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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祠、保矿、交游
对这份资料我想补叙三点：一是关于郭林宗祠的修缮;二是关于保矿运动;三是其与士绅的交往。
（一）关于郭林宗祠的修缮
郭泰（128-169），字林宗。介休先贤之一，为东汉末太学生领袖，《后汉书》有传，《世说新语》也载入其多条佚闻，品德如颜回，教育弟子如孔子，在士林中有崇高的地位，为介休人文的代表。其去世后，会葬者数千人，蔡邕为撰碑，自称“无愧”。北周武帝除天下碑，而诏许特留。历史上数度因朝代更迭被毁而复立，最著名的重立为明末清初傅山重书之碑。
由于研究傅山书《郭泰碑》的原因，笔者曾广为搜集各类资料。资料显示，郭林宗祠在明清之际曾数度修葺，祠内的刻石以明代的官员士人为多;人清后最大的一次修缮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由张基巩等发起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傅山重书《郭泰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簋再书《郭泰碑》。天下写隶书的没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的影响了，两块划时代的名家精刻是郭林宗祠的点晴之作。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县令吕公滋做过一次小的修整，在傅山所书的碑侧留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车尘马迹，路过介休的士人名宦络绎来去，必往拜谒，有诗、有记、有故事。另一次，也是1949年前最后一次修葺则发生在光绪，即由吴匡倡议，这一次的原始资料尚在，赘抄如下：
募修有道祠各村捐输启
昔有高密通德，并世表郑公之乡;三闾远游，异代留宋玉之宅。南阳诸葛，草庐有辉;柳下士师，樵米是禁。每重名贤之迹，引为闾里之光。矧及收朋勤诲，习礼故居;斩板就封，藏魄旧兆。迹蔚史乘，记在秩宗。如介邑郭有道祠者，而可委樵牧以往来，听风雨以剥蚀乎？懿乎有道，允矣人伦。生逢党锢之朝，名高俊及之表。柔泽知于总角，梁陈慕其垫巾。所谓独善其身，危行言逊者，斯人有焉。中郎之辞，蔚宗之传，绍巢由而更远，媲孟墨以无过。茂矣关矣，蔑以加矣。旧祠在邑东，祠即墓下，盖汉以来故址。历千余风岁，代有修葺。考傅征君之碑，则经营于康熙之中;读陶文毅之鞘程，尚瞻拜于道光之季。
匡莅是邑，灾寝甫平。入庙修容，鞠为茂草。遗像陈昧，如季友之叹子房;庭序荒芜，等夏侯之赞曼倩。在昔会葬，苇装塞途。予也奉祠，莽翳集目。岂谓英灵之寄，遂为枳棘之栖？式揖清芬，引怀朋德，概焉兴叹，思所表坊。缅维落（洛）下仙舟，仅倍元礼;讵等河西庙貌，久舛子方。况榱桷之犹存，匪规模之难复。碑铭宛列，像设堪仪。属潦患之频仍，复量移而来去。力有未逮，时其有俟。然而九原如作。思随会以流连;百世可师，颂伯夷而忾慕。载瞻祠墓，又改星躔。今者岁庆屡丰，冬居农隙，缙绅慨捐泉布，会集金钱，俾缩版之有赀，度祠基而再焕。岂独先民遗矩，粉榆式里而增辉;更看大雅抉轮，绅佩聆声而响和。有其举之莫敢废，况在春秋秩祀之隆;来取法者是为师，会复拜举风流之盛。用申短启，请署令名。
知介休县事吴匡谨启。
呈送的文件中也把这项事务作为吴匡的一项重要政绩。吴匡在太谷任内修过龙泉宫。修祠庙、修县志、祈雨等是县令的重要工作内容。林宗祠修好后，才有行余諸人在祠前的那张仪式感非常强的合影。山大的堀川英嗣、陕西石油大学的郭明军先后发给我几张民国时祠前的其他照片，这些照片发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外地人来介休留下的鲜明纪念。我一直认为，如果还计划复原介休的人文景观，建立文化自信，“郭林宗祠”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内容，“郭泰”是一个非常值得坐下来研究的人物，认真规划关于他的标志“语汇”，也许是复修祠墓，也许是符号重构，不可粗制滥造。相对于“三贤”中的其他二人，郭泰更是文士的榜样，民间风骨的榜样。
（二）关于保矿运动
这是山西近代史上的大事，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在山西游说把平定等处的矿权签给英国福公司，到1906年启动开发时引起公愤，平定有一位留日的青年因此事学陈天华蹈海自杀，群情激奋，具体事件前因后果限于小文，不展开介绍，只说与吴匡相关的。吴匡任布政使，虽然上面还有一个巡抚，但说来他是行政一把手，按现在不恰当的类比是省长，所以社会情绪的矛头表达集于其身。1906年11月1日，《新闻报》登载《山西留东学生与晋藩吴匡书》。11月12、14日，《南方报》第三页新闻转载此文：
“公以末僚到晋，腹削脂膏者数十年，今则绾藩条矣，时事如此，曾无些少感情及于吾晋，且于新政新学诸多反对，亦知朝廷方锐意革新，立宪预备，凡在公民皆有言事之权，皆有自治之责，而今而后，岂能仍任公等酣宦为一手接自目之计哉！兹将公在晋情形胪举数端如左。”
文章列举吴匡五大罪状：一是阻挠女学，二是阻办实业，三是侵吞要款，四是反对新学，五是轻视路权。“可谓全无心肝者矣”。 “今日为公权伸张之时，亦即天演淘汰之时，若公等碌碌为今之计，惟有速自引身让贤者路，蜉蝣岁月，乐此余生，亦何不可？倘仍恋栈，以为吾晋脂膏尚可任公之鱼肉也，则云南之欢迎岑公，公其闻而知愧乎？福建之不认丁督，湖南之不认吴提学，公又闻而知惧乎？生等负笈海外，远隔万里，求学未遑，何事故与公为难？亦因公实败坏我山西大局，激愤太深，不得不提公之耳一唤公耳。
呜呼！此书发排既，竞忽闻阳高学生李培仁愤激投海死，检尸得遗书，谓山西路矿宜实行抵制，渠以一死为同人纪念云。呜呼！李君之死，皆死于公等之手耳，我山西全体学生岂能恝置公等哉？！”
庚子（1900年）以后，清廷求新，而民问也受到刺激和启蒙，报纸有“公器”之追求，公共事务往往形成亢奋的舆论潮。关于“保矿运动”，岳鸿举《处园尺牍》中存有其为胡孚宸等草拟的公文稿函，致介休、平遥、太谷等县县令及当时资厚力雄之商人，延其到省共商处理事宜：
晋省煤铁各矿，久为外人所垂涎，潞泽、平定等处，尤为福公司所指定，若自己不开，转瞬福公司铁路告成，势必代开……
所以客观来讲，清政府太原的这些官员对处理这件事上还是有提前量的，也舍不得矿权为外人控制。但诚如《致署汾州府谕》：“年来捐款颇多，各处绅商，几为应接不暇之势，势成弩末，不言可知。”商人很不积极，再三组织，包括经吴匡推举的介休西狐村王廷本，现在也很长时期没了踪迹，害得胡孚宸急函求归。胡的另一函也谈到请人的不易，和以上所引相关：“前致函各处，惟曹君蔗村于年底进省，可以相助为理。宋星瑞、渠小舟皆托故不到。”而“事体重大，断非一人所能胜任”。只好请岳鸿举亲自再跑一趟。吴匡在保矿运动期间为抚宪参劾，在布政使任不足三个月，《山西矿务档案》载有吴匡关于保矿运动的公开信《吴藩答函》，摘录如下：
晋阳留学诸君同鉴：冬月初七日，接奉惠书，开缄展诵，始而疑，继而惧，终不知诸君切责之言，何所自来也？
匡仕晋三十余年矣，由牧令而擢监司，深愧庸愚，于地方无所补救，以副公等之厚望，而视晋土如故乡，执晋政如家事，区区自尽之心，犹时为晋人所共谅，安能忽持媚外主意，倾晋产以餍虎狼之欲壑，持压力而施野蛮之手段？我独何心，而昧昧若是乎！况矿亡人亡之议，昔年自我创之。岁虽屡更，言犹在耳，使当时晋丰公司之议，即时举行，则全晋矿地，尽归掌握，福公司纵有觊觎之心，将亦无从要挟。惜徒托空谈，终成画饼，抚今追昔，尝用怒然。处驳驶将老之时，反而顿改故步耶？合办压制诸语，或传闻之误，抑恶我者故为媒蘖，以重之罪，皆不可知。第既承明问，敢不将竞争矿政之情形，与匡维持矿产之私念，为执事略陈之。自福公司不守公理，争索晋矿，嘱其国公使，勒逼外部，电饬晋中官吏，实行压制之法。中丞以匡仕晋既久，知晋必深，委令密商士绅，设法筹办。匡意以为非固结团体，官民一心，无以保固有之利权，而遏外人之进步。查潘守曾任平定，尚得民心，饬其密赴该州，会集官绅，妥筹抵制;并令田绅来省，商办招商集股事宜，嗣因君独任其难，而田绅之议遂寝。随据潘守会同诸绅禀呈办法，一则由晋中士民，据理以争，不认当日合同之可，一则请刘君笃敬、李君廷飓就近在京将晋矿情形面陈外部，众心团结，内外交持，福公司无所施技，而晋矿庶可保全。匡以所议尚善，当即详达宪聪，文牍具存，班班可考。旋因他事，而開缺之命下，于十月二十九日，交卸藩篆。
匡承宣无状，负疚殊多，今虽解组归田，行将与晋人别，犹窃愿继我者，能善为保全晋矿，争回利权，以补匡之不逮。倘如诸君所谓合办压制诸语，深入大府之心，而贻全晋之祸，则匡不特无以解于晋人，且何面目以见乡里耶？所以披读来书，不得不大声疾呼，而力为剖白于诸君之前也。堂堂责备，本所难宽，皎皎私衰，幸堪共质，人情不远，兼听惟明，倾臆直陈，惟希亮鉴。
吴匡谨启。十一月十一日。
关于吴匡在私谈密令时对保矿运动的态度和处置，无法妄测。先说说外围的事，一是恩寿“严劾”的内容。《光绪实录》卷五百六十五：
“甲申。谕内阁。恩寿奏特使大员庸罔溺职一折。据称藩司吴匡于委员解饷被水冲去银鞘一案。屡催追查，含糊漫应，日久并未详使。又交城县皮商靳汉臣与牛星臣争贴互控一案，业经断定详准。该司于汇详补帖案内改叙靳汉臣之名，隐图翻异。似此玩忽欺蒙，殊出情理之外，请严行究办等语。藩司任重事繁，应如何正己率属。乃竞遇事瞻徇，实属有旷职守。山西布政使吴匡著即行开缺，并著该抚将两案提交太原府彻查究办，以肃官常。寻奏该布政使吴匡，于公事漫不经心，形同聋啧。且于饬查之先，主使劣幕远扬，意存徇纵。请交部议处允行。”
此则所奏为“水冲银鞘”案，与“保矿”事无一丝关系。所以，许多人私衷以为不平，据胡思敬《国闻备览》“藩司受制督抚”条：
藩司去督、抚一阶，用人、行政皆其责。督、抚专奏报，藩司遂不能与争，年终密考，听其一言以为进退。许振祎任江宁藩司数年，自言如作典史，督、抚遇有事故，例用藩司护理，稍欲自伸其志者，必招后任之忌。江督刘坤一薨，李有桑摄篆，不一月四上封奏，巡抚恩寿大恶之，年终密考，竞以“貌似有才，居心险诈”八字挤之去位。其后丁振铎莅滇，先劾藩司李绍芬去之;锡良莅蜀，亦先劾藩司某去之;偏任太专，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恩寿移节山西，以学生私函劾罢藩司吴匡，疏中只摘其一二琐事，闻者皆为之不平。近唯见岑春煊以广东藩司参总督谭钟麟，冯子材以云南提督参总督崧蕃，子材宿将、春煊世臣，终亦不能取胜。然春煊居下则傲上，居上则凌下，不数年，代钟麟督粤，恩命甫下，即奏弹广西提督苏元春，巡抚王之春、藩司汤寿铭同日罢职，全省官皆股栗失色。 胡思敬的思路是由于制度上的节制，造成抚宪恩寿借机排除异己，导致吴匡下台。这是来自官场内部的冷眼旁观的立场，应该相对深刻。
按照报纸的说法，弹劾尚欲进一步着力，朝廷的意见可能要连降三级，吴匡连夜致电京师的朋友，才免更深追究。后来的履历显示其不再主持全局性行政，而是办盐务、造币，最后办实业，算是劫后出路了。他的缫丝厂办得还是不错的，除了湖州外，上海还有一厂，这可能是和吴隐在这儿产生关联的原因，存世的岳宝树书画精品有数件是送给吴匡的合伙人王笙甫的，这伙实业家想来可算是“儒商”了，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官商，文化上的修养和追求还是蛮有品味的。
虽然辛亥革命中，吴匡的死还是传回介休，岳鸿举写了挽联：
三晋正在藩，忽谣诼无端，赤舌烧城伤众口;百年真苦寄，叹死生有命，乌程归骨赋招魂。
（三）吴匡与介休士绅的交往
按照目前能看到的资料，和吴匡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岳鸿举，就他的资料多而饱满，吴匡死后有挽联，吴匡女儿出嫁有贺联，吴匡五十岁过寿写了专门的寿序——《吴书年司马五十寿序》。
吴书年司马五十寿序（代）
两汉循吏号称极盛，往往玺书褒美，增秩赐金。每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黄霸、朱邑至入为丞相、大司农，何其盛也。而考其致此之由，则皆久于其位，以教养为先。所谓民知其可久，则不敢欺罔，乃服从其教化也。
国初时，有行取之例，有政声者辄内召为御史;雍、乾以来，此例寝不行。然治行尤异者，大府特疏于朝，天子优诏嘉奖，不数年间，开藩陈臬、督抚封疆者，难更仆数。而溯厥由来，皆以循良报最起家者也。
吾师书年夫子，自武乡调补吾介，甫值大稷之后，饥馑余生，疮夷满目。公下车伊始，巡行乡邑，闾阎凋敝，户鲜盖藏，喟然太息日：“古之牧令，教养而已，今则养先于教矣。”乃蠲逋负、减差徭，革浮费、清讼狱，凡所以为吾民谋生计者，体会入微，如慈母之于婴也。公本浙人，习闻树桑养蚕之法，北关有隙地二顷余，为郭修吾都转之业，公相其土宜，审其地势，从浙购桑秧数千本，航海达津沽，辇运至晋，教民接枝、压条、浴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数年之间，蔚然成林。平遥、汾阳皆移植以去。城东义安村者，地当孔道，冠盖络绎，每山水涨发，一片汪洋，几成泽国，行旅苦之。公日：“水，所以利民也，今不为利反为害，殆未知所以处此水乎。”乃穿渠引水，建闸开河，垦稻田数十顷，每当夏秋之交，清风徐来，芙蕖菱藕，弥望无际，如置身明湖、趵突间也。公早作夜思，勤勤恳恳，三年之后，民困大苏。公日：“富而后教，圣人之言，今虽未抵于富，然年谷顺成，百姓乐业，教顾可以缓乎哉？”介有绵山书院，年久失修，讲堂穿漏，学舍倾颓，过之者至不闻诵读声。公乃谋之邑绅，集资重修，大加葺理，廣购书籍，杂莳花木，复筹宾兴之费，加膏火之资。每暇日，辄召诸生，谕以敦品立行之学，修己治人之道，与夫经济之书，专门之业，娓娓而谈，听者忘倦。下至试站、小诗、律赋末节，亦复力排佻巧，崇善清真。初，月课者仅十数人，继乃增至七八十人云。越明年，值丙戌会试，庞君复庵、子昂成进士，亦幸得通籍。吾乡自道光丁未白兰言观察获隽后，数十年无捷南宫者，至是乃若创获，而适当书院落成之日，虽欲不归功于公，乌可得哉！乌可得哉！公勤于治事，案无留牍，坐上堂皇，威棱慑人，发奸摘覆，吏不敢欺，而尤长于治盗，前汾州守朱亮生观察、张钟模太守皆长于吏治，不少假借，而独于公有加礼，每邻县有疑狱，辄檄公往鞫之。今大司空刚子良尚书之抚晋也，尤激赏公，以治行第一人告。此数公者，当世所谓大人君子也，而皆于公有深契，公可知矣。
公自庚辰莅介，中间一署太谷，再署安邑，此外皆公教养吾侪之日也。民亦爱公如父母，闻公至则喜，若惟恐其迁擢以去也者。
今年某月吉日，为公五十诞辰，邑人士以子昂之久从公游也，嘱为文以寿之。夫古无生日之文，自明有之，皆先有诗而后有序。今则有序者不必有诗，有诗者不必有序。因序公官行事之大者，以著于篇，而别缀韵语于后，俾歌以侑觞。其词日：
法曲云敖，忽闻天半。
翅首云中，南级星烂。
吉日良辰，悬弧令旦。
海星仙山，寿添无算。
方朔献桃，安期进枣。
子子孙孙，使君寿考。
帝心在简，天语褒嘉。
鸾章凤绰，灿烂云霞。
或迁直刺，或擢黄堂。
观风问俗，俾寿而昌。
天子赐寿，群公祝厘。
吾侪小人，亦与追随。
尔时吾师，六秩开筵。
寿世文章，有许有燕。
谫陋如昂，未足语此。
以筵撞钟，特嚆矢耳。
序文立足于介休立场，分述其养民、种桑、水利、治盗，特别顾及所代作者视角（曹子昂）叙述了其修葺绵山书院之事，庞绍统、曹子昂是书院修好后中进士的，直接惠政之施。
岳鸿举信札中反映有如下：
一是处园父丧，吴匡送锦幛，处园写了感谢信，并“回帛”谢礼（《谢吴书年太守》《致吴书年》）。
一是谋职。高平教职因“停考公事”，四百金的年薪没有了，说计划“谋一书院讲席，为糊口之资”，自然是求帮忙。
一是为洪山宋紫垣求情：
“三河争水，致被牵涉在案”，“伏乞潜移默运，俾得保全功名”。这个姓宋的名星瑞，应该是个世家，洪山村人，而且后来成为介休士绅和财东的一个代表，和祁县的渠小舟一样，都受到省城的邀请，商量大事的，而且他们都“托故不到”。
一是接连接到几个单位的聘书，出现选择困难，通问请示。
吴匡借让儿子“赴介检点寄物”“给令带呈”传告自己的意见，这封信似乎是吴匡初任按察使时写的;前一信则于此事之外，尚谈到绵山书院事，这是吴匡在介的惠政之一，“整顿”意见当然比较殷切。在这之前，吴匡为介休令，岳鸿举在汾州李兰九幕府，吴匡写的信更像是汇报，两信说那年的地震情况，“署中墙壁小有坏损”“城南为剧，南庄被压死者四人、梁堡五人，受伤据各村所知者亦数人，城内幸尚轻减，然墙坍壁倒者，则触处皆然矣”;说到一块土地的处理。另一件札中也读到岳鸿举儿子入学的事，巨细皆有，几十年间就这么过来的。资料显示，吴匡做河东道时，介休人沾附最多，前所举曾于蒲州办盐务的王廷本（字承基）是一位，罗可垣与其父罗履亨也是办盐务发家的，时间也能对得上，岳宝树也在蒲州府署谋了誊清、阅卷工作。阎锡山那份公文中还有一件“柿酒”案，也有介休人的身影，《处园藏札》中收有介休张兰左治国的信札一件，左时任永济教谕，算是了解内情的人，信中讲“县令”如何“欺上瞒下”，给自己留余地，而处理未周，两头都出了麻烦：
永济闹酒税事，良以定税太重，亦由民愚无知。邑尊有体恤之心，尚未宣布;百有逼切之情，未能上达。遂致激成此蛮野行为，可慨也。此间柿酒发行，每百斤不过一两五六，而税已每斤八文，竞抵酒值之半，此万不可行者也。递禀求减，未蒙批准，且复查出酒实数，前所查之数为廿万零，稍有隐漏，民已嫌多，今更复查，似意在加增，是以民愈惊疑，而不知邑尊固有深意存焉。前所查之甘万零，系同由省委会查禀上者，此不能再减者也（原查四十万，禀上时已减去一半）。今又确实复查者，意在以原查之数为额，出酒纵多，亦不再税。不过举廿万应纳之税，分摊于出酒之实数中耳、出酒愈多则税愈轻，查愈确则税愈均也。譬如出酒百万，则以百万分纳此二十万之税耳。此情既未便明言，百姓已迫不及待，聚眾滋事，所由来也。于月之一日，邑中父老子弟，各持农器，拥入县署，意亦不甚恶也。邑尊升大堂见之，而众中良莠不齐，举动粗暴。营官蒋公带马队二十余，鸣空枪以威之，百姓哗然，以为官兵杀我曹矣，遂大闹打入县署，毁坏什物，知县逸去，未大受辱，而蒋公者已破额矣。兵民互斗，兵死一，民死二，其势汹汹，经太守请乡绅出面劝谕，又出示解散，纷纷数日始定。近上宪委绛州朱公查办，意在惩办倡首者，而倡首者实不与哄斗之事，不知将作何了结也。
结语
吴匡在介的施政尤其值得研究。按县志所谓“四任介休，先后十八年间”，一个积极的施政者，对介休的社会人文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向阎督军提倡的士绅中，介休人列有张应济、岳宝树、岳鸿举、王丽中、李树瀛、董重、郭成基、曹淮、刘在勤、李振常、张宗游、李慎修……有不少是行余学社前期的人物，也颇有趣味。对他们来讲，应该也算旧恩不忘。《清史稿》修纂，可能是有所提倡征集，在介休住了三年的王树柑担当总纂之一，居然最后仍没有置入其中，其原因也有待研究。这份名单中还有太谷大名鼎鼎的赵昌燮（即赵铁山），这个节点吴匡已经去世了，埋骨菱湖，这份函件多少也算当时的民意民望吧。
吴匡是浙江乌程（今南浔）人。南浔风光，依依水乡，而江南文气在焉。吴昌硕故里安吉，吴隐的故乡绍兴，都离得非常近，文化的追慕往往是一个总和，虽在官场，虽为商人，仍是念念在文。吴匡修郭泰祠的启是骈文，四六句，用典，都显示他的修养，拿岳宝树的字送人，和岳鸿举等人的“真诚”相处，甚至包括死后的志文和刻碑，都彰显其文化追求。他在山西从政，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绕，县令当得最长，高位置没站几天，而在介休则尤其出入频繁，四任约数近十八年。民国《介休县志》评价：
调任介休值大寝之后，一意生聚、教养、请帑买谷，减徭除弊，创建社义、丰备等仓，及宾兴重建试馆书院，及虹霁桥梁，修常平仓廒、绵山道路，疏浚石河河道，暨护城濠、筑盐场等十五村河堤，疏湛泉等二十二村水渠，垦义安、永庆等村荒田数十顷，先后十八年间，上及士夫，下逮妇孺，闻来则喜，闻去则忧。
所以我们只把他当作一名多有实事的县令，客观了解一下那个时期的具体即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