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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垂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要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沉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国民意识
彻底祛除“奴性”“看客”的国民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人们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很显然，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官员盘剥太深，民众早已离心，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多么耐人寻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老旧帝国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命门”。
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10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淮党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卫汝贵、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绿营、炼军等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在东北沦陷区，日本只是施以小恩小惠，就成功地笼络了沦陷区的人心。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前方将领卫汝贵妻子给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最大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信仰，最不可忽视的是凝聚起了力量。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它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然而，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历史的伤痕刚刚结痂，今天社会的某些领域、某些人就出现了精神“缺钙”现象，甚至以追求金钱为时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未完，转下期）
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垂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要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沉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国民意识
彻底祛除“奴性”“看客”的国民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人们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很显然，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官员盘剥太深，民众早已离心，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多么耐人寻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老旧帝国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命门”。
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10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淮党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卫汝贵、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绿营、炼军等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在东北沦陷区，日本只是施以小恩小惠，就成功地笼络了沦陷区的人心。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前方将领卫汝贵妻子给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最大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信仰，最不可忽视的是凝聚起了力量。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它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然而，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历史的伤痕刚刚结痂，今天社会的某些领域、某些人就出现了精神“缺钙”现象，甚至以追求金钱为时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未完，转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