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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你们究竟是怎么看的?”这本该是王浩(化名)应约记者采访给出回答的话题,这位南方某地国资平台公司负责人却在开场出人意料地反问。其后,他稍显尴尬地摇了摇头,透露自己所在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还没有大的动作,甚至不知道该从何抓起”。而这,距离该省出台国资国资改革方案,已经过去10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趴着不动?他告诉记者,自己遇到了“三难”。第一个是不愿为,得益于国企特有的融资优势及市场准入保护,从现在公司账面上看经营得还算不错,并不差钱,所以通过股权融资的需求并不强烈。这也意味着,除非倒逼情形出现,否则混改缺乏驱动力。其次是不能为,“现在地方国企仍然受体制机制约束明显。比方像我们,只能根据政府制定的要求操作。体制和机制是完全深度捆绑起来的,企业很难突破这种约束,真正按照市场化要求去运作”。
不敢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透露,此前的“经验”表明,很多一时看起来很好的改革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也有可能会曝露一些严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轻易往前走?弄得不好,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
从既往的国企改革来看,地方国企改革是走在中央企业前面的,现在地方能改的国企基本都改了。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很多地方相继发布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细则,在落实速度上更是前超央企一大步。王浩所在的城市改革更超前一些,经历过此前多轮的国资国企改革后,剩下来的都是些“骨头”了。“好的企业上市和差的企业上市,投资者对它们的态度是截然不一样的。”他说,缺乏效益驱动是影响民营资本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好的资产民资会抢着要,但差的就乏人问津了。
对他来说,眼下让人挠头的是另一个难题。“按照上面的要求,我们愿意拿出一些资源跟社会资本合作,但对方靠不靠谱?怎么控制混合后的风险?”他透露,自己就了解到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国资参股了大约10%,早先效益不错的时候,“人家想让你退出来,如今发展不好的时候,他又在动脑筋想让你搁里头”。“如果民企有好的项目,国资要投的话,就要话语权,原则上要控股,因为不控股不好管理,等于你出钱给人家玩,这是一个矛盾,也是国情。”
“说实话,现在真正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多,国企怎么敢乱投资呢?”王浩觉得,国家虽然鼓励参与民营项目,但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适合,不是说拿点什么专利就把前景的泡泡吹得很大,得要货真价实、有实力,要进行效益预估,要是真正的民营企业才行,这样国企才可以参与。毕竟,国企也是有风险控制机制的,没有风控是不行的。
不仅如此,现在很多民企的第一桶金,还是有争议的。“由于反腐败不断深入,部分民营企业老板是不是有问题,陷得有多深,最终还是要經受检验的。这肯定让我们在引入民资时多了不少忧虑。”他说。
国资国企改革,不少地方眼睛盯着央企,但地方的情况又不同于央企。比如像王浩所在的公司,旗下就有不少公益性项目为主业的国企,这块究竟怎么改?一条出路是,可以作为PPP项目里的试点。相关概念尽管提出已经有很多年,在国外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中国这几年也开始火起来,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再比如资产证券化,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是当前地方国企改革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做法之一,但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效果更好,借壳还是IPO、挂牌新三板好?“很多改革经验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放一段时间去看,又会出问题。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要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当大。”他说。
还有让国企高管普遍敏感的限薪问题。王浩坦言,目前考核和薪酬还是挂钩的,否则无所依据。“限薪是国家行为,国企改革要从新常态的大局出发,在国家体制的规则下运行,怎样运行得更好,这是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作为个体,还是要服从新常态;新常态下大家都这样了,你难道不遵守么?”
未来国资平台完成使命,如何面向市场?“这要看政府对国资平台怎样重新定位了,国资平台无法自己决定命运。”他说。
为什么趴着不动?他告诉记者,自己遇到了“三难”。第一个是不愿为,得益于国企特有的融资优势及市场准入保护,从现在公司账面上看经营得还算不错,并不差钱,所以通过股权融资的需求并不强烈。这也意味着,除非倒逼情形出现,否则混改缺乏驱动力。其次是不能为,“现在地方国企仍然受体制机制约束明显。比方像我们,只能根据政府制定的要求操作。体制和机制是完全深度捆绑起来的,企业很难突破这种约束,真正按照市场化要求去运作”。
不敢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透露,此前的“经验”表明,很多一时看起来很好的改革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也有可能会曝露一些严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轻易往前走?弄得不好,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
从既往的国企改革来看,地方国企改革是走在中央企业前面的,现在地方能改的国企基本都改了。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很多地方相继发布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细则,在落实速度上更是前超央企一大步。王浩所在的城市改革更超前一些,经历过此前多轮的国资国企改革后,剩下来的都是些“骨头”了。“好的企业上市和差的企业上市,投资者对它们的态度是截然不一样的。”他说,缺乏效益驱动是影响民营资本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好的资产民资会抢着要,但差的就乏人问津了。
对他来说,眼下让人挠头的是另一个难题。“按照上面的要求,我们愿意拿出一些资源跟社会资本合作,但对方靠不靠谱?怎么控制混合后的风险?”他透露,自己就了解到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国资参股了大约10%,早先效益不错的时候,“人家想让你退出来,如今发展不好的时候,他又在动脑筋想让你搁里头”。“如果民企有好的项目,国资要投的话,就要话语权,原则上要控股,因为不控股不好管理,等于你出钱给人家玩,这是一个矛盾,也是国情。”
“说实话,现在真正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多,国企怎么敢乱投资呢?”王浩觉得,国家虽然鼓励参与民营项目,但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适合,不是说拿点什么专利就把前景的泡泡吹得很大,得要货真价实、有实力,要进行效益预估,要是真正的民营企业才行,这样国企才可以参与。毕竟,国企也是有风险控制机制的,没有风控是不行的。
不仅如此,现在很多民企的第一桶金,还是有争议的。“由于反腐败不断深入,部分民营企业老板是不是有问题,陷得有多深,最终还是要經受检验的。这肯定让我们在引入民资时多了不少忧虑。”他说。
国资国企改革,不少地方眼睛盯着央企,但地方的情况又不同于央企。比如像王浩所在的公司,旗下就有不少公益性项目为主业的国企,这块究竟怎么改?一条出路是,可以作为PPP项目里的试点。相关概念尽管提出已经有很多年,在国外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中国这几年也开始火起来,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再比如资产证券化,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是当前地方国企改革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做法之一,但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效果更好,借壳还是IPO、挂牌新三板好?“很多改革经验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放一段时间去看,又会出问题。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要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当大。”他说。
还有让国企高管普遍敏感的限薪问题。王浩坦言,目前考核和薪酬还是挂钩的,否则无所依据。“限薪是国家行为,国企改革要从新常态的大局出发,在国家体制的规则下运行,怎样运行得更好,这是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作为个体,还是要服从新常态;新常态下大家都这样了,你难道不遵守么?”
未来国资平台完成使命,如何面向市场?“这要看政府对国资平台怎样重新定位了,国资平台无法自己决定命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