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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学自北宋兴起，至南宋而大盛。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发展了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而此种内向的实质乃是为了促成更准确而有力地外向。本文通过对南宋前期著名贤相陈俊卿之理学政治人格的剖析，来展现南宋理学型士大夫的政治风格，并管窥南宋前期文化与政治交互影响之一斑。
关键词 内圣，外王，陈俊卿，理学，政治人格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2-0040-09
宋代“士大夫”阶层崛起。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宋代士大夫从其思维方式或行动风格来看都展现出独特的新面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理学自北宋兴起，至南宋而大盛。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发展了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正如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此种内向是为了更准确而有力度地外向。因此，南宋时期理学士大夫们积极活跃在政治领域中。理学士大夫内圣的特质与儒家外王的立场相融通。正如余英时所讲：“儒学从来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只有放置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它的意义才能全幅展现，宋代尤其如此。”①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南宋前期著名贤相陈俊卿之理学政治人格的剖析，来展现南宋理学士大夫的政治风格，并管窥南宋前期文化与政治交互影响之一斑。
以往关于陈俊卿的研究相对较少。林立群的文章《南宋抗金名相陈俊卿》②主要依据《宋史·陈俊卿传》对陈俊卿一生作了简要概述；李铁柱的硕士论文《陈俊卿研究》③主要对陈俊卿所处之时代背景及家世、仕宦历程、官员选任与管理思想、战和思想及交游诸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除此之外，涉及陈俊卿的相关研究均夹杂于综合性的论文或著作中，④且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述及。另外，蔡庆发的《略论宋代兴化军文化教育》和《试论莆仙地域的人文特征》⑤两篇文章中论及莆田地方文化对陈俊卿性格与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本文则重在探讨在南宋孝宗朝理学尚未成为统治思想，甚而理学家在政治上步履维艰、屡不遂志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作为服膺于理学的士大夫，陈俊卿却在政治上异军突起，对孝宗朝各重大政事均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被孝宗赞誉为一代贤相，这在当世理学士人中，可以说无人能及，其缘何有此外王之业？本文即旨在探讨其外王与内圣间之关系，从而揭示其理学政治人格之特点及影响。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学界尚无其他论述。
宋初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造就了“祖宗家法”，也奠定了有宋一代的政治风格。其中重文抑武的风尚与宋初儒学复兴的潮流交相辉映，开始孕育宋代儒家士人独特的政治文化。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至仁宗之世终于建立起儒家士大夫超越汉、唐，回向“三代”，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意识。范仲淹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不但得到了热烈响应，而且成为当时及此后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自神宗朝熙丰变法始，这种政治文化风尚便切实地落实、体现在时政当中。皇帝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共守的原则，也因此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已确乎建立。
至南宋立国，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传承延续中发生了某些转变，从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与风貌。南宋士大夫仍然怀着“回向三代”的理想，并始终以政治主体而自居。但面对北宋的亡国，他们在寻究原因并力图鉴正，进而找到治国、平天下之大道。在北宋儒学复兴潮流中诞生的理学至南宋前期而兴盛。对于王安石改革实践的失败乃至北宋的亡国，南宋理学家认为是因为王安石的“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①上面所致。正如朱熹所说“（王安石）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②而陆九渊也承认“荆公之学，未得其正”；③张■更说：“熙宁以来人才顿衰于前，正以王介甫作坏之故。介甫之学乃是祖虚无而害实用者。伊洛诸君子盖欲深救兹弊也。”④南宋理学家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内圣”基础上，内圣是外王的绝对先决条件。⑤基于以上认识，他们特别致力于儒家“内圣”之学，而南宋前期“理学”的最终完成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注重向内探索真正的“性命之理”，并将其内化为人格品行成为南宋立国以来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新的特征。这一改变使南宋前期的理学士大夫显现出独特的政治风范与人格。当然“内圣”并非纯思想的产物，将思想内化为人格品性，并在政治与生活的实践中发挥出作用，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也是理学属于儒学范畴，而非佛道之学的界限所在。
南宋前期，理学的发展不但造就了朱熹、吕祖谦、张■、陆九渊等理学大家，更是深刻影响了当世之士大夫，出现了一批具有理学修养的理学士大夫。遗憾的是，朱、吕、张、陆等理学家“得君以行其道”⑥的“外王”理想并未实现，而与他们息息相通的理学士大夫中却出现了一位内圣与外王兼及的人物，那便是孝宗朝一代贤相陈俊卿。
陈俊卿（1113—1186年），字应求，兴化军莆田县（今福建省莆田）人。绍兴八年（1138年），二十五岁的陈俊卿以榜眼及进士第。孝宗为普安郡王时，陈俊卿被擢为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成为孝宗之师。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为右相兼枢密使，乾道五年进左相，乾道六年罢相，出知福州，后判建康府。淳熙八年（1181年），以少师、魏国公致仕。淳熙十三年薨，追赠太师，谥正献。陈俊卿历仕高宗、孝宗两朝，为官四十余年，于孝宗朝之重大政事亲历最多。在孝宗朝十七位宰相中，在世时就被封少师者仅三人，而陈俊卿为其一，⑦后配享孝宗庙堂，所受恩遇，当世少有。
陈俊卿的家乡福建莆田县，以重教兴学、儒风淳厚、人才辈出⑧而闻名于福建。距莆田不远有个南剑州（今南平市），即是理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而福建亦是南宋理学兴盛之地。受此种环境影响，陈俊卿热衷于理学，与当世理学家交往甚密。
陈俊卿与成长于福建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过从甚密，堪称几代至交。陈俊卿对朱熹推崇备至，“尤敬朱熹，屡尝论荐”，①曾三荐朱熹。②朱熹亦言：“熹早蒙公知，晚岁尤笃。”③陈俊卿还专门请朱熹到家乡莆田白湖仰止堂讲经授学，让家族子弟随朱熹学道。陈俊卿三个儿子“守、定、宓，俱从朱子受学焉”，④其中四子陈宓在朱熹教诲下，“信道尤笃”，⑤学者称其复斋先生。陈俊卿的孙子陈址亦师从朱熹，可见两家关系之密切。朱熹甚至为陈俊卿女儿的再嫁问题写信给陈俊卿及其子陈守，加以劝说。⑥朱熹还最终为陈俊卿子孙三代写下了行状或墓志铭。⑦ 陈俊卿的同乡好友林光朝（号艾轩）亦是当世理学名家。林光朝“专心圣贤践履之学”，史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⑧陈俊卿曾言：“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⑨林光朝与陈俊卿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友谊甚笃。陈俊卿曾说：“艾轩，吾友也”，⑩并赞其学识，“今艾轩之学行文章为吾里宗师”。{11}林光朝死后，陈俊卿作诗《哭林艾轩》{12}以悼念之，又亲自为其撰写祭文。{13}
陈俊卿与理学家张■（张浚之子）、理学名臣赵善应（赵汝愚之父）、刘珙、魏■之的交往也十分密切。由于陈俊卿的文集今已散佚，无从考察其理学观点，但从其交游可看出其理学背景之深厚。
作为服膺于理学的士大夫，正心诚意、“灭私欲则天理明”{14}、向内里寻以达致“内圣”的理学信念已成为陈俊卿安身立命、修身济世的根基和准则，并内化成其品性人格。诚如理学家所主张的，修道有得非为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兼善天下。陈俊卿何以成为当世难得的一位“内圣”与“外王”兼及的理学宰相？本文即试图透过其“外王”之路，寻绎其“内圣”之光，努力在探索、展现其理学政治人格的同时，对此问题做出解答。
（一）以道进退、忠义无私
陈俊卿在其一生的从政生涯中，始终有所持守。其所持守者，非为私利与功名，而在于道义。行道以匡世济民、“以道进退”成为其始终持守的从政准则。这绝不同于某些士人为爵禄之故，在当权者面前如仆从一般，趋炎附势。正如张■所言：“磋乎！秦汉以来，士贱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15}打破这一局面，以道进退，树立起士人独立的政治人格及政治主体地位，成为宋代儒学士人，尤其是南宋理学士人之共识。诚如陈俊卿之好友，参知政事龚茂良所说：“大臣以道事君。”{16}这成为陈俊卿一以贯之的政治人格之核心内涵，他只本其所持之道与皇帝共治天下。
理学家认为道即天理，天理即为“公心”，与私欲对立，“灭私欲则天理明”。因此以“大公之心”而非“私意”来治国成为理学士人之共识；同时对理学士人而言，事无大小，皆有义利，“义”乃是出于“仁爱”的正当、公正与适宜的原则，是对私欲与利的超越。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陈俊卿即持道秉义，忠诚无私。
初入仕途，权相秦桧当国，党同伐异，陈俊卿却不屈附权贵以为身谋，以致秦桧“察其不附己”而放其外任，幸而“未上而桧死，乃以校书郎召”。②陈俊卿之所以不苟合于权相，是因为知其无道；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在陈俊卿推荐下，以恢复为己任的主战派大臣虞允文与陈俊卿并相。虞允文一上任就建议遣使金国，索回陵寝地，而这正契合孝宗之心愿。对此，身为左相的陈俊卿上疏力劝，认为这是舍大图小、“慕虚名而受实害”之举。孝宗虽“感公言，事得少缓”，然仍心有未甘，且“意益向允文”。次年，虞允文复申前议，孝宗以手札谕陈俊卿：“朕痛念祖宗陵寝不能展谒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③此番旧事重提，孝宗亲自征询陈俊卿，且表明自己之殷切期望，是希望左相陈俊卿改变态度予以支持，这也似一次最后通牒。在此情形下，作何选择决定着陈俊卿与皇帝的关系，决定着他的相位、他的去留。对此陈俊卿不是不清楚，而是根本不在他的顾虑之中。陈俊卿奏曰：
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痛念陵寝，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愤切，仰赞圣谟，庶雪国耻！然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轻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临我，然后徐起而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兹又仰承圣问，臣之所见不过如此，不敢改词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惟陛下察之。④
接连三个“不敢”，正表明了他不为迎合、不惧逆鳞、不愿误国的无私忠诚和坦荡胸襟！为坚持“治道”，他可以不惜失去相位。此后陈俊卿“杜门上疏，以必去为请”，⑤终至罢相，陛辞之时，犹劝上“修政事以靖兵革，泛使未宜轻遣”。⑥其后虞允文终于遣使，果然“竟不获其要领”⑦而归，徒劳无益。
宋代理学士人致力于“推明治道”，主张对政治、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做一大更改，以建立一种有别于“君为臣纲”的政治原则，使“行道”之责在贤士大夫，此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然而孝宗却屡出独断，侵夺宰相机构之权，由此引发大臣之反对。这是一场直面皇帝的斗争，陈俊卿走在最前面。他屡屡谏诤，直至“上乃悦而从之”，予以正面回应，“于是上于俊卿之言多所听从，大抵政事复归中书矣”，⑧使共治格局得以维护。可见，即便面对皇权，陈俊卿亦当仁不让！
（二）仁者之勇、刚毅一心
对于儒家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宋代理学家又赋予其新的内涵，提出“仁道难名，惟公近之”，⑨“公而无私便是仁”，⑩认为公是仁之理，仁为爱之理，“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11}即在公基础上有了爱、恕方为仁，“总之，爱、恕、公对于仁来说缺一不可”。{12}陈俊卿之公而无私前文已述，此不赘言。其爱恕之心、恻隐之心亦显其仁者本色。陈俊卿生于“以好施周急闻于乡里”{13}的普通农家，“孝友忠敬，得于天资”，{14}“抚爱宗族，恩意甚备”；他“自奉甚约”，却将“二十年禄赐多以分人”；出镇地方，“问建康，诸部使者及诸大将故事有月饷，公不欲异众，别储之以周士之贫者，将去尚余万缗，悉归之官”。{15}陈俊卿一生仁厚行善，临终还嘱咐子孙“力学为善”。
如果说陈俊卿在居庙堂之高时是从宏观“治道”上为善天下，那么当其为处江湖之远的地方官时便是直接地行仁民之政，“泽加于民”。陈俊卿为官一处，造福一方，所到之处治盗平寇、兴屯田、整武备、严边防，保境安民；他治民“政尚宽厚”，“为政平易宽简”，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主张“民力不可不惜，大众不可轻动”，使“民习其政，不劳而治”。①他反对国家以苛政扰民，加重人民负担。他“悉罢无名之赋”，罢改钞盐法、奏止朝廷征发本路海船及挑选禁军等扰民之事。面对地方灾情，他克服困难力行荒政措施，与百姓共度时艰，终使“船粟四集，境内帖然，民无流徙，咸仰公德焉”。②这都充分体现了理学士人以仁人之心行仁政的思想。因此，陈俊卿得到了百姓的爱戴。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判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且诏赴阙奏事。既至，都人聚观，无不咨嗟，喜公之将复用也……公去建康至是盖十五年，父老喜公之来，所至相聚以百数，焚香迎拜如见亲戚”，乃至“所至，民必相率为生祠，且立碑以颂公德”，③陈俊卿之仁德、之得民心若此！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陈俊卿正是如此，他“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权要，无所顾避；论事上前，指切时病……皆卓荦奇伟，为天下安危治乱之所系”。④这才是一位仁者之风范：虽平时不免木讷，却于关键时刻为坚持道义、真理而刚毅勇敢，当仁不让。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金将南侵，高宗和汤思退等都不予理会，甚至斥责贬谪言战大臣。身为侍御史的陈俊卿毅然挺身而出，力主备战，攻论高宗之亲信宰相汤思退“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⑤且以“冬日无云而雷，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⑥为言，使其罢相；高宗另一亲信，宦官张去为“阴沮用兵之议，且陈退避之策，或因妄传有幸闽、蜀之计”，⑦陈俊卿劾其“阴沮用兵，且陈避敌计，摇成算，请按军法”，⑧“乞斩之以作士气”，⑨终使其被贬逐，亦使主和势力在朝无法立足，为抗金排除阻力。当时“敌情■甚，国势臬兀，天下之望在张公（浚），而廷臣莫敢以闻，首请用张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陈公（俊卿）也”，⑩当陈俊卿上疏力主起用主战派元老大臣张浚而“疏入，未报”时，他又“因请对，力言之，上始悟。数月，以浚守建康”。{11}陈俊卿于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不畏权势、不屈不挠的果敢刚毅使高宗颇为感佩，赞叹曰：“卿可谓仁者之勇！”并对其加以重任，“除权兵部侍郎”，{12}不久金人果南侵，俊卿受诏整治浙西水军，为胶西之捷奠定基础。其后在隆兴北伐中，“是时万姓三军称张公（浚）为都督，而陈公（俊卿）为小都督，其系人望如此”。{13}陈俊卿为重振主战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近习参政弄权的“宫府相争”中，陈俊卿更显其勇毅之心。孝宗重用近习以加强皇权、制约相权。在其扶持下“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14}甚至“点阅军马”，{15}干预军事，这些都有悖于士大夫政治的原则。而与近习作斗争就无异于同皇帝相颉颃！在反对近习的斗争中，周必大被贬降，“十年不用”；{16}宰相梁克家与近习议事不合而被罢相；参知政事龚茂良在与近习曾觌近乎白热化的斗争中，被贬英州，赴烟瘴之地，不久与其子俱死于贬所，“至是责逐大臣，士始侧目重足矣……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习，至是益甚”；{17}朱熹极论近习，因有“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其门墙，承望其风旨”{18}等直率言词，激起孝宗雷霆大怒，幸亏宰相赵雄诡辞解救，方解朱熹之罪。在巨大压力下，有些士大夫如周必大等不得不放弃反对近习的立场。{19}然而，在这场长期艰巨的斗争中，陈俊卿却始终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尤其是对曾觌、龙大渊这两个最受孝宗宠信的近习之首。乾道中，“时曾觌、龙大渊怙旧恩，窃威福，士大夫颇出其门”。{20}一天，洪迈对陈俊卿说，某人当会为某官，陈俊卿“诘所从，迈以渊、觌告”，{21}其后“入奏事毕，应求（陈俊卿）独近，且以景庐（洪迈）语质于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上曰：‘朕何当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应求归未及门，已有旨出二人于外”。①这两个近习之首令多少士大夫争之而不胜，却在陈俊卿的谏诤下，终被逐之于外，令“中外快之！”②然而陈俊卿并未放松警惕，当曾觌几次外任期满，欲回京任职时，陈俊卿都尽力说服孝宗，甚至以“今若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愿先罢去”为言，终使“上感其言，遂止不召”，“觌怏怏而去”。③其后陈俊卿罢相，“曾觌亦召还，建节钺跻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④由此可知，在与近习的斗争中陈俊卿所顶压力之大，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精神之刚毅！在那个时代，他成为维护国家法度的中流砥柱。外任几年后，“时曾觌以使相领京祠，王■知■门事，枢密都承旨甘■为入内押班，三人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俊卿判建康，过阙入对，又极言近习之弊，“上感其言，因是稍疏觌，于是觌亦觉为上所疏，七年，疽发背死”。⑤对于近习，众士大夫屡诤谏而不果，却终在陈俊卿之谏言下见效，何哉？诚如《大事记》所说：
曾觌、龙大渊、王■、甘■四人凭恃恩宠招权纳贿，然四凶之寡不能以胜元凯之众，故曾觌、龙大渊之始用事，虽刘度，张震，胡沂，周必大，金安节诸公争之而未胜，而终以陈应求一言而去；曾觌再至，与王■、甘■为奸，虽刘珙、张■、龚茂良、郑鉴、袁枢争之未胜，而曾觌复以俊卿一言而去。⑥
这就是陈俊卿这样一位仁者、勇者卓然伟岸之政治人格的力量所在！陈俊卿逝后，杨万里赞其曰：“至于乞斩大■张去为，居外戚钱端礼之相，逐幸臣龙大渊曾觌，议复奏审之法，及极言近习弄权、债帅纳贿等弊，皆根抵天下治乱，天下称诵其卓诡绝特之举者，皆陈公云”，⑦足见其忠勇之气节。
（三）淡泊廉退、温敬尚礼
陈俊卿仁厚质朴、清廉淡泊，“于外物淡然无所好”。宰相卸任后曾请辞“归第，敝屋数楹，怡然不介意”，⑧“平居自奉甚约，言谈举止不改乡闾之旧。食不过一肉，而衣或二十余年不易，晚岁筑第，不为华侈，僮使不过数人，皆谨愿忠朴，门庭闲然，过者或不知其为公相家也”，“俸赐入门，多以施与”；“在官不受馈遗，建康诸司例有月饷，公不欲异众，别储之以周贫士之往来者，将去所余几万缗，悉归之公帑”。⑨在以少傅致仕时，“进封福国公，有司以法当给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独受少傅之禄，余悉归之”。⑩陈俊卿在留给儿子的《示二子》诗中写道：“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11}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由此足见陈俊卿其志甚明，其道甚明！这便是其在为政中能不为功名利禄及嗜欲所惑，以道事君，以道进退，而达于“灭私欲则天理明”之境界的原由。
陈俊卿对“道”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却在功名荣耀面前恬退有守。作为地方官，陈俊卿深受百姓爱戴，“所至，民必相率为生祠，且立碑以颂公德。公闻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12}临终前手书一纸，有云：“白屋起家，致身三少，报国无功，叨荣有腼，获死牖下，尚复何云，遗表只谢圣恩，无得祈求恩泽……无功无德，无得立碑、请谥。”{13}一生致君行道、匡世济民，却终以无功无德自居，其谦退若此！ 陈俊卿立朝虽勇毅刚直，却从不以咄咄逼人、激越轩昂的方式进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权要，无所顾避……一时上意虽未即开纳，公必恳请再三，然心平理顺，色温气和，无激讦近名之意，上多悦而从之。”{14}高宗称其“端厚静重”；孝宗赞其“忠义沉静有谋”；{15}杨万里颂其：“色夷气温，皇知爱君，君有难启，事有难止，不费颊齿，如石投水。”{16}陈俊卿待人诚敬而坦荡。“胸怀坦然，遇人无少长，一以诚实，一言之出，终身可复。”高宗曾对虞允文讲：“俊卿极方正，非如它人，面从而退有后言也。”{17}即便对政治的上不同道者，甚至于己不善者，陈俊卿都持忠恕之道，平心以待，“于人无所怨恶，钱端礼尝沮公，洪迈亦与公不合，至（陈俊卿）入相，皆以名藩大郡处之”，①足见其胸怀磊落。
宋代理学家重仁而崇礼，认为“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②陈俊卿“生而庄敬，不妄笑言”，③“为人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虽疾病见子孙必衣冠”，“内外缌功之丧，必素服以终月数”。④为王府教授时“正色特立”，⑤“王左右亲吏故多与诸府寮狎，公独正色出入，未尝私交一谈”，⑥其后“在朝廷正色危论”。这亦是一位理学士人的修养和操守。
（四）才高略远、勤勉治儒
儒家以智（知）为认知途径。所谓智者，明是非、曲直、邪正、真妄，文理密察，无所不知。以榜眼及第的陈俊卿才高略远，睿智明达。其之才略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⑦孝宗即位，“以俊卿忠义沉静有谋”授以边防重任。在对金战略方面，陈俊卿有独到的见解，曾“奏曰：‘吴■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盖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会主和议方坚，诏■班师，亦召俊卿”。⑧其后，吴■奉命撤退，遭金兵追击，损失惨重，孝宗追悔莫及。可知陈俊卿之见地不为不深远。当北伐用人不慎而于符离师溃后，“主和议者幸其败，横议摇之”，⑨在太上皇高宗的支持下卷土重来。陈俊卿却反对因一败而求和，奏言：“浚果不可用，别属贤将，若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阻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疏再上，上悟”，⑩即命张浚复都督之职，且召为宰相。但主和势力最终占了上风，张浚罢相而隆兴和议达成。陈俊卿的主张不无道理，正如后来朱熹入对所讲：“此事（恢复）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11}这亦是胡铨、张阐、王十朋等有识之士的共识。由此可见陈俊卿之远略。
另外，陈俊卿在治理地方上亦表现出非凡的治才。始至福州“帑藏空竭，公节省浮费，用亦不乏”；{12}再判建康府时，江东诸郡皆旱而南康广德为尤甚，陈俊卿应诏奏荒政之策，提出“薄征缓刑”“揭榜招诱米商”“毋得征税”“朝廷桩积数内借米三十万石谷二十万石”{13}等救荒措施，对此“上多从之，惟所借桩积米谷，（陈俊卿）前后三奏，词甚恳激，而庙堂有不乐公者，才得三万斛，人皆为公忧”，{14}面对巨大困难，陈俊卿“处画有方，船粟四集，境内帖然，民无流徙”。{15}陈俊卿一生立朝“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16}足见其超凡的政治远见与才干。
陈俊卿之才略与其勤勉治学息息相关。其“于外物淡然，无所好，独喜观书史，疾病犹不释卷”，{17}曾在《示蒙孙》诗中写道：“看来负郭三千顷，不似传家一卷书”以勉励儿孙发奋勤学。{18}在《示二子》诗中亦有：“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19}之语。陈俊卿一生宦海，官至宰相，留给子孙的财富是万卷诗书和一身清白！陈俊卿治学“一以圣贤为法，于浮屠、老子之说，未尝过而问也。尝有诗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师粲可’，此足以见其志矣”，{20}可知其倾心致力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以修齐治平为平生之志向，不但独善其身，更为兼善天下。陈俊卿留“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21}可惜今已散佚。从今天仅存的陈俊卿奏议和诗文中，可感其文采之清卓，思想之精深。
陈俊卿之政治人格截然不同于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以保一己之利的职业型官僚士大夫，更与奔走权门，见风使舵，争权夺利的无耻士大夫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理学士大夫，其政治主张及表现出的政治人格同朱熹、张■、陆九渊等作为理学家的士大夫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处。①除性格差异导致的从政风格不同外，陈俊卿在基于“内圣”的著书立说、讲学与理学说教方面明显少于理学家们，而在“外王”的致君行道、治国平天下方面，陈俊卿之作为则大于诸位理学家。陈俊卿之“内圣”修养不在于言表，而是内化入其人格品性，并在行道的实践中全幅展现。陈俊卿虽亦有正心诚意之言，但并不为多，他没有理学家那样关于“内圣”的高谈阔论，更没有伪道学之士的故作姿态、以言论相高，陈俊卿是沉静而务实的实践者，是当时难得的内圣修养与经世致用兼备的士大夫。清议矫激、空谈迂阔而不切实务正是时人包括宋孝宗及事功学派对理学之士的指摘之处。②而陈俊卿却与此不同，他以理学者的信念与准则积极用世，趋事赴功，其务实之政治风格与孝宗励精图治、意在恢复之志相契合，因此，陈俊卿可以进入权力中心，“致君行道”，对时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理学士人之政治实践主要有两个途径③：一是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致君行道”，进行全面的秩序重建；二是做地方官，重建局部秩序，直接“泽民”，那么朱熹等理学家是第二种方式，陈俊卿则两种方式兼及，而以第一种为主。可以说，陈俊卿充分践行了一位理学士大夫的理想追求。
基于理学者“理一份殊”的信念，陈俊卿之理学政治人格表现出与封建人治时代臣民所具有的依附型政治人格的不同之处，拥有了较大的独立性。他们认为万物各有一理，但都统摄于共同的一个天理；社会中的人亦是如此，尽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但在天理面前臣子与皇帝是平等的，他们都可平等地触碰到天理，这也即宋代君臣所具有的一个认识：天下“道理最大”。④因于这一思想，宋代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及以后诸朝的特点，具有了一定平等而自由的气象。也因于此，陈俊卿彰显出一以贯之、以道进退、独立的政治人格。诚如朱熹所评：“处国家，顾大体务持重，不为幸胜苟得之计；在中书，尤以爱惜名器，裁抑侥幸为事。故小人多不乐，而圣主独深知之……且屡称其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⑤这便是对陈俊卿，一位理学士大夫至为公允的评价！被皇帝誉为一代“贤相”，在孝宗朝绝无仅有。当然，作为理学士大夫，陈俊卿虽具一定独立的政治人格，但其仍不会背离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准则，他忠实地秉承封建君臣之义礼，这便是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吧。
陈俊卿之政治人格对时人及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到了广泛的称颂。朱熹对其感佩备至，称其“一代元老，名教所宗”⑥、“始终全德，无可指议”；⑦几代皇帝对陈俊卿亦屡加赞誉。高宗赞其“极方正”，具“仁者之勇”；孝宗“屡称其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⑧后世之宁宗亦美其嘉行，亲书“清忠亮直”四字表其墓。⑨在奔竞、苟且、华靡之士风日盛的南宋时代，陈俊卿卓然之政治人格似一缕清风，涤荡和振奋着人心，彰显着天地间之正气。应该说，陈俊卿只是当时理学士大夫中之一员，他们有着颇相似的政治人格，但当朱熹等一众理学士大夫备受争议，被“群小”讥为“虚名之士”⑩而不能大有作为于当世时，陈俊卿以其务实之态度与经世致用之才干，弥补了性命之学的缺憾，不但对时政影响重大，亦有裨益于理学势力在朝中的振作。陈俊卿逝后一年，即淳熙十四年孝宗就擢用一批理学士人进入权力核心，以配合他在最后阶段的革新构想，而这其中应不无陈俊卿之影响。
在陈俊卿伟岸政治人格与家学的熏陶下，其后代子孙以朱熹为师，以理学为宗，出现了惠政爱民的理学名儒陈宓（陈俊卿之子）、淡泊名利而专心治史的史学名家陈均（陈俊卿侄孙），以及南宋末年以坚贞不屈，杀身成仁而名留青史的抗元英雄宰相陈文龙（陈俊卿五世从孙），可谓一门忠良！陈俊卿之影响不止局限于古代，即便在现代，其一以贯之的独立政治人格，对于当下之官风、民风亦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崔英超，女，1972年生，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实习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内圣，外王，陈俊卿，理学，政治人格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2-0040-09
宋代“士大夫”阶层崛起。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宋代士大夫从其思维方式或行动风格来看都展现出独特的新面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理学自北宋兴起，至南宋而大盛。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发展了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正如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此种内向是为了更准确而有力度地外向。因此，南宋时期理学士大夫们积极活跃在政治领域中。理学士大夫内圣的特质与儒家外王的立场相融通。正如余英时所讲：“儒学从来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只有放置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它的意义才能全幅展现，宋代尤其如此。”①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南宋前期著名贤相陈俊卿之理学政治人格的剖析，来展现南宋理学士大夫的政治风格，并管窥南宋前期文化与政治交互影响之一斑。
以往关于陈俊卿的研究相对较少。林立群的文章《南宋抗金名相陈俊卿》②主要依据《宋史·陈俊卿传》对陈俊卿一生作了简要概述；李铁柱的硕士论文《陈俊卿研究》③主要对陈俊卿所处之时代背景及家世、仕宦历程、官员选任与管理思想、战和思想及交游诸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除此之外，涉及陈俊卿的相关研究均夹杂于综合性的论文或著作中，④且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述及。另外，蔡庆发的《略论宋代兴化军文化教育》和《试论莆仙地域的人文特征》⑤两篇文章中论及莆田地方文化对陈俊卿性格与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本文则重在探讨在南宋孝宗朝理学尚未成为统治思想，甚而理学家在政治上步履维艰、屡不遂志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作为服膺于理学的士大夫，陈俊卿却在政治上异军突起，对孝宗朝各重大政事均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被孝宗赞誉为一代贤相，这在当世理学士人中，可以说无人能及，其缘何有此外王之业？本文即旨在探讨其外王与内圣间之关系，从而揭示其理学政治人格之特点及影响。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学界尚无其他论述。
宋初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造就了“祖宗家法”，也奠定了有宋一代的政治风格。其中重文抑武的风尚与宋初儒学复兴的潮流交相辉映，开始孕育宋代儒家士人独特的政治文化。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至仁宗之世终于建立起儒家士大夫超越汉、唐，回向“三代”，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意识。范仲淹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不但得到了热烈响应，而且成为当时及此后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自神宗朝熙丰变法始，这种政治文化风尚便切实地落实、体现在时政当中。皇帝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共守的原则，也因此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已确乎建立。
至南宋立国，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传承延续中发生了某些转变，从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与风貌。南宋士大夫仍然怀着“回向三代”的理想，并始终以政治主体而自居。但面对北宋的亡国，他们在寻究原因并力图鉴正，进而找到治国、平天下之大道。在北宋儒学复兴潮流中诞生的理学至南宋前期而兴盛。对于王安石改革实践的失败乃至北宋的亡国，南宋理学家认为是因为王安石的“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①上面所致。正如朱熹所说“（王安石）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②而陆九渊也承认“荆公之学，未得其正”；③张■更说：“熙宁以来人才顿衰于前，正以王介甫作坏之故。介甫之学乃是祖虚无而害实用者。伊洛诸君子盖欲深救兹弊也。”④南宋理学家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内圣”基础上，内圣是外王的绝对先决条件。⑤基于以上认识，他们特别致力于儒家“内圣”之学，而南宋前期“理学”的最终完成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注重向内探索真正的“性命之理”，并将其内化为人格品行成为南宋立国以来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新的特征。这一改变使南宋前期的理学士大夫显现出独特的政治风范与人格。当然“内圣”并非纯思想的产物，将思想内化为人格品性，并在政治与生活的实践中发挥出作用，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也是理学属于儒学范畴，而非佛道之学的界限所在。
南宋前期，理学的发展不但造就了朱熹、吕祖谦、张■、陆九渊等理学大家，更是深刻影响了当世之士大夫，出现了一批具有理学修养的理学士大夫。遗憾的是，朱、吕、张、陆等理学家“得君以行其道”⑥的“外王”理想并未实现，而与他们息息相通的理学士大夫中却出现了一位内圣与外王兼及的人物，那便是孝宗朝一代贤相陈俊卿。
陈俊卿（1113—1186年），字应求，兴化军莆田县（今福建省莆田）人。绍兴八年（1138年），二十五岁的陈俊卿以榜眼及进士第。孝宗为普安郡王时，陈俊卿被擢为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成为孝宗之师。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为右相兼枢密使，乾道五年进左相，乾道六年罢相，出知福州，后判建康府。淳熙八年（1181年），以少师、魏国公致仕。淳熙十三年薨，追赠太师，谥正献。陈俊卿历仕高宗、孝宗两朝，为官四十余年，于孝宗朝之重大政事亲历最多。在孝宗朝十七位宰相中，在世时就被封少师者仅三人，而陈俊卿为其一，⑦后配享孝宗庙堂，所受恩遇，当世少有。
陈俊卿的家乡福建莆田县，以重教兴学、儒风淳厚、人才辈出⑧而闻名于福建。距莆田不远有个南剑州（今南平市），即是理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而福建亦是南宋理学兴盛之地。受此种环境影响，陈俊卿热衷于理学，与当世理学家交往甚密。
陈俊卿与成长于福建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过从甚密，堪称几代至交。陈俊卿对朱熹推崇备至，“尤敬朱熹，屡尝论荐”，①曾三荐朱熹。②朱熹亦言：“熹早蒙公知，晚岁尤笃。”③陈俊卿还专门请朱熹到家乡莆田白湖仰止堂讲经授学，让家族子弟随朱熹学道。陈俊卿三个儿子“守、定、宓，俱从朱子受学焉”，④其中四子陈宓在朱熹教诲下，“信道尤笃”，⑤学者称其复斋先生。陈俊卿的孙子陈址亦师从朱熹，可见两家关系之密切。朱熹甚至为陈俊卿女儿的再嫁问题写信给陈俊卿及其子陈守，加以劝说。⑥朱熹还最终为陈俊卿子孙三代写下了行状或墓志铭。⑦ 陈俊卿的同乡好友林光朝（号艾轩）亦是当世理学名家。林光朝“专心圣贤践履之学”，史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⑧陈俊卿曾言：“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⑨林光朝与陈俊卿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友谊甚笃。陈俊卿曾说：“艾轩，吾友也”，⑩并赞其学识，“今艾轩之学行文章为吾里宗师”。{11}林光朝死后，陈俊卿作诗《哭林艾轩》{12}以悼念之，又亲自为其撰写祭文。{13}
陈俊卿与理学家张■（张浚之子）、理学名臣赵善应（赵汝愚之父）、刘珙、魏■之的交往也十分密切。由于陈俊卿的文集今已散佚，无从考察其理学观点，但从其交游可看出其理学背景之深厚。
作为服膺于理学的士大夫，正心诚意、“灭私欲则天理明”{14}、向内里寻以达致“内圣”的理学信念已成为陈俊卿安身立命、修身济世的根基和准则，并内化成其品性人格。诚如理学家所主张的，修道有得非为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兼善天下。陈俊卿何以成为当世难得的一位“内圣”与“外王”兼及的理学宰相？本文即试图透过其“外王”之路，寻绎其“内圣”之光，努力在探索、展现其理学政治人格的同时，对此问题做出解答。
（一）以道进退、忠义无私
陈俊卿在其一生的从政生涯中，始终有所持守。其所持守者，非为私利与功名，而在于道义。行道以匡世济民、“以道进退”成为其始终持守的从政准则。这绝不同于某些士人为爵禄之故，在当权者面前如仆从一般，趋炎附势。正如张■所言：“磋乎！秦汉以来，士贱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15}打破这一局面，以道进退，树立起士人独立的政治人格及政治主体地位，成为宋代儒学士人，尤其是南宋理学士人之共识。诚如陈俊卿之好友，参知政事龚茂良所说：“大臣以道事君。”{16}这成为陈俊卿一以贯之的政治人格之核心内涵，他只本其所持之道与皇帝共治天下。
理学家认为道即天理，天理即为“公心”，与私欲对立，“灭私欲则天理明”。因此以“大公之心”而非“私意”来治国成为理学士人之共识；同时对理学士人而言，事无大小，皆有义利，“义”乃是出于“仁爱”的正当、公正与适宜的原则，是对私欲与利的超越。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陈俊卿即持道秉义，忠诚无私。
初入仕途，权相秦桧当国，党同伐异，陈俊卿却不屈附权贵以为身谋，以致秦桧“察其不附己”而放其外任，幸而“未上而桧死，乃以校书郎召”。②陈俊卿之所以不苟合于权相，是因为知其无道；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在陈俊卿推荐下，以恢复为己任的主战派大臣虞允文与陈俊卿并相。虞允文一上任就建议遣使金国，索回陵寝地，而这正契合孝宗之心愿。对此，身为左相的陈俊卿上疏力劝，认为这是舍大图小、“慕虚名而受实害”之举。孝宗虽“感公言，事得少缓”，然仍心有未甘，且“意益向允文”。次年，虞允文复申前议，孝宗以手札谕陈俊卿：“朕痛念祖宗陵寝不能展谒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③此番旧事重提，孝宗亲自征询陈俊卿，且表明自己之殷切期望，是希望左相陈俊卿改变态度予以支持，这也似一次最后通牒。在此情形下，作何选择决定着陈俊卿与皇帝的关系，决定着他的相位、他的去留。对此陈俊卿不是不清楚，而是根本不在他的顾虑之中。陈俊卿奏曰：
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痛念陵寝，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愤切，仰赞圣谟，庶雪国耻！然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轻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临我，然后徐起而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兹又仰承圣问，臣之所见不过如此，不敢改词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惟陛下察之。④
接连三个“不敢”，正表明了他不为迎合、不惧逆鳞、不愿误国的无私忠诚和坦荡胸襟！为坚持“治道”，他可以不惜失去相位。此后陈俊卿“杜门上疏，以必去为请”，⑤终至罢相，陛辞之时，犹劝上“修政事以靖兵革，泛使未宜轻遣”。⑥其后虞允文终于遣使，果然“竟不获其要领”⑦而归，徒劳无益。
宋代理学士人致力于“推明治道”，主张对政治、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做一大更改，以建立一种有别于“君为臣纲”的政治原则，使“行道”之责在贤士大夫，此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然而孝宗却屡出独断，侵夺宰相机构之权，由此引发大臣之反对。这是一场直面皇帝的斗争，陈俊卿走在最前面。他屡屡谏诤，直至“上乃悦而从之”，予以正面回应，“于是上于俊卿之言多所听从，大抵政事复归中书矣”，⑧使共治格局得以维护。可见，即便面对皇权，陈俊卿亦当仁不让！
（二）仁者之勇、刚毅一心
对于儒家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宋代理学家又赋予其新的内涵，提出“仁道难名，惟公近之”，⑨“公而无私便是仁”，⑩认为公是仁之理，仁为爱之理，“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11}即在公基础上有了爱、恕方为仁，“总之，爱、恕、公对于仁来说缺一不可”。{12}陈俊卿之公而无私前文已述，此不赘言。其爱恕之心、恻隐之心亦显其仁者本色。陈俊卿生于“以好施周急闻于乡里”{13}的普通农家，“孝友忠敬，得于天资”，{14}“抚爱宗族，恩意甚备”；他“自奉甚约”，却将“二十年禄赐多以分人”；出镇地方，“问建康，诸部使者及诸大将故事有月饷，公不欲异众，别储之以周士之贫者，将去尚余万缗，悉归之官”。{15}陈俊卿一生仁厚行善，临终还嘱咐子孙“力学为善”。
如果说陈俊卿在居庙堂之高时是从宏观“治道”上为善天下，那么当其为处江湖之远的地方官时便是直接地行仁民之政，“泽加于民”。陈俊卿为官一处，造福一方，所到之处治盗平寇、兴屯田、整武备、严边防，保境安民；他治民“政尚宽厚”，“为政平易宽简”，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主张“民力不可不惜，大众不可轻动”，使“民习其政，不劳而治”。①他反对国家以苛政扰民，加重人民负担。他“悉罢无名之赋”，罢改钞盐法、奏止朝廷征发本路海船及挑选禁军等扰民之事。面对地方灾情，他克服困难力行荒政措施，与百姓共度时艰，终使“船粟四集，境内帖然，民无流徙，咸仰公德焉”。②这都充分体现了理学士人以仁人之心行仁政的思想。因此，陈俊卿得到了百姓的爱戴。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判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且诏赴阙奏事。既至，都人聚观，无不咨嗟，喜公之将复用也……公去建康至是盖十五年，父老喜公之来，所至相聚以百数，焚香迎拜如见亲戚”，乃至“所至，民必相率为生祠，且立碑以颂公德”，③陈俊卿之仁德、之得民心若此！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陈俊卿正是如此，他“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权要，无所顾避；论事上前，指切时病……皆卓荦奇伟，为天下安危治乱之所系”。④这才是一位仁者之风范：虽平时不免木讷，却于关键时刻为坚持道义、真理而刚毅勇敢，当仁不让。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金将南侵，高宗和汤思退等都不予理会，甚至斥责贬谪言战大臣。身为侍御史的陈俊卿毅然挺身而出，力主备战，攻论高宗之亲信宰相汤思退“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⑤且以“冬日无云而雷，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⑥为言，使其罢相；高宗另一亲信，宦官张去为“阴沮用兵之议，且陈退避之策，或因妄传有幸闽、蜀之计”，⑦陈俊卿劾其“阴沮用兵，且陈避敌计，摇成算，请按军法”，⑧“乞斩之以作士气”，⑨终使其被贬逐，亦使主和势力在朝无法立足，为抗金排除阻力。当时“敌情■甚，国势臬兀，天下之望在张公（浚），而廷臣莫敢以闻，首请用张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陈公（俊卿）也”，⑩当陈俊卿上疏力主起用主战派元老大臣张浚而“疏入，未报”时，他又“因请对，力言之，上始悟。数月，以浚守建康”。{11}陈俊卿于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不畏权势、不屈不挠的果敢刚毅使高宗颇为感佩，赞叹曰：“卿可谓仁者之勇！”并对其加以重任，“除权兵部侍郎”，{12}不久金人果南侵，俊卿受诏整治浙西水军，为胶西之捷奠定基础。其后在隆兴北伐中，“是时万姓三军称张公（浚）为都督，而陈公（俊卿）为小都督，其系人望如此”。{13}陈俊卿为重振主战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近习参政弄权的“宫府相争”中，陈俊卿更显其勇毅之心。孝宗重用近习以加强皇权、制约相权。在其扶持下“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14}甚至“点阅军马”，{15}干预军事，这些都有悖于士大夫政治的原则。而与近习作斗争就无异于同皇帝相颉颃！在反对近习的斗争中，周必大被贬降，“十年不用”；{16}宰相梁克家与近习议事不合而被罢相；参知政事龚茂良在与近习曾觌近乎白热化的斗争中，被贬英州，赴烟瘴之地，不久与其子俱死于贬所，“至是责逐大臣，士始侧目重足矣……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习，至是益甚”；{17}朱熹极论近习，因有“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其门墙，承望其风旨”{18}等直率言词，激起孝宗雷霆大怒，幸亏宰相赵雄诡辞解救，方解朱熹之罪。在巨大压力下，有些士大夫如周必大等不得不放弃反对近习的立场。{19}然而，在这场长期艰巨的斗争中，陈俊卿却始终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尤其是对曾觌、龙大渊这两个最受孝宗宠信的近习之首。乾道中，“时曾觌、龙大渊怙旧恩，窃威福，士大夫颇出其门”。{20}一天，洪迈对陈俊卿说，某人当会为某官，陈俊卿“诘所从，迈以渊、觌告”，{21}其后“入奏事毕，应求（陈俊卿）独近，且以景庐（洪迈）语质于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上曰：‘朕何当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应求归未及门，已有旨出二人于外”。①这两个近习之首令多少士大夫争之而不胜，却在陈俊卿的谏诤下，终被逐之于外，令“中外快之！”②然而陈俊卿并未放松警惕，当曾觌几次外任期满，欲回京任职时，陈俊卿都尽力说服孝宗，甚至以“今若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愿先罢去”为言，终使“上感其言，遂止不召”，“觌怏怏而去”。③其后陈俊卿罢相，“曾觌亦召还，建节钺跻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④由此可知，在与近习的斗争中陈俊卿所顶压力之大，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精神之刚毅！在那个时代，他成为维护国家法度的中流砥柱。外任几年后，“时曾觌以使相领京祠，王■知■门事，枢密都承旨甘■为入内押班，三人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俊卿判建康，过阙入对，又极言近习之弊，“上感其言，因是稍疏觌，于是觌亦觉为上所疏，七年，疽发背死”。⑤对于近习，众士大夫屡诤谏而不果，却终在陈俊卿之谏言下见效，何哉？诚如《大事记》所说：
曾觌、龙大渊、王■、甘■四人凭恃恩宠招权纳贿，然四凶之寡不能以胜元凯之众，故曾觌、龙大渊之始用事，虽刘度，张震，胡沂，周必大，金安节诸公争之而未胜，而终以陈应求一言而去；曾觌再至，与王■、甘■为奸，虽刘珙、张■、龚茂良、郑鉴、袁枢争之未胜，而曾觌复以俊卿一言而去。⑥
这就是陈俊卿这样一位仁者、勇者卓然伟岸之政治人格的力量所在！陈俊卿逝后，杨万里赞其曰：“至于乞斩大■张去为，居外戚钱端礼之相，逐幸臣龙大渊曾觌，议复奏审之法，及极言近习弄权、债帅纳贿等弊，皆根抵天下治乱，天下称诵其卓诡绝特之举者，皆陈公云”，⑦足见其忠勇之气节。
（三）淡泊廉退、温敬尚礼
陈俊卿仁厚质朴、清廉淡泊，“于外物淡然无所好”。宰相卸任后曾请辞“归第，敝屋数楹，怡然不介意”，⑧“平居自奉甚约，言谈举止不改乡闾之旧。食不过一肉，而衣或二十余年不易，晚岁筑第，不为华侈，僮使不过数人，皆谨愿忠朴，门庭闲然，过者或不知其为公相家也”，“俸赐入门，多以施与”；“在官不受馈遗，建康诸司例有月饷，公不欲异众，别储之以周贫士之往来者，将去所余几万缗，悉归之公帑”。⑨在以少傅致仕时，“进封福国公，有司以法当给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独受少傅之禄，余悉归之”。⑩陈俊卿在留给儿子的《示二子》诗中写道：“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11}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由此足见陈俊卿其志甚明，其道甚明！这便是其在为政中能不为功名利禄及嗜欲所惑，以道事君，以道进退，而达于“灭私欲则天理明”之境界的原由。
陈俊卿对“道”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却在功名荣耀面前恬退有守。作为地方官，陈俊卿深受百姓爱戴，“所至，民必相率为生祠，且立碑以颂公德。公闻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12}临终前手书一纸，有云：“白屋起家，致身三少，报国无功，叨荣有腼，获死牖下，尚复何云，遗表只谢圣恩，无得祈求恩泽……无功无德，无得立碑、请谥。”{13}一生致君行道、匡世济民，却终以无功无德自居，其谦退若此！ 陈俊卿立朝虽勇毅刚直，却从不以咄咄逼人、激越轩昂的方式进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权要，无所顾避……一时上意虽未即开纳，公必恳请再三，然心平理顺，色温气和，无激讦近名之意，上多悦而从之。”{14}高宗称其“端厚静重”；孝宗赞其“忠义沉静有谋”；{15}杨万里颂其：“色夷气温，皇知爱君，君有难启，事有难止，不费颊齿，如石投水。”{16}陈俊卿待人诚敬而坦荡。“胸怀坦然，遇人无少长，一以诚实，一言之出，终身可复。”高宗曾对虞允文讲：“俊卿极方正，非如它人，面从而退有后言也。”{17}即便对政治的上不同道者，甚至于己不善者，陈俊卿都持忠恕之道，平心以待，“于人无所怨恶，钱端礼尝沮公，洪迈亦与公不合，至（陈俊卿）入相，皆以名藩大郡处之”，①足见其胸怀磊落。
宋代理学家重仁而崇礼，认为“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②陈俊卿“生而庄敬，不妄笑言”，③“为人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虽疾病见子孙必衣冠”，“内外缌功之丧，必素服以终月数”。④为王府教授时“正色特立”，⑤“王左右亲吏故多与诸府寮狎，公独正色出入，未尝私交一谈”，⑥其后“在朝廷正色危论”。这亦是一位理学士人的修养和操守。
（四）才高略远、勤勉治儒
儒家以智（知）为认知途径。所谓智者，明是非、曲直、邪正、真妄，文理密察，无所不知。以榜眼及第的陈俊卿才高略远，睿智明达。其之才略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⑦孝宗即位，“以俊卿忠义沉静有谋”授以边防重任。在对金战略方面，陈俊卿有独到的见解，曾“奏曰：‘吴■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盖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会主和议方坚，诏■班师，亦召俊卿”。⑧其后，吴■奉命撤退，遭金兵追击，损失惨重，孝宗追悔莫及。可知陈俊卿之见地不为不深远。当北伐用人不慎而于符离师溃后，“主和议者幸其败，横议摇之”，⑨在太上皇高宗的支持下卷土重来。陈俊卿却反对因一败而求和，奏言：“浚果不可用，别属贤将，若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阻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疏再上，上悟”，⑩即命张浚复都督之职，且召为宰相。但主和势力最终占了上风，张浚罢相而隆兴和议达成。陈俊卿的主张不无道理，正如后来朱熹入对所讲：“此事（恢复）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11}这亦是胡铨、张阐、王十朋等有识之士的共识。由此可见陈俊卿之远略。
另外，陈俊卿在治理地方上亦表现出非凡的治才。始至福州“帑藏空竭，公节省浮费，用亦不乏”；{12}再判建康府时，江东诸郡皆旱而南康广德为尤甚，陈俊卿应诏奏荒政之策，提出“薄征缓刑”“揭榜招诱米商”“毋得征税”“朝廷桩积数内借米三十万石谷二十万石”{13}等救荒措施，对此“上多从之，惟所借桩积米谷，（陈俊卿）前后三奏，词甚恳激，而庙堂有不乐公者，才得三万斛，人皆为公忧”，{14}面对巨大困难，陈俊卿“处画有方，船粟四集，境内帖然，民无流徙”。{15}陈俊卿一生立朝“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16}足见其超凡的政治远见与才干。
陈俊卿之才略与其勤勉治学息息相关。其“于外物淡然，无所好，独喜观书史，疾病犹不释卷”，{17}曾在《示蒙孙》诗中写道：“看来负郭三千顷，不似传家一卷书”以勉励儿孙发奋勤学。{18}在《示二子》诗中亦有：“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19}之语。陈俊卿一生宦海，官至宰相，留给子孙的财富是万卷诗书和一身清白！陈俊卿治学“一以圣贤为法，于浮屠、老子之说，未尝过而问也。尝有诗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师粲可’，此足以见其志矣”，{20}可知其倾心致力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以修齐治平为平生之志向，不但独善其身，更为兼善天下。陈俊卿留“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21}可惜今已散佚。从今天仅存的陈俊卿奏议和诗文中，可感其文采之清卓，思想之精深。
陈俊卿之政治人格截然不同于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以保一己之利的职业型官僚士大夫，更与奔走权门，见风使舵，争权夺利的无耻士大夫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理学士大夫，其政治主张及表现出的政治人格同朱熹、张■、陆九渊等作为理学家的士大夫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处。①除性格差异导致的从政风格不同外，陈俊卿在基于“内圣”的著书立说、讲学与理学说教方面明显少于理学家们，而在“外王”的致君行道、治国平天下方面，陈俊卿之作为则大于诸位理学家。陈俊卿之“内圣”修养不在于言表，而是内化入其人格品性，并在行道的实践中全幅展现。陈俊卿虽亦有正心诚意之言，但并不为多，他没有理学家那样关于“内圣”的高谈阔论，更没有伪道学之士的故作姿态、以言论相高，陈俊卿是沉静而务实的实践者，是当时难得的内圣修养与经世致用兼备的士大夫。清议矫激、空谈迂阔而不切实务正是时人包括宋孝宗及事功学派对理学之士的指摘之处。②而陈俊卿却与此不同，他以理学者的信念与准则积极用世，趋事赴功，其务实之政治风格与孝宗励精图治、意在恢复之志相契合，因此，陈俊卿可以进入权力中心，“致君行道”，对时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理学士人之政治实践主要有两个途径③：一是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致君行道”，进行全面的秩序重建；二是做地方官，重建局部秩序，直接“泽民”，那么朱熹等理学家是第二种方式，陈俊卿则两种方式兼及，而以第一种为主。可以说，陈俊卿充分践行了一位理学士大夫的理想追求。
基于理学者“理一份殊”的信念，陈俊卿之理学政治人格表现出与封建人治时代臣民所具有的依附型政治人格的不同之处，拥有了较大的独立性。他们认为万物各有一理，但都统摄于共同的一个天理；社会中的人亦是如此，尽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但在天理面前臣子与皇帝是平等的，他们都可平等地触碰到天理，这也即宋代君臣所具有的一个认识：天下“道理最大”。④因于这一思想，宋代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及以后诸朝的特点，具有了一定平等而自由的气象。也因于此，陈俊卿彰显出一以贯之、以道进退、独立的政治人格。诚如朱熹所评：“处国家，顾大体务持重，不为幸胜苟得之计；在中书，尤以爱惜名器，裁抑侥幸为事。故小人多不乐，而圣主独深知之……且屡称其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⑤这便是对陈俊卿，一位理学士大夫至为公允的评价！被皇帝誉为一代“贤相”，在孝宗朝绝无仅有。当然，作为理学士大夫，陈俊卿虽具一定独立的政治人格，但其仍不会背离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准则，他忠实地秉承封建君臣之义礼，这便是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吧。
陈俊卿之政治人格对时人及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到了广泛的称颂。朱熹对其感佩备至，称其“一代元老，名教所宗”⑥、“始终全德，无可指议”；⑦几代皇帝对陈俊卿亦屡加赞誉。高宗赞其“极方正”，具“仁者之勇”；孝宗“屡称其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⑧后世之宁宗亦美其嘉行，亲书“清忠亮直”四字表其墓。⑨在奔竞、苟且、华靡之士风日盛的南宋时代，陈俊卿卓然之政治人格似一缕清风，涤荡和振奋着人心，彰显着天地间之正气。应该说，陈俊卿只是当时理学士大夫中之一员，他们有着颇相似的政治人格，但当朱熹等一众理学士大夫备受争议，被“群小”讥为“虚名之士”⑩而不能大有作为于当世时，陈俊卿以其务实之态度与经世致用之才干，弥补了性命之学的缺憾，不但对时政影响重大，亦有裨益于理学势力在朝中的振作。陈俊卿逝后一年，即淳熙十四年孝宗就擢用一批理学士人进入权力核心，以配合他在最后阶段的革新构想，而这其中应不无陈俊卿之影响。
在陈俊卿伟岸政治人格与家学的熏陶下，其后代子孙以朱熹为师，以理学为宗，出现了惠政爱民的理学名儒陈宓（陈俊卿之子）、淡泊名利而专心治史的史学名家陈均（陈俊卿侄孙），以及南宋末年以坚贞不屈，杀身成仁而名留青史的抗元英雄宰相陈文龙（陈俊卿五世从孙），可谓一门忠良！陈俊卿之影响不止局限于古代，即便在现代，其一以贯之的独立政治人格，对于当下之官风、民风亦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崔英超，女，1972年生，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