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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依托苏联驻华机构与苏联在政治宣传、军事情报、文化活动等方面交往合作，加强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联络，争取苏联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抗战力量，从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抗战；南方局；苏联；交往合作
中图分类号：D0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185-03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抗战期间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依托苏联驻华机构与苏联在政治宣传、军事情报、文化活动等方面交往合作，不仅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互助合作的友好篇章，更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以苏联驻华大使馆为中心，梳理南方局在抗战大后方与苏联的交往合作，深入阐述中共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工作实践。
一、皖南事变危机的应对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形势日趋紧张，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积极加强对苏联等国的密切接触，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努力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阻止日本北上。1939年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赴任时就肩负历史使命：支持中国愿意抗战到底的力量，不允许反动势力抬头[2]。1940年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临行前被斯大林亲自召见，再次叮嘱：“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3]
但这些苏联驻华使馆人员通过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交谈，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内战的危险。此时“国民党认为国际形势于他们有利，认为日美斗争尖锐化，日本已不敢攻华，美国必积极援华，而苏联亦非借重他们不可，遂放手发动第二次的反共高潮，造成皖南事变”[4]。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获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的密电时，立即赶赴苏联大使馆，约见崔可夫，揭露事变经过。崔可夫表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后来崔可夫先后拜见了了何应钦、白崇禧，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予以谴责，并暗示中国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援停止。
周恩来还多次与大使潘友新进行商谈，意欲促使苏联对蒋介石施压。1941年1月25日，潘友新正式拜会蒋介石，并言“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5]，揭穿其反诬新四军祸端的企图。在会谈中，潘友新一再表示“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6]。
此时，斯大林极为关注国共两党问题，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战，不要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要求中共军队积极行动，发展壮大自己；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7]。苏联《真理报》刊文称这一行为是“党派褊狭之动机”，“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8]。
关于这些意见，崔可夫也是及时向周恩来转达。经过连日的奔波和对局势的判断，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的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些建议，并采纳苏联方面意见中的正确部分，在事变应对中正式确立了“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策略。
周恩来等人的政治宣传取得了良好进展。1941年2月23日，苏联大使馆举行苏联红军建军23周年纪念招待会。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先后到会场，向崔可夫表示祝贺。蒋介石也亲自到会，其实就是做出妥协姿态。崔可夫将招待会上的事情告知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感谢。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今后将绝无剿共的军事行为发生”后，又在14日和25日先后两次约见周恩来，表明要缓和两党关系，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得以维持。
二、战时军事情报合作
抗战初期由国共双方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南方局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军事组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等任教员，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除日常授课训练外，游干班还邀请了苏联军事顾问季维诺夫向学员讲授《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
但双方最大的合作是在战时军事情报方面。受南方局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曾向苏联传递了三份重要情报。1941年6月，阎宝航在一次聚会中，从于右任、孙科等人口中探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阎宝航立即托助手李正文向周恩来报告，并通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这份来自红岩的中共情报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为苏联赢得一天宝贵的备战时間，从而减少苏军更为惨重的损失。斯大林为此向中共中央回电致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更是当面赞誉阎宝航时：“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9]
1941年日本加速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国民政府情报人员根据截获的日军电报，成功破译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这一重大情报。获知这一情报后，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汇报，通知苏联，并转告美国。事实也证明了情报的准确性。阎宝航由此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4年，阎宝航通过与第三厅官员的交往，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兵力配置、布防计划、部队番号等详细部署情况。周恩来从阎宝航处得到这些资料后，让工作人员立即拍照发往延安，速报苏联。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短时间内彻底摧毁关东军防御体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1995年11月，俄罗斯为表彰阎宝航对二战情报工作的贡献，授予其“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授奖词中写道：“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10]。 三、中苏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致力于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争取民主进步，是战时中国中外文化团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半官方性质的进步团体，被誉为“把中国争取和苏联建立文化合作与友好关系的知识界的进步力量联合了起来” [11]。其中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参赞卡尔品斯基等为名誉会长。
尽管孙科、陈立夫等国民党要人为协会负责人，但并不过问具体工作，而一些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邵力子、屈武、张西曼、刘仲容等，则支持国共合作，倡导增进中苏友谊和发展抗战进步文化。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协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的王昆仑，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
抗战中，周恩来指示郭沫若、阳翰笙等陆续进入中苏文协。1941年改组后，“党员人数超过协会全体工作人员的 1/3，加上进步分子，占了协会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12]。周恩来还派戈宝权联系中苏文协同苏联大使馆文化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代表处、塔斯社重庆分社。为开展中苏妇女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邓颖超的倡议下成立了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委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史良、劳君展等。
改组后的中苏文协成为推动中苏文化交流的中心，经常在苏联十月革命、鲁迅诞辰、郭沫若寿辰等纪念日举办系列活动。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深处抗日战场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景忧心忡忡，中苏文协为此多次举办“苏德战争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等讲座，向民众详细分析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指明胜利必定属于世界和中国人民。
协会创办的《中苏文化》杂志是南方局和进步力量宣传中苏文化、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起到了与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相配合，相呼应的宣传作用。”[13]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导下，《中苏文化》出版发行了《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纪念特辑》《抗战4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辑》等刊物和《等着我吧》《日日夜夜》《前线》等苏联优秀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来到重庆后，即被周恩来告知“由老舍负责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都在咱们手里，都是直接归党领导的。他们一点反对的余地都没有。现在你到中苏文化协会担任常务理事”[14]，并担任《中苏文化》编委。除了翻译出版苏联文学作品外，他还积极帮助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办汉语培训班。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二秘的齐赫文斯基回忆说，曹靖华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或寒风凛冽的严冬，不论大雾弥漫或秋雨连绵，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他穿一件长齐脚跟的中式蓝布大褂，一只手拿着一把竹制的黄色油布雨伞，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书的蓝布书包，登上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枇杷山，给他的年轻的苏联学生上课。”[15]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著名外交官或东方学家，如M·贾丕才、K·克鲁季科夫、Б·韦列夏金等。苏联大使曾公开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今天在座的曹靖华先生是中国和苏联的一座活的桥梁……”[16]
四、新闻舆论报道
抗战爆发后，正如苏联大使潘友新履新时所言，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无不具有极诚恳之友谊，并且对于“中华民国”人民为其民族独立之英勇斗争，无不具有极深切之同情”[17]。在国统区，南方局密切与苏联驻华机构的合作，积极与苏联报刊驻重庆记者加强联络和交往，如塔新社、《莫斯科世界新闻》等。对苏联媒体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声援，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都给予及时报道。七七事变后，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指出：卢沟桥事变由日本挑起，中国军队乃迫于自卫进行还击，中国军队的抵抗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共产国际亦发表宣言，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戰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8]，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士以实际行动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38年《真理报》发表《中国之军事行动》一文，深刻指出“步拿破仑后尘，日寇走上断头台”[19]。徐州会战失利后，《真理报》予以鼓励，“不论日侵略者占据若干土地及获得表面胜利，然最后胜利的获得与保证终久属于中国”[20]。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也进行有力的舆论声援。苏德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和十几篇文章声援苏联。周恩来在1941年6月29日的代论中呼吁，“在现在，法西斯侵略的战火已转向苏联，苏德战争已成为主体，苏联已站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奴役斗争的最前线，背负着保卫世界自由的重任，而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和民族，将得到恢复自由独立的机会，甚至被纳粹攻打的英国，也得到喘息的机会”[21]。同天增刊还刊登了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副总编辑章汉夫等人文章，号召发动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为声援苏联，每年的十月革命节、红军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新华日报》都以大篇幅进行报道宣传。1942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24周年，早在一周前，《新华日报》就刊登发起慰问苏联红军签名运动的文告，“抗战五年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忠诚的友人，在今日反侵略大战中，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祸福相连的挚友，趁此伟大红军节日行将到来之际，本报特发起写慰问信的签名运动，号召亲爱的读者，踊跃参加签名……”[22]。文告最后还附有一封为签名者代拟的致苏联红军将士的慰问信。文告在渝引起极大反响，陪都各界人士踊跃签名，最后签名总人数达到一万多人。
在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代论，称“现在的红军，在它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经过八个月战斗的锻炼，又已经证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了……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亦将期待于红军……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人民更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23]周恩来在《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一文中更是高呼“庆祝苏联红军纪念节，就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庆祝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团结！”《新华日报》对苏联红军24周年如此隆重而又别开生面的祝贺和报道，既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五、结语
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工作的一项特殊使命。而南方局与苏联的交往合作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从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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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强.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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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檔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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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第12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115.
[7]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03.
[8]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 皖南事变资料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78.
[9]阎明复.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J].新华月报：2006（1）：108-114.
[10]阎明光.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我的父亲阎宝航[C]//李菁. 记忆的容颜. 北京：三联书店，2012：18.
[11][苏]阿瓦林等.中国北京[M].陈昭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16.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53.
[13]侯外庐.我在重庆的工作经历[C]//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474.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三门峡文史资料：第11辑[M].2002：318.
[15][苏]齐赫文斯基. 我的老师——曹靖华[C]// 张德美. 曹靖华纪念文集.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391 .
[16]彭龄. 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2.
[17]欢迎苏联新大使与巩固中苏邦交[N].新华日报，1939-09-04（1）.
[18]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J].群众周刊：1938，2（10）.
[19]日寇走上断头台[N].新华日报，1938-02-07（3）.
[20]最后胜利属于中国[N].新华日报，1938-07-03（3）.
[21]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 [N].新华日报，1941-06-29（1）.
[22]慰问苏联红军[N].新华日报，1942-02-16（2）.
[23]毛泽东.庆祝苏联红军廿四周年[N].新华日报，1942-02-23（1）.
关键词：抗战；南方局；苏联；交往合作
中图分类号：D0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185-03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抗战期间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依托苏联驻华机构与苏联在政治宣传、军事情报、文化活动等方面交往合作，不仅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互助合作的友好篇章，更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以苏联驻华大使馆为中心，梳理南方局在抗战大后方与苏联的交往合作，深入阐述中共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工作实践。
一、皖南事变危机的应对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形势日趋紧张，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积极加强对苏联等国的密切接触，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努力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阻止日本北上。1939年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赴任时就肩负历史使命：支持中国愿意抗战到底的力量，不允许反动势力抬头[2]。1940年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临行前被斯大林亲自召见，再次叮嘱：“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3]
但这些苏联驻华使馆人员通过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交谈，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内战的危险。此时“国民党认为国际形势于他们有利，认为日美斗争尖锐化，日本已不敢攻华，美国必积极援华，而苏联亦非借重他们不可，遂放手发动第二次的反共高潮，造成皖南事变”[4]。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获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的密电时，立即赶赴苏联大使馆，约见崔可夫，揭露事变经过。崔可夫表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后来崔可夫先后拜见了了何应钦、白崇禧，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予以谴责，并暗示中国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援停止。
周恩来还多次与大使潘友新进行商谈，意欲促使苏联对蒋介石施压。1941年1月25日，潘友新正式拜会蒋介石，并言“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5]，揭穿其反诬新四军祸端的企图。在会谈中，潘友新一再表示“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6]。
此时，斯大林极为关注国共两党问题，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战，不要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要求中共军队积极行动，发展壮大自己；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7]。苏联《真理报》刊文称这一行为是“党派褊狭之动机”，“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8]。
关于这些意见，崔可夫也是及时向周恩来转达。经过连日的奔波和对局势的判断，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的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些建议，并采纳苏联方面意见中的正确部分，在事变应对中正式确立了“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策略。
周恩来等人的政治宣传取得了良好进展。1941年2月23日，苏联大使馆举行苏联红军建军23周年纪念招待会。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先后到会场，向崔可夫表示祝贺。蒋介石也亲自到会，其实就是做出妥协姿态。崔可夫将招待会上的事情告知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感谢。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今后将绝无剿共的军事行为发生”后，又在14日和25日先后两次约见周恩来，表明要缓和两党关系，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得以维持。
二、战时军事情报合作
抗战初期由国共双方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南方局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军事组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等任教员，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除日常授课训练外，游干班还邀请了苏联军事顾问季维诺夫向学员讲授《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
但双方最大的合作是在战时军事情报方面。受南方局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曾向苏联传递了三份重要情报。1941年6月，阎宝航在一次聚会中，从于右任、孙科等人口中探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阎宝航立即托助手李正文向周恩来报告，并通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这份来自红岩的中共情报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为苏联赢得一天宝贵的备战时間，从而减少苏军更为惨重的损失。斯大林为此向中共中央回电致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更是当面赞誉阎宝航时：“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9]
1941年日本加速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国民政府情报人员根据截获的日军电报，成功破译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这一重大情报。获知这一情报后，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汇报，通知苏联，并转告美国。事实也证明了情报的准确性。阎宝航由此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4年，阎宝航通过与第三厅官员的交往，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兵力配置、布防计划、部队番号等详细部署情况。周恩来从阎宝航处得到这些资料后，让工作人员立即拍照发往延安，速报苏联。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短时间内彻底摧毁关东军防御体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1995年11月，俄罗斯为表彰阎宝航对二战情报工作的贡献，授予其“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授奖词中写道：“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10]。 三、中苏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致力于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争取民主进步，是战时中国中外文化团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半官方性质的进步团体，被誉为“把中国争取和苏联建立文化合作与友好关系的知识界的进步力量联合了起来” [11]。其中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参赞卡尔品斯基等为名誉会长。
尽管孙科、陈立夫等国民党要人为协会负责人，但并不过问具体工作，而一些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邵力子、屈武、张西曼、刘仲容等，则支持国共合作，倡导增进中苏友谊和发展抗战进步文化。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协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的王昆仑，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
抗战中，周恩来指示郭沫若、阳翰笙等陆续进入中苏文协。1941年改组后，“党员人数超过协会全体工作人员的 1/3，加上进步分子，占了协会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12]。周恩来还派戈宝权联系中苏文协同苏联大使馆文化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代表处、塔斯社重庆分社。为开展中苏妇女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邓颖超的倡议下成立了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委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史良、劳君展等。
改组后的中苏文协成为推动中苏文化交流的中心，经常在苏联十月革命、鲁迅诞辰、郭沫若寿辰等纪念日举办系列活动。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深处抗日战场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景忧心忡忡，中苏文协为此多次举办“苏德战争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等讲座，向民众详细分析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指明胜利必定属于世界和中国人民。
协会创办的《中苏文化》杂志是南方局和进步力量宣传中苏文化、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起到了与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相配合，相呼应的宣传作用。”[13]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导下，《中苏文化》出版发行了《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纪念特辑》《抗战4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辑》等刊物和《等着我吧》《日日夜夜》《前线》等苏联优秀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来到重庆后，即被周恩来告知“由老舍负责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都在咱们手里，都是直接归党领导的。他们一点反对的余地都没有。现在你到中苏文化协会担任常务理事”[14]，并担任《中苏文化》编委。除了翻译出版苏联文学作品外，他还积极帮助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办汉语培训班。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二秘的齐赫文斯基回忆说，曹靖华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或寒风凛冽的严冬，不论大雾弥漫或秋雨连绵，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他穿一件长齐脚跟的中式蓝布大褂，一只手拿着一把竹制的黄色油布雨伞，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书的蓝布书包，登上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枇杷山，给他的年轻的苏联学生上课。”[15]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著名外交官或东方学家，如M·贾丕才、K·克鲁季科夫、Б·韦列夏金等。苏联大使曾公开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今天在座的曹靖华先生是中国和苏联的一座活的桥梁……”[16]
四、新闻舆论报道
抗战爆发后，正如苏联大使潘友新履新时所言，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无不具有极诚恳之友谊，并且对于“中华民国”人民为其民族独立之英勇斗争，无不具有极深切之同情”[17]。在国统区，南方局密切与苏联驻华机构的合作，积极与苏联报刊驻重庆记者加强联络和交往，如塔新社、《莫斯科世界新闻》等。对苏联媒体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声援，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都给予及时报道。七七事变后，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指出：卢沟桥事变由日本挑起，中国军队乃迫于自卫进行还击，中国军队的抵抗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共产国际亦发表宣言，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戰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8]，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士以实际行动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38年《真理报》发表《中国之军事行动》一文，深刻指出“步拿破仑后尘，日寇走上断头台”[19]。徐州会战失利后，《真理报》予以鼓励，“不论日侵略者占据若干土地及获得表面胜利，然最后胜利的获得与保证终久属于中国”[20]。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也进行有力的舆论声援。苏德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和十几篇文章声援苏联。周恩来在1941年6月29日的代论中呼吁，“在现在，法西斯侵略的战火已转向苏联，苏德战争已成为主体，苏联已站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奴役斗争的最前线，背负着保卫世界自由的重任，而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和民族，将得到恢复自由独立的机会，甚至被纳粹攻打的英国，也得到喘息的机会”[21]。同天增刊还刊登了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副总编辑章汉夫等人文章，号召发动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为声援苏联，每年的十月革命节、红军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新华日报》都以大篇幅进行报道宣传。1942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24周年，早在一周前，《新华日报》就刊登发起慰问苏联红军签名运动的文告，“抗战五年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忠诚的友人，在今日反侵略大战中，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祸福相连的挚友，趁此伟大红军节日行将到来之际，本报特发起写慰问信的签名运动，号召亲爱的读者，踊跃参加签名……”[22]。文告最后还附有一封为签名者代拟的致苏联红军将士的慰问信。文告在渝引起极大反响，陪都各界人士踊跃签名，最后签名总人数达到一万多人。
在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代论，称“现在的红军，在它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经过八个月战斗的锻炼，又已经证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了……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亦将期待于红军……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人民更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23]周恩来在《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一文中更是高呼“庆祝苏联红军纪念节，就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庆祝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团结！”《新华日报》对苏联红军24周年如此隆重而又别开生面的祝贺和报道，既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五、结语
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工作的一项特殊使命。而南方局与苏联的交往合作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从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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