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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爱国老人施政先生回大陆探亲，带来了大陆人士在台湾受难者抚恤金申请表，其中有张丕烈烈士的一份，但因其女早已搬离同心路2号，不知去向，要在这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她，简直就是奇迹。在张丕烈烈士身上留有很多谜团：出卖张丕烈的是何人？当时被捕船员有几人？他与报务主任严敦烨原被判处无期徒刑，又怎么改为死刑？张丕烈牺牲半个多世纪了，他的骨灰还能找到吗？他有哪些珍贵的遗物存世？笔者带您走进他的人生。
（一）
1950年初，在那腥风血雨的时代，张丕烈船长领导万吨“海辰”轮从日本策动起义，在开往青岛途中，被国民党军舰拦劫至高雄，于1950年7月11日壮烈牺牲。
张丕烈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崇明北义乡（现属港西镇），城北静南（天仙河）人，号伟军，年幼便父母早逝，全由其兄张丕谟一手抚养，长大成人。张丕烈考入崇明中学与上海龙门师范，后来又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为第二期毕业生，立志当一名航海家。张丕烈在船上提升比较快，一是当过教师，又有专业知识；再者刻苦努力，从三副升至大副后，便顺利地当上了船长，成为招商局早期船长之一。他上“公平”轮实习，指导老师是著名的航海家金月石先生。抗战爆发时，张丕烈已是招商局年轻有为的一名船长，在“庆宁”轮任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为阻挡日本军舰进攻首都南京，征用老龄海轮59艘，凿沉于长江长山港下游最窄的水道内，史称“江阴封锁线”；当年年底，国民党决定再建第二道长江封锁线于安徽马当水道，从12月20日开始，击沉敌船18艘。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张丕烈等都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得失。
张丕烈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日寇占领上海后，他失业在家，生活十分窘困。日本在上海广东路外滩设立东亚航运株式会社，但很难招聘到中国航海技术人员。他们多次找到张丕烈，高薪聘请他当船长，被他断然拒绝，他说：“汉奸，我不当！”“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发给他“军用费”，他坚决不领！因此，同行好友尊称他为“爱国七君子之后的八君子”。
后来，他看到报纸上招聘教师的广告，就应聘去江宁会馆小学当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张丕烈到一家私营企业轮船公司任船长。1947年，美国把10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淘汰下来的万吨自由轮，售于国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折服于船长出身的船务部经理黄慕宗，同意聘用中国人来出任这10艘自由轮船长，其中有当时著名的滕士标、黄慕勋、黄鸿骞、黄士骝、陆丕田，施复初、张丕烈、陈邦达等船长。
经过黄慕宗的劝说，张丕烈放弃高薪来招商局，先任“海皖”轮船长。不久，10艘万吨级自由轮陆续到达上海，在黄慕宗的扶持下，决定委派张丕烈接任“海列”轮船长。黄慕宗对张丕烈非常信任，亲自陪他登上“海列”轮，并鼓励他：“要谨慎，小心点，要争这口气！”“晓得，您放心！”张丕烈坚定地回答。他深情地望着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点点头，登上了高高的“海列”轮驾驶台，很自豪，毕竟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
（二）
1948年，张丕烈由“海列”轮调任“海辰”轮当船长。这些船开始装运国民党撤退的败兵，这种乱哄哄的兵差让船员叫苦不迭。船被败兵们糟蹋得脏臭不堪，船员伙食被抢吃一空，船员还常遭兵痞的辱骂，甚至殴打恐吓。张丕烈看在眼里，痛恨是国民党腐败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长江天险也难以阻挡，国民党政府强迫张丕烈驾驶“海辰”轮撤离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海辰”轮驶抵日本。“海辰”轮经常往返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港口为船员们带来了很多关于上海解放后的消息。他们从香港招商分局送到船上的来信中，得到了上海亲人的音讯。张丕烈得知妻女又重新搬回招商局新村2号，最近女儿还去上海招商局领到他一个月的薪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很有触动，觉得人民政府对海员很关心。船员的妻儿与父母大多在上海，他们多么向往着早日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啊！这种血缘亲情，在以后十几艘船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船员长期在海上漂流，对家庭格外眷恋。
当年7月，“海辰”轮与“海辽”轮在香港相遇。张丕烈发现“海辽”轮船长方枕流也在，十分高兴。他能体会到方枕流喜悦的心情，原来方船长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组织“海辽”轮起义。方船长向张丕烈和严敦烨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形势，介绍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
1949年6月，张丕烈收听到上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的广播讲话，号召海外招商局的船舶脱离国民党，把船开到解放区。这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他要见机行事，把“海辰”轮开到大陆去。1949年10月初，报务主任严敦烨收到“海辽”轮起义胜利后的通电。张丕烈手拿这份电报读了又读，与严敦烨关在房间里议论，称赞方枕流真有胆量，并下决心走“海辽”轮的起义道路。
（三）
1949年12月的一天，“海辰”轮停泊在高雄港内，张船长站在驾驶台上，观望南岸光秃秃的寿山与北岸闽南风格的庙宇，突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国民党港口司令部一群大兵跳下来，凶神恶煞地登上“海辰”轮搜查。张船长那天还算细心，把“海辽”轮电报丢到大海中，否则被抄出来便麻烦了。这些大兵在船上乱翻一通，电报房、驾驶台、船员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无所获，只得退让，但嘴里不干净，调戏船员家属，气得张丕烈脸色铁青。走过电报间，见严敦烨在收拾电报，气愤地说：“刚才你也看到了吧！你受得了这种侮辱吗？”严敦烨把整理的电报纸一压，情绪激动说：“我早已受够了！”张丕烈拍拍38岁的严主任肩胛，说：“受不了，受不了，我们走，上光明的地方去！”严敦烨一向钦佩张船长，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说：“我也这样想，现在您要走，我一定跟您一起走！”
张丕烈决心走方枕流的道路，起义！把“海辰”轮开到解放区去。他与严敦烨商量后，通过这位活跃的电报主任去发动船员。
严敦烨把收到的“海辽”轮胜利起义到达东北的电讯，在船员中传播开来，鼓励大家走“海辽”轮的道路。1950年1月，“海辰”轮装货离开高雄港，驶向日本广岛东南面的吴港。一路上，张丕烈找严敦烨商量，反复研究，认为这次从吴港出来，是起义的好机会。船到吴港，利用卸货时间，张丕烈把 3 000日元交给严敦烨，嘱咐他去码头附近找家旅馆，租间客厅，召开不当班的船员会议，进行动员。会上，张船长激动地向大家发表演讲，希望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到会的船员大都签名拥护起义。当然也有消极的人，其中有船上大厨王荫生。他听到一个船员回船后讲船开青岛的事，马上垂头丧气，失魂落魄。这是“海辰”轮起义失败的关键人物。
1950年3月14日，“海辰”轮卸完货物后从日本吴港开出，根据台北招商局的命令，应该向南开往高雄，但张丕烈船长改向西行，想把“海辰”轮直接开到青岛去。他用假船位报告台北招商局；“海辰”轮过了济州岛、小黑山岛，夜幕降临。由于月光明亮，海面上视线还好，张丕烈高度紧张和激动，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用望远镜扫视着黄海海面，担心遇到国民党军舰。船转向西北时，突然发现船尾有条黑影快速驶过来，临近一看，果然是艘国民党军舰。舰船接近后，渐渐减慢航速，对方打灯语询问“海辰”轮船名等。张丕烈马上命令改变航向向南，但已被国民党军舰怀疑，紧跟不舍，监视着“海辰”轮。船员们倒抽了一口冷气，问张船长怎么办？张船长左思右想，不罢休，想碰碰运气。张船长捏着电报，望着军舰上的炮口好像在移动，军舰上不少黑影在行动，在这种威迫下，他只得下令向高雄驶去。
（四）
“海辰”轮3月17日驶入高雄的人工防波堤时，船上查出两个陌生人，得知是大厨王荫生搞的鬼，张丕烈火冒三丈，对王加以训斥，王怀恨在心。
晚上，王荫生叫当宪兵的儿子到宪兵司令部告密。
3月22日，高雄宪兵司令部派出一卡车宪兵开到码头上，如临大敌，冲上“海辰”轮，把张丕烈、严敦烨、张事务长、理货员等七人戴上手铐，押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对张丕烈、严敦烨等人严刑拷打，但两人宁死不屈，不肯牵连别人。不久，两人被押赴台北，投入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监狱。这座监狱里阴森森的，惨叫声不断，非常恐怖，更是隔三差五地枪决“犯人”。
1950年1月15日，发生了香港招商分局和13艘海轮起义，继而“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4月1日，万吨油轮“永灏”起义，投向新中国。
1950年5月30日，台北宪兵司令部军事法院以“准备发动叛乱”的罪名，宣判张丕烈和严敦烨无期徒刑。宗卷送到蒋介石手里，他为发泄心中怨恨，改判他俩为死刑。两人的上诉也被驳回。
1950年7月12日凌晨5时，国民党宪兵把张丕烈和严敦烨押上警车，向南开到淡水河新店溪北岸的马场町刑场。张丕烈被推到沙堆顶上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说，当时的美国之音发布张、严两人被台湾当局杀害的消息。后来，原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也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介绍了张丕烈与严敦烨要驾船起义，而被台湾当局杀害的经过。
1950年10月14日，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可靠消息与事实真相，致函国营轮船总公司（即由招商总局改名）军管会总代表于眉、邓寅冬，明确提出张丕烈、严敦烨因起义失败，而在台湾遭国民党杀害，“应予抚恤”，“追悼会可由海员工会负责召集举行”。于眉与邓寅冬见函后亲自登门慰问张妻顾宝玲与女儿张月如等亲属，并颁发了一年工薪作为抚恤金。不久，海员工会在淮海路八仙桥的国恩禅寺召开隆重的张、严两位烈士追悼大会。轮船总公司军管会送来挽联：“为国牺牲，功垂史册”。现在，张丕烈船长之孙张盛宏先生告诉笔者，张丕烈的骨灰已找到，还存放在台北，愿他的骨灰早日葬入龙华烈士陵园。他还找到了严敦烨烈士的妹妹，只可惜家中已找不到严的遗照。
1952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张丕烈、严敦烨为烈士，并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崇明人民的好儿子张丕烈，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壮烈牺牲。我们缅怀他，永志不忘！
（一）
1950年初，在那腥风血雨的时代，张丕烈船长领导万吨“海辰”轮从日本策动起义，在开往青岛途中，被国民党军舰拦劫至高雄，于1950年7月11日壮烈牺牲。
张丕烈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崇明北义乡（现属港西镇），城北静南（天仙河）人，号伟军，年幼便父母早逝，全由其兄张丕谟一手抚养，长大成人。张丕烈考入崇明中学与上海龙门师范，后来又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为第二期毕业生，立志当一名航海家。张丕烈在船上提升比较快，一是当过教师，又有专业知识；再者刻苦努力，从三副升至大副后，便顺利地当上了船长，成为招商局早期船长之一。他上“公平”轮实习，指导老师是著名的航海家金月石先生。抗战爆发时，张丕烈已是招商局年轻有为的一名船长，在“庆宁”轮任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为阻挡日本军舰进攻首都南京，征用老龄海轮59艘，凿沉于长江长山港下游最窄的水道内，史称“江阴封锁线”；当年年底，国民党决定再建第二道长江封锁线于安徽马当水道，从12月20日开始，击沉敌船18艘。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张丕烈等都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得失。
张丕烈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日寇占领上海后，他失业在家，生活十分窘困。日本在上海广东路外滩设立东亚航运株式会社，但很难招聘到中国航海技术人员。他们多次找到张丕烈，高薪聘请他当船长，被他断然拒绝，他说：“汉奸，我不当！”“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发给他“军用费”，他坚决不领！因此，同行好友尊称他为“爱国七君子之后的八君子”。
后来，他看到报纸上招聘教师的广告，就应聘去江宁会馆小学当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张丕烈到一家私营企业轮船公司任船长。1947年，美国把10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淘汰下来的万吨自由轮，售于国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折服于船长出身的船务部经理黄慕宗，同意聘用中国人来出任这10艘自由轮船长，其中有当时著名的滕士标、黄慕勋、黄鸿骞、黄士骝、陆丕田，施复初、张丕烈、陈邦达等船长。
经过黄慕宗的劝说，张丕烈放弃高薪来招商局，先任“海皖”轮船长。不久，10艘万吨级自由轮陆续到达上海，在黄慕宗的扶持下，决定委派张丕烈接任“海列”轮船长。黄慕宗对张丕烈非常信任，亲自陪他登上“海列”轮，并鼓励他：“要谨慎，小心点，要争这口气！”“晓得，您放心！”张丕烈坚定地回答。他深情地望着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点点头，登上了高高的“海列”轮驾驶台，很自豪，毕竟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
（二）
1948年，张丕烈由“海列”轮调任“海辰”轮当船长。这些船开始装运国民党撤退的败兵，这种乱哄哄的兵差让船员叫苦不迭。船被败兵们糟蹋得脏臭不堪，船员伙食被抢吃一空，船员还常遭兵痞的辱骂，甚至殴打恐吓。张丕烈看在眼里，痛恨是国民党腐败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长江天险也难以阻挡，国民党政府强迫张丕烈驾驶“海辰”轮撤离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海辰”轮驶抵日本。“海辰”轮经常往返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港口为船员们带来了很多关于上海解放后的消息。他们从香港招商分局送到船上的来信中，得到了上海亲人的音讯。张丕烈得知妻女又重新搬回招商局新村2号，最近女儿还去上海招商局领到他一个月的薪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很有触动，觉得人民政府对海员很关心。船员的妻儿与父母大多在上海，他们多么向往着早日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啊！这种血缘亲情，在以后十几艘船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船员长期在海上漂流，对家庭格外眷恋。
当年7月，“海辰”轮与“海辽”轮在香港相遇。张丕烈发现“海辽”轮船长方枕流也在，十分高兴。他能体会到方枕流喜悦的心情，原来方船长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组织“海辽”轮起义。方船长向张丕烈和严敦烨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形势，介绍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
1949年6月，张丕烈收听到上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的广播讲话，号召海外招商局的船舶脱离国民党，把船开到解放区。这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他要见机行事，把“海辰”轮开到大陆去。1949年10月初，报务主任严敦烨收到“海辽”轮起义胜利后的通电。张丕烈手拿这份电报读了又读，与严敦烨关在房间里议论，称赞方枕流真有胆量，并下决心走“海辽”轮的起义道路。
（三）
1949年12月的一天，“海辰”轮停泊在高雄港内，张船长站在驾驶台上，观望南岸光秃秃的寿山与北岸闽南风格的庙宇，突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国民党港口司令部一群大兵跳下来，凶神恶煞地登上“海辰”轮搜查。张船长那天还算细心，把“海辽”轮电报丢到大海中，否则被抄出来便麻烦了。这些大兵在船上乱翻一通，电报房、驾驶台、船员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无所获，只得退让，但嘴里不干净，调戏船员家属，气得张丕烈脸色铁青。走过电报间，见严敦烨在收拾电报，气愤地说：“刚才你也看到了吧！你受得了这种侮辱吗？”严敦烨把整理的电报纸一压，情绪激动说：“我早已受够了！”张丕烈拍拍38岁的严主任肩胛，说：“受不了，受不了，我们走，上光明的地方去！”严敦烨一向钦佩张船长，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说：“我也这样想，现在您要走，我一定跟您一起走！”
张丕烈决心走方枕流的道路，起义！把“海辰”轮开到解放区去。他与严敦烨商量后，通过这位活跃的电报主任去发动船员。
严敦烨把收到的“海辽”轮胜利起义到达东北的电讯，在船员中传播开来，鼓励大家走“海辽”轮的道路。1950年1月，“海辰”轮装货离开高雄港，驶向日本广岛东南面的吴港。一路上，张丕烈找严敦烨商量，反复研究，认为这次从吴港出来，是起义的好机会。船到吴港，利用卸货时间，张丕烈把 3 000日元交给严敦烨，嘱咐他去码头附近找家旅馆，租间客厅，召开不当班的船员会议，进行动员。会上，张船长激动地向大家发表演讲，希望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到会的船员大都签名拥护起义。当然也有消极的人，其中有船上大厨王荫生。他听到一个船员回船后讲船开青岛的事，马上垂头丧气，失魂落魄。这是“海辰”轮起义失败的关键人物。
1950年3月14日，“海辰”轮卸完货物后从日本吴港开出，根据台北招商局的命令，应该向南开往高雄，但张丕烈船长改向西行，想把“海辰”轮直接开到青岛去。他用假船位报告台北招商局；“海辰”轮过了济州岛、小黑山岛，夜幕降临。由于月光明亮，海面上视线还好，张丕烈高度紧张和激动，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用望远镜扫视着黄海海面，担心遇到国民党军舰。船转向西北时，突然发现船尾有条黑影快速驶过来，临近一看，果然是艘国民党军舰。舰船接近后，渐渐减慢航速，对方打灯语询问“海辰”轮船名等。张丕烈马上命令改变航向向南，但已被国民党军舰怀疑，紧跟不舍，监视着“海辰”轮。船员们倒抽了一口冷气，问张船长怎么办？张船长左思右想，不罢休，想碰碰运气。张船长捏着电报，望着军舰上的炮口好像在移动，军舰上不少黑影在行动，在这种威迫下，他只得下令向高雄驶去。
（四）
“海辰”轮3月17日驶入高雄的人工防波堤时，船上查出两个陌生人，得知是大厨王荫生搞的鬼，张丕烈火冒三丈，对王加以训斥，王怀恨在心。
晚上，王荫生叫当宪兵的儿子到宪兵司令部告密。
3月22日，高雄宪兵司令部派出一卡车宪兵开到码头上，如临大敌，冲上“海辰”轮，把张丕烈、严敦烨、张事务长、理货员等七人戴上手铐，押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对张丕烈、严敦烨等人严刑拷打，但两人宁死不屈，不肯牵连别人。不久，两人被押赴台北，投入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监狱。这座监狱里阴森森的，惨叫声不断，非常恐怖，更是隔三差五地枪决“犯人”。
1950年1月15日，发生了香港招商分局和13艘海轮起义，继而“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4月1日，万吨油轮“永灏”起义，投向新中国。
1950年5月30日，台北宪兵司令部军事法院以“准备发动叛乱”的罪名，宣判张丕烈和严敦烨无期徒刑。宗卷送到蒋介石手里，他为发泄心中怨恨，改判他俩为死刑。两人的上诉也被驳回。
1950年7月12日凌晨5时，国民党宪兵把张丕烈和严敦烨押上警车，向南开到淡水河新店溪北岸的马场町刑场。张丕烈被推到沙堆顶上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说，当时的美国之音发布张、严两人被台湾当局杀害的消息。后来，原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也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介绍了张丕烈与严敦烨要驾船起义，而被台湾当局杀害的经过。
1950年10月14日，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可靠消息与事实真相，致函国营轮船总公司（即由招商总局改名）军管会总代表于眉、邓寅冬，明确提出张丕烈、严敦烨因起义失败，而在台湾遭国民党杀害，“应予抚恤”，“追悼会可由海员工会负责召集举行”。于眉与邓寅冬见函后亲自登门慰问张妻顾宝玲与女儿张月如等亲属，并颁发了一年工薪作为抚恤金。不久，海员工会在淮海路八仙桥的国恩禅寺召开隆重的张、严两位烈士追悼大会。轮船总公司军管会送来挽联：“为国牺牲，功垂史册”。现在，张丕烈船长之孙张盛宏先生告诉笔者，张丕烈的骨灰已找到，还存放在台北，愿他的骨灰早日葬入龙华烈士陵园。他还找到了严敦烨烈士的妹妹，只可惜家中已找不到严的遗照。
1952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张丕烈、严敦烨为烈士，并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崇明人民的好儿子张丕烈，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壮烈牺牲。我们缅怀他，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