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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业风雨飘摇，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却持续吸引着全球银行将大量贷款注入其新兴市场—尽管速度有所放缓。
欧美危机推高亚洲贷款流入
长期以来，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的银行一直是亚洲市场的传统贷款来源。截至2012年底，美国和英国银行贷款总额的20%以上流向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印尼和泰国经济对外资银行的负债较2007年升逾80%。无独有偶，中国2012年对外资银行的负债也较2007年翻番。2012年第三季度，东盟（ASEAN）主要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从欧元区、美国和英国的银行总共获得了大约2万亿美元贷款。
诸多因素促使全球大银行向亚洲贷款。日本和美国银行扩张的早期，向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发放贷款，主要是为双边贸易及国内企业对这些市场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如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银行向周边经济体的大举扩张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特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总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向来是主要拉动因素。银行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全球经济的波动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官僚制度的完善，近年日益成为推动贷款流入亚洲的主要动力。同时，贷款来源国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联储（FED）过去几轮量化宽松期间，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流向全球多个新兴市场的贷款出现骤增现象。
危机以来，亚洲新兴市场的外国贷款流入波动剧烈
众所周知，外资银行的存在会带来所谓的“好处”，比如技术转移和金融行业的深化发展。然而，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银行贷款原本的惊人增长出现中断。这让人猛然认识到，贷款会将发达市场的不利冲击迅速传导至新兴市场。以往，全球银行贷款明显更具韧性，也更能抵御冲击。而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却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克莱森斯（Claessens）和范奥伦（van Horen）于2012研究了2005～2009年期间118个国家的3615家银行（其中1198家为外资银行），并找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2009年外资银行减少贷款的幅度大于内资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WEO （2012））中预测，欧盟（EU）银行在未来两年的去杠杆化规模将达到2.6万亿美元。
亚洲一些国家也报告了类似趋势。由于需要增加资本和缓解筹资压力，欧洲银行一直面临迅速削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巨大压力，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为银行纾困花掉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这迫使银行更多地从事国内贷款，减少海外活动。结果，在这些欧洲银行跨境贷款活动中举借了大量贷款的经济体，就不得不承受银行最近去杠杆化举措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BIS） 2012年3月的报告显示，2011年下半年，境况大不如前的欧洲银行的全球贷款总额下降了15%，其中项目和贸易融资分别减少了39%和23.5%。长期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一直是亚太地区新兴市场贸易和项目融资的主要提供方和承销方。
最近几年，资产价格和全球银行贷款间的相互关联也十分明显。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亚洲各大股市在2009～2010年的回报率，似乎与各国对外资银行的负债呈负相关。一国金融行业对外资银行跨境贷款的敞口越大，国内股市在外部冲击中的损失越严重，2010年发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时就出现了类似情形。同样，在某些亚洲经济体中，外资银行贷款与住房价格的上涨存在显著关联。2005年至2008年下半年，外资银行在东亚的贷款迅速增加，住房价格的上涨也接踵而至。
亚洲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敞口，部分解释了这一地区的贷款流入为何剧烈波动，以及外资银行贷款为何大幅减少。在全球银行贷款中，进一步研究东亚和东南亚的外资银行贷款，会发现贷款总额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为跨境贷款。这与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拉美国家，国际银行的本地贷款远远高于跨境贷款。而在印尼、中国、菲律宾和CLMV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跨境贷款在欧元区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远高于50%。这一比例远高于拉美国家—欧元区银行在主要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贷款中，跨境贷款低于30%。雷曼兄弟破产危机白热化时，2009年第二季度流向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市场的跨境贷款总额同比骤减15%以上。
旨在降低波动性的政策措施成为争论焦点
一些旨在减少外资银行贷款波动性的政策措施，频频成为争论的焦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该地区不同国家银行业的相继崩溃，凸显出监管能力的不足。白驹过隙，10年后的今天，全球的金融监管者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亚洲的地方性和地区性银行不但从全球银行体系大举借入贷款，也向后者输出大量贷款。外国投资者已成为这些银行的主要股东。随着亚洲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友好，地区银行与全球性银行的并购也愈演愈烈。由于这些银行的经营具有跨境特点，本地监管当局对这些银行国内活动的常规监管范围，将不足以评估它们的整体风险敞口。绘制一幅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网络图和一体化程度分析图，比制定措施、提高对该网络的监管能力更为紧迫。因此，监管者之间的地区和全球合作或称“监管者协会”（Colleges of supervisors））在最近几年呈扩大态势。
近来，“子行化”（Subsidiarisation）作为一种“圈护”（ringfence）国内银行业免受外部冲击影响的方式，也吸引了政策制定者浓厚的兴趣。与外资银行的分行不同，子行的资产很容易圈护起来，这一优点导致银行监管者更偏爱主要由子行（而不是分行）构成的银行组织结构。不过，外资银行在某一经济体内的子行化，本身并不一定会减少跨境资本流动，不论是子行与总行和相关银行集团的分行之间，还是与其他银行之间。而且，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于一家处于困境的银行集团，分行和子行是否面对不同的市场状况也不明了。雷曼兄弟遭遇的信心流失同时影响到其分行和子行，导致整个集团土崩瓦解。
全球性银行的活动毫无疑问会影响东道国的整体金融稳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今年开始实施，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需要进行多项监管和监督方面的调整。鉴于银行体系的高度一体化，在这三个不同层面，政策制定、设计和实施应以相互协调的方式展开，从而将效果最大化。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球性银行是眼下亟需的中长期项目融资（比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因此，应避免对银行体系实施过度监管，否则可能会影响外资银行给本国经济带来的益处。
欧美危机推高亚洲贷款流入
长期以来，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的银行一直是亚洲市场的传统贷款来源。截至2012年底，美国和英国银行贷款总额的20%以上流向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印尼和泰国经济对外资银行的负债较2007年升逾80%。无独有偶，中国2012年对外资银行的负债也较2007年翻番。2012年第三季度，东盟（ASEAN）主要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从欧元区、美国和英国的银行总共获得了大约2万亿美元贷款。
诸多因素促使全球大银行向亚洲贷款。日本和美国银行扩张的早期，向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发放贷款，主要是为双边贸易及国内企业对这些市场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如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银行向周边经济体的大举扩张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特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总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向来是主要拉动因素。银行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全球经济的波动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官僚制度的完善，近年日益成为推动贷款流入亚洲的主要动力。同时，贷款来源国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联储（FED）过去几轮量化宽松期间，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流向全球多个新兴市场的贷款出现骤增现象。
危机以来，亚洲新兴市场的外国贷款流入波动剧烈
众所周知，外资银行的存在会带来所谓的“好处”，比如技术转移和金融行业的深化发展。然而，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银行贷款原本的惊人增长出现中断。这让人猛然认识到，贷款会将发达市场的不利冲击迅速传导至新兴市场。以往，全球银行贷款明显更具韧性，也更能抵御冲击。而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却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克莱森斯（Claessens）和范奥伦（van Horen）于2012研究了2005～2009年期间118个国家的3615家银行（其中1198家为外资银行），并找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2009年外资银行减少贷款的幅度大于内资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WEO （2012））中预测，欧盟（EU）银行在未来两年的去杠杆化规模将达到2.6万亿美元。
亚洲一些国家也报告了类似趋势。由于需要增加资本和缓解筹资压力，欧洲银行一直面临迅速削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巨大压力，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为银行纾困花掉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这迫使银行更多地从事国内贷款，减少海外活动。结果，在这些欧洲银行跨境贷款活动中举借了大量贷款的经济体，就不得不承受银行最近去杠杆化举措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BIS） 2012年3月的报告显示，2011年下半年，境况大不如前的欧洲银行的全球贷款总额下降了15%，其中项目和贸易融资分别减少了39%和23.5%。长期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一直是亚太地区新兴市场贸易和项目融资的主要提供方和承销方。
最近几年，资产价格和全球银行贷款间的相互关联也十分明显。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亚洲各大股市在2009～2010年的回报率，似乎与各国对外资银行的负债呈负相关。一国金融行业对外资银行跨境贷款的敞口越大，国内股市在外部冲击中的损失越严重，2010年发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时就出现了类似情形。同样，在某些亚洲经济体中，外资银行贷款与住房价格的上涨存在显著关联。2005年至2008年下半年，外资银行在东亚的贷款迅速增加，住房价格的上涨也接踵而至。
亚洲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敞口，部分解释了这一地区的贷款流入为何剧烈波动，以及外资银行贷款为何大幅减少。在全球银行贷款中，进一步研究东亚和东南亚的外资银行贷款，会发现贷款总额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为跨境贷款。这与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拉美国家，国际银行的本地贷款远远高于跨境贷款。而在印尼、中国、菲律宾和CLMV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跨境贷款在欧元区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远高于50%。这一比例远高于拉美国家—欧元区银行在主要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贷款中，跨境贷款低于30%。雷曼兄弟破产危机白热化时，2009年第二季度流向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市场的跨境贷款总额同比骤减15%以上。
旨在降低波动性的政策措施成为争论焦点
一些旨在减少外资银行贷款波动性的政策措施，频频成为争论的焦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该地区不同国家银行业的相继崩溃，凸显出监管能力的不足。白驹过隙，10年后的今天，全球的金融监管者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亚洲的地方性和地区性银行不但从全球银行体系大举借入贷款，也向后者输出大量贷款。外国投资者已成为这些银行的主要股东。随着亚洲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友好，地区银行与全球性银行的并购也愈演愈烈。由于这些银行的经营具有跨境特点，本地监管当局对这些银行国内活动的常规监管范围，将不足以评估它们的整体风险敞口。绘制一幅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网络图和一体化程度分析图，比制定措施、提高对该网络的监管能力更为紧迫。因此，监管者之间的地区和全球合作或称“监管者协会”（Colleges of supervisors））在最近几年呈扩大态势。
近来，“子行化”（Subsidiarisation）作为一种“圈护”（ringfence）国内银行业免受外部冲击影响的方式，也吸引了政策制定者浓厚的兴趣。与外资银行的分行不同，子行的资产很容易圈护起来，这一优点导致银行监管者更偏爱主要由子行（而不是分行）构成的银行组织结构。不过，外资银行在某一经济体内的子行化，本身并不一定会减少跨境资本流动，不论是子行与总行和相关银行集团的分行之间，还是与其他银行之间。而且，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于一家处于困境的银行集团，分行和子行是否面对不同的市场状况也不明了。雷曼兄弟遭遇的信心流失同时影响到其分行和子行，导致整个集团土崩瓦解。
全球性银行的活动毫无疑问会影响东道国的整体金融稳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今年开始实施，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需要进行多项监管和监督方面的调整。鉴于银行体系的高度一体化，在这三个不同层面，政策制定、设计和实施应以相互协调的方式展开，从而将效果最大化。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球性银行是眼下亟需的中长期项目融资（比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因此，应避免对银行体系实施过度监管，否则可能会影响外资银行给本国经济带来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