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甲是莫言笔下一个集恶魔、人渣、杀人机器于一体的刽子手形象。他身上的种种恶行，充分表现出那个黑暗社会的罪恶以及人性异化的主题。然而，他对自己这一身份不但不以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小说极尽铺张之能事，从多维度、多侧面写出了这个末世小人物的可恨、可悲、可怜之处。
　　关键词：《檀香刑》 刽子手 可恨 可悲 可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因其注重历史反思、挖掘人性的视角、试图塑造出真实历史的新颖性而得以展露文坛。同时，“新历史小说”积极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对当前社会的影响，试图从历史中萃取积极精神因素，塑造优秀的民族意识，进而形成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莫言历经五年创作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该小说不仅有独特的叙事角度、宏阔的文化内涵、淳厚的语言狂欢，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别出心裁、匠心独具，在文化长廊里贡献了一批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三个主要人物：赵甲，末世癫狂政治的参与者和牺牲品；孙丙，民间文化的代表者；钱丁，传统社会的庙堂知识分子。三者戏剧性地聚合于一个有着漂亮名字却恶毒至极的刑罚中，行刑者为赵甲，受刑者为孙丙，监刑者为钱丁。三个人符号性的指涉表征了近代中国社会三个不同的文化群类以及三种迥异的生命存在状态。
　　一
　　 刽子手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即便出现，也大多仅仅是篇末的昙花一现，根本构不成作品的主要人物。因此一般的读者对刽子手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作为结束生命的刽子手，他在面对被杀的对象时异样的心情、在杀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人之本性很少有人关注，而莫言的《檀香刑》就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天下第一刽子手”赵甲形象。
　　 赵甲是从十七岁当“外甥”做学徒，最后当上“姥姥”，四十四年丰富的杀人经验使他成为刑部的首席刽子手，是刽子手行当里的状元。按理说，赵甲的杀人是一种职业的需要，并不是他的主观愿望，但是赵甲和一般的刽子手不同，“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和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这样赵甲就具有了恶魔的本质特征。作为刽子手，赵甲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人的一些基本特点，对他来说，“砍头好似刀切菜，剥皮好似剥大葱”，他要通过杀人来立功。如何砍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砍头本身更加重要。对他来说，犯人的死亡过程比死亡结果更需考量寻思。怎样让这个过程尽可能延长，增加被施刑对象的痛苦，提高整个过程的可观性，是他极力追求的目标。如此一来，这个过程就比死亡本身更加恐怖、残忍，它表现出一种非人道性，一种比兽性更加残忍的本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赵甲甚至将杀人发展成一种可供欣赏的残忍的“艺术”。小说中着重描写了赵甲三次杀人的“精彩”场面：第一次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他与余“姥姥”精心设计了“阎王闩”来处决太监小虫子。对他们来说，小虫子尖厉的嗥叫，“不是杀人，是高手的乐师，在制造动听的音响”。此刻，脑壳的破碎、眼珠的突出，成为了皇帝欣赏的对象，这种残忍的行径也就成了皇权的象征。第二次是凌迟钱雄飞。赵甲为了讨好袁世凯，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他要尽量地将凌迟刑做得完美，“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的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杀戮与艺术的结合，让钱雄飞痛不欲生，也更加彰显出赵甲的残忍与凶狠。作者详细地描写赵甲一刀一刀地凌割钱雄飞，一共割了五百刀，对他来说，“如果不割足刀数，不仅仅亵渎了大清的律令，而且也对不起眼前的这条好汉。无论如何也要割足五百刀再让钱死，如果让钱在中途死去，那刑部大堂的刽子手，就真的成了下九流的屠夫”，这种变态的畸形心理展现了赵甲的恶魔本性。第三次则是用檀香刑处死自己的亲家孙丙。为了巴结袁世凯和德国鬼子，赵甲费尽心机地提出用檀香刑来惩处孙丙。这种处决方式比凌迟还要残忍很多倍，这不仅在于其执刑的过程异常残忍，更在于从开始到死亡要有五天的时间。为了让孙丙在受刑之后仍能活到铁路通车的那天，他们可谓想尽千方百计。小说不厌其烦地描述赵甲在行刑前的精心准备，并且细腻地描述行刑的整个过程，将各种人物阴暗的人性充分地暴露出来：克罗德是要通过此举报仇雪恨，袁世凯则是为了讨洋人的欢心，而赵甲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并从中得到丰厚的报酬。克罗德、袁世凯的阴险凶残都通过赵甲的行为来得以施行，赵甲由此而变得更加可怕，成了比恶魔还要可怕的怪物。这三次刑罚一次比一次耸人听闻，一次比一次惨无人道。这样，作者用魔幻、荒诞的艺术手法来描写赵甲的杀人行为，赵甲由此而呈现出一种恶魔的特性，他阴险、残忍，根本不是人，“而是一个能隐身藏形的鬼魂”。
　　二
　　 就是这样一个可恨之人，他自身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恨之处，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处处以“天下第一刽子手”为荣，甚至为了实现他的刽子手世袭，竟将儿子小甲也培养成刽子手。这不禁又显出他的可悲可叹。
　　 在赵甲身上，已经泯灭了人的本性，让人痛苦地死亡，竟然变成了他毕生的追求目标和理想。赵甲的一生都在追求作为刽子手的最大荣誉，一生杀了八百九十九人，被慈禧太后封为刽子手这个行当的状元成为他一生的荣誉。他对于自己的职业有着与众不同的成就感与满足感甚至是骄傲感：“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就瞧不起了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猪狗没两样。”他甚至劝自己的儿子赵小甲说：“我的儿子，你就准备着改行吧，同样是个杀字，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对赵甲来说，杀人成了一门神圣的技艺。从他制作刑具到行刑过程的细心讲究、要求尽善尽美这点看，他是把行刑看作是一次美学展示的，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理想途径来追求的。他同余姥姥一样，追求对酷刑的精心执行，将凌迟与檀香刑当作一种艺术的审美。十七岁腰斩了偷盗库银的库丁，六十六岁凌迟了钱雄飞，在这样一个不断杀人的过程中，赵甲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成就感，他感到了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最大快感。他说：“这行当，代表着朝廷的精神。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就尽了”，“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国的法律之手”。当他告老还乡时，慈禧太后赐予檀香佛珠和龙椅，这意味着赵甲作为刽子手替国家行使政治暴力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而他疯狂追求完美的刑罚，沉溺于血腥的杀戮之中而不能自拔，完全是中国畸形发展的政治文化所孕化的怪胎。正是在这为朝廷效力的不自觉中，他又充当了镇压革命的帮凶：被他砍头的刘光第等六君子是晚清社会的改革者；被他凌迟的钱雄飞是为了替六君子报仇而只身刺杀卖国贼袁世凯失败被捕的英雄；被他施以檀香刑的孙丙则是抗击德国鬼子入侵的民族英雄，赵甲对孙丙的虐杀，实际上起着德国鬼子帮凶的作用。
　　 尤为可悲的是，赵甲对革命一无所知，对自己沦为民族败类这一事实完全不自知。非但如此，他甚至对自己的职业甚为骄傲。正是他的这种愚昧，使他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在对革命者的屠杀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是非概念，他惟上级命令是听，将一次次的行刑演变成一次次的政治屠杀。在每一次演出过程中，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尽力地将戏剧演得轰轰烈烈，想方设法将执刑的过程演得花样翻新，使革命者受到更多非人的折磨与痛苦，以此吸引众多的看客，博得“上级”的欢心。赵甲因是这出戏中的主角而感到非常自豪，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的行为与革命是背道而驰的，他的演出越卖力，他对革命犯下的罪恶越大；他的演出越成功，他对革命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越大。这样，赵甲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反革命，他对革命者的残酷屠杀也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动。他不自觉地被专制者利用，还欢欣鼓舞继续充当着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他甚至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这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这般笃定的执著、不自知到如此程度，怎一个“悲”字了得？
　　三
　　 然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评论者多关注赵甲这个人物身上的可恨之处，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刑罚政治的牺牲品，一个可怜的被侮辱、被欺凌者呢？他虽然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杀人工具，但他的悲剧还不仅仅于此，他在那样的年代去当刽子手，也不过是为了有碗饭吃，不至于饿死街头。其实作为一种职业，刽子手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视为连下九流都入不了的“人渣”，连猪狗都不如，为一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不耻，而赵甲在这一行，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内心深处，他所从事的不再单纯是“杀人”这两个字，而是一种技能，他所要做的事就是把这种技能做精做好，发扬光大。他没有读过书，没有练过武，没有什么能力去做让他光宗耀祖的行当，除了将杀人这一技艺操练得炉火纯青进行到底以得到众人的肯定外，他的出身和修养又能强求他怎样呢？我们在看到他凶残的外表下，隐藏的何尝不是一颗自卑而伤楚的心呢？没有女人，没有爱，没有家，以至于刘光第几句关怀的话“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一道一视同仁的目光，就让他感激涕零、终生难忘，所以在对刘光第行刑时内心感到不安，尽量减少他的痛苦，以报答“知遇之恩”。确实，人最宝贵的是尊严，即便是多么低贱的职业，也需要得到尊重与认可。赵甲这个人无疑是单纯的，在他的一生中只知道杀人，或者说怎样更出色地杀人，这何尝不是生命里的最大悲剧呢？
　　 赵甲吊诡的人生悲剧正在于这种戏剧性的存在紧张，他的可怜也正在于这种紧张下的自我纾解以及基于存在的无法纾解。从革命的话语而言，这种宏阔的时代背景并非赵甲这种体制内的小人物所能理解和把握，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职业操守，而这种坚持毋宁是对时代的叛逐——按后现代哲学的观点，前现代社会或者现代社会的特征，就在于大叙事必然掩盖小叙事，这种掩盖或者对于小叙事的遮蔽，构成了赵甲深刻的权力/时代化的存在悲剧，其可怜的深刻性也在于此。而从赵甲的职业而言，或者从赵甲的个体小叙事而言，职业/敬业的执著就是以反人类、反社会、反人性为前提的，而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存在转换，即赵甲所面临的社会境况，正是以对人的解放为初衷的，这必然更加凸显出他的悲剧性。刘光第的关怀，是对人性尊严的关照，而赵甲却必然以泯灭人性的杀戮回应，他的知恩图报，固然是其人性光辉的表征，而这也加剧了他的可怜——人需要尊严，需要存在的安置和归宿，而赵甲却自行地毁灭自身的尊严之地。
　　 综上所述，赵甲这一刽子手是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一类人物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中国人丑恶的人性，表现出刽子手的凶残，同时，通过他我们看到了人类自身的悲哀，看到了人性在政治、名誉的异化下的扭曲变形。莫言没有单维度地对赵甲进行批判，而是将他的残忍与卑微、可恨与可怜交织在一起，从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揭示人性恶的同时又流露出对人性的悲悯与同情。赵甲形象的意义大概就在此吧。
　　
　　 参考文献：
　　 [1]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 张闳、林建法、傅任选编：《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3]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周妮，女，1980—，湖南常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