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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杜甫一生来说,长安十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在这一阶段中得到了定型,而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在这一阶段中确定了基本的倾向。我们研究杜甫的政治思想,安史之乱稍后写的名篇如《北征》、《三吏》,《三别》等虽然也属于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思想或阶级意识,则远不如这一阶段的《兵车行》、《丽人行》、《登慈恩寺塔》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说服作用。郭老在《杜甫的阶级意识》一章(123—141页)中,为何避开这些作品不谈?确实令人难以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