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17时30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1分钟后，17时31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再发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称，1分钟打下两只“老虎”，这是中纪委创下的又一个“打虎”纪录，并且使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人数达到了30余人。这30余人中，在山西、江西和四川任职，或主要任职经历在此三省的人数最多。在党中央持续的反腐高压下，上述三省成为新的风暴中心。
　　令政策、杜善学：落马前两天还有公开活动
　　此次落马的令政策出生于1952年，山西省平陆县人。据公开的简历显示，在1968年参加工作之后，令政策先后在平陆县常乐医院、国营硫磺矿、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1982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令政策相继在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省委机要局、省粮食局等部门工作，2003年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成为正厅级干部，1年后又升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1月，他出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令政策获得连任，在8名副主席的排名中，从第六升至第二。对令政策的这份简历，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示：“从边缘的粮食局副局长到发改委主任，是超常规的进步。有时，占便宜未必是好事。”
　　据财新网报道，令政策在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煤炭行业很景气的时候。山西作为煤炭供应大省，2006年煤炭出省销量近4.66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一名山西的政协委员称：“当时外省抢着要煤，这个指标如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为发改委主任，权力是很大的。”
　　财新网的报道还称，令政策父母均为山西的基层干部，父亲是一名处级干部。令政策曾经向记者透露，父亲当年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会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比较多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给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名字的由来。
　　6月17日，令政策在落马前两天，还曾公开露面。他带领山西省政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研组，在交城和文水两县就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调研，并与县、乡、村三级干部座谈。
　　与令政策几乎同时落马的杜善学出生于1956年，山西省临猗县人。根据公开的简历显示，1976年6月到1978年3月，杜善学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后入读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杜善学到山西省财政贸易委员会财政金融处任干事，之后相继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等工作。1993年，37岁的杜善学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成为副厅级干部。10年后，杜善学前往长治市任职，先后担任长治市长、市委书记，主政一方。2011年，杜善学转任吕梁市委书记，并在当年成为山西省委常委，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2012年1月，杜善学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1年后，开始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担任副省长期间，杜善学负责发展改革、建设、交通、环保、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等方面的工作。6月14日到15日，杜善学在吕梁就对口联系企业、重点工程进行调研，6月17日又参加了山西省政府的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还参加会见了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短短两天后，杜善学落马。
　　从简历上看，令政策和杜善学都是山西本地人，并且长期在省内任职，在山西算得上树大根深。算上令政策和杜善学，2014年以来，已经有4名山西籍或主要任职经历在山西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金道铭：纪检系统的“内鬼”
　　2014年2月2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金道铭1953年出生于北京，17岁参加工作。1972年，金道铭进入北京市共青团系统工作，走上了仕途发展的快车道。1979年，金道铭任共青团东城区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87年，金道铭进入国家监察部工作，开始了在纪检系统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历任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干部、中纪委外事局局长等职。1997年，金道铭升任中纪委副秘书长，2002年，出任中纪委监察部驻交通部纪检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
　　2006年，金道铭来到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0年，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并继续担任省纪委书记。2011年，他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其间还兼任了8个月的省政法委书记。2014年，金道铭被补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0多天后，金道铭案发。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人并不觉得意外。他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山西煤焦领域大案要案频发的几年。当时，金道铭还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媒体推测他和这些案件多有牵涉。据宁波日报集团出版的《东南商报》报道，山西一名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曾透露，早有人预测金道铭会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多大的案子都敢管，拿人钱财为人开脱”的行为还是惊讶不已。
　　《东南商报》称，白培中案是金道铭案发的导火索之一。2011年，时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的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子报案称被劫财物价值300万元。随后，有消息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交代，从白家抢的财物价值近5000万元。一时间，舆论哗然，白培中被免职。对于白培中的巨额财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白培中在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公务活动中馈赠贵重物品价值14.79万元；白培中妻子收受下属礼金共70万元。山西省纪委研究后，仅“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有知情者称，主导白培中案的正是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金道铭，也是他“把这个案件压下去的”。金道铭插手白培中案激怒了不少干部群众。2013年10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山西，山西省委、省政府的一批老干部合力举报了金道铭。 　　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并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
　　其次，邵鹏认为，三省的反腐风暴也表明中纪委的反腐措施是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中纪委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继续推进反腐的坚定决心。4月11日至5月12日，王岐山一个月内先后6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释放出的信号强烈且明确——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就是各级党委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党委“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反腐败工作，“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今年要把主体责任给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党委扛上”。“五一”前夕，经王岐山审定调研方案后，7位中纪委驻会副书记8天内分别带队到七地，就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调研。
　　5月19日，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王岐山要求纪检队伍“聚焦中心任务”“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并对纪检队伍提出要求：“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5月27日，在出席山东省蒙阴县民主生活会时，王岐山说：“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要加强震慑，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另外，在三省反腐中，也表明了现阶段高官贪腐的一些显著特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官员层次高，窝案串案情况严重。其中窝案串案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贪腐官员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方式作案，出现了犯罪群体化的特征。”邵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支持。各级媒体纷纷发声，力挺中央“打虎”——
　　6月14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布一条人民微评：“苏荣成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副国级官员。在此之前，江西多位官员先后被查，主政江西7年的苏荣显然难辞其咎。权力有任期，清廉无时限。班子出了事，‘班长’走不了。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将受到严厉惩处。为官者，请自重。”
　　6月16日，中国青年网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苏荣落马再证“补窟窿”的紧迫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被查，是我国反腐败行动向纵深推进的标志，也是中央有关方面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标志。”
　　6月19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表评论：“涉嫌违法违纪，山西两名高官同日被调查。屡屡出击的重拳，不断加速的查处，警示官员：官帽再大，也不是贪腐的保护伞；退居二线，也不是逃避的护身符。惩治贪腐，整肃吏治，党内无例外。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一旦贪腐，便难以‘平安着陆’。如此力度，倒下的是贪官，立起的是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