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仪式剧源于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是一种以祭祀神灵、祈愿攘邪为目的的戏剧演出。《公保多吉听法》，亦称《米拉日巴劝化记》或《猎人与小鹿》，是一出在安多藏区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藏族仪式剧，表演中有歌有舞、有说有诵，可以说是羌姆与戏剧交融的产物。本文试以德钦寺《听法》为例，探讨和分析短剧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仪式剧;美学;象征;生命形式
　　《公保多吉听法》（以下简称《听法》）讲述的是一个宣扬佛法思想的劝化故事。故事说的是猎人公保多吉在林中猎鹿，鹿在慌忙逃生的途中遇到圣者米拉日巴，便上前求救，米拉日巴即施法教，调伏其于座前。随后猎犬吠而追之，圣者又施法教，劝其收敛追杀之心，亦被调伏于座前。此时，公保多吉赶来，见鹿与猎犬均顺伏于一喇嘛座前，便拔箭向米拉日巴射去，未曾想射出的箭非但没有射中，反而折断了，方悟此人定非凡人。米拉日巴乘机劝化，猎人终于悔悟，放弃了杀生的恶念，皈依了米拉日巴。
　　《听法》自清代以来便流传到青海各大寺院，被称为“米拉日巴羌姆”或“哈羌姆”。青海省同仁县隆务寺是黄南藏戏的诞生地，这里很早以前就演出过仪式剧形式的《听法》。在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德钦寺和同仁县浪加寺，至今仍保留着形式较为完整的安多语藏戏《听法》。无论在表演风格、音乐特色还是舞台美术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内涵。下面，试以德钦寺《听法》为例，探讨和分析短剧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
　　一、虚实结合的艺术风格
　　艺术中美的体现离不开虚幻和写实的统一，亦真亦幻最容易使人发挥无穷的想象，塑造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德钦寺《听法》的整个表演过程除对故事进行必要的加工、提炼、夸张乃至变形的艺术处理外，还加入了部分模仿生活的写实情景，使整个戏剧表演在虚实风格的转换上独具特色。
　　首先，山神、鹿、犬、随从及公保多吉兄弟均头戴面具，造型既夸张又写实，既具象又抽象，多以写意的“忿怒相”体现出降妖伏魔的气魄，具有狞厉、神秘的美学特征。如：山神（单巴）面具，尽管面目和用色均相对温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山神眉毛上挑，略有点圆眸怒瞪的神情，充满威慑力。主人公公保多吉的面具，黑膛大脸，白发须眉，巨目圆睁，给人一种凶悍、望而生畏的感觉。猎犬面具造型极为写实，栩栩如生，从怒似喷火的双眼和猛张的血盆大口中，充分体现出动物的兽性与凶猛之美。
　　其次，温巴顿中舞者韵律化的念诵和圣者“道歌”曲调的吟唱形成强烈的对比。前者是将要发生的故事内容介绍给在场观众，因而力求生活化，并抑扬有致，以解除单调、沉闷之感。后者是为了体现圣者米拉日巴普度众生的梵音，故使用程式化的“道歌”曲调，更符合剧情的需要。然而，无论是连珠念诵还是类型化的唱腔，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现出藏族仪式剧的独特魅力。
　　最后，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和写实的生活情景交相辉映。《听法》中的“鹿舞”表演极具特色。伴随着音乐的加重加快，两只头戴鹿型面具的表演者急促地舞动上场，呈现出惊恐不安的态势。“鹿舞”表演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如“旋转”、“涮腰”、“小跳”等，同时运用模拟写实的情景，如用双角有力地撞击地面，生动地表现出鹿遭受猎人追袭时的痛苦和挣扎。
　　二、人神合一的象征体系
　　《听法》的表演体系仍然限定在仪式的范围之内，整个仪式中又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分支仪式，如：诵经仪式、舞蹈仪式、驱邪仪式、戏剧仪式等[1]，这些仪式都是围绕着向“鬼神祈愿”的基本主题展开的。
　　仪式中的神圣法器体系，一方面是通神的媒介，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之力，另一方面又是古代礼乐文明的体现，其中以“鼓”为首的仪礼已经成为藏族仪式剧的主要伴奏体系，“鼓”既是乐器又是法器，这反映出藏族文化中所渗透的钟鼓礼乐观念：生人与亡灵之间，生人、亡灵与祖先世界之间，都要靠神鼓系统发出的乐音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天神、祖灵、巫祝、魂魄等，也都要靠此类音乐歌舞的符号效应来激发、调动和取悦，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目的。
　　仪式中所佩戴的面具，是原始巫术意识和图腾崇拜的一种物化形式，又是沟通鬼神的重要载体。“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是对这一观点最为直接的表述。在仪式表演中，通常以面具为媒介，把心灵中作为偶像的神佛变为现实中活灵活现的神佛，把佛经的抽象教义变为直观可见的场景和形象，用艺术的形式来反映宗教精神，以弘扬藏传佛教的经典和思想。
　　仪式面具的色彩，也多具有宗教象征意义。如白色象征着纯洁，黑色象征着邪恶，绿色象征着生命，黄色象征着神圣等。在《听法》中，山神面具为白黑两色，采用羊毛和羊皮材料制成，给人亦人亦神的感觉;红色的猎犬面具象征着愤怒、凶恶与最终被驯化的忠诚。面具的色彩表现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主旨都是以佛教思想来教化人多行善积德，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世人向鬼神祈求福祉的美好愿望。
　　三、流转往复的生命形式
　　“生命形式”是艺术对象最高层次的审美。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指出艺术符号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力量，是因为其具有生命的形式[2]。
　　《听法》中所包蕴的“生命形式”是伴随着变幻的舞步而得以充分体现的。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自由灵动的步伐、高低起伏的动势，跳跃回旋的姿态无不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跟随抑扬顿挫的音乐节拍，舞步呈现出快慢缓急的变化，使仪式表演成为一个有机的、充满节奏感的整体。仪式表演的“生命形式”还体现在夸张的面具造型上，线条的流转起伏，色彩的浓重绚丽无疑都昭示着一种生命力的勃发。同时，面具视觉符号中的线条起伏、色彩转换、造型变化等所形成的运动和节奏，使藏面具各视觉要素间产生联系，并形成内在的动态的统一，这使得仪式表演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
　　另外，《听法》中的有机统一性体现为对立变化中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既表现在视觉符号要素上，也孕育于藏传佛教文化当中。藏传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会经历从孕育到出生、逐渐成长衰老最后死亡的过程，死亡是与生俱来的，生之伊始就蕴含了死的因素，而死亡也就意味着重生，两者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将死亡和重生两种生命形态完美统一起来，宣扬“生命循环往复”、“早日得度重生”的宗教思想，反映出藏传佛教文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同时，也体现了佛教中普世性的哲理内涵。
　　【参考文献】
　　[1]曹娅丽.藏族仪式剧与宗教祭祀仪式之关系—安多地区藏族“米拉羌姆"仪式戏剧分析[J].中华戏曲，2012（03）：70-74.
　　[2]苏珊·朗格，刘大基 傅志强 周发祥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
　　作者简介：马冬梅，女，汉族，山东文登市人，硕士，青海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