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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被誉为“英国的契科夫”和“短篇小说的乔伊斯”。本文将以其短篇小说《陌生人》和《莳萝泡菜》为例，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找出女性与自然的相似之处，最后得出结论——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女性与自然受压迫的根源，只有消除两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类才能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态女性主义；两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
作者简介：刘娜（1992.12-），女，汉族，河北省卢龙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
一、引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大部分作品都为读者描绘了美好的大自然，同时也对工业革命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奴役进行了批判。近年来评论界从象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伦理以及意识流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罗斯麦里·鲁瑟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查察女性受支配和自然受支配之间的相互关联。”[1]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交融的产物，是对二者的扬弃。“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只有摧毁把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等级制度，重新承认自然的主动性及意向性，才能真正消除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等级制度。”[2]
二、两部小说中男性形象
2.1自然的“旁观者”
在小说《陌生人》中，哈蒙德先生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逗留欧洲十个月的妻子归来。也许是天刚下过雨的原因，他穿着“灰大衣、灰绸围巾、厚实的手套、深色的软帽。他大步地来回走着，手里转着一把收拢的雨伞”[3]，他将自己用厚实的外罩武装起来，不禁让人联想起契科夫著名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看似惧怕寒冷，其实难掩内心的恐惧与孤独。哈蒙德先生内心也同样有着恐惧与孤独，令他感到恐惧的是自己漂亮的妻子在欧洲漫长的十个月里是否红杏出墙；令他感到孤独的原因来自他自己对大自然以及周围事物的排斥，他将寒冷的天气归咎为大自然的残酷，他不愿亲近自然，而是把大自然拒之千里之外，宁愿做一个“自然的旁观者”。在《莳萝泡菜》中女主人公维拉在一个小饭馆里遇见了她已分手六年的男友，他们一起回忆恋爱时的往事，交谈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男友說：“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邱园过的第一个下午吗？你因为我对哪种花都叫不出名字而感到那样惊奇。尽管你对我讲了那么多，我却到今天仍然一无所知”[4]，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男主人公对自然的态度多么的冷漠，即便是热恋中的女友告诉他那些花的名字，他都无心去听，同时也能看出他对女友的漠不关心，相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大自然在他的眼中是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乏味无聊的，他以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去对待大自然恰恰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缩影。文艺复兴以后，大自然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而变成了冷冰冰的，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他者”，自然不再是人与上帝交流的载体，而变成了人类可以肆意掠夺的财富。
2.2自然的“占有者”
在《陌生人》中，那艘停泊在水面上的巨轮，“它躺在浑浊的、起漩涡的水面上，庞大无比，纹丝不动，上空有一圈烟雾”，这艘巨轮庞大，坚固，象征着哈蒙德，象征着男性粗壮的身体及惊人的力量，而水则是柔弱女性的象征，巨轮的停泊正是男性征服女性的典型例证。过了许久巨轮动了，“它齐齐劈开黝黑的水面，向两侧卷起大片白色浪花”[5]，巨轮开动后的响亮的铃声和大股蒸汽就像男性发怒时的怒吼以及硕大鼻孔里吐着的粗气。它的暴躁与水的温柔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恰恰也符合男性和女性性格的对比。文中有几处“哈蒙德太太”的描写，“她所有的行李都显得整齐干净，无可挑剔。标签是用她那手秀丽端庄的小字写的：‘约翰·哈蒙德太太’。‘约翰·哈蒙德太太！’他心满意足的长吁一声……危险过去了，这就是他的感觉。”文中多次提到“哈蒙德太太”这个字眼，而非用她自己的名字称呼她，说明哈蒙德先生将妻子与金钱等同，一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当他听到别人夸赞“哈蒙德太太”时，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就像自己珍藏的艺术品受到别人的肯定。而有时他又对妻子患得患失，“像往常那样，他又感到自己所抱住的，永远也不完全属于自己。那是太娇嫩，太珍贵了，他一旦放手，就会飞走的”[6]，他害怕失去妻子，就像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危机和经济泡沫是不可阻挡的，就像有些商人一夜暴富，也会一夜之间一文不值。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初见成效，但男性中心主义仍占据统治地位，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这一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样都被边缘化了。而自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导致大自然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2.3自然的“破坏者”
在《莳萝泡菜》中，在回忆发生在邱园中的往事时，女主人公提到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场景“许多人在一个中国式的凉亭里喝茶，他像个疯子似地对付着黄蜂——赶它们走，用他的草帽拍它们”[7]一个小小的黄蜂，对男主人公并不能造成多少伤害，而他却对这个弱小又无辜的生命如此厌恶，以至于要残忍地杀死它，他的这一看似荒谬的举动却折射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生物无意识的迫害，以及根植于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如自然界的许多生命，都成为了人类毫无缘由，残忍荒谬本性的牺牲品。一次男主人公谈到自己在俄国游玩的时光时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伙，我的两个朋友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妻子，一起到黑海边去野餐。我们带了晚餐，香槟酒，在草地上又吃又喝。”[8]幽美恬静的黑海海边，本应是游客们欣赏拥抱大自然美景的好去处，而今却变成了他们野炊的露营地。虽然他们并未对这自然美景造成多大的破坏，但这一细微的举动却足以反映出人类没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三、两部小说中女性形象
3.1自然的“欣赏者”
在《莳萝泡菜》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男女主人公同时坐在摆着一只装纸水仙花花瓶的桌旁。女主人公“轻轻地吸了一口长气，好像摆在他们中间的那些纸水仙花香的叫人受不了似的”[9]，纸水仙花并不能散发任何气味，而女主人公却觉得香的受不了，可见她并不喜欢这个纸做的花，纸水仙花就像一个巨大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横在他们两人中间。这个鸿沟是他们对待自然的迥然不同的态度。纸水仙花是没有生命的，却绝不会凋零。而真正的水仙花是有生命的，但它的美却会转瞬即逝，所以男主人公更喜欢永不凋谢的纸水仙花，像现在许多人一样，喜欢购买纸质的，塑料的花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幻想着在用混凝土包围起来的空间里找到大自然的感觉。但殊不知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将自己禁锢在虚幻的世界里却不愿真正的回归自然。而作为女性，因其与自然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的天性，较之男性更喜欢亲近自然。女主人公讨厌纸水仙花是因为她更喜欢有生命、有情感的大自然。在《莳萝泡菜》中，还有一处对女主人公内心的描写“这会儿，她似乎正坐在那神秘的黑海之滨的草地上；那黑得像丝绒一般的大海，用无声的、柔软的浪花拍击着海岸”[10]，女主人公的幻想是那样的安静，与男主人公的做法完全相反，她更愿意坐在海边静静地欣赏大海的自然美。
3.2自然的“化身”
在《陌生人》中，当哈蒙德夫妇在旅馆里安顿好之后，哈蒙德先生问妻子为什么轮船在水面上停留了那么久，而妻子的回答叫他感到震惊，“有一个旅客昨晚死了——一个男人……他在我怀抱里死的”[11]。哈蒙德对一个陌生男子死在自己妻子怀中而感到恐惧和失落，仿佛那个男人偷了自己什么东西一样。他的话体现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冷漠，而哈蒙德太太对一个临死陌生人的关怀却展现了女性特有的母性光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对待陌生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用温暖的怀抱表达对即将离世人的最后一点安慰。那个陌生人在她的怀抱里得到了安息，正如诗人在自然的怀抱里寻求灵魂的慰藉一样，华兹华斯、梭罗等诗人作家就是在自然中汲取养料，汲取创作的灵感，与上帝交流的。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默契，女性是纯洁自然的“化身”。
四、结论
通过分析《陌生人》和《蒔萝泡菜》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是作为自然的对立者的姿态呈现的，他们采用野蛮的方式破坏自然环境、打破生态平衡。对待女性，他们只想占据她们的肉体，将其视为自身的附属品。相反，女性是作为自然的同盟者的姿态出现的，她们欣赏自然，是自然的“化身”，她们同情自然的遭遇，就像同情自己的命运一样。曼斯菲尔德已经认识到女性与自然是一脉相连的整体，而且认识到了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都被排斥在了权力的最边缘，成为了“权力圈”的“他者”。只有消除两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1]王晓朝、杨熙楠主编：《生态与民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袁玲红主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3]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4]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5]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6]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7]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8]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9]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10]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11]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参考文献：
[1]陈良廷，郑启吟，1983，《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袁玲红，2011，《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赵文兰，201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王晓朝、杨熙楠，2006，《生态与民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周东伟，2011，《凯瑟琳·曼斯菲尔短篇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D].南昌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6]刘素芳，2008，《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女性主义思想》[D].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关键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态女性主义；两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
作者简介：刘娜（1992.12-），女，汉族，河北省卢龙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
一、引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大部分作品都为读者描绘了美好的大自然，同时也对工业革命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奴役进行了批判。近年来评论界从象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伦理以及意识流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罗斯麦里·鲁瑟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查察女性受支配和自然受支配之间的相互关联。”[1]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交融的产物，是对二者的扬弃。“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只有摧毁把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等级制度，重新承认自然的主动性及意向性，才能真正消除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等级制度。”[2]
二、两部小说中男性形象
2.1自然的“旁观者”
在小说《陌生人》中，哈蒙德先生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逗留欧洲十个月的妻子归来。也许是天刚下过雨的原因，他穿着“灰大衣、灰绸围巾、厚实的手套、深色的软帽。他大步地来回走着，手里转着一把收拢的雨伞”[3]，他将自己用厚实的外罩武装起来，不禁让人联想起契科夫著名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看似惧怕寒冷，其实难掩内心的恐惧与孤独。哈蒙德先生内心也同样有着恐惧与孤独，令他感到恐惧的是自己漂亮的妻子在欧洲漫长的十个月里是否红杏出墙；令他感到孤独的原因来自他自己对大自然以及周围事物的排斥，他将寒冷的天气归咎为大自然的残酷，他不愿亲近自然，而是把大自然拒之千里之外，宁愿做一个“自然的旁观者”。在《莳萝泡菜》中女主人公维拉在一个小饭馆里遇见了她已分手六年的男友，他们一起回忆恋爱时的往事，交谈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男友說：“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邱园过的第一个下午吗？你因为我对哪种花都叫不出名字而感到那样惊奇。尽管你对我讲了那么多，我却到今天仍然一无所知”[4]，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男主人公对自然的态度多么的冷漠，即便是热恋中的女友告诉他那些花的名字，他都无心去听，同时也能看出他对女友的漠不关心，相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大自然在他的眼中是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乏味无聊的，他以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去对待大自然恰恰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缩影。文艺复兴以后，大自然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而变成了冷冰冰的，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他者”，自然不再是人与上帝交流的载体，而变成了人类可以肆意掠夺的财富。
2.2自然的“占有者”
在《陌生人》中，那艘停泊在水面上的巨轮，“它躺在浑浊的、起漩涡的水面上，庞大无比，纹丝不动，上空有一圈烟雾”，这艘巨轮庞大，坚固，象征着哈蒙德，象征着男性粗壮的身体及惊人的力量，而水则是柔弱女性的象征，巨轮的停泊正是男性征服女性的典型例证。过了许久巨轮动了，“它齐齐劈开黝黑的水面，向两侧卷起大片白色浪花”[5]，巨轮开动后的响亮的铃声和大股蒸汽就像男性发怒时的怒吼以及硕大鼻孔里吐着的粗气。它的暴躁与水的温柔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恰恰也符合男性和女性性格的对比。文中有几处“哈蒙德太太”的描写，“她所有的行李都显得整齐干净，无可挑剔。标签是用她那手秀丽端庄的小字写的：‘约翰·哈蒙德太太’。‘约翰·哈蒙德太太！’他心满意足的长吁一声……危险过去了，这就是他的感觉。”文中多次提到“哈蒙德太太”这个字眼，而非用她自己的名字称呼她，说明哈蒙德先生将妻子与金钱等同，一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当他听到别人夸赞“哈蒙德太太”时，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就像自己珍藏的艺术品受到别人的肯定。而有时他又对妻子患得患失，“像往常那样，他又感到自己所抱住的，永远也不完全属于自己。那是太娇嫩，太珍贵了，他一旦放手，就会飞走的”[6]，他害怕失去妻子，就像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危机和经济泡沫是不可阻挡的，就像有些商人一夜暴富，也会一夜之间一文不值。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初见成效，但男性中心主义仍占据统治地位，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这一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样都被边缘化了。而自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导致大自然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2.3自然的“破坏者”
在《莳萝泡菜》中，在回忆发生在邱园中的往事时，女主人公提到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场景“许多人在一个中国式的凉亭里喝茶，他像个疯子似地对付着黄蜂——赶它们走，用他的草帽拍它们”[7]一个小小的黄蜂，对男主人公并不能造成多少伤害，而他却对这个弱小又无辜的生命如此厌恶，以至于要残忍地杀死它，他的这一看似荒谬的举动却折射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生物无意识的迫害，以及根植于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如自然界的许多生命，都成为了人类毫无缘由，残忍荒谬本性的牺牲品。一次男主人公谈到自己在俄国游玩的时光时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伙，我的两个朋友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妻子，一起到黑海边去野餐。我们带了晚餐，香槟酒，在草地上又吃又喝。”[8]幽美恬静的黑海海边，本应是游客们欣赏拥抱大自然美景的好去处，而今却变成了他们野炊的露营地。虽然他们并未对这自然美景造成多大的破坏，但这一细微的举动却足以反映出人类没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三、两部小说中女性形象
3.1自然的“欣赏者”
在《莳萝泡菜》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男女主人公同时坐在摆着一只装纸水仙花花瓶的桌旁。女主人公“轻轻地吸了一口长气，好像摆在他们中间的那些纸水仙花香的叫人受不了似的”[9]，纸水仙花并不能散发任何气味，而女主人公却觉得香的受不了，可见她并不喜欢这个纸做的花，纸水仙花就像一个巨大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横在他们两人中间。这个鸿沟是他们对待自然的迥然不同的态度。纸水仙花是没有生命的，却绝不会凋零。而真正的水仙花是有生命的，但它的美却会转瞬即逝，所以男主人公更喜欢永不凋谢的纸水仙花，像现在许多人一样，喜欢购买纸质的，塑料的花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幻想着在用混凝土包围起来的空间里找到大自然的感觉。但殊不知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将自己禁锢在虚幻的世界里却不愿真正的回归自然。而作为女性，因其与自然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的天性，较之男性更喜欢亲近自然。女主人公讨厌纸水仙花是因为她更喜欢有生命、有情感的大自然。在《莳萝泡菜》中，还有一处对女主人公内心的描写“这会儿，她似乎正坐在那神秘的黑海之滨的草地上；那黑得像丝绒一般的大海，用无声的、柔软的浪花拍击着海岸”[10]，女主人公的幻想是那样的安静，与男主人公的做法完全相反，她更愿意坐在海边静静地欣赏大海的自然美。
3.2自然的“化身”
在《陌生人》中，当哈蒙德夫妇在旅馆里安顿好之后，哈蒙德先生问妻子为什么轮船在水面上停留了那么久，而妻子的回答叫他感到震惊，“有一个旅客昨晚死了——一个男人……他在我怀抱里死的”[11]。哈蒙德对一个陌生男子死在自己妻子怀中而感到恐惧和失落，仿佛那个男人偷了自己什么东西一样。他的话体现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冷漠，而哈蒙德太太对一个临死陌生人的关怀却展现了女性特有的母性光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对待陌生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用温暖的怀抱表达对即将离世人的最后一点安慰。那个陌生人在她的怀抱里得到了安息，正如诗人在自然的怀抱里寻求灵魂的慰藉一样，华兹华斯、梭罗等诗人作家就是在自然中汲取养料，汲取创作的灵感，与上帝交流的。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默契，女性是纯洁自然的“化身”。
四、结论
通过分析《陌生人》和《蒔萝泡菜》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是作为自然的对立者的姿态呈现的，他们采用野蛮的方式破坏自然环境、打破生态平衡。对待女性，他们只想占据她们的肉体，将其视为自身的附属品。相反，女性是作为自然的同盟者的姿态出现的，她们欣赏自然，是自然的“化身”，她们同情自然的遭遇，就像同情自己的命运一样。曼斯菲尔德已经认识到女性与自然是一脉相连的整体，而且认识到了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都被排斥在了权力的最边缘，成为了“权力圈”的“他者”。只有消除两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1]王晓朝、杨熙楠主编：《生态与民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袁玲红主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3]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4]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5]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6]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7]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8]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9]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10]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11]陈良廷、郑启吟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参考文献：
[1]陈良廷，郑启吟，1983，《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袁玲红，2011，《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赵文兰，201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王晓朝、杨熙楠，2006，《生态与民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周东伟，2011，《凯瑟琳·曼斯菲尔短篇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D].南昌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6]刘素芳，2008，《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女性主义思想》[D].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