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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记
第一次去省城时，还要乘坐长途大巴车。我蜷缩在狭窄闷热的卧铺上，望着窗外的灯光，心中充满着幻想。整整一个夜晚，竟然兴奋地没有入睡。清晨时到达停车站。这是城市远郊，混乱，肮脏，汽车尾气、早餐面点和人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公交车驶入，人们一哄而上。我挤在人群中，进入这座陌生城市。
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炎热夏日，一位不常走动的姑妈（父亲的表妹）突然出现在我家，给我们带来许多礼物，连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孩子也没有遗漏。在我印象中，这位姑妈是王熙凤式的人物，能言善辩，手腕灵活，见识颇广。寒暄许久之后，话题扯到我的身上。姑妈得知我提前被县一中录取的消息，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为她成绩不甚理想的儿子补习一段时间，以便备战两个月后的中考。
既然是亲戚，姑妈的态度又如此诚恳，我的父母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稍做准备，隔了两天，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城里姑妈的家。在路上，父亲反复叮嘱，到了姑妈家里要懂礼貌，注意卫生，早起早睡，多做事情。父亲的担心并非多余，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对城市生活没有任何概念。
姑妈的家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三层楼房，门口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我站在大铁门外，望着这座戒备森严、巍然耸立的大宅子，内心瞬间涌起一阵崇敬感。父亲抓着铁环，反复撞击铁门，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大声响。一阵骇人的犬吠声响起，姑妈从二楼窗台上探出头来，一边跟我们打招呼，一边急匆匆赶下来。
进了大铁门，再进卷闸门，换了拖鞋，上到二楼的客厅，才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屋子，宽大厚实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的水晶灯，花纹繁复的落地窗帘，透亮的玻璃茶几，柔软的带毛地毯，硕大的彩色电视，以及成套的功放、VCD机和音响设备。这些之前在电影里见过的场景，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
在姑妈家里，十五岁的我毫无悬念经历了人生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第一次使用淋浴，第一次坐小轿车，第一次穿衬衣和皮鞋，第一次玩电子游戏，第一次上高档餐厅吃饭……幸好那时候年纪也小，姑妈的儿子——我的表兄不厌其烦教我。正如我给他补习功课一样，他也为我补上了城市生活的第一课。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这些生活经验如此宝贵，让我不至于太尴尬。
两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乡村简陋的家——唉，之前许多年并没觉得它如此破旧，如此脏乱─—竟然有些不适应，可见人很容易改变。我跟姐姐们描述起城市生活的场景，她们一脸羡慕、惊讶和不相信的表情，眼神透露出对未来的向往。师范快毕业的大姐，还不自量力地跟我打赌，十年后她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十年之后，也是一个夏日正午，大姐带着我和父亲，跟一个陌生人谈论起房屋买卖。那天中午，父亲喝多了酒，大姐和我还在谈着，他却躺在沙发上打起了鼾。彼时，大姐已经在城里生活多年，拥有了城里人能够拥有的一切。十年前打的赌，我是彻彻底底输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连父亲也要到城里来买房。
自从上了大学之后，与我的乡村越来越疏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渐渐习惯了拥挤、嘈杂、甚至逼仄的城市生活。偶尔回到老家，听着池塘边的蛙声，坐在树荫浓密的酸枣树下，似乎感觉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但时间一长，没有Wi-Fi，没有咖啡馆，没有书店，没有电影院，没有口味繁多的小餐馆，没有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寂寞和无聊会在心里疯长，蔓延全身，让你浑身不自在。
乡村也在变化，变得不伦不类。随处可见的山寨货，拆迁，重建，留守儿童，网吧，杂乱无章的房屋，看起来更像是城市的郊区。沈从文的“边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在二十年城市化的冲击中迅速瓦解。熊培云的小堡村，梁鸿的梁庄，那些支离破碎的残酷现实，才是当下真实的乡村。
进城既是理性的决定，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乡村逐渐被更偏远的山里人占领，昔日的亲戚大多在城里安了家。许多人被这股洪流裹挟着，不由自主跨进城市的大门。我的姑妈也不省心，表兄要在广州成家，没有新房，女方不答应。姑妈家境虽然殷实，但在一线城市买房仍然吃力。他们也面临着再次进城的难题。
食肉记
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学校离家大约三公里，地处村子西南侧。一条人工水渠从学校北侧蜿蜒流过，校舍建筑大多年久失修。父母忙于工作和家务，一上初中就让我寄宿。从那天起，我结束了十几年的放养生活——之前许多年，我一直在村里的学校，跟小伙伴们终日游荡——有了新的生活圈子。
学校宿舍是老式的充墙瓦房，一种有粘性的黄泥冲压而成的房屋。两个人挤一张床，一间不大的屋子要住十几个人。这样拥挤的宿舍自然没有厕所，冬天晚上想方便，要冒着寒风走上好几百米。食堂定时提供热水，洗热水澡也很奢侈。一周六天半的课，每晚十点熄灯睡觉。无论寒暑，早上都要起来晨跑一千米。
这些简陋的条件和严格的管制，并非难以忍受。实际上，那时家中的条件不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困扰我们的是无比粗粝的伙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年龄，常常面临吃不饱的痛苦。这件事也不怪学校，每天每人3元钱的伙食，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让学生吃好。学生自己带了大米过来，学校买的也是最便宜的菜。
早上通常是煮黄豆，中午炒白菜、蒸南瓜、炸馓子。馓子大约长久放在发电机房，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机油味。晚上有一顿荤的，菜的分量却少得可怜。八人围成一桌，每人一碗白米饭，中间一盘菜，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肉。菜端上来，一个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少年，死死地盯着那些肉，生怕它们长腿跑掉。
我们尝试过各种分菜方法，甚至见过许多同学为此打架。最终大家一致认定，轮流值日还是最公平的。值班分菜的人私心难免，但轮下来谁也不吃亏。这几块肉（大约是3到5小块吧）的能量毕竟有限，难以弥补白天体力上的消耗。每到晚上熄灯之时，肚子开始一阵一阵叫唤，胃里泛起一阵酸水。舍友们躺在床上绘声绘色讲述家里的美食，聊以“画饼充饥”。每晚在这样的煎熬中昏昏睡去。
为了填饱这该死的肚子，小伙伴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带来腌好的肉，每次吃饭时舀出一点放到饭盒里，一脸神气模样。有的同学自力更生，下了课去学校周边抓田鸡、掏泥鳅，去河里捞鱼、摸河蚌，再生火烤着吃。好多同学——包括我在内——曾从家里偷过大米，去米粉厂换新鲜出炉的粑粑。 相比于后来的那次“壮举”，上面说到的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那天晚上，宿舍又毫无悬念地说起吃的事情。一位脑袋颇为灵光的黄同学说，“食堂里的肉都是用大桶装的，你们没见过，大师傅用勺子舀着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难怪大师傅油光水滑的，原来是偷吃了本该分给我们的肉，大家说起来都很愤怒。黄同学立即提议，我们何不干脆去食堂弄点吃，这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提前踩了点，摸清大师傅们的行踪，选择恰当的时间，并且一一分了工。我身材瘦小，行动灵活，负责在窗外“接货”。那天下午，我望着屋内热气腾腾的大肉桶，闻着一阵阵香味，不停地往下咽口水。黄同学揣着一只大碗，从窗户爬进食堂。他见四周无人，迅速掏出大碗，狠狠舀了一碗，从窗户递给我。我用衣服遮挡着，极力掩饰内心激动，一路小跑回到宿舍。宿舍已经有人摆好碗筷。
黄同学一回来，大家开始“分赃”。这次没有一块一块分，而是直接用筷子扒拉，看上去分量大致差不多。分好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露出默契的笑容。没有多说一句话，就埋下头去细细品尝。这是怎样的一顿美味啊，那种深入骨髓的肉香，那种无以言说的幸福，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全部凝聚在这一小碗肉里。每一个人把自己碗里的肉和汁吃得一干二净，仿佛下意识地想消除一切痕迹。
我和我的舍友们忐忑许久，直至毕业也没有人提起此事。这件精心谋划的完美案件，就这样悄无声息淹没在岁月中。许多年过去了，我品尝过许多地方的美食，吃过各个季节的时鲜，再没有一种食物能留下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少年时代如影随形的饥饿早已远去，许多事物都在变化，曾经以为的幸福也是如此。
返乡记
或许是换了新地方，一下子很难入睡。床单、枕头有一种陌生的气息。躺在黑暗中，耳边传来沉重鼾声，由远及近，由近而远，思绪随之起伏不定。清晨，昏睡中被闹钟惊醒，窗外天空刚蒙蒙亮。胡乱洗漱了一把，带着行李，爬上了大叔的车。老家通了高速以后，回家便捷了许多。中途跟大叔换了位置。大叔坐在副驾驶上，跟我漫无边际地聊天。聊着聊着，耳边又传来轻轻的鼾声。
大叔也老了吗，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大叔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也是祖父最为器重的孩子。大叔也确实给祖父争脸，八十年代就考上了师范大学（能够减免学费）。工作几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在三角铺这个小地方，这是罕见的新闻。多年来，大叔一直是家族、乃至整个村庄的骄傲。转眼间，那个我们要竭力追赶的年轻偶像，也接近天命之年了。
快到中午时，汽车终于开进了村庄狭窄的道路。这里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不过老戏台换成了丑陋突兀的水泥房屋。那些老房子更老了，一些更老的老人不在了，冒出出现许多陌生的稚嫩面孔。家族里的人冒着烈日守候在村头，看来已经等了许久。大叔走出来，引起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他保持热情稳重的微笑，跟大家一一打过招呼。在人群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回到老屋。
第二日是清明宗亲聚餐，宴席摆满了三角铺整个街道。酒菜安排妥当后，大叔站在高处，抬起两手往下一压，示意大伙儿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那浑厚的声音在三角铺的上空响起。他讲起这次聚餐的缘起，追忆起祖坟的搬迁、祖训的传承。现场的气氛一时肃穆起来。他又讲了些祝福的俏皮话，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宴席开始以后，他带着家族一些老人和有地位的人，挨桌向大家敬酒。
整套仪式完成后，他才拿起白毛巾擦了擦汗，定定心心坐下来。一阵寒暄过后，邻村一位七十几岁老人的嗓门逐渐响亮起来，“叔公，你老人家一回来，大家心里就踏实。”这位老人岁年长许多，但辈分比大叔低，叫起叔公来倒也恳切。“老叔讲得对，太公不回来，哪个敢主持仪式，今天酒都喝不成”，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连连附和道。大叔谦虚了一番，开始与大家推杯换盏，酒席活络起来。
宴席毕了，一群人将大叔团团围住。“叔公，这个事情明明白白的。当初生产队派我们到海南去支援农业生产，村里盖了公章，还有介绍信，现在没得人认账，一起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再不解决补助问题，我也快死了。你老人家手面广，帮我指条路子……”刚才那位老人情绪激动起来，颈上青筋鼓起，脸膛涨得通红。大叔翻看了他那些发黄的复印资料，一边给他分析情况，最后的结论是只能去省里上访。老人听说这个结果，神情有些黯然，不过也没有再言语。
这桩事刚了，一位满面愁容的中年妇女又凑了上来。“老太公，我屋里男人的事情，你晓得的，本来想出去打工赚点钱，结果上辈子造了孽，掉下来腿摔断了，到现在建筑公司还没有拿钱出来……”女人说着，一边抹起眼泪来。大叔皱了皱眉头，略略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你一个妇女家，不便出面。”他转过头去，对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说，“老三，你找几个后生去跟建筑公司老板谈。要是谈不拢，就打官司。法院那边，我会打好招呼，你们不必担心。”
关于大叔的神奇，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传说。多年前，大叔有个老实巴交的舅舅，常常受到一个凶恶村干部欺负，苦不堪言。大叔私下跟村干部的上司做了些沟通。这个村干部一夜之间态度立马改变，让我的舅爷“受宠若惊”。一条规划中的公路，本来与我的村庄无缘。大叔起草了一个报告，详述了改道的理由。建成的公路果然从村庄口清清爽爽通过。这些事情口口相传，大叔的名声日隆。
其实大多时候，大叔是凭着历练和见识，为人出谋划策。不得已时，才会巧妙地动用一些权力和关系，去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乡下人——这个偏僻的村庄，除了大叔，他们还能靠谁呢。大叔也很愿意照顾亲人和乡邻。姑妈的两个儿子，从上大学到工作，再到找女朋友、结婚，都是大叔一手操办、亲力亲为。乡亲们的孩子上学、到省城医病，经常找到大叔，他也尽力而为。村里有个臭名昭著的二流子，到处招摇撞骗，人人敬而远之。大叔对这样的人，也会伸出手去拉一把。
这些琐事处理完毕，人群渐渐散去。太阳已经偏西，斜斜照射过来，在街巷里落下一道道昏黄的影子。大叔躺在竹椅上，宽阔的前额发出亮光，如同一尊佛像。有节奏的鼾声响起，在狭长屋子里回响。周围的一切全都静下来，静下来。
责任编辑◎育邦
第一次去省城时，还要乘坐长途大巴车。我蜷缩在狭窄闷热的卧铺上，望着窗外的灯光，心中充满着幻想。整整一个夜晚，竟然兴奋地没有入睡。清晨时到达停车站。这是城市远郊，混乱，肮脏，汽车尾气、早餐面点和人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公交车驶入，人们一哄而上。我挤在人群中，进入这座陌生城市。
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炎热夏日，一位不常走动的姑妈（父亲的表妹）突然出现在我家，给我们带来许多礼物，连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孩子也没有遗漏。在我印象中，这位姑妈是王熙凤式的人物，能言善辩，手腕灵活，见识颇广。寒暄许久之后，话题扯到我的身上。姑妈得知我提前被县一中录取的消息，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为她成绩不甚理想的儿子补习一段时间，以便备战两个月后的中考。
既然是亲戚，姑妈的态度又如此诚恳，我的父母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稍做准备，隔了两天，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城里姑妈的家。在路上，父亲反复叮嘱，到了姑妈家里要懂礼貌，注意卫生，早起早睡，多做事情。父亲的担心并非多余，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对城市生活没有任何概念。
姑妈的家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三层楼房，门口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我站在大铁门外，望着这座戒备森严、巍然耸立的大宅子，内心瞬间涌起一阵崇敬感。父亲抓着铁环，反复撞击铁门，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大声响。一阵骇人的犬吠声响起，姑妈从二楼窗台上探出头来，一边跟我们打招呼，一边急匆匆赶下来。
进了大铁门，再进卷闸门，换了拖鞋，上到二楼的客厅，才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屋子，宽大厚实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的水晶灯，花纹繁复的落地窗帘，透亮的玻璃茶几，柔软的带毛地毯，硕大的彩色电视，以及成套的功放、VCD机和音响设备。这些之前在电影里见过的场景，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
在姑妈家里，十五岁的我毫无悬念经历了人生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第一次使用淋浴，第一次坐小轿车，第一次穿衬衣和皮鞋，第一次玩电子游戏，第一次上高档餐厅吃饭……幸好那时候年纪也小，姑妈的儿子——我的表兄不厌其烦教我。正如我给他补习功课一样，他也为我补上了城市生活的第一课。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这些生活经验如此宝贵，让我不至于太尴尬。
两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乡村简陋的家——唉，之前许多年并没觉得它如此破旧，如此脏乱─—竟然有些不适应，可见人很容易改变。我跟姐姐们描述起城市生活的场景，她们一脸羡慕、惊讶和不相信的表情，眼神透露出对未来的向往。师范快毕业的大姐，还不自量力地跟我打赌，十年后她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十年之后，也是一个夏日正午，大姐带着我和父亲，跟一个陌生人谈论起房屋买卖。那天中午，父亲喝多了酒，大姐和我还在谈着，他却躺在沙发上打起了鼾。彼时，大姐已经在城里生活多年，拥有了城里人能够拥有的一切。十年前打的赌，我是彻彻底底输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连父亲也要到城里来买房。
自从上了大学之后，与我的乡村越来越疏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渐渐习惯了拥挤、嘈杂、甚至逼仄的城市生活。偶尔回到老家，听着池塘边的蛙声，坐在树荫浓密的酸枣树下，似乎感觉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但时间一长，没有Wi-Fi，没有咖啡馆，没有书店，没有电影院，没有口味繁多的小餐馆，没有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寂寞和无聊会在心里疯长，蔓延全身，让你浑身不自在。
乡村也在变化，变得不伦不类。随处可见的山寨货，拆迁，重建，留守儿童，网吧，杂乱无章的房屋，看起来更像是城市的郊区。沈从文的“边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在二十年城市化的冲击中迅速瓦解。熊培云的小堡村，梁鸿的梁庄，那些支离破碎的残酷现实，才是当下真实的乡村。
进城既是理性的决定，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乡村逐渐被更偏远的山里人占领，昔日的亲戚大多在城里安了家。许多人被这股洪流裹挟着，不由自主跨进城市的大门。我的姑妈也不省心，表兄要在广州成家，没有新房，女方不答应。姑妈家境虽然殷实，但在一线城市买房仍然吃力。他们也面临着再次进城的难题。
食肉记
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学校离家大约三公里，地处村子西南侧。一条人工水渠从学校北侧蜿蜒流过，校舍建筑大多年久失修。父母忙于工作和家务，一上初中就让我寄宿。从那天起，我结束了十几年的放养生活——之前许多年，我一直在村里的学校，跟小伙伴们终日游荡——有了新的生活圈子。
学校宿舍是老式的充墙瓦房，一种有粘性的黄泥冲压而成的房屋。两个人挤一张床，一间不大的屋子要住十几个人。这样拥挤的宿舍自然没有厕所，冬天晚上想方便，要冒着寒风走上好几百米。食堂定时提供热水，洗热水澡也很奢侈。一周六天半的课，每晚十点熄灯睡觉。无论寒暑，早上都要起来晨跑一千米。
这些简陋的条件和严格的管制，并非难以忍受。实际上，那时家中的条件不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困扰我们的是无比粗粝的伙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年龄，常常面临吃不饱的痛苦。这件事也不怪学校，每天每人3元钱的伙食，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让学生吃好。学生自己带了大米过来，学校买的也是最便宜的菜。
早上通常是煮黄豆，中午炒白菜、蒸南瓜、炸馓子。馓子大约长久放在发电机房，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机油味。晚上有一顿荤的，菜的分量却少得可怜。八人围成一桌，每人一碗白米饭，中间一盘菜，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肉。菜端上来，一个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少年，死死地盯着那些肉，生怕它们长腿跑掉。
我们尝试过各种分菜方法，甚至见过许多同学为此打架。最终大家一致认定，轮流值日还是最公平的。值班分菜的人私心难免，但轮下来谁也不吃亏。这几块肉（大约是3到5小块吧）的能量毕竟有限，难以弥补白天体力上的消耗。每到晚上熄灯之时，肚子开始一阵一阵叫唤，胃里泛起一阵酸水。舍友们躺在床上绘声绘色讲述家里的美食，聊以“画饼充饥”。每晚在这样的煎熬中昏昏睡去。
为了填饱这该死的肚子，小伙伴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带来腌好的肉，每次吃饭时舀出一点放到饭盒里，一脸神气模样。有的同学自力更生，下了课去学校周边抓田鸡、掏泥鳅，去河里捞鱼、摸河蚌，再生火烤着吃。好多同学——包括我在内——曾从家里偷过大米，去米粉厂换新鲜出炉的粑粑。 相比于后来的那次“壮举”，上面说到的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那天晚上，宿舍又毫无悬念地说起吃的事情。一位脑袋颇为灵光的黄同学说，“食堂里的肉都是用大桶装的，你们没见过，大师傅用勺子舀着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难怪大师傅油光水滑的，原来是偷吃了本该分给我们的肉，大家说起来都很愤怒。黄同学立即提议，我们何不干脆去食堂弄点吃，这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提前踩了点，摸清大师傅们的行踪，选择恰当的时间，并且一一分了工。我身材瘦小，行动灵活，负责在窗外“接货”。那天下午，我望着屋内热气腾腾的大肉桶，闻着一阵阵香味，不停地往下咽口水。黄同学揣着一只大碗，从窗户爬进食堂。他见四周无人，迅速掏出大碗，狠狠舀了一碗，从窗户递给我。我用衣服遮挡着，极力掩饰内心激动，一路小跑回到宿舍。宿舍已经有人摆好碗筷。
黄同学一回来，大家开始“分赃”。这次没有一块一块分，而是直接用筷子扒拉，看上去分量大致差不多。分好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露出默契的笑容。没有多说一句话，就埋下头去细细品尝。这是怎样的一顿美味啊，那种深入骨髓的肉香，那种无以言说的幸福，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全部凝聚在这一小碗肉里。每一个人把自己碗里的肉和汁吃得一干二净，仿佛下意识地想消除一切痕迹。
我和我的舍友们忐忑许久，直至毕业也没有人提起此事。这件精心谋划的完美案件，就这样悄无声息淹没在岁月中。许多年过去了，我品尝过许多地方的美食，吃过各个季节的时鲜，再没有一种食物能留下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少年时代如影随形的饥饿早已远去，许多事物都在变化，曾经以为的幸福也是如此。
返乡记
或许是换了新地方，一下子很难入睡。床单、枕头有一种陌生的气息。躺在黑暗中，耳边传来沉重鼾声，由远及近，由近而远，思绪随之起伏不定。清晨，昏睡中被闹钟惊醒，窗外天空刚蒙蒙亮。胡乱洗漱了一把，带着行李，爬上了大叔的车。老家通了高速以后，回家便捷了许多。中途跟大叔换了位置。大叔坐在副驾驶上，跟我漫无边际地聊天。聊着聊着，耳边又传来轻轻的鼾声。
大叔也老了吗，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大叔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也是祖父最为器重的孩子。大叔也确实给祖父争脸，八十年代就考上了师范大学（能够减免学费）。工作几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在三角铺这个小地方，这是罕见的新闻。多年来，大叔一直是家族、乃至整个村庄的骄傲。转眼间，那个我们要竭力追赶的年轻偶像，也接近天命之年了。
快到中午时，汽车终于开进了村庄狭窄的道路。这里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不过老戏台换成了丑陋突兀的水泥房屋。那些老房子更老了，一些更老的老人不在了，冒出出现许多陌生的稚嫩面孔。家族里的人冒着烈日守候在村头，看来已经等了许久。大叔走出来，引起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他保持热情稳重的微笑，跟大家一一打过招呼。在人群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回到老屋。
第二日是清明宗亲聚餐，宴席摆满了三角铺整个街道。酒菜安排妥当后，大叔站在高处，抬起两手往下一压，示意大伙儿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那浑厚的声音在三角铺的上空响起。他讲起这次聚餐的缘起，追忆起祖坟的搬迁、祖训的传承。现场的气氛一时肃穆起来。他又讲了些祝福的俏皮话，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宴席开始以后，他带着家族一些老人和有地位的人，挨桌向大家敬酒。
整套仪式完成后，他才拿起白毛巾擦了擦汗，定定心心坐下来。一阵寒暄过后，邻村一位七十几岁老人的嗓门逐渐响亮起来，“叔公，你老人家一回来，大家心里就踏实。”这位老人岁年长许多，但辈分比大叔低，叫起叔公来倒也恳切。“老叔讲得对，太公不回来，哪个敢主持仪式，今天酒都喝不成”，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连连附和道。大叔谦虚了一番，开始与大家推杯换盏，酒席活络起来。
宴席毕了，一群人将大叔团团围住。“叔公，这个事情明明白白的。当初生产队派我们到海南去支援农业生产，村里盖了公章，还有介绍信，现在没得人认账，一起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再不解决补助问题，我也快死了。你老人家手面广，帮我指条路子……”刚才那位老人情绪激动起来，颈上青筋鼓起，脸膛涨得通红。大叔翻看了他那些发黄的复印资料，一边给他分析情况，最后的结论是只能去省里上访。老人听说这个结果，神情有些黯然，不过也没有再言语。
这桩事刚了，一位满面愁容的中年妇女又凑了上来。“老太公，我屋里男人的事情，你晓得的，本来想出去打工赚点钱，结果上辈子造了孽，掉下来腿摔断了，到现在建筑公司还没有拿钱出来……”女人说着，一边抹起眼泪来。大叔皱了皱眉头，略略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你一个妇女家，不便出面。”他转过头去，对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说，“老三，你找几个后生去跟建筑公司老板谈。要是谈不拢，就打官司。法院那边，我会打好招呼，你们不必担心。”
关于大叔的神奇，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传说。多年前，大叔有个老实巴交的舅舅，常常受到一个凶恶村干部欺负，苦不堪言。大叔私下跟村干部的上司做了些沟通。这个村干部一夜之间态度立马改变，让我的舅爷“受宠若惊”。一条规划中的公路，本来与我的村庄无缘。大叔起草了一个报告，详述了改道的理由。建成的公路果然从村庄口清清爽爽通过。这些事情口口相传，大叔的名声日隆。
其实大多时候，大叔是凭着历练和见识，为人出谋划策。不得已时，才会巧妙地动用一些权力和关系，去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乡下人——这个偏僻的村庄，除了大叔，他们还能靠谁呢。大叔也很愿意照顾亲人和乡邻。姑妈的两个儿子，从上大学到工作，再到找女朋友、结婚，都是大叔一手操办、亲力亲为。乡亲们的孩子上学、到省城医病，经常找到大叔，他也尽力而为。村里有个臭名昭著的二流子，到处招摇撞骗，人人敬而远之。大叔对这样的人，也会伸出手去拉一把。
这些琐事处理完毕，人群渐渐散去。太阳已经偏西，斜斜照射过来，在街巷里落下一道道昏黄的影子。大叔躺在竹椅上，宽阔的前额发出亮光，如同一尊佛像。有节奏的鼾声响起，在狭长屋子里回响。周围的一切全都静下来，静下来。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