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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后梁贞明三年（917）刘陟（刘龑）在番禺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关于南汉史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历史研究，尚处于薄弱阶段，本文重点对20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以作探讨。
关键词：五代十国；南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66-02
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自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期间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吴、前蜀、楚、南汉、吴越、闽、荆南、后蜀、南唐九个割据政权并立，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史称“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唐末五代时期，刘谦、刘隐、刘陟（刘）父子三人在乱世中积蓄实力，逐渐崭露头角，建立了地方政权，其中刘陟（刘）与后梁贞明三年（917），在番禺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南汉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南汉的研究，由于立国时间不长，对其记载也是少而又少，凌乱而又分散，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引起史家的足够重视。自上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之后，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这一历史时期。但是相较于唐宋历史的研究成果，对于“五代十国”的研究显得十分的薄弱。甚至相对于其他同时期的楚国、南唐等地方政权的研究而言，也是相对薄弱的，不但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也表现在研究的深度上。
一、南汉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一）20世纪前南汉史的研究。19世纪之前对于南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如南汉后主朝的中书舍人胡宾王辞官后，写成的《南汉国史》，还有宋人胡元兴、周克明也曾撰写专门的南汉史书。这些史书是最早对南汉历史进行记载和研究的典籍。这些典籍虽整本散佚，但后人也从散见的史料中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保存了一些史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关于南汉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因为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南汉被列入卷135《僭伪列传》。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在书卷65《南汉世家》中较为完整的记录了南汉政权的发展历程。此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路振著《九国志》，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清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刘应麟撰的《南汉春秋》，梁廷楠著的《南汉书》，吴兰修著《南汉纪》、《南汉地理志》中都有南汉历史的记载。这些都曾涉及或者专门记载南汉国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些史书基本都是在宋人南汉国史记载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二）20世纪以来对南汉国史的研究情况。
（1）对刘氏族属问题的研究，这是近代南汉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议题，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认为刘氏不是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阿拉伯）后裔，这个观点，最先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南汉刘氏祖先考》（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提出的。大陆学者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台湾学者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都认同和沿袭了藤田丰八的观点；第二，认为刘氏是岭南少数民族俚僚的武装首领，是少数民族。刘美崧在《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对此观点做了阐述；第三，认为刘氏还是传统南迁的中原汉人。唐森《南汉刘氏族属评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王承文先生《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都支持此观点，并对波斯说和俚僚说做了批判。
（2）对南汉士人与宦官政治的研究，南汉王朝的兴衰，与士人和宦官都有密切的关联，曾国富《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王朝的兴衰》（《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和张金铣的《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都对士人与南汉国兴衰的联系进行了探讨，张金铣的《南汉宦官势力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唐森的《话说南汉刘岩与宦祸》《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等对南汉中后期宦官专权对南汉的影响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基本都认为南汉前期礼贤下士，重用士人，国力昌盛；中期宠信宦官，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国家赢弱不堪，南汉国最终灭亡。
（3）对南汉经济的研究，虽然南汉处于唐宋之交的乱世，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但是南汉政权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对当时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李庆新的《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三个方面详尽的探讨了南汉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南汉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多的学者，对南汉国经济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其对外贸易上，如本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1988年版）、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对南汉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4）对南汉对外关系的研究，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从南汉的经贸发展和外交方面论述了南汉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的关系。赵建玲《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的关系概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认为南汉志在五管，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同时以南汉为中心，也探讨了南汉与周边政权的关系。陈欣《南汉与安南交往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楚汉《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4期），都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南汉与某一周边政权的关系。 （5）对南汉地理与建筑艺术的研究。南汉地理研究方面，今人多是在清代学者吴兰修《南汉地理志》的基础上，研究南汉的疆域和行政划置。如梁元的《南汉地理志考异》（《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梁允麟的《南汉地理沿革》》（《广东史志》1995年第4期）等。在城市建筑方面，曾昭璇的《宋代以前广州市历史地理问题》（《岭南文史》1984年01期）对南汉的“新南城”范围，旧址等方面做了考察。陈泽泓《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对则从兴王府的布局、建筑风格、园林艺术等各方面再现了南汉兴王府的面貌及其对岭南地区建筑的影响。
（6）对南汉考古遗存的研究，张其凡、陈欣《1949年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易西兵《五代南汉国遗存概述》（《岭南文史》2013年第3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南汉考古遗存现状的两篇文章，张强禄《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陈鸿钧《广州出土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考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总第230期），程存洁的《广州南汉康陵的发现与南汉国的哀册仪礼》（《广州文博》2007年第00期）等都是南汉考古方面的重要文章，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说，对南汉史的研究，在近3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有涉及。但瑕不掩瑜，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研究和完善。如越南在南汉时期脱离中国的历史就少有人问津。南汉与中原王朝，周邻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研究。
二、南汉史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
南汉国存在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一说之后，史学家开始关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20世纪中期开始，五代十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板块，日渐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并随之涌现出了不少著作。但是，从总体上看，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不容乐观。首先，与其他的断代史相比，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科研队伍而言，就远不如相邻的唐宋史，且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大的再研究空间。而对南汉史各方面的研究，比之同时期其他割据政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南汉史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意义，并且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随之，而南汉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美崧.论南汉政权的汉化[J].载中南民院学报，1988年第4期.
[2]刘美崧.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J].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3]张金铣.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4]周加胜.南汉国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5]陈欣.南汉国史[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作者简介：徐攀（1990-），男，河南许昌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
谢奎（1988—），男，湖北京山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2013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五代十国；南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66-02
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自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期间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吴、前蜀、楚、南汉、吴越、闽、荆南、后蜀、南唐九个割据政权并立，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史称“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唐末五代时期，刘谦、刘隐、刘陟（刘）父子三人在乱世中积蓄实力，逐渐崭露头角，建立了地方政权，其中刘陟（刘）与后梁贞明三年（917），在番禺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南汉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南汉的研究，由于立国时间不长，对其记载也是少而又少，凌乱而又分散，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引起史家的足够重视。自上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之后，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这一历史时期。但是相较于唐宋历史的研究成果，对于“五代十国”的研究显得十分的薄弱。甚至相对于其他同时期的楚国、南唐等地方政权的研究而言，也是相对薄弱的，不但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也表现在研究的深度上。
一、南汉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一）20世纪前南汉史的研究。19世纪之前对于南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如南汉后主朝的中书舍人胡宾王辞官后，写成的《南汉国史》，还有宋人胡元兴、周克明也曾撰写专门的南汉史书。这些史书是最早对南汉历史进行记载和研究的典籍。这些典籍虽整本散佚，但后人也从散见的史料中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保存了一些史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关于南汉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因为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南汉被列入卷135《僭伪列传》。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在书卷65《南汉世家》中较为完整的记录了南汉政权的发展历程。此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路振著《九国志》，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清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刘应麟撰的《南汉春秋》，梁廷楠著的《南汉书》，吴兰修著《南汉纪》、《南汉地理志》中都有南汉历史的记载。这些都曾涉及或者专门记载南汉国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些史书基本都是在宋人南汉国史记载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二）20世纪以来对南汉国史的研究情况。
（1）对刘氏族属问题的研究，这是近代南汉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议题，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认为刘氏不是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阿拉伯）后裔，这个观点，最先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南汉刘氏祖先考》（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提出的。大陆学者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台湾学者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都认同和沿袭了藤田丰八的观点；第二，认为刘氏是岭南少数民族俚僚的武装首领，是少数民族。刘美崧在《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对此观点做了阐述；第三，认为刘氏还是传统南迁的中原汉人。唐森《南汉刘氏族属评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王承文先生《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都支持此观点，并对波斯说和俚僚说做了批判。
（2）对南汉士人与宦官政治的研究，南汉王朝的兴衰，与士人和宦官都有密切的关联，曾国富《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王朝的兴衰》（《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和张金铣的《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都对士人与南汉国兴衰的联系进行了探讨，张金铣的《南汉宦官势力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唐森的《话说南汉刘岩与宦祸》《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等对南汉中后期宦官专权对南汉的影响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基本都认为南汉前期礼贤下士，重用士人，国力昌盛；中期宠信宦官，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国家赢弱不堪，南汉国最终灭亡。
（3）对南汉经济的研究，虽然南汉处于唐宋之交的乱世，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但是南汉政权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对当时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李庆新的《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三个方面详尽的探讨了南汉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南汉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多的学者，对南汉国经济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其对外贸易上，如本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1988年版）、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对南汉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4）对南汉对外关系的研究，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从南汉的经贸发展和外交方面论述了南汉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的关系。赵建玲《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的关系概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认为南汉志在五管，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同时以南汉为中心，也探讨了南汉与周边政权的关系。陈欣《南汉与安南交往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楚汉《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4期），都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南汉与某一周边政权的关系。 （5）对南汉地理与建筑艺术的研究。南汉地理研究方面，今人多是在清代学者吴兰修《南汉地理志》的基础上，研究南汉的疆域和行政划置。如梁元的《南汉地理志考异》（《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梁允麟的《南汉地理沿革》》（《广东史志》1995年第4期）等。在城市建筑方面，曾昭璇的《宋代以前广州市历史地理问题》（《岭南文史》1984年01期）对南汉的“新南城”范围，旧址等方面做了考察。陈泽泓《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对则从兴王府的布局、建筑风格、园林艺术等各方面再现了南汉兴王府的面貌及其对岭南地区建筑的影响。
（6）对南汉考古遗存的研究，张其凡、陈欣《1949年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易西兵《五代南汉国遗存概述》（《岭南文史》2013年第3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南汉考古遗存现状的两篇文章，张强禄《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陈鸿钧《广州出土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考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总第230期），程存洁的《广州南汉康陵的发现与南汉国的哀册仪礼》（《广州文博》2007年第00期）等都是南汉考古方面的重要文章，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说，对南汉史的研究，在近3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有涉及。但瑕不掩瑜，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研究和完善。如越南在南汉时期脱离中国的历史就少有人问津。南汉与中原王朝，周邻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研究。
二、南汉史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
南汉国存在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一说之后，史学家开始关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20世纪中期开始，五代十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板块，日渐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并随之涌现出了不少著作。但是，从总体上看，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不容乐观。首先，与其他的断代史相比，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科研队伍而言，就远不如相邻的唐宋史，且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大的再研究空间。而对南汉史各方面的研究，比之同时期其他割据政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南汉史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意义，并且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随之，而南汉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美崧.论南汉政权的汉化[J].载中南民院学报，1988年第4期.
[2]刘美崧.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J].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3]张金铣.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4]周加胜.南汉国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5]陈欣.南汉国史[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作者简介：徐攀（1990-），男，河南许昌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
谢奎（1988—），男，湖北京山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