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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艳萍（1980-），女，陕西省铜川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陕西工商职业学院学工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001）;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研究项目（2013JK0021）
摘要：科学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标志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间环节。概念学视域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种命名范式，即以主要创立者、核心词汇和理论主题命名。而以理论主题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凸显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和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这对于形成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相互协调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名;理论概念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0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学术界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总体命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如何命名这些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概念学视域下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问题，对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和正确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名范式的研究尚存薄弱，本文尝试从概念学视角予以阐释，以求抛砖引玉。
一
概念学是研究人们运用概念认识事物的态度、过程、规律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就是通过使用具体概念将理论规范表述出来。通过不同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人们的理论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以及对客体对象的基本态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命名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不断尝试使用具体概念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命名，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命名范式。
（一）以理论主要创立者为理论概念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具有主体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思维活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提出并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懈探索并成功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贡献巨大。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成熟，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在酝酿。从1941-1944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相继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等概念＼[1＼]。尽管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一再强调没有“毛泽东主义”，并且认为自己的思想“不成熟”，其马列主义的关系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不要并列”，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领袖名字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时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形而上学地宣扬“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2＼]，发起“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必须亮出自己的文化旗帜、精神旗帜。在集体智慧讨论的基础上党内形成共识，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这一规定，既表明在全党范围内“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全党认可和接受，又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深刻打上了毛泽东极具个人领导魅力的历史烙印，这种命名范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此，提供了一种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姓名作为理论概念，以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重要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大胆进行理论探索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后，我们党在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在酝酿中逐步形成轮廓。党的十三大報告明确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称谓＼[4＼]57，认为“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8。需要指出的是，对此邓小平多次谈到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不要过分夸大个人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5＼]，这体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自觉。伴随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日益成熟，理论称谓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四大报告顺理成章地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6＼]。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写入党章，实现了理论概念的简洁化。这一历程，从酝酿、提出命题、形成概念到正式命名，历时十九年，“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破土而出、水到渠成，其与邓小平在新时期开辟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毫无疑问，这一命名思路，与毛泽东思想的命名思路是一致的。
（二）以新理论的核心词汇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理论观点创新的过程，也是理论体系创新的过程。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呈现出遍地开花与一枝独秀相得益彰的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三讲”教育活动为载体、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使用了“‘三个代表’要求”这一概念＼[7＼]272，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使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概念并写入党章。这一命名思路，是在众多创新性理论中以处于统领地位的新理论的核心词汇作为理论概念进行命名的，没有使用领导人的姓名命名，体现了江泽民关于“不要突出宣传领导同志个人”的思想＼[7＼]115。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榮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构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十八大报告总结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其中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发展观处于统领地位。“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概念，也是以处于统领地位的新理论的核心词汇进行命名的。这一命名思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命名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新范式，在实践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命名的新征程上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永恒而艰巨的主题，不可能一劳永逸”＼[8＼]。伴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困惑：一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次数。理论界提出“三次飞跃说”、“四次飞跃说”;二是如何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有新的指导思想，这当然是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人们对新的指导思想的接受、消化和转化为行动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一个新思想还没有完全彻底全面掌握，另一个新思想接踵而至，的确有些令人茫然”＼[9＼];三是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时间在不断向前推移，我们党也会不断进行新老交替，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必须与时俱进，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章的灵魂，党的指导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如何在党章中规定党的指导思想，是一项现实而又重要的任务，从长远来看，究竟采用排列式还是整合式，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性课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困惑，就无法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势必影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有鉴于此，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是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的新的科学命名，为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困惑提供了概念认知基础，是对党的思想理论最为简洁的表达。可见，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范式的重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
使用不同范式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自信和成熟，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一）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境界，创新性理论的成长、成熟，既是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又是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崭新起点，是波浪式前进的无止境的过程。集中全党智慧使用符合理论特点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适时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硕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七大党章及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根本前提。我们党没有使用“毛泽东主义”，而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语言中国化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使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科学命名，是十五大党章、十六大党章、十七大和十八大党章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全党的根本法规，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员人数众多、成分多样的政党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及时写入党章，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对于保证全体党员和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在行动上自觉地坚持创新性理论的指导以及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办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七大以来我们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有利于全党科学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因此，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党章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逻辑的具体体现。
（二）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着眼于时代课题、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应有之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不断推进事业发展。实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理论也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理论概念是时代话语的特有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其典型性、时代性的理论话语体系解读实践中的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坚持基本理论与创新理论的转化与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领导方式。 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建构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性话语体系，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烙印。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记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探索的历史足迹，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有助于我们运用时代性、创新性的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指导实践，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我们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体现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整体性理论视野和实践探索，必将有力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三）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间环节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产生巨大作用。解决理论命名问题，科学解释理论概念，是人民群众正确学习和科学理解理论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是因为我们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才能以此教育、引导、武装人民群众，才能凝聚亿万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奠定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坚实群众基础。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党章在党的七大的基础上，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内涵，回答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模糊认识，为新时期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依据。党的十七大在十三大、十五大的基础上，再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些科学论断，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形态之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三个理论之间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这些科学论断，搭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相互沟通、交流的概念中介，对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模糊认识、回答人们的思想困惑、统一全党的意志、凝聚群众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以整合理念为导向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体现了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的统一性、创新性视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新思路、新范式。整合范式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展示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和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
（一）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观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回答，是新时期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主题，突出体现在包括十三大在内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题目的核心词汇一以贯之，反映了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的连续性、稳定性，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二大报告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题目均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连续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题，再次重申了道路问题，强调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可见，在以整合理念为导向作为理论概念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及科学命名范式，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阶段性、主题性的鲜明时代特色，与十三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标题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是相一致的。
（二）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历史进程，第一种命名范式有助于体现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形成思想团结、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毫无疑问，这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也要看到，它存在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主要领导者本人和整个领导集体如果头脑不清醒，易于犯突出个人乃至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损害革命和建设事业”。＼[11＼]
整合范式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即以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突出的理论主题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我们党以整合范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这种命名思路有助于人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这实质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联系十五大報告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10，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审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一脉相承地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展开的理论观点，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开创性、基础性、框架性地位，就不难理解十五大报告的论断。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树状”关系，有助于避免理解产生歧义或诱发个人崇拜，有助于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
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党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同时，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与时俱进、理论发展的需要，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需要，是指导实践、推进事业的需要，也是防“左”防右、保证航向的需要。使用恰当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应面向未来的实践，从而使命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党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用以称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从理论发展上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系列丰富的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具有很强的包容力。新時期，我们党在整合范式下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统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名所使用的“理论体系”是面向未来实践的。它不仅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还包括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而且这一命名面向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彰显了理论创新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内在统一的体系性特征。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从宏观上科学解决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历史性课题。
总之，在概念学视域下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范式，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特定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形成实践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命名良性互动的局面，有利于形成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相互协调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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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J＼].文史哲，2004（1）：134140.
*基金项目：2013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001）;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研究项目（2013JK0021）
摘要：科学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标志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间环节。概念学视域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种命名范式，即以主要创立者、核心词汇和理论主题命名。而以理论主题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凸显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和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这对于形成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相互协调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名;理论概念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0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学术界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总体命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如何命名这些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概念学视域下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问题，对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和正确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名范式的研究尚存薄弱，本文尝试从概念学视角予以阐释，以求抛砖引玉。
一
概念学是研究人们运用概念认识事物的态度、过程、规律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就是通过使用具体概念将理论规范表述出来。通过不同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人们的理论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以及对客体对象的基本态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命名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不断尝试使用具体概念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命名，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命名范式。
（一）以理论主要创立者为理论概念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具有主体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思维活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提出并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懈探索并成功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贡献巨大。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成熟，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在酝酿。从1941-1944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相继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等概念＼[1＼]。尽管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一再强调没有“毛泽东主义”，并且认为自己的思想“不成熟”，其马列主义的关系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不要并列”，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领袖名字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时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形而上学地宣扬“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2＼]，发起“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必须亮出自己的文化旗帜、精神旗帜。在集体智慧讨论的基础上党内形成共识，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这一规定，既表明在全党范围内“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全党认可和接受，又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深刻打上了毛泽东极具个人领导魅力的历史烙印，这种命名范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此，提供了一种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姓名作为理论概念，以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重要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大胆进行理论探索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后，我们党在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在酝酿中逐步形成轮廓。党的十三大報告明确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称谓＼[4＼]57，认为“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8。需要指出的是，对此邓小平多次谈到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不要过分夸大个人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5＼]，这体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自觉。伴随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日益成熟，理论称谓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四大报告顺理成章地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6＼]。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写入党章，实现了理论概念的简洁化。这一历程，从酝酿、提出命题、形成概念到正式命名，历时十九年，“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破土而出、水到渠成，其与邓小平在新时期开辟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毫无疑问，这一命名思路，与毛泽东思想的命名思路是一致的。
（二）以新理论的核心词汇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理论观点创新的过程，也是理论体系创新的过程。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呈现出遍地开花与一枝独秀相得益彰的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三讲”教育活动为载体、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使用了“‘三个代表’要求”这一概念＼[7＼]272，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使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概念并写入党章。这一命名思路，是在众多创新性理论中以处于统领地位的新理论的核心词汇作为理论概念进行命名的，没有使用领导人的姓名命名，体现了江泽民关于“不要突出宣传领导同志个人”的思想＼[7＼]115。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榮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构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十八大报告总结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其中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发展观处于统领地位。“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概念，也是以处于统领地位的新理论的核心词汇进行命名的。这一命名思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命名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新范式，在实践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命名的新征程上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永恒而艰巨的主题，不可能一劳永逸”＼[8＼]。伴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困惑：一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次数。理论界提出“三次飞跃说”、“四次飞跃说”;二是如何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有新的指导思想，这当然是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人们对新的指导思想的接受、消化和转化为行动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一个新思想还没有完全彻底全面掌握，另一个新思想接踵而至，的确有些令人茫然”＼[9＼];三是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时间在不断向前推移，我们党也会不断进行新老交替，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必须与时俱进，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章的灵魂，党的指导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如何在党章中规定党的指导思想，是一项现实而又重要的任务，从长远来看，究竟采用排列式还是整合式，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性课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困惑，就无法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势必影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有鉴于此，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是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的新的科学命名，为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困惑提供了概念认知基础，是对党的思想理论最为简洁的表达。可见，以整合理念为导向把理论主题作为理论概念的命名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范式的重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
使用不同范式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自信和成熟，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一）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境界，创新性理论的成长、成熟，既是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又是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崭新起点，是波浪式前进的无止境的过程。集中全党智慧使用符合理论特点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适时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硕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七大党章及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根本前提。我们党没有使用“毛泽东主义”，而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语言中国化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使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科学命名，是十五大党章、十六大党章、十七大和十八大党章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全党的根本法规，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员人数众多、成分多样的政党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及时写入党章，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对于保证全体党员和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在行动上自觉地坚持创新性理论的指导以及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办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七大以来我们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有利于全党科学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因此，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党章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逻辑的具体体现。
（二）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着眼于时代课题、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应有之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不断推进事业发展。实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理论也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理论概念是时代话语的特有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其典型性、时代性的理论话语体系解读实践中的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坚持基本理论与创新理论的转化与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领导方式。 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建构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性话语体系，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烙印。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记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探索的历史足迹，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有助于我们运用时代性、创新性的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指导实践，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我们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体现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整体性理论视野和实践探索，必将有力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三）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间环节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产生巨大作用。解决理论命名问题，科学解释理论概念，是人民群众正确学习和科学理解理论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是因为我们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才能以此教育、引导、武装人民群众，才能凝聚亿万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奠定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坚实群众基础。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党章在党的七大的基础上，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内涵，回答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模糊认识，为新时期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依据。党的十七大在十三大、十五大的基础上，再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些科学论断，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形态之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三个理论之间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这些科学论断，搭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相互沟通、交流的概念中介，对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模糊认识、回答人们的思想困惑、统一全党的意志、凝聚群众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以整合理念为导向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体现了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的统一性、创新性视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新思路、新范式。整合范式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展示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和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
（一）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本身的主题性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观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回答，是新时期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主题，突出体现在包括十三大在内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题目的核心词汇一以贯之，反映了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的连续性、稳定性，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二大报告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题目均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连续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题，再次重申了道路问题，强调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可见，在以整合理念为导向作为理论概念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及科学命名范式，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阶段性、主题性的鲜明时代特色，与十三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标题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是相一致的。
（二）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历史进程，第一种命名范式有助于体现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形成思想团结、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毫无疑问，这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也要看到，它存在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主要领导者本人和整个领导集体如果头脑不清醒，易于犯突出个人乃至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损害革命和建设事业”。＼[11＼]
整合范式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即以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突出的理论主题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理论受众的理解性特色。我们党以整合范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这种命名思路有助于人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这实质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联系十五大報告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10，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审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一脉相承地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展开的理论观点，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开创性、基础性、框架性地位，就不难理解十五大报告的论断。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树状”关系，有助于避免理解产生歧义或诱发个人崇拜，有助于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整合范式的理论概念突出了理论发展的包容性特色
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党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同时，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与时俱进、理论发展的需要，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需要，是指导实践、推进事业的需要，也是防“左”防右、保证航向的需要。使用恰当的理论概念科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应面向未来的实践，从而使命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党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用以称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从理论发展上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系列丰富的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具有很强的包容力。新時期，我们党在整合范式下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统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名所使用的“理论体系”是面向未来实践的。它不仅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还包括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而且这一命名面向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彰显了理论创新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内在统一的体系性特征。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从宏观上科学解决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命名的历史性课题。
总之，在概念学视域下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范式，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特定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形成实践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命名良性互动的局面，有利于形成单体性理论建构与整体性理论建构、微观理论发展与宏观理论发展相互协调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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