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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德育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关注和提高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成为学校德育的关键性命题。[1]这种关注不应当停留于理论思辨和感性讨论层面，而应当进入学校德育实践过程之中。本研究尝试实施专业化的个案诊断和进行实证性分析，为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的切实提升贡献方向性的反思和策略性的建议。
春蕾小学（基于研究伦理考虑，对学校名称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是一所由郊区农村小学急速发展而来的城市小学，该小学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教育变革背景下的学校德育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其作为个案诊断的对象。研究者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运用课堂观察、集体访谈和个别访谈等方法收集研究资料，在全面了解学校德育实施现状的同时，重点诊断教师德育专业化问题，并提出提升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具体策略。
教师德育专业化的诊断既要发现问题，也要发现亮点，同时还要把这样的发现提炼出来，形成教师对于学校德育的自觉和自省，从而能够有所珍存，也有所改变。此次个案诊断研究虽然秉持问题取向，但对该校教师在德育专业化方面表现出来的特色与亮点也给予认可和分析，以求较为完整公允地呈现研究对象，揭示问题。
一、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成功经验
在对春蕾小学这一个案的诊断过程中发现，教师在充满变革活力的学校环境中，具有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使学校德育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一）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拓展了德育空间
学校德育的封闭性是影响学校德育实效性的顽疾，往往导致德育形式单一、内容陈旧、了无趣味。因此，开放性的德育意识能够为沉闷的学校德育注入活力，增添魅力。而开放的德育意识，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教师对校内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本个案研究发现，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班级层面，都体现出开放性的德育资源意识。如在校园文化中，无论是校史馆还是“会说话的墙壁”处处都体现出教育者的独具匠心。在家校合作中，无论是“家长课堂”“家政校本课程”还是“大型亲子德育活动”，都充分体现德育主体的力量，家长更加理解和支持学校，亲子关系得以增强，家庭德育的影响力大大提升。此外，学校还注重校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近20个校外参观基地和实践基地，为学生校外德育体验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封闭狭隘的德育意识会窒息学校德育应有的韵味和魅力，而开放性的德育理念则赋予了德育无限的拓展空间和价值实现的可能。
（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提升了德育效果
德育活动可以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成为乏善可陈的“形式主义”，也可在不断创新中成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有效德育过程。缺乏创造性的教育者，会将制度性的规约作为借口，蜷缩在制度划定的角落中无所作为；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者，则会在制度的网格中积极寻求创造的空间，在富有创意的行动中实现教育的最大可能性。春蕾小学教师不断突破形式主义的惯性和制度限制，在不知疲倦的创造中，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德育活动效果。
每周的升旗仪式是学校的常规活动，然而，春蕾小学的升旗仪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了自身的创意和特色。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以一种自然的状态举行，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所有的小学生会凝固在自己站立的地方，庄严地行队礼。“习惯成自然”的自觉，最好地实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
每周一举行的全校规模的升旗仪式，都有新颖鲜明的主题，紧跟时代的脉搏，关注学生的生活。同时设置的“国旗下荣誉殿堂”则由校长为每周表现优异的学生和班级主持隆重的颁奖典礼。这种关乎学生荣誉感和集体感的仪式化教育，影响的不只是台上的获奖者，还有每一个聆听和观看的学生。如此，看似形式化的教育便具有了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它承载了教育者郑重的教育意图。
春蕾小学教师的德育创造性，还典型地表现在打破学段和班级限制组织的各种德育活动方面。在学校德育中，往往由于班级、年级以及其他制度化的架构，将学生群体割裂开来，使他们失去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同辈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春蕾小学的教师以兴趣、活动、少先队组织等各种教育要素为纽带，进行跨班级、跨年级的合作，构建了多元、立体的同辈群体相互影响的德育模式。例如打破学段、跨年级举行的大型体育活动“挑战十小时活动”，低年级学生感受到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的关心和照顾，而高年级的同学也在照顾他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自我的道德力量。此外，跨年级的俱乐部活动、大型节日庆典活动、少先队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设计，都打破了制度性限制，充分发挥了同辈群体的道德影响作用，不但丰富了德育形式，也提升了德育效果。
二、教师德育专业化的问题与不足
在诊断过程中发现，教师虽然具有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使学校德育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德育问题，需要更多积极的反思和回应。
（一）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德育自觉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个案诊断发现，教师对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科知识教学是认真负责的，但也存在着教育的盲区——忽视对学生品德问题的关注和引导。比如，在三年级语文课上，对于学生的前置作业由父母代替完成现象，以及各小组之间出现的作文雷同或抄袭现象，教师应该是能够发现的，但却没有给学生明确到位的提示和教育。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忽视了对知识之外学生品德的教育培养，缺乏足够的德育自觉去承担完整的育人之责，而学生则学会了投机取巧，同时也可能失去诚实、勤奋、创造性等品质。
上述现象并非个案，在数学课小组合作教学中，教师仅仅关注学生如何得出一致的正确答案，而忽视了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盲目从众的问题。一些学生在尚未经过足够思考的情况下，就急于抄上小组成员的答案，而教师所关注的是答案的正确与否，对抄袭现象却似乎视而不见。这样的教学过程，就学科知识传授与获得而言无伤大雅，然而对于学生人格品质的养成却埋下隐患。 教师德育自觉性的欠缺源于“学科意识”对“育人意识”的侵占。学科教学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但在强烈的效率取向的“学科意识”影响下，“育人意识”常常被弃之一旁。在访谈中，当“教书育人”被作为问题问及时，教师都会认为“教书”是为了“育人”。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潜意识中的“效率意识”和狭窄的“学科意识”都在无声无息中腐蚀或肢解了教师的“育人”意识——“教着教着，就顾不了育人了；讲着讲着，就来不及育人了”。
（二）教师对学生道德主体性培养有忽视迹象
课堂教学是学校最重要的教育过程，而学生的纪律品质是保证这一教学过程有效完成的基本条件。然而，个案研究发现，一些教师在维持课堂秩序时，注重对问题行为的控制，缺乏对学生道德认知的改变和道德情感的激发，导致学生对外在规则和控制的依赖，缺乏道德主体性，难以形成稳定的纪律品质。
在课堂观察过程中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节班主任的课，学生非常规矩；第二节英语课，开始有人交头接耳，教师在不断地提醒；第三节科学课，教师在课堂秩序维持中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这种现象说明，学生缺乏稳定的纪律品质，只要外在条件改变，他们的行为就会失控。在学校举行的其他活动中，老师们也需要像警察一样“巡逻”，时时刻刻盯着学生的行为举动。
这种外控型的德育方式源于教师对学生的道德主体性缺乏信任，教师对学生人性之中的美好缺乏信心，缺少对学生的道德启蒙，未能将学生人性深处的美好激发出来。
每个学生的内心深处都有向善的种子，都有成为好学生的内在愿望，如何构建适宜的支持和保护系统，需要教师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有效的德育策略。教师应努力去培育善的种子并为善的实现提供适宜环境，而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寻找恶的表现、制止恶的行为上，这是一种德育倾向性的根本转变。这种改变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谓的“将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结合起来”的“真正的教育”，因为，只有这种“能激发出自我教育的教育”，才能培养“真正的人”。[2]
（三）教师对德育对象的差异化特征少有关注
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往往突出表现在根据不同德育对象的差异而实施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而在学校德育实践中，教师并未对德育对象的差异化特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回应。比如，在学校组织的《爸爸去哪了》大型亲子活动中，如何关注到单亲家庭的孩子，使他们免受伤害，便是该项活动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
德育如何回应性别差异是另一个差异化德育问题。在问题诊断过程中，我们发现女生担任班干部、小组长的比例明显偏高，并且表现较为强势。一些男生还反映，在同样“告状”的情况下，老师会更信任女生，更为女生做主，所以他们被迫成立“男生自卫队”，以保护自己不受女生欺负。教师如何反思自身对于男生和女生的“性别偏见”，如何在男女生生理成长存在客观差异的情况下，更好地促进男生的社会化发展，都是迫切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就春蕾小学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而言，更多体现的是“经验惯性”，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专业意识和有针对性的专业研究明显不足。有些教师已经发现了问题，但因专业储备不足，而难以找到更好的教育策略。如在《爸爸去哪了》大型亲子活动中，组织者已经意识到了单亲家庭孩子可能面对的困境，但却未能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三、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提升策略
学校道德教育只有触及人的内心，才能够真正实现柏拉图所谓的“心灵的转向”。因此，理想的德育既需要启动教师的心灵，建立其内在的德育自觉，也需要启动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自我负责的道德主体性，然后才能进入学生的内心，去面对心灵的差异找到影响心灵的教育途径。
（一）唤醒教师内心深处的德育自觉
学科制度在分科知识的传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学校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对教师的思想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割裂了教育本有的整体性。在这样的割裂中，德育因其内隐性、迟效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而更容易被忽略和放弃，“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完整教育使命在制度化的分割中自然会被消解。“德育人人有责”的弥散化责任承担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人无责”。没有哪一位教师会为一个未来公民的道德生活承担责任，除非教师的内心建立起足够的德育自觉。
教师的德育自觉意味着教师不仅对所任教的学科负责。更应该对一个完整的人的培养负责，在学科教学中首先关注的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学生的道德品质。只有改变“只见学科，不见人”的学科教育过程，学生的品德发展才能得到现实支撑。因此，关注学科教育过程中育人之责的承担和实现情况，是改善学校德育最基础的部分。学校可以利用教研活动以及日常的听课、观摩过程，帮助教师突破狭隘的学科意识，自觉并且自然地关注学科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学生品德问题，并给以积极有效的引导。
学校也可以将教师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德育自觉作为教学评价的一项内容，引导教师提升教学过程的育人价值，从而使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更现实、更宽广的基础和保障。
（二）激发学生内在的道德主体性
在德育过程中将学生作为道德的主体还是客体，取决于教师的德育观和学生观。教育需要将学生作为主体来对待并且成就其主体性，这就意味着要激发并唤醒学生内在的道德主体性，相信他们有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相信学生集体有形成正确舆论的能力。在这样的信任中，逐渐形成一种学生自我育德的模式，而不是教师依靠权威和惩罚而建立的控制型德育模式，这需要教师从关注学生违纪行为发生后的惩罚，转变为重视让学生懂得尊重、倾听、体谅他人等内在品质的唤醒和形成，由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的价值引领，从外控性的行为改变，转变为内生性的品质培养，这才是将德育作为教育来实施，而不是将德育变成为压制。
“纪律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教室里表面的平静而设计的工具，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教室里的美德。”[3]102因此，“针对纪律的一个道德教育方法，是把纪律当成培养尊重和责任的工具，这种方法抓住了纪律的终极目标：自我约束——这种基于自愿服从的自我控制，同规则和法律一起是成熟品格的标志，也是文明社会对它的成员所要求的。没有道德教育的纪律仅仅是一种控制而已。”[3]103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可以从学生个体自我自律品质的养成以及集体自我教育能力的培育为出发点，逐步形成学生自律的品质和责任意识，让自己从疲惫的“灭火员”位置上撤退下来，去欣赏学生在面对和解决现实道德问题中的成长与成熟。
（三）寻求适宜对象性特征的德育策略
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从德育对象的个体角度而言，需要进行差异化研究，发现对象性特征和适宜的德育策略；就德育主体而言，则需要更多的校本研究，针对具有时代挑战性和学校特殊性的德育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不断突破经验性的局限，积累更具科学性的德育知识和素养，使学校德育过程更加科学和有效，学生的道德成长更加健康和完善。
具体而言，学校一般都会开展校本教研活动，但更多的是针对学科教学，而围绕德育展开的校本教研活动较少。事实上，德育效果的提升一定会惠及具体的学科教学的。因此，在校本教研活动中应加入学校德育问题的专门探讨和研究，整体提升教师的德育自觉和德育能力。这样，在解决学科教学问题的同时，使学校的德育工作也得到协调发展与整体提升。如此，学生便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美德，教师便能在传播知识的同时，美化灵魂。■
参考文献：
[1]檀传宝.再论教师德育专业化[J].教育研究，2012 （10）：40.
[2]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五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34-335.
[3]托马斯·里克纳.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M].刘冰，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李书华
春蕾小学（基于研究伦理考虑，对学校名称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是一所由郊区农村小学急速发展而来的城市小学，该小学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教育变革背景下的学校德育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其作为个案诊断的对象。研究者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运用课堂观察、集体访谈和个别访谈等方法收集研究资料，在全面了解学校德育实施现状的同时，重点诊断教师德育专业化问题，并提出提升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具体策略。
教师德育专业化的诊断既要发现问题，也要发现亮点，同时还要把这样的发现提炼出来，形成教师对于学校德育的自觉和自省，从而能够有所珍存，也有所改变。此次个案诊断研究虽然秉持问题取向，但对该校教师在德育专业化方面表现出来的特色与亮点也给予认可和分析，以求较为完整公允地呈现研究对象，揭示问题。
一、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成功经验
在对春蕾小学这一个案的诊断过程中发现，教师在充满变革活力的学校环境中，具有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使学校德育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一）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拓展了德育空间
学校德育的封闭性是影响学校德育实效性的顽疾，往往导致德育形式单一、内容陈旧、了无趣味。因此，开放性的德育意识能够为沉闷的学校德育注入活力，增添魅力。而开放的德育意识，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教师对校内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本个案研究发现，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班级层面，都体现出开放性的德育资源意识。如在校园文化中，无论是校史馆还是“会说话的墙壁”处处都体现出教育者的独具匠心。在家校合作中，无论是“家长课堂”“家政校本课程”还是“大型亲子德育活动”，都充分体现德育主体的力量，家长更加理解和支持学校，亲子关系得以增强，家庭德育的影响力大大提升。此外，学校还注重校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近20个校外参观基地和实践基地，为学生校外德育体验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封闭狭隘的德育意识会窒息学校德育应有的韵味和魅力，而开放性的德育理念则赋予了德育无限的拓展空间和价值实现的可能。
（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提升了德育效果
德育活动可以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成为乏善可陈的“形式主义”，也可在不断创新中成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有效德育过程。缺乏创造性的教育者，会将制度性的规约作为借口，蜷缩在制度划定的角落中无所作为；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者，则会在制度的网格中积极寻求创造的空间，在富有创意的行动中实现教育的最大可能性。春蕾小学教师不断突破形式主义的惯性和制度限制，在不知疲倦的创造中，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德育活动效果。
每周的升旗仪式是学校的常规活动，然而，春蕾小学的升旗仪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了自身的创意和特色。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以一种自然的状态举行，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所有的小学生会凝固在自己站立的地方，庄严地行队礼。“习惯成自然”的自觉，最好地实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
每周一举行的全校规模的升旗仪式，都有新颖鲜明的主题，紧跟时代的脉搏，关注学生的生活。同时设置的“国旗下荣誉殿堂”则由校长为每周表现优异的学生和班级主持隆重的颁奖典礼。这种关乎学生荣誉感和集体感的仪式化教育，影响的不只是台上的获奖者，还有每一个聆听和观看的学生。如此，看似形式化的教育便具有了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它承载了教育者郑重的教育意图。
春蕾小学教师的德育创造性，还典型地表现在打破学段和班级限制组织的各种德育活动方面。在学校德育中，往往由于班级、年级以及其他制度化的架构，将学生群体割裂开来，使他们失去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同辈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春蕾小学的教师以兴趣、活动、少先队组织等各种教育要素为纽带，进行跨班级、跨年级的合作，构建了多元、立体的同辈群体相互影响的德育模式。例如打破学段、跨年级举行的大型体育活动“挑战十小时活动”，低年级学生感受到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的关心和照顾，而高年级的同学也在照顾他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自我的道德力量。此外，跨年级的俱乐部活动、大型节日庆典活动、少先队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设计，都打破了制度性限制，充分发挥了同辈群体的道德影响作用，不但丰富了德育形式，也提升了德育效果。
二、教师德育专业化的问题与不足
在诊断过程中发现，教师虽然具有开放的德育资源意识和强烈的德育创新意识，使学校德育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德育问题，需要更多积极的反思和回应。
（一）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德育自觉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个案诊断发现，教师对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科知识教学是认真负责的，但也存在着教育的盲区——忽视对学生品德问题的关注和引导。比如，在三年级语文课上，对于学生的前置作业由父母代替完成现象，以及各小组之间出现的作文雷同或抄袭现象，教师应该是能够发现的，但却没有给学生明确到位的提示和教育。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忽视了对知识之外学生品德的教育培养，缺乏足够的德育自觉去承担完整的育人之责，而学生则学会了投机取巧，同时也可能失去诚实、勤奋、创造性等品质。
上述现象并非个案，在数学课小组合作教学中，教师仅仅关注学生如何得出一致的正确答案，而忽视了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盲目从众的问题。一些学生在尚未经过足够思考的情况下，就急于抄上小组成员的答案，而教师所关注的是答案的正确与否，对抄袭现象却似乎视而不见。这样的教学过程，就学科知识传授与获得而言无伤大雅，然而对于学生人格品质的养成却埋下隐患。 教师德育自觉性的欠缺源于“学科意识”对“育人意识”的侵占。学科教学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但在强烈的效率取向的“学科意识”影响下，“育人意识”常常被弃之一旁。在访谈中，当“教书育人”被作为问题问及时，教师都会认为“教书”是为了“育人”。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潜意识中的“效率意识”和狭窄的“学科意识”都在无声无息中腐蚀或肢解了教师的“育人”意识——“教着教着，就顾不了育人了；讲着讲着，就来不及育人了”。
（二）教师对学生道德主体性培养有忽视迹象
课堂教学是学校最重要的教育过程，而学生的纪律品质是保证这一教学过程有效完成的基本条件。然而，个案研究发现，一些教师在维持课堂秩序时，注重对问题行为的控制，缺乏对学生道德认知的改变和道德情感的激发，导致学生对外在规则和控制的依赖，缺乏道德主体性，难以形成稳定的纪律品质。
在课堂观察过程中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节班主任的课，学生非常规矩；第二节英语课，开始有人交头接耳，教师在不断地提醒；第三节科学课，教师在课堂秩序维持中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这种现象说明，学生缺乏稳定的纪律品质，只要外在条件改变，他们的行为就会失控。在学校举行的其他活动中，老师们也需要像警察一样“巡逻”，时时刻刻盯着学生的行为举动。
这种外控型的德育方式源于教师对学生的道德主体性缺乏信任，教师对学生人性之中的美好缺乏信心，缺少对学生的道德启蒙，未能将学生人性深处的美好激发出来。
每个学生的内心深处都有向善的种子，都有成为好学生的内在愿望，如何构建适宜的支持和保护系统，需要教师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有效的德育策略。教师应努力去培育善的种子并为善的实现提供适宜环境，而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寻找恶的表现、制止恶的行为上，这是一种德育倾向性的根本转变。这种改变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谓的“将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结合起来”的“真正的教育”，因为，只有这种“能激发出自我教育的教育”，才能培养“真正的人”。[2]
（三）教师对德育对象的差异化特征少有关注
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往往突出表现在根据不同德育对象的差异而实施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而在学校德育实践中，教师并未对德育对象的差异化特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回应。比如，在学校组织的《爸爸去哪了》大型亲子活动中，如何关注到单亲家庭的孩子，使他们免受伤害，便是该项活动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
德育如何回应性别差异是另一个差异化德育问题。在问题诊断过程中，我们发现女生担任班干部、小组长的比例明显偏高，并且表现较为强势。一些男生还反映，在同样“告状”的情况下，老师会更信任女生，更为女生做主，所以他们被迫成立“男生自卫队”，以保护自己不受女生欺负。教师如何反思自身对于男生和女生的“性别偏见”，如何在男女生生理成长存在客观差异的情况下，更好地促进男生的社会化发展，都是迫切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就春蕾小学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而言，更多体现的是“经验惯性”，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专业意识和有针对性的专业研究明显不足。有些教师已经发现了问题，但因专业储备不足，而难以找到更好的教育策略。如在《爸爸去哪了》大型亲子活动中，组织者已经意识到了单亲家庭孩子可能面对的困境，但却未能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三、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提升策略
学校道德教育只有触及人的内心，才能够真正实现柏拉图所谓的“心灵的转向”。因此，理想的德育既需要启动教师的心灵，建立其内在的德育自觉，也需要启动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自我负责的道德主体性，然后才能进入学生的内心，去面对心灵的差异找到影响心灵的教育途径。
（一）唤醒教师内心深处的德育自觉
学科制度在分科知识的传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学校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对教师的思想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割裂了教育本有的整体性。在这样的割裂中，德育因其内隐性、迟效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而更容易被忽略和放弃，“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完整教育使命在制度化的分割中自然会被消解。“德育人人有责”的弥散化责任承担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人无责”。没有哪一位教师会为一个未来公民的道德生活承担责任，除非教师的内心建立起足够的德育自觉。
教师的德育自觉意味着教师不仅对所任教的学科负责。更应该对一个完整的人的培养负责，在学科教学中首先关注的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学生的道德品质。只有改变“只见学科，不见人”的学科教育过程，学生的品德发展才能得到现实支撑。因此，关注学科教育过程中育人之责的承担和实现情况，是改善学校德育最基础的部分。学校可以利用教研活动以及日常的听课、观摩过程，帮助教师突破狭隘的学科意识，自觉并且自然地关注学科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学生品德问题，并给以积极有效的引导。
学校也可以将教师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德育自觉作为教学评价的一项内容，引导教师提升教学过程的育人价值，从而使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更现实、更宽广的基础和保障。
（二）激发学生内在的道德主体性
在德育过程中将学生作为道德的主体还是客体，取决于教师的德育观和学生观。教育需要将学生作为主体来对待并且成就其主体性，这就意味着要激发并唤醒学生内在的道德主体性，相信他们有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相信学生集体有形成正确舆论的能力。在这样的信任中，逐渐形成一种学生自我育德的模式，而不是教师依靠权威和惩罚而建立的控制型德育模式，这需要教师从关注学生违纪行为发生后的惩罚，转变为重视让学生懂得尊重、倾听、体谅他人等内在品质的唤醒和形成，由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的价值引领，从外控性的行为改变，转变为内生性的品质培养，这才是将德育作为教育来实施，而不是将德育变成为压制。
“纪律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教室里表面的平静而设计的工具，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教室里的美德。”[3]102因此，“针对纪律的一个道德教育方法，是把纪律当成培养尊重和责任的工具，这种方法抓住了纪律的终极目标：自我约束——这种基于自愿服从的自我控制，同规则和法律一起是成熟品格的标志，也是文明社会对它的成员所要求的。没有道德教育的纪律仅仅是一种控制而已。”[3]103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可以从学生个体自我自律品质的养成以及集体自我教育能力的培育为出发点，逐步形成学生自律的品质和责任意识，让自己从疲惫的“灭火员”位置上撤退下来，去欣赏学生在面对和解决现实道德问题中的成长与成熟。
（三）寻求适宜对象性特征的德育策略
教师德育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从德育对象的个体角度而言，需要进行差异化研究，发现对象性特征和适宜的德育策略；就德育主体而言，则需要更多的校本研究，针对具有时代挑战性和学校特殊性的德育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不断突破经验性的局限，积累更具科学性的德育知识和素养，使学校德育过程更加科学和有效，学生的道德成长更加健康和完善。
具体而言，学校一般都会开展校本教研活动，但更多的是针对学科教学，而围绕德育展开的校本教研活动较少。事实上，德育效果的提升一定会惠及具体的学科教学的。因此，在校本教研活动中应加入学校德育问题的专门探讨和研究，整体提升教师的德育自觉和德育能力。这样，在解决学科教学问题的同时，使学校的德育工作也得到协调发展与整体提升。如此，学生便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美德，教师便能在传播知识的同时，美化灵魂。■
参考文献：
[1]檀传宝.再论教师德育专业化[J].教育研究，2012 （10）：40.
[2]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五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34-335.
[3]托马斯·里克纳.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M].刘冰，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李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