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纺”大破产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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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路是走出来的,当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的路上迅猛向前的时候,“下岗”这条留给许多人酸甜苦辣的车辙也愈行愈远,也许现在已有很多人无法深刻理解这个曾经代表当年时代性质的词汇。20年,短暂而又漫长的20年,当我们再次回首,重新体味那逝去的点点滴滴,才发现,生活的价值并不只是找寻富足,还存在于找寻的过程。
  1986年,当中国出现了第一家破产企业时,始建于1956年、拥有1.5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山西纺织印染厂,仍旧红红火火,是全国响当当的山西标志性大企业。
  1996年11月4日,弊病重重的山西纺织印染厂(简称“山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最终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据说由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撰写的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就是以山纺破产为背景的。
  2006年1月25日,在山纺的“废墟”上联合其他3家企业重新组建了的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简称“新凯”),几经努力,终积重难返而停产。
  
  题记:倒闭和重组的交替上演把太原纺织业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残羹,也让曾经辉煌的山纺人无奈地苦守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剩饭。位于太原市和平南路中段的纺织苑西社区就笼罩在山纺历史的阴霾中,这里主要居住着山纺和新凯及一些特困企业的职工和家属。这里的人都习惯上称它为山纺宿舍区,而且还习惯把新凯说成山纺,也许“山纺”这个词在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的思想里一时或是一辈子也无法抹去。不论山纺还是新凯,也许他们所能坚持的只有记忆。
  
  没有机器声的日子
  
  他5岁就随父亲摆摊修锅、配钥匙,“小朱子”是街坊邻居甚至工友喊了他近40年的称呼,虽然他已是不惑之年。
  见到小朱子师傅,是在山纺宿舍区的纺织街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正坐在小凳上敲打着锅底,背靠着一张1米多高的老式旧方桌。满面尘灰,连双鬓上都蒙着一层灰白。他那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维修工的粗糙而又布满了硬茧的手不停忙活着,左手套了一只深蓝色的手套,拇指和食指间已经磨出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而右手戴的是一纱布手套,在手腕处翻起的一卷里层处,才看到它是白色的底。他眯着眼,一圈圈细细敲击着锅底,动作麻利。在离他1米远的地方,一张红色的方桌上摆着配钥匙的机器,偶尔有过来配钥匙的,他便放下手中的活儿,从桌子下面的抽屉里取出“钥匙库”,从中挑出一把,卡在机器里,一阵“吱——”声过去,他递给了一位大伯,“您先拿回去试试,不行再过来磨上一下啊”。
  “这些东西都是父亲留下来的,家穷,没钱念书,从小跟着父亲学手艺,一直到1997年我进新凯。去年停产后又拾起来了这个摊。我都43岁了,要说像我这样年纪又没文化的没了工作,真不知咋生活,幸好我那去了的老父亲传了我这门养家糊口的手艺。”
  半个小时的光景,他补好了一口锅。收了钱随手别在裤子的口袋里,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厚重的生活在小朱子师傅的脸上熨出了极为平和的微笑。他感叹着说:“山纺过去可真是个好厂子,国家的企业,铁饭碗,待遇好,门槛也高,好多人走后门都进不来的。新凯新建之后,也曾经红火过一阵。虽说远不如当年山纺那么出名,我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进的。可惜现在也不行了。”
  提到厂子,小朱子师傅不免一阵辛酸:“纺织厂天摇地动的机器声本来让人生厌的,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听到这种噪音,心底里反而踏实和安稳了许多。而一旦没了这种声音,反倒会惶惶不安、心神不宁,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要是厂子能开工了,我还是很想回去,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纺织苑西社区的张主任对记者说:“我们社区已有1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重新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岗位,另有近百人在社区物业公司的帮助下开办了各种修理铺、食品摊、蔬菜摊等夫妻店、父子店、家庭店,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有的干得更出色,真正走出了社区,干起了自己的事业。” 她说:“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干营业员嫌累,干推销员嫌苦,摆个摊嫌丢人,闹个饭店小卖部什么的又没本钱……一时无所适从,要么闷在家里等出路,要么在大院子里闲聊,每月靠低保混日子。”
  
  “能走出宿舍区就是能人”
  
  “知道老鹰的寿命有多长吗?”他砸了咂嘴,接着说:“老鹰是鸟类寿命最长的一种飞行动物了,可活至70岁。可是,在老鹰40岁的时候要做一次抉择。要么是等死,要么是选择痛苦。 如果选择了痛苦,老鹰需要在悬崖上筑窝,然后,在崖石上不断地敲已弯到胸前的嘴,直到把弯勾敲掉并等新嘴长出,完成第一次历练。然后,用嘴再把弯成球状不能捕食的指甲一根根拔掉。最后用新爪把厚重不能再高飞的翅膀羽毛拔掉。历时5个月时间,完成再生后享受后30年的生命。 人也一样,只要抉择,蓝天依然辽阔。”
  这是山纺一位退休大爷的一席话。在山纺宿舍区,记者碰见这位大爷,他是毕业于昔日华东纺织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华大学的老大学生。他是1964年进的山纺,曾经是山纺的高级工程师,54岁时山纺破产,他就退休了,之后去了浙江,为一家企业设计图纸。
  他说,山纺曾经辉煌了很长一段时期,这里许许多多工人和干部都有很强的自豪感。“我是上海人,毕业以后分配到山纺工作,当时家里人也都觉得荣耀。破产后,许多工人咋也想不通政府为啥就不要我们了,很多人失望甚至绝望,可是一个人总要跟上时代,向前看。”
  “山纺也有不少人大胆选择了走出去,能走出宿舍区就是能人。”大爷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位能人。
  山纺宿舍区门外,有一家金虎51号加盟便利店。这是从山纺下岗的郝敏联合6位伙伴,共同凑了20万元建起的。
  记者赶到时,正巧郝敏着急要出去送货,“我没啥值得你们报道的,就是凭一股子力气吃饭。”郝敏黝黑的脸庞上满是灰土而又冻得发红,却布满了倔强和热望,高大挺拔的身材,浑身充满了无止境的活力。随后对着店里的几个营业员说:“你们招呼一下吧。”说完就健步迈出了店门。
  “我们郝店长性子就是这样,直来直去,其实人挺好,我们也都很钦佩他的。”收银台前的一个店员显得有些过意不去。她告诉记者,郝敏能一路走到现在,也是吃了很多苦头。他下岗时才30多岁,年轻而且能干,刚开始跑车,后来和朋友一起投资了这家店,因为地势好,加上精心打理,开业1年多时间便收回了投资的一半。
  “现在店里生意还不错,郝店长正筹划再开一家店呢。他是越忙越有精神,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位店员滔滔不绝。
  听到这些,记者突然想到了大爷所说的老鹰,这不就是老鹰的精神吗?或许在大的经济实体面前,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一个国家的活力正是建立在这些敢于走出去的人们身上,而改革的初衷也即如此。
  
  立起后不能承受之重的“华星”
  
  在山西省再就业明星表彰会后,面对媒体,面对公众,刘晋梅坦荡荡地说:“我是做豆腐的。”
   1996年年底,26岁的刘晋梅从山纺下了岗。不久,丈夫也下了岗。看着刚两岁的孩子,刘晋梅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在众多下岗工人“练摊”的热潮中,一直和机器打交道的刘晋梅和丈夫知趣地躲在了一边。但是,生活却不能躲,刘晋梅开始翻报纸、听广播,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路。一天,一条“创办内酯豆腐加工厂”的广告映入刘晋梅的眼帘。不久,她向亲朋好友筹集了10万元,办了手续,买了设备,就在离山纺不远的地方收拾了厂房,开始了试运行。 刘晋梅给她的工厂起了个名字叫“华星”,意寓中华大地下岗职工再创业的一颗新星。最初的发展中,刘晋梅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3个月后,刘晋梅瘦了几十斤,但她没有退缩。慢慢地,送货的车子换成了三轮摩托车、汽车,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到2001年,亲朋好友的钱全部还清了。但就在那一年,太原市同时出现了7家内酯豆腐加工厂,价格之间的恶意竞争使华星面临窒息,刘晋梅咬牙坚持着,终于有几家加工厂停产歇业了,刘晋梅赢了,“华星”也更加耀眼了。
  “加工厂今年春节过后就停产了。步子实在难迈啊。我们经理去南京考察了,工人也都回家了,就留我在值班。”华星值班室小伙子的一席话让记者十分惊讶。
  谈到停产原因时,这位小伙子忍不住告诉记者:“现在的市场疲软,我们的豆腐也不好卖啊。一些小豆腐坊都是用炸过油的豆子,也就是俗称的豆饼做成豆腐,这个1斤只要七八毛钱,而我们是用纯豆子做的,需要两块多钱1斤,成本上就差了一大截。这两种不同原料做成的豆腐从外表上看不出多大差距,只有吃起来才知道。而不少老百姓都不了解这些。而且超市经常收不回钱。最令人气愤的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人来了,明知我们没有毛病,硬是吃拿卡要。去年年底,我就亲眼看见上面来的一帮人临别时带走了我们的豆腐,你说拿了豆腐也罢,可他们连装豆腐的周转箱也不送回来。一个周转箱40多块,七八个都不见了。我们也是小本生意,哪能经得起这些折腾啊?”
  “本来我们就是下岗工人办的小企业,本身发展就很不易。我们已经安排了10来个下岗职工,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却被一些人这样拉后腿。我们再咬牙也挺不过来啊。”
  “我们经理很能干,而且很有心,招的都是原来山纺下岗的职工,我们是计件的,干得多赚得就多。工人们一般1个月能挣个七八百块,也有的能拿上1000多块。现在工人们没活儿做,又不得不下岗了。”一位搞销售的主管无奈地补充说。
  
  老梧桐,何时引得凤凰数只?
  
  “破产时下岗的工人绝大部分如今都有了自己的生活着落,但是新凯停产后待在家的我们,还是很想有一天能回去继续上班。就是不知机器还能不能转起来?”带着小朱子师傅的疑问,记者来到太原新凯纺织印染厂,大门紧锁,记者绕过侧门,穿过一片高大的梧桐树,只见褪了色的灰墙,破旧的厂房,印染厂堆满锈斑的铁门紧锁着。
  “山纺红火时,这里是一片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大型纺织企业,老远就能听到隆隆的机器声。”路过的一位老工人回忆着。
  而如今,这里像是一片空寂的荒野!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人车的杂乱、没有纷绕的尘雾,更没有驶进来满载棉花的车辆。那些高大的厂房在寒风中显得那样的灰暗、空旷而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一个个的车间大门都死死地关着。
  “四五千人停产在家,新凯每月发200元的生活费都难以为继了,又哪来资金才能让它重新启动起来?我们现在就是缺乏资金啊。”值班室的同志无奈地表示:“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企业带着这些枷锁镣铐跳舞,能跳得动吗?”留守看门的师傅说:厂里的领导们这些天都在市里开会研究这事。听说由政府牵线的一家英国公司很快要来厂里考察,工人们都在盼着呢。
  离开时又路过梧桐树下,抬头望去,密密的树枝高高地舒展着自己。新凯的数千工人,谁不希望这些守候的老梧桐能尽快引来凤凰数只?
  离开新凯厂区后,记者又路过山纺宿舍区,一家晋剧艺术团正在这里进行元宵节演出活动。一眼望去,挤满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斑白的两鬓,满脸的皱纹,像是被生活的压力压弯了一样的越来越驼的后背,一到精彩处时,他们都举起那双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维修工铸造工的粗糙而布满了老茧的手,举起那在织布或纺纱时接了几十年线头的干枯皲裂的手,哗哗鼓掌。他们没有更火暴的情绪,只是难得舒展开那张满是皱纹、眼袋凸垂、爬满年轮的脸……
  蓦地想起网上的一个帖子。题目是《山纺宿舍区的老妇人》,内容是这样的:
  她踮着脚尖,不安地唱歌呢
  她向外窥视,目光怯懦
  她的身前有低矮的围墙,无法逾越
  她脚下的方寸之地,堆积着无数的混乱日子
  这多么乏味多么缺少诗意
  或许,这正是她充满希望的生活
  ——我只能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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