴的特蕾莎修女等人的故事。也正是由于父亲的鼓励，她学会在教育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呼喊。
在马拉拉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而她也在竭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因为她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巴基斯坦孩子都能像她一样幸运。
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巴基斯坦的失学儿童人数位居世界第二，至少有500余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女童，青年文盲率触目惊心。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城乡和各省之间很不平衡，不少欠发达的地区学校数量极少，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一些家庭没钱送孩子去上正规学校，便将孩子送去免费的宗教学校。缺乏辨别能力的孩子们在那里很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蛊惑，成为新一代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记者杨迅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总结巴基斯坦深陷战争泥潭的原因：“驻外两年来，我走遍了巴基斯坦主要地区，其中不乏危险偏僻之地，深深感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动荡，除了积重难返的历史和教派因素，孩子们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的蛊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课本和笔才是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就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做演讲时这样说。但她的另一句话似乎更有力：如果一代人没有拿过笔，就会接受恐怖分子递过的枪。
这是一个少女经过战争洗礼后的深刻感悟。但在另一个曾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柬埔寨，纵然它已进入和平时代，教育，仍是它难以言说的伤痛。
“漂亮姐姐，给个糖果”
吴哥窟留在许多中国游客记忆中的，除了叹为观止的景色，还有景区那些沿路伸手乞讨的孩子。
在一名去过柬埔寨的中国游客的游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述：“临行前，有朋友提醒我给当地的孩子带些糖果，我不以为意，还笑言当地的孩子哪儿敢吃我给的糖果，他们肯定怕我是坏人。可落地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看着柬埔寨的孩子，只怕我带一行李箱的糖果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有无数的孩子把你团团围住要糖果，你会在第一个景点发光糖果，然后还有下一个景点……”
“漂亮姐姐，给个糖果”，这也许是他们唯一会说的中国话。年龄小的孩子向游客讨要糖果。而年龄大点的孩子，则会提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各种纪念品和小玩意儿，大声用粤语、韩语、日语等各种语言重复着“一美元”，向游客兜售着手中的商品。即使游客们坐上了车，他们仍然在窗边卖力地叫着。这些孩子乌黑的眼睛里，拥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精明。据说这些孩子是上学的，只是他们都是半天的课，所以大家轮流上课，轮流兜售，兜售路线也是分工了的。
离1998年柬埔寨内战结束，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柬埔寨儿童却无法走上生活的正轨。这场内战开始于1970年，曾以佛教“慈悲为怀”为念、与世无争的柬埔寨人民，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战争所带来的后遗症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贫穷。内战过去四年后的2002年，柬埔寨的人均购买力GDP才与1970年持平。战争，让这个国家白白浪费了32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如今的柬埔寨1400多万人口中仍有约7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
而对于柬埔寨的儿童来说，上学这个基本的权利却难以得到保障。柬埔寨虽然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但因为经费困难，并不强制。据柬埔寨官方的统计，2014年柬埔寨共有2772所幼儿园，138038名入园儿童；6476所小学，学生人数2326152名。1321所中学，学生人数898594名。而大学却只有63所，学生人数11万余人。1400多万的总人口，却有230多万的在校小学生，数字之巨让人震惊。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柬埔寨的超龄入学情况严重，毛录取率达125%。而这也导致了日后的高退学率。柬埔寨是东亚地区辍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7～14岁儿童被雇佣，其中31万柬埔寨儿童正在从事最艰苦的童工工作。
贫困，只是许多父母逼迫孩子从小赚钱养家的原因之一。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这些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父母，自身就是文盲，根本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但不努力帮助自己的下一代上学，甚至缺乏基本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教育往往采取的是暴力方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柬埔寨副代表Edith Heines曾说：“柬埔寨儿童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教育资源的匮乏。”贫困造成教育匮乏，而教育匮乏又加剧了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柬埔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需要改变的不止是孩子父母的心态。在柬埔寨长期从事儿童慈善事业的Ngauv Chhiv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柬埔寨每年从国际社会得到数以亿美元计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多流向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真正走向教育领域。”执政者也需要更开放的视野。
去西哈努克市旅游的中国游客，如今也许能看到政府贴在树干上的《告游客书》：“欢迎来到美丽的西哈努克市，当你遇到当地儿童向你乞讨时，请不要施舍，因为政府已经给这些儿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救助和免费的义务教育，你的好意可能会让这些儿童觉得这种得到理所当然，也使他们的家长更加不负责任，从而贻误这些孩子的一生。”
我们当然不愿听到“漂亮姐姐，给个糖果”这样蹩脚的中国话从一个柬埔寨孩子的口中说出。我们只愿看到，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这些孩子始终绽放着最纯净的笑容。
不管是仍处于战火中的孩子，或是饱受战争贻害的一代代新生儿，他们都渴望着坐在明亮而安静的教室中，手握一支笔，眼睛共同望向黑板所在的方向。
在子弹与黑板之间，他们不知道要跨越多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