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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生活世界理论在国内学界已提出和研究多年，但总的说来，这种研究还比较零碎、片断，而且多限于对胡塞尔等西方哲学家的人物、著作、思想的评介性研究。我们以为，对某一课题意义的理解往往决定着研究的视野和问题的展开，只有把生活世界理论当作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性问题看待，才能真正了解该课题所具有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它涉及到对当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理解。哲学的对象和主题是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题。这就要求哲学研究的重心从物转向人，把存在概念变为生存概念，把物质世界观转化为生活世界观，而生活世界理论转向正是适应了这种要求。其次，它也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及在当代条件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罗素对马克思哲学的“缺点”说得很中肯：“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之内，又局限于人类。”从现实生活矛盾出发揭示人的存在本质、发展方向和解放道路，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也应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最后，还涉及到哲学如何与当代实践结合。大家都在强调哲学面向实际，研究实际问题，那么当今“实际”的根本问题或总体问题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当代人的生存特点、生存矛盾、生活意义等，而这正是生活世界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
〔摘要〕 科学思维的对象是以自然为中心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物的方法；历史思维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是认识人的方法。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从自然界认识中所得出的一般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概念、规律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以科学思维去涵盖甚至代替历史思维，导致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活动中的简单化、机械论倾向。生活世界虽然是整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更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新质世界，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一般概念和规律对它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当以实践论为基础，以表达生活世界内容的范畴和规律为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认识方法体系。
〔关键词〕 科学思维；历史思维；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001－06
（一）
不同的对象由于存在的性质不同，适用于不同的认识方法。简言之，以自然为中心的物质世界，适用于科学思维，即认识物的方法；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适用于历史思维，即认识人的方法。但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把人、社会、历史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在认识方法上却并没有真正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地位”。柯林武德曾批评过以前的历史理论在方法论和主题两方面所犯的根本错误，“错误在于它们努力要模仿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力图以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来归纳历史现象”[1]其基本逻辑是“既然自然界是如此，那么社会历史也是如此”，把从自然界认识中所得出的一般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概念、规律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导致以科学思维去推导、涵盖甚至代替历史思维。
这里的认识误区是：既然人、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自然界产生演化而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因此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人、对社会应当是适用的。这就涉及到，从世界和人的不同存在性质和特点出发，怎样理解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哲学作为世界观，需要对世界的统一性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要找到能把世界上千变万化的事物统一起来的基础或根据；但这种解释对其他种类的事物比较容易，唯独对人十分困难，因为人毕竟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存在。因此，在哲学对世界统一性的解释中，人与世界如何统一一直是个难题。以往哲学教科书的解决思路是：人（和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虽然属于高级形式，毕竟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可归结为特殊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接着，是找出人与世界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存在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以说明社会具有与自然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规律；再次，是研究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表现。这实际上是按物的普遍性本质去研究人的特殊性本质的思维方式，它没有弄清人与物、人的生活世界与自然物质世界并不是同一世界中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两种不同事物，而是统一的世界分化成既有联系又根本区别的两个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它又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个新质的世界，它既集中了自然界中所有的东西，又创造了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正是这种“没有的东西”体现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最高结晶，它就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等“社会存在”，它构成了人所特有的存在本质和生活方式。这个世界不是从自然界中以自然方式延伸出来的一部分，而是以人的方式所建立的、与自然界具有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新世界。
对于这种关系，如果哲学只是限于对自然的解释以及关于“世界”的一般观念，并从一般观念出发推导出对人的认识，那还只能停留在对人的初级解释水平上。我们知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高级的运动形式可以包含各种低级的运动形式，而低级的运动形式却不能涵盖高级的运动形式（尽管有些萌芽）。如果用猴体去理解人体，往往会把人体所有而猴体没有的东西舍弃掉，或者简单地用猴体的特征去说明人体的特征，因此只能在物的水平上导致对人的简单化理解。人们常说，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因而它对人、生活、社会也具有普遍的解释力。问题是，从对整个世界中总结出来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范畴，对人的生活世界究竟能解释到什么程度？它是只能解释人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然性、物质统一性内容，还是也能穿透人的存在本质和生活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从对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认识出发，能否进一步揭示所谓人的特殊性？似乎不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应是同一本质层面上的联结和矛盾关系。由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所以这个世界里存在的不同事物，都应是在物质性（或自然性）这个同一本质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此解释人，就应当说人既具有与其他存在物一样的自然物质性（这是共同本质），又有其特殊的自然物质性（这是特殊本质），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物质存在物。但这显然不能说明人的本质属性，因为人的本质不在于此，是在于他的人性、社会性，而人性与物性、社会性与自然性，显然不是同一本质层面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用物性、自然性去说明人，只能看到人的外在的、表层的东西，如人也具有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机能，但并不能真正触及到人的本质问题。因此，关于物质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辩证法观点，对于人和历史的解释是有限的、不充分的。
毋庸讳言，我们现有的辩证法的内容和体系，基本上是在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所反映的事物的普遍本质来看，它只是一种自然辩证法，它的基本范畴和规律，都是着眼于解释自然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般发展。恩格斯曾说，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把自然科学考察事物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上造成的。实际上，把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造成认识上的失误，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所致，即当时自然科学还停留在以经典力学为中心的水平上，以力学观点解释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现象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移植”这种做法本身，即使是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打破和超越了近代经典力学的局限，已经能够进一步深入地揭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但如果把它直接用于解释历史，仍然会导致对人的认识领域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现代哲学的发展表明，它的认识重心已经从世界转向人，把人、社会、历史、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它的转变意味着过去的哲学是人通过世界来观照自己，现在的哲学则是立足于自己去理解世界，过去的哲学用以解释人与世界统一性的核心概念是物质，现在的哲学用以理解和建立人与世界统一性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但另一方面，与这种对象转变未相适应的是，它还远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宗旨是揭示人的生活世界之谜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那就应当以实践论为基础，以表达生活世界内容的范畴和规律为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历史认识的方法论体系。
(二)
世界上不同种类事物之间存在区别，是由于其存在的性质和方式不同。而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物（包括动植物）是没有主体自我意识的存在，它只具有与自然界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人则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他能把自己的存在变成自己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由于这个区别，动物的活动只是出于自然性本能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动物只能生存于传统的自然界中，而人则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新质世界之中；动物的存在只是存在，人的存在则与生命意义融为一体。所以，虽然人的生活世界是从自然世界发展而来，自然世界也始终是人的生活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就其各自存在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高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无论从存在的性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看，与其把人的生活世界当作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如把生活世界看作是已经从自然世界中分化出来、由人所创造的一个新的属人世界（或人化世界）更为恰当。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具体地了解自然世界现象与生活世界现象、认识物的方法与认识人的方法究竟有何区别。
首先，从事物存在的性质看。自然世界现象不具有主观目的性，是纯粹客观的事实性存在，因此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当然，科学认识的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要与人的需要相联系并使物为人所用，但这只是意味着事物的客观属性与人的主体需要相结合，并不等于说事物本身就具有主体目的性，目的和需要是人外在地加于事物，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生活世界的存在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创造的，它虽然也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但同时又凝聚着人的目的和需要，是事实与意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关于人在历史活动中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思想，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中关于现象是意识构造的思想，海德格尔关于人生存于其中并为人所体验的此在思想等，都说明了生活世界现象与自然世界现象的这种不同特点。因此，生活世界现象的本质，并不是揭示出它在客观上、事实上是怎样存在的（既“是什么”）就能认识清楚，同时还必须了解这种现象中所渗透着的人的目的和意图（既“为什么这样做”），这样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把握事物的存在。如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既要回答“人是怎么生活的”这种事实性的存在问题，又要回答“人为什么这样生活”这种价值性的存在问题，两者的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答案。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虽然能从人的自然性角度对“人是如何存在的”作出解释，但不能深入到人的更为本质的社会存在层面，更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而不那样生活的意义问题。再如对某些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认识，不但要清楚地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和结果，还要搞清当事者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和意图，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否则，对客观现象、过程的研究再详尽，这段历史仍然不能解释清楚，许多历史之谜正是这样留下的。正如柯林武德所说：“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没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时，则必须研究人们是在怎么想的。”“唯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可以这样说——才是历史的生命和灵魂。这就是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史学而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所在。”[2]
其次，从事物发展的过程看。过去人们习惯于也特别看重于以规律观去解释事物的发展，这其实主要也是来源于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方式。自然界事物虽然也是千变万化，但基本上是按确定的规律发展的。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联系，虽然也有偶然或外在因素的影响，但一般说来（除非自然界发生巨大灾难性突变或人类用强大手段去干扰和改变自然界）偶然性改变不了必然性，在事物变化的动因——过程——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自然科学的认识大体可以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从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样达到统一，从可能推测未来，以规律观为核心去建立认识事物的科学体系和逻辑图景。从这个特点看，自然科学的认识可以是无限的，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粒子，在认识逻辑上不存在不可认识的“黑洞”，所受限制的只是一定时代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水平。但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不是说自然现象是简单的，对它的认识也是复杂的，但与社会历史现象相比是两种不同的复杂性），仅仅立足于规律去解释历史存在着相当大的简单性和片面性。
社会历史过程中也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先前人们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感性世界，是后代人活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他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去任意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已有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之内进行活动，这使前后历史活动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确定性。然而，后代人在这个历史可能性空间之内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是不确定的，并不是按照一条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社会规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规律，主体和客体方面任何重要因素的参与和变化都会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在客体方面，不但包括内在因素，也包括外在因素；在主体方面，不但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交汇作用影响下，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中，某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这就是事实上的社会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说是研究社会事物具体发展规律的一个典范。他对中日战争规律的分析，是从中日双方各自的四个特点出发，指出这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是中日战争规律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即中日战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但这显然还不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因为仅此还不能决定战争的过程和胜负。接着，毛泽东将问题转到“怎样做”和“不怎样做”，即战争中的能动性方面，指出战争的诸种客观条件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样就把战争发展规律的完整内容揭示出来了。最后，毛泽东对战争规律实际上也是社会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了精辟的总结：“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特别是战争中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更充分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事物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影响。
最后，从事物发展的结果看。正是由于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并不纯粹是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而是在社会主体因素的参与下形成的，这也使它在结果上具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就可重复出现，那么社会规律运动的结果则具有不可重复性，因为能把产生规律的各种复杂因素凝结在一起的那种历史机遇是不能还原和再现的；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是可以精确预测和把握的，那么社会规律运动的结果则只能从历史发展的可能趋势上作出大体估计，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那些偶然、随机因素是无法预测的；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具有预成性，“从小看大”对动物适用，猫从生到死都是猫，而社会事物发展的结果则具有生成性，人从生到死，能不能真正成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确定的，要看后来实践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难认识、社会问题比自然问题更难解决的缘故。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有一条直通‘天堂’的宽阔明亮大道可以遵循。真正说来，历史面前并没有道路，路是人开辟出来的，人走过之后才有了道路，道路只是历史的轨迹。”[3]
总之，正是由于以“物”为中心的科学世界与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所以形成了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解释学者狄尔泰将其概括为“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而大多数现代哲学家则把历史思维看作是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方式。当然，历史思维并不是完全脱离或撇开科学思维。由于人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始终是自然界，人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也是由自然世界转化而来，因此在人的本性和活动中也必然存在着类似自然性质的规律。但人作为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经历了自然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切阶段，既浓缩了自然发展的精华，更超越了现存的自然存在，因此自然存在的规律是难以概括人的存在规律的。在进入更高形式的人的生活世界之后，不是科学思维可以代替或包括历史思维，相反地，科学思维应当容纳于历史思维之中，成为生活世界观的有机部分。
(三)
但从近代以来，科学世界观一直是人们认识整个世界包括人在内的统治方式。胡塞尔尖锐地批评科学使人“丧失生活意义”，认为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由此提出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向的问题。实际上，危机并不是出在科学认识本身，因为科学本身并不负责回答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危机是出于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创造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正如古代哲学认为找出万物的始基就可以解释万物的发展一样，科学主义正是试图用这种本体论的“始基”思维去解释和创造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18世纪曾有人提出“给我物质，就可以把世界重造出来”，20世纪同样也有“给我基因，就可以把人类重造出来”的类似说法。例如，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就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今天的技术构造着明天的人类”，“人类将以一条直接、连贯、流畅的发展路线，进入信息社会，继而又会变成数字化的人。”[4]在自然科学认识的领域内，在自然、物质层面上仿造人类的某些功能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但科学主义思潮把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扩展为整体的社会发展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与当今世界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然是相背离的。因此，主张生活世界转向、关注现代人类生存的西方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在批判以“技术理性”、“科技治国”、“科技意识形态”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思潮。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几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整个社会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认识、科学思维比较薄弱，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研究方面，也缺少必要的实证性、精确性。所以从近代启蒙开始，先后有严复、胡适、金岳霖等力图引进西方的逻辑实证方法以克服中国哲学思维之不足，艾思奇就曾说过，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远不如他提倡的“拿证据来”的实证方法更有价值。建国以后发生的失误，缺少科学思维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当前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新时期，大力提倡和树立科学思维更是极其重要。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种主流意识的背后，也隐含着某种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推到片面甚至极端的科学主义倾向。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试图用系统论之超稳系统理论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导致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引起激烈争论；到90年代，由于科技治国论的盛行，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领域中的第一生产力，而且被当作国家、社会和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化的时代导致物性化的思维，把一切都归结为物，用物的眼光对待人更是成为一种思潮。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科学主义的种种弊端，包括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现代科技把连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的种种现象，在我国实际社会生活中都时有出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我国也曾十分流行，它的理论基础是机械论世界观，它把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目标分解、简化为量，以数量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这必然会降低和削弱社会发展的人文意义。“在牛顿、培根和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看来，世界是一部大机器。它呈现出我们在星球运动中所观察到的那种井然有序的规律。一切都只是运动中的物质，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精确衡量，连人也只是机械运动中的物理现象而已。这种世界观强调的是速度、效率和精确性。……同这样一种世界观紧密联系着的，是一种只注重收支平衡、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观。”[5]同样，在管理方式上，不管什么性质的单位、什么种类的工作，一律实行量化管理，把“量”作为考核、评比工作业绩的根本标准，认为这才是精确化的科学管理。其实，对许多社会现象来说，量化只意味着简单化，并不能真正把握事物特别是人的思想和活动的复杂本质，因此越追求精确反而越不科学。
可见，如果把科学思维作为观察和指导社会发展的整体方式，得到的只能是以“物”为中心而忽视“人”的发展观念，科学可以创造一个统一、规范、精确的物质世界，却不可能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的生活世界。因此，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从关注“物”到关注“人”的对象性转变，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思维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维。这也是国际社会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为什么一方面在探求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念，另一方面又要批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缘故。需要指出，我国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与当今世界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先进发展观念是一致的，都是在批判以单纯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和物性化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以“科学”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是以“人”为中心，真正适应人的发展要求，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是真正符合社会生活发展实际的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1〕〔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1997.23,11-12.
〔3〕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13-14.
〔4〕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40-241.
〔5〕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9.
〔摘要〕 科学思维的对象是以自然为中心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物的方法；历史思维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是认识人的方法。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从自然界认识中所得出的一般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概念、规律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以科学思维去涵盖甚至代替历史思维，导致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活动中的简单化、机械论倾向。生活世界虽然是整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更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新质世界，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一般概念和规律对它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当以实践论为基础，以表达生活世界内容的范畴和规律为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认识方法体系。
〔关键词〕 科学思维；历史思维；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001－06
（一）
不同的对象由于存在的性质不同，适用于不同的认识方法。简言之，以自然为中心的物质世界，适用于科学思维，即认识物的方法；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适用于历史思维，即认识人的方法。但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把人、社会、历史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在认识方法上却并没有真正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地位”。柯林武德曾批评过以前的历史理论在方法论和主题两方面所犯的根本错误，“错误在于它们努力要模仿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力图以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来归纳历史现象”[1]其基本逻辑是“既然自然界是如此，那么社会历史也是如此”，把从自然界认识中所得出的一般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概念、规律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导致以科学思维去推导、涵盖甚至代替历史思维。
这里的认识误区是：既然人、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自然界产生演化而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因此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人、对社会应当是适用的。这就涉及到，从世界和人的不同存在性质和特点出发，怎样理解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哲学作为世界观，需要对世界的统一性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要找到能把世界上千变万化的事物统一起来的基础或根据；但这种解释对其他种类的事物比较容易，唯独对人十分困难，因为人毕竟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存在。因此，在哲学对世界统一性的解释中，人与世界如何统一一直是个难题。以往哲学教科书的解决思路是：人（和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虽然属于高级形式，毕竟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可归结为特殊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接着，是找出人与世界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存在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以说明社会具有与自然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规律；再次，是研究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表现。这实际上是按物的普遍性本质去研究人的特殊性本质的思维方式，它没有弄清人与物、人的生活世界与自然物质世界并不是同一世界中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两种不同事物，而是统一的世界分化成既有联系又根本区别的两个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它又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个新质的世界，它既集中了自然界中所有的东西，又创造了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正是这种“没有的东西”体现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最高结晶，它就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等“社会存在”，它构成了人所特有的存在本质和生活方式。这个世界不是从自然界中以自然方式延伸出来的一部分，而是以人的方式所建立的、与自然界具有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新世界。
对于这种关系，如果哲学只是限于对自然的解释以及关于“世界”的一般观念，并从一般观念出发推导出对人的认识，那还只能停留在对人的初级解释水平上。我们知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高级的运动形式可以包含各种低级的运动形式，而低级的运动形式却不能涵盖高级的运动形式（尽管有些萌芽）。如果用猴体去理解人体，往往会把人体所有而猴体没有的东西舍弃掉，或者简单地用猴体的特征去说明人体的特征，因此只能在物的水平上导致对人的简单化理解。人们常说，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因而它对人、生活、社会也具有普遍的解释力。问题是，从对整个世界中总结出来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范畴，对人的生活世界究竟能解释到什么程度？它是只能解释人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然性、物质统一性内容，还是也能穿透人的存在本质和生活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从对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认识出发，能否进一步揭示所谓人的特殊性？似乎不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应是同一本质层面上的联结和矛盾关系。由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所以这个世界里存在的不同事物，都应是在物质性（或自然性）这个同一本质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此解释人，就应当说人既具有与其他存在物一样的自然物质性（这是共同本质），又有其特殊的自然物质性（这是特殊本质），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物质存在物。但这显然不能说明人的本质属性，因为人的本质不在于此，是在于他的人性、社会性，而人性与物性、社会性与自然性，显然不是同一本质层面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用物性、自然性去说明人，只能看到人的外在的、表层的东西，如人也具有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机能，但并不能真正触及到人的本质问题。因此，关于物质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辩证法观点，对于人和历史的解释是有限的、不充分的。
毋庸讳言，我们现有的辩证法的内容和体系，基本上是在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所反映的事物的普遍本质来看，它只是一种自然辩证法，它的基本范畴和规律，都是着眼于解释自然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般发展。恩格斯曾说，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把自然科学考察事物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上造成的。实际上，把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造成认识上的失误，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所致，即当时自然科学还停留在以经典力学为中心的水平上，以力学观点解释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现象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移植”这种做法本身，即使是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打破和超越了近代经典力学的局限，已经能够进一步深入地揭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但如果把它直接用于解释历史，仍然会导致对人的认识领域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现代哲学的发展表明，它的认识重心已经从世界转向人，把人、社会、历史、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它的转变意味着过去的哲学是人通过世界来观照自己，现在的哲学则是立足于自己去理解世界，过去的哲学用以解释人与世界统一性的核心概念是物质，现在的哲学用以理解和建立人与世界统一性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但另一方面，与这种对象转变未相适应的是，它还远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宗旨是揭示人的生活世界之谜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那就应当以实践论为基础，以表达生活世界内容的范畴和规律为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历史认识的方法论体系。
(二)
世界上不同种类事物之间存在区别，是由于其存在的性质和方式不同。而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物（包括动植物）是没有主体自我意识的存在，它只具有与自然界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人则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他能把自己的存在变成自己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由于这个区别，动物的活动只是出于自然性本能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动物只能生存于传统的自然界中，而人则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新质世界之中；动物的存在只是存在，人的存在则与生命意义融为一体。所以，虽然人的生活世界是从自然世界发展而来，自然世界也始终是人的生活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就其各自存在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高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无论从存在的性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看，与其把人的生活世界当作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如把生活世界看作是已经从自然世界中分化出来、由人所创造的一个新的属人世界（或人化世界）更为恰当。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具体地了解自然世界现象与生活世界现象、认识物的方法与认识人的方法究竟有何区别。
首先，从事物存在的性质看。自然世界现象不具有主观目的性，是纯粹客观的事实性存在，因此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当然，科学认识的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要与人的需要相联系并使物为人所用，但这只是意味着事物的客观属性与人的主体需要相结合，并不等于说事物本身就具有主体目的性，目的和需要是人外在地加于事物，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生活世界的存在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创造的，它虽然也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但同时又凝聚着人的目的和需要，是事实与意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关于人在历史活动中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思想，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中关于现象是意识构造的思想，海德格尔关于人生存于其中并为人所体验的此在思想等，都说明了生活世界现象与自然世界现象的这种不同特点。因此，生活世界现象的本质，并不是揭示出它在客观上、事实上是怎样存在的（既“是什么”）就能认识清楚，同时还必须了解这种现象中所渗透着的人的目的和意图（既“为什么这样做”），这样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把握事物的存在。如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既要回答“人是怎么生活的”这种事实性的存在问题，又要回答“人为什么这样生活”这种价值性的存在问题，两者的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答案。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虽然能从人的自然性角度对“人是如何存在的”作出解释，但不能深入到人的更为本质的社会存在层面，更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而不那样生活的意义问题。再如对某些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认识，不但要清楚地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和结果，还要搞清当事者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和意图，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否则，对客观现象、过程的研究再详尽，这段历史仍然不能解释清楚，许多历史之谜正是这样留下的。正如柯林武德所说：“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没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时，则必须研究人们是在怎么想的。”“唯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可以这样说——才是历史的生命和灵魂。这就是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史学而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所在。”[2]
其次，从事物发展的过程看。过去人们习惯于也特别看重于以规律观去解释事物的发展，这其实主要也是来源于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方式。自然界事物虽然也是千变万化，但基本上是按确定的规律发展的。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联系，虽然也有偶然或外在因素的影响，但一般说来（除非自然界发生巨大灾难性突变或人类用强大手段去干扰和改变自然界）偶然性改变不了必然性，在事物变化的动因——过程——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自然科学的认识大体可以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从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样达到统一，从可能推测未来，以规律观为核心去建立认识事物的科学体系和逻辑图景。从这个特点看，自然科学的认识可以是无限的，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粒子，在认识逻辑上不存在不可认识的“黑洞”，所受限制的只是一定时代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水平。但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不是说自然现象是简单的，对它的认识也是复杂的，但与社会历史现象相比是两种不同的复杂性），仅仅立足于规律去解释历史存在着相当大的简单性和片面性。
社会历史过程中也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先前人们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感性世界，是后代人活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他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去任意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已有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之内进行活动，这使前后历史活动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确定性。然而，后代人在这个历史可能性空间之内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是不确定的，并不是按照一条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社会规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规律，主体和客体方面任何重要因素的参与和变化都会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在客体方面，不但包括内在因素，也包括外在因素；在主体方面，不但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交汇作用影响下，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中，某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这就是事实上的社会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说是研究社会事物具体发展规律的一个典范。他对中日战争规律的分析，是从中日双方各自的四个特点出发，指出这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是中日战争规律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即中日战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但这显然还不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因为仅此还不能决定战争的过程和胜负。接着，毛泽东将问题转到“怎样做”和“不怎样做”，即战争中的能动性方面，指出战争的诸种客观条件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样就把战争发展规律的完整内容揭示出来了。最后，毛泽东对战争规律实际上也是社会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了精辟的总结：“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特别是战争中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更充分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事物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影响。
最后，从事物发展的结果看。正是由于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并不纯粹是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而是在社会主体因素的参与下形成的，这也使它在结果上具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就可重复出现，那么社会规律运动的结果则具有不可重复性，因为能把产生规律的各种复杂因素凝结在一起的那种历史机遇是不能还原和再现的；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是可以精确预测和把握的，那么社会规律运动的结果则只能从历史发展的可能趋势上作出大体估计，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那些偶然、随机因素是无法预测的；如果说自然规律运动的结果具有预成性，“从小看大”对动物适用，猫从生到死都是猫，而社会事物发展的结果则具有生成性，人从生到死，能不能真正成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确定的，要看后来实践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难认识、社会问题比自然问题更难解决的缘故。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有一条直通‘天堂’的宽阔明亮大道可以遵循。真正说来，历史面前并没有道路，路是人开辟出来的，人走过之后才有了道路，道路只是历史的轨迹。”[3]
总之，正是由于以“物”为中心的科学世界与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所以形成了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解释学者狄尔泰将其概括为“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而大多数现代哲学家则把历史思维看作是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方式。当然，历史思维并不是完全脱离或撇开科学思维。由于人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始终是自然界，人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也是由自然世界转化而来，因此在人的本性和活动中也必然存在着类似自然性质的规律。但人作为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经历了自然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切阶段，既浓缩了自然发展的精华，更超越了现存的自然存在，因此自然存在的规律是难以概括人的存在规律的。在进入更高形式的人的生活世界之后，不是科学思维可以代替或包括历史思维，相反地，科学思维应当容纳于历史思维之中，成为生活世界观的有机部分。
(三)
但从近代以来，科学世界观一直是人们认识整个世界包括人在内的统治方式。胡塞尔尖锐地批评科学使人“丧失生活意义”，认为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由此提出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向的问题。实际上，危机并不是出在科学认识本身，因为科学本身并不负责回答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危机是出于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创造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正如古代哲学认为找出万物的始基就可以解释万物的发展一样，科学主义正是试图用这种本体论的“始基”思维去解释和创造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18世纪曾有人提出“给我物质，就可以把世界重造出来”，20世纪同样也有“给我基因，就可以把人类重造出来”的类似说法。例如，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就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今天的技术构造着明天的人类”，“人类将以一条直接、连贯、流畅的发展路线，进入信息社会，继而又会变成数字化的人。”[4]在自然科学认识的领域内，在自然、物质层面上仿造人类的某些功能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但科学主义思潮把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扩展为整体的社会发展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与当今世界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然是相背离的。因此，主张生活世界转向、关注现代人类生存的西方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在批判以“技术理性”、“科技治国”、“科技意识形态”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思潮。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几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整个社会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认识、科学思维比较薄弱，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研究方面，也缺少必要的实证性、精确性。所以从近代启蒙开始，先后有严复、胡适、金岳霖等力图引进西方的逻辑实证方法以克服中国哲学思维之不足，艾思奇就曾说过，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远不如他提倡的“拿证据来”的实证方法更有价值。建国以后发生的失误，缺少科学思维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当前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新时期，大力提倡和树立科学思维更是极其重要。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种主流意识的背后，也隐含着某种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推到片面甚至极端的科学主义倾向。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试图用系统论之超稳系统理论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导致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引起激烈争论；到90年代，由于科技治国论的盛行，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领域中的第一生产力，而且被当作国家、社会和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化的时代导致物性化的思维，把一切都归结为物，用物的眼光对待人更是成为一种思潮。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科学主义的种种弊端，包括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现代科技把连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的种种现象，在我国实际社会生活中都时有出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我国也曾十分流行，它的理论基础是机械论世界观，它把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目标分解、简化为量，以数量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这必然会降低和削弱社会发展的人文意义。“在牛顿、培根和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看来，世界是一部大机器。它呈现出我们在星球运动中所观察到的那种井然有序的规律。一切都只是运动中的物质，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精确衡量，连人也只是机械运动中的物理现象而已。这种世界观强调的是速度、效率和精确性。……同这样一种世界观紧密联系着的，是一种只注重收支平衡、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观。”[5]同样，在管理方式上，不管什么性质的单位、什么种类的工作，一律实行量化管理，把“量”作为考核、评比工作业绩的根本标准，认为这才是精确化的科学管理。其实，对许多社会现象来说，量化只意味着简单化，并不能真正把握事物特别是人的思想和活动的复杂本质，因此越追求精确反而越不科学。
可见，如果把科学思维作为观察和指导社会发展的整体方式，得到的只能是以“物”为中心而忽视“人”的发展观念，科学可以创造一个统一、规范、精确的物质世界，却不可能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的生活世界。因此，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从关注“物”到关注“人”的对象性转变，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思维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维。这也是国际社会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为什么一方面在探求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念，另一方面又要批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缘故。需要指出，我国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与当今世界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先进发展观念是一致的，都是在批判以单纯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和物性化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以“科学”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是以“人”为中心，真正适应人的发展要求，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是真正符合社会生活发展实际的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1〕〔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1997.23,11-12.
〔3〕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13-14.
〔4〕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40-241.
〔5〕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