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的发布会上，北大中文系的“传奇人物”纷纷到场，自称传主的“学生”，讲起与她有关的往事。
　　1956年，17岁的广东青年洪子诚考入北大;彼时，她已是拥有4年教龄的老师。1969年，在钉螺丛生、一片荒芜的江西鲤鱼洲，他们共同度过了两年“干校”岁月——日后“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代宗师，一个曾是打柴班、大田班的班长，种过三季水稻，开过手扶拖拉机;一个曾是力气奇大的劳动能手，摔砖、盖草棚，巾帼不让须眉。
　　1978年，钱理群从贵州来到北大，以39岁的高龄成为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彼时，她是王瑶的助手，于是担起“副导师”的角色。钱理群的毕业论文涉及周作人，当时是“闯红灯”式的选题。答辩会上，她找来唐弢先生“保驾护航”，在钱理群与一位老师争论得难解难分时，她又笑嘻嘻地插话，终于“转危为安”。
　　1984年，30岁的陈平原成为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博士生，一年后和钱理群、黄子平在筒子楼里聊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轰动知识界;彼时，她已树起比较文学研究的大旗。1990年，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评选，陈平原本来是二等奖，她是主持者，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特等奖，二等奖升了一等奖——这么处理，年轻人填表时“比较好看”。
　　故事的主人公、90岁的乐黛云，一直安静听着。学生们劝她下场休息，她一摆手：“这不是我的风格。”一头黑发，一身红衣，是全场最明亮的所在。
　　她一直喜欢红色。上世纪80年代，乐黛云穿着红色西服在北大课堂上讲茅盾。中文系77级学生夏晓虹对此记忆犹新：“有一首歌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乐老师穿上红色的西服，真的是革命人的形象，青春永驻的形象。”

辉煌的日子

　　70多年前，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乐黛云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她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1948年夏天，17岁的乐黛云只身从偏僻遥远的贵州，来到烽烟滚滚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里大师云集，她最喜欢上沈从文的“大一国文”和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5个月后，围城炮火的轰鸣终结了悠闲自在的学院生活。乐黛云投入革命洪流，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楼顶站岗护校，在月光下借一支手电筒的微光，校对革命宣传品。她还和同学到沈从文家，劝说他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
　　1950年，乐黛云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初出国门，火车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森林穿行了十来天。她教大家唱《流放者之歌》和《囚徒之歌》，心里想着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笔下被流放的人群。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团长三令五申，不许单独行动。她和同伴还是忍不住，偷偷溜到红场，跑到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
　　那时，乐黛云正和哲学系的汤一介谈恋爱。少男少女相识于北大青年团，一次同去南苑劳动，午间躺在水田旁的草地上休息。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放在她口袋里，算是确定了关系。

　　1952年，两人结婚。典礼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举行，乐黛云毫无新娘的羞怯，发表了一通革命演说，“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汤一介的父母笑眯眯地鼓掌，表示认同。
　　这一年，汤家搬进了燕南园58号，邻居有马寅初、陈岱孙、周培源、侯仁之、朱光潜、王力、冯友兰等，群星璀璨，俨然民国知识界的地图一角。汤一介的父亲，是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于抗战烽火中写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人一团和气，有“汤菩萨”的外号。
　　这一年，沈从文已弃绝教室和文坛，遁入瓶子罐子、绸子缎子的古文物世界;废名最得意的课程“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因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嫌被停开，不久被派去吉林大学，晚年失明，于长春黯然离世;汤用彤远离了教学，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每天拄着拐杖，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走走看看。
　　这一年，乐黛云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为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导师王瑶劝她去念古典文学，“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她没听话，执意选择了风云变幻的现代文学。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新的时代在她眼前展开。“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60年后，乐黛云如此形容那些“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门头沟与鲤鱼洲

　　辉煌的日子终止于1957年的春天。
　　乐黛云和文学教研室的9位青年教师，准备筹办一份同仁刊物。刊名“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刊物没有办成，十位同仁，9个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人，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监督劳动。
　　在北京门头沟，乐黛云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正值“自然灾害”，每天吃的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她和一对老夫妇同睡一炕。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捡回些核桃、花生、白薯、玉米，几人享受一顿;老大娘养了三只鸡，每月交够了定额，剩下的鸡蛋就来一次八九个鸡蛋的“大餐”。有一段时间，乐黛云每天赶着四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1964年“五一”劳动节，汤用彤去世。他所念兹在兹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两年后，乐黛云作为“翻天右派”，汤一介作为“走资派黑帮”，每天在烈日之下劳改批斗。家中的书被查封，油盐酱醋糖被倒进一口大锅，好多天没法做饭。燕南园58号和隔壁的冯友兰家，被开放为“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展览区”，从早到晚人潮汹涌。
　　1969年10月，乐黛云、汤一介带着11岁的儿子，和北大2000多名教职工奔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这是一片围湖造田而成的滩涂，血吸虫横行，鄱阳湖“高高在上”，仰起头就看到湖面上的点点白帆，一旦大堤决口，难免“人或为鱼鳖”的命运。
　　中文系所在的七连，老弱病残云集，硬是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创设了自己的食堂和菜地，养了不少猪和鸡。多年后，当年的“五七战士”在《鲤鱼洲纪事》里回忆往事：200斤粮食扛起就走的裘锡圭是“裘大力”，身骨不壮但干活在行的周先慎是“巧克力”，犁田、插秧的能手陈怡焮是“陈老农”，还有“厕所工程师”周强、“牛倌”谢冕、“拖拉机手”洪子诚……劳动强度大，许多人成了“断腰协会”会员，干活时自娱自乐，像赛诗、联句一般吼起打油诗，美其名曰“天佑体”（沈天佑一手推动）。

　　乐黛云当年38岁，最初被分配去踩泥、和泥，冬天脚泡在冰碴子里，一整天不断地踩。她是“乐大力”，一次挑砖16块，共80斤，还获得过“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的称号。
　　1970年9月，400多名工农兵学员进入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乐黛云被指定为“五同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没有课桌椅，宿舍里蛤蟆、青蛙跳来跳去。一半的时间用于劳动，老师们和农民无异，衣衫褴褛，面目黧黑，饭量大得惊人，米饭能吃两盆，馒头用筷子串上五六个，令学员们咂舌。
　　一年后，北大从鲤鱼洲撤离。草棚大学，连同曾艰辛创造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重又归于荒芜，直至再度沉入碧波荡漾的鄱阳湖。

郭襄开创了峨眉派

　　“回忆过去总是很痛苦的。”
　　朗润园13号，客厅里堆满书。90岁的乐黛云坐在沙发上，红色毛衣的翻领上，系着黄绿相间的小丝巾。
　　写这本自传，她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真话不一定讲，一个是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真话和谎话容易理解，什么是傻话？
　　“就是没想得很成熟、很透彻的话。”乐黛云笑着说，“这辈子需要自我反省的事情可多了，好多事做得不对，也做了;好多话说得不对，也都说了。”她自称一个“崇尚自然”的人，追求、蓝图、规划、框架……每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我说我都没有” 。
　　做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想着应该这么做，做就做了”。
　　1976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留学生，乐黛云负责讲现代文学。给外国学生上课，不能照本宣科地重复“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她将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带入课堂，同时开始研究起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
　　1980年，乐黛云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从王国维、陈独秀到鲁迅、茅盾、郭沫若，梳理了尼采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流传谱系。1949年后，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帝国主义走狗”等反动面目出现的尼采，第一次发生了翻转式的改变，成为一个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打破者、一个“超越平庸”的“超人”。
　　一年后，她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收入夏济安、林毓生、李歐梵、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人的文章，带来“打开‘新的天地’的冲击”（洪子诚语）。长久以来，一个被“神化”的、明亮的、作为斗士的鲁迅，第一次显露出复杂、幽深、孤独的生命世界，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由此开启新篇。
　　那几年，汤一介和乐黛云，成了校园的传奇。汤一介重新登上讲台的第一门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因人数太多而“三易教室”;乐黛云以尼采哲学读茅盾，当年的学生戴锦华回忆：“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折损在污蔑、侮辱与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
　　1981年，乐黛云50岁，学术生涯正式启程。9月，她负笈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研究员。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课堂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一位美国学生说，最喜欢热爱生活的三仙姑，最讨厌多管闲事的村干部。但在一般中国人看来，三仙姑是40多岁还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训斥她，是主持正义。
　　1984年夏天，乐黛云回国，在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诸位先生的支持下，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鸣锣开道，打扫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当时的学生们评价，“仿佛郭襄开创了峨眉派一样”;参加首届年会的120多人，则被戏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黄埔一期”。
　　乐黛云以打造“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雄心，经营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她邀请美国左翼学者杰姆逊来北大讲学，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讲稿引发知识界地震，影响一代学人;1995年，她邀请戴锦华回母校执掌教鞭，带动了女性主义、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从筚路蓝缕到风生水起，当年她麾下那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长街短巷的青年，如今已成为各大学、各学科的领头羊。
　　而“峨眉派的郭襄”，已迈入暮年。老伴汤一介曾为她赋诗一首：“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如此写道。

　　他们一个面向古典，一个研究“比较”，一中一西，却常常比翼齐飞。汤一介属兔，乐黛云属羊，每次外出讲学，都买一只对方的生肖玩偶带回家。乐黛云去的地方多，带回来的也多，汤一介则笑眯眯地回答：“可是我送的羊比你的大啊。”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汤一介任院長，乐黛云是积极分子。这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中坚，分别立起国学、科学与人文三大山头。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上，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李泽厚、杜维明等大师云集。第一位演讲者是梁漱溟。那一年，他92岁，30多年未曾登台，两个小时的演讲，全程站着，厅里断了暖气，他却不时用手帕擦抹额头上的汗渍。
　　乐黛云参加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面授集中在寒暑假。学员们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中下层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人从山区或边远小城徒步赶来，扛着一口袋干粮、背着土布书包，舍不得租一个宿舍床位，就铺张草席在房檐下或凉亭里睡觉。在岳麓书院，乐黛云遇到两个学员，很普通的农民，打着伞坐在屋檐下。“我问他们为什么长途跋涉而来？他们说，我们想听听中国过去的人讲的是什么。”
　　30多年后，乐黛云仍记着那一刻的震动。“我和他（汤一介）一直在奋斗，想建造‘无墙的大学’，什么人都可以来听课，没有门槛，没有规范。做文化的最怕有‘价值’，有了‘价值’就高不可攀，文化本身就是普及、大家都来做的东西。”
　　这份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构想，最终成为未竟的梦想。2014年，汤一介去世，乐黛云写下挽联：“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对乐黛云而言，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当人们借这一学科仰望欧美、追随西方时，她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这些年来，她重估《学衡》（以汤用彤、吴宓为代表，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价值，申明陈寅恪的“真精神”是以“外来的血”改造旧的民族躯体，“重启新机”;当亨廷顿鼓吹“文明的冲突”时，她以《国语》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之对抗;当“软实力”成为热词，她警惕其中的文化霸权主义……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在一个聚焦“小而美”的碎片化时代，乐黛云依然在探索这些大问题。她关注最新的宇宙新发现，太空是怎么生成发展起来的;也揪心近期的巴以冲突，为什么灾难总是落在老百姓身上。
　　学生张锦至今记得，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时，老师在邮件中说：“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她给老师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是她熟悉的坚定语气：“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
　　客厅电脑桌的上方，挂着汤一介的照片。平日，乐黛云就在“老汤”的注视下做自己的事。此刻，她一边认真地在扉页上签名，一边自嘲“字不好看”。书的封面上，是她17岁初入北大时的照片。
　　“北大的花都开了，真的是美景，你们去看看，别错过好时光呀。”
　　乐黛云
　　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80年代起投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与汤一介等发起、组织“中国文化书院”，引领“文化热”。近期出版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