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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24日，青年人类学家沙龙之“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桌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召开，此次会议的与会者主要以国内中青年人类学学者为主，共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17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会议分五个议题进行，旨在“促进青年人类学学者之间的深度交流，梳理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反思当代人类学学者在学术体制、经验现象和方法论方面面临的挑战，共同探索中国人类学的目标、理论生长点和发展前景，推动青年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9月23日上午，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的主持下开始第一个议题——“学术共同体”，与会学者进行“自我剖析”，讲述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及研究关怀，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问题与讨论主题。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南京大学杨德睿、复旦大学潘天舒、北京大学赖立里及中央民族大学龚浩群分别主持了四场专题讨论。总的来看，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涉及两大主题，即“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文将结合与会学者的发言对此次会议进行综述。
一、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
在一个急剧流动的时代，人类学家能做什么？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学理及应用层面能有何作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学如何实现自身的理论积累与突破、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这些问题成为了本次会议的热点。
（一）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公共参与
潘天舒从回忆父辈对于吴江的记忆谈起，指出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在当时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由此谈到了“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问题。赖立里接着此话题，提出了在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所谓的在一个地方能做一个长期研究及整体观已成为一种想象时，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该怎么做？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
面对这样的问题，陈晋谈到了人类学家应该区分两种身份——学者（scholar）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毋庸置疑，从不同的身份出发便体现了人类学学者对于“学理”及“公众参与”不同的责任。同时，他还指出，人类学不能停留在过去，甚至不能停留在当下，人类学不能落后于时代。张原谈到，“在当代中国说人类学的未来，讨论人类学学家该做什么”，首先要做到从知识上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人类学要在一个‘大的尺度’上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把握”，其次要“整体地理解中国”。那么这就强调我们人类学在认识中国的时候“问题意识应该更加清晰，把学术问题说得极具现实感”。
学者们提到，人类学这门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关切不一样的人，倾听他者的声音。那么该如何做到“关怀”？如何参与到“公共事务或公共议题”当中？如何做到所谓的“engaged anthropology”？对此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余成普指出，在讨论“公共议题”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公共事务？什么样的事务才是公共的？他说：“在一个村庄中，因为水资源大家可能进行械斗，这有可能就是村庄里面的公共事务，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我们公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域有它不同的界定”。在说完对“公共”的不同界定之后，他还指出，“和其他的学科进行合作，我们可能可以取得新的进展”。他从医学人类学的案例出发谈到了在跨领域合作过程中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其一就是合作的学者在各个方面要合得来，这样有利于合作高效、顺利地进行；其二是在与其他学科合作时，要警惕人类学沦为沉迷于项目，而忽略了自身学科经验与理论积累的尴尬境地。刘宏涛从“伦理”“智识”及“政治”三个维度发表了他对人类学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责任感的理解。代启福从两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公共参与的看法：一方面是人类学学科知识体系如何影响当代社会，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学科的技术如何被普通人使用。李耕同样强调了人类学学科技术及知识如何被更广泛利用的问题。
当下世界的流动性极强，人的流动，物的流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之态。因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类学该如何促进自身的学科的增长，人类学研究该如何介入到流动的世界当中去，自然便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问题。龚浩群通过分享自己的海外研究经历指出，在当下中国，“世界区域研究”是我们人类学应该极力关注的一个点。她说：“我感觉我们在一个乡土中国的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社会变迁动力，同时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相关性，围绕这种相关性，可以延伸出很多的研究题目。”她谈到：“不是说人类学在今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研究，而是需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发现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她以教育部新批的一批区域研究基地为例子，指出“我们人类学（要有）外向型的发展，今后我们可以在世界区域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潘天舒对于龚浩群的看法表示了赞同，指出“区域研究或许是大家的一个机遇，有时候该争取要去争取”。其他很多学者根据当下中国的情境，纷纷表示了在“区域研究”这一领域人类学将大有可为。在一带一路话题热火朝天的时代，人类学如何抓住区域研究的发展机遇，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增长点，应该是人类学学者要积极探索的问题。
（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困境
黄剑波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垄断性的“主义”缺失的时代。在一个缺乏垄断性“主义”，逢研究必谈“跨学科”的时代，哪些理论可以称为人类学理论？如何看待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比，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自然成了此次论坛青年学者们所要追寻、探讨的主题。
赖立里讲述了一直以来影响她的学术思维的两篇文章：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以及E. Laclau，“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但这两篇文章并非人类学家的文章，由此她反问“什么是人类学理论”，并借助人類学家所写的理论思考文章指出，她更关注的是从具体研究中所生发出来的人类学理论。她说：“人类学家做田野，需要真正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真正地从材料里面生发出你的分析和认识。” 接着“什么是人类学理论”的话题，杨德睿讲到，如果按照他的理解，给“理论”下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对一种事实的因果性解释，且具有重复性，可以被验证——的话，那么人类学是没有理论的。但是，他提到人类学的重点在方法，“方法就比较类似于一个形态，一个套路”，人类学者观察到一个事实，然后给这个事实一个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形态？这种解释往往就被归结为所谓的“人类学理论”。由此，他指出一种理论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某种需求和焦虑。杨德睿认为，在中国人类学界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兴趣，显得很零碎。他提出，如果人类学者在国家想推动的主流知识生产方式与我们个人兴趣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如果我们可以形成对话的兴趣范围，指向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那么，这对学科发展会比较好。赖立里也提到个人兴趣的碎片化取向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因而想要做一种“入世”的研究，时下的区域研究或许是一个机遇。她强调了人类学本身的跨学科特性，因此在区域研究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有所作为。这便又承接到了龚浩群所强调的世界区域研究成为学科增长点的话题。同时，在谈到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时，赖立里指出一个理论的出现势必与当时的时局相关，人类学家应当根据时局去发现一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人类学家应有的贡献。
张志培提到，我们必须注意人类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每一个地区的民族志理论不能直接“拿来”套用，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当中可以进行对话，强调了“对话”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余成普指出，人类学家在寻求理论对话时不能只局限于人类学这一领域，而应该更多地与整个社会理论进行对话。他说，我们用人类学已有的理论，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象征理论，来指导我们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但是在这些民族志调查的背后，我们其实反思的是一套社会理论，而不仅仅是人类学本身的这些理论构架。我们用地方性的知识，回应的可能是已有社会理论的架构。他觉得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批评一套理论可能做不到，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已有的一些社会理论提出地方性的思考。同样，郑少雄以他在研究中对于阿来（作家）著作的思考与回应，指出人类学家有义务、有责任去跟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对话。
刘宏涛则引述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艾贝雷（Marc Abeles）对于美国和法国人类学传统的比较，指出美国和法国均有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而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缺乏属于自己“身世感”，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研究大多时候都是在跟风。进而，他强调我们要清理我们自己的遗产，找寻我们的传统，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下，面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对于“身世感”的提法，张原表达了他对此的强烈认同。他说道：
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的理论推进，而恰恰中国人对此就是缺乏身世感的。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上是没有一个主体判断的。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着美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教科书的那些问题意识在跑，这个实际上问题是很大。刚才讲的国家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它有一个思想的传统，或者哲学的传统，这是可以借鉴的方式。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好多的问题，我们其实是应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现实问题里面，慢慢地累积出我们所说的身世感。所以要真正地推进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我觉得学科史是非常值得去重写的。当然，我觉得学科史也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去（追问）当时的那些问题、观念，是怎么在（那个）地方被生产出来。
在方法论方面，刘宏涛强调深厚的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我个人十多年人类学学习研究的经历，我觉得，除了对人类学整体进展的了解外，最重要的是回到田野、回到当地的视角。这条人类学的金科玉律已经被高高地举起，但是贯彻起来很难，贯彻得不足、不彻底。”无独有偶，余成普道出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经验不自信及理论不自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田野调查的深厚性不够。杨渝东在谈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时，就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同一问题时的态度，强调了属于人类学特色的“小地方、大论题”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经验性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黄剑波根据自己思考以及总结上所述学者们的意见，指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三个要点：
第一，我们人类学的研究要坚持它的经验性，否则我们就真的变成了哲学的附庸，经验性一定是像看家宝一样重要的东西；第二，人类学研究的地方性（或当地性、在地性）；第三，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同时它一定有更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把我们与其他很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为我们的研究带有更大的人文关怀。
李耕表达了很多学生以及刚入行不久的青年教师们在文章撰写时的一种“理论焦虑”。她说：“写文章的时候，就是经验写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该跟哪些理论进行对话，如果不加上理论对话这部分，文章就显得不完整了”。她认同上述几位发言者的意见，指出不应该只把对话点局限于人类学这一个学科，“人类学的确是一个相对太窄的理论领域，就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可能社会学、民族学已经有很精彩的讨论了，那为什么不把视野拓展到那些领域中去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需要把握的要点：其一是梳理学科史，从传统的累积中找寻“身世感”；其二，坚持深厚的经验性，即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其三，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把握自身的优势（经验性、人文性）；其四，寻找可以共同探讨的主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人类学理论的积累，推动学科的发展。
（三）“中国性”“身世感”与人类学的反思
一直以来，人类学的反思性一直为人所称道。此次会议当中，在围绕“人类学与中国”的讨论当中，“反思”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龚浩群结合自己在泰国的研究经历指出，海外研究会激发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性”或者“身世感”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者应当去反思“何谓中国性”，并对研究者的“身世感”采取分析的态度。接着刘宏涛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中国，美国人学学者研究中国，泰国学者也研究中国，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学者研究泰国，美国学者研究泰国，泰国学者也研究泰国，那么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由不同国别的學者开展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分别吗？刘宏涛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人类学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看问题的立场，那么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不应该有分别；分别也不是以研究者的国别来划分，而是以问题意识来划分。 继续上述两位学者的话题，赖立里以“中医、西医”的说法为例，指出其实所谓的“中国性”“中国意识”都是在外界刺激之下产生。因而，这些概念都需要被反思。而张亦农对这些概念提出质疑。他说道：“我觉得，像中国意识这样的概念，如果不能把它进行公开批判，那这样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郑少雄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旅行经历谈到，“中国性”本身是流动的、辩证的，所谓的本土性和中国性，它实际应该在普遍化和世界主义当中来讨论。冯莎根据自己对旅法华人艺术家的研究指出，当谈论“身世感”“中国性”的时候，要加入一些前提和假设，只有这样谈这个问题才会有意义，否则便成了一个伪问题。
在袁丁看来，学者们所探讨“身世感”，应该是英文里面的“identity”。赖立里对此提出质疑。她以人类学家在写作时对读者的考虑为例做出回应，指出我们用英语写给英语国家的受众，与用中文写给国内的受众，二者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关怀，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的人类学，而不是外国的人类学，语言是最关键的，比如说“身世感”这样的中文词汇就带进来了，因而不能简单地翻译成“identity”或是“belonging”。赖立里认为所谓的“中国性”，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定位有关系的。在听完诸位学者关于“中国性”的讨论之后，龚浩群就她理解的“中国性”进行了总结。她说道：
我们谈“中国性”，要看我们是在哪个层面谈论。一个是在经验研究的对象层面，我们去看研究对象所谈论和理解的“中国性”是什么；另一个是在我们学术知识生产的层面，由研究者去考虑“中国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经验层面谈，“中国性”是流动的，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变化的，而且一些研究对象在谈自身的“中国性”的时候，他/她也是有策略的。所以我们在经验层面去谈“中国性”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语境当中去谈，不能忽视这个语境。在学理的层面，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去谈“中国性”的时候，实际上蕴含着我们自身对“中国性”的思考。你是认同也好，还是你对它进行反思也好，实际上我们是把这部分思考变成自己的“身世感”的一部分，当成一个可以被审视、被反思的范畴和对象。同时，我們看别人的研究的时候，也可以从他/她的“身世感”出发去解读他/她的研究。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知识体系的多元化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多元化，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同时，无论在经验层面，还是在知识生产层面，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世界当中来谈“中国”或者“中国性”，没有世界何来中国？所以我们在谈“中国性”的时候，背后隐藏的是“世界性”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做人类学研究，我们的“世界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强。“世界性”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性”问题，我们不能把“世界性”与“中国性”完全割裂来看。
跳开“中国性”的争论，承接上述学术学者谈到的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反思性，陈乃华以印度人类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杜蒙、对于“种姓”的研究为例，强调了人类学研究当中反思的重要性。余成普就人类学的反思性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我们做病人、医院的研究，或者是做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做海外华人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他人，更重要的也是在反思自我。他说：“反思自我应该是多层面的，比如说我在调查病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常人来反思不是病人的自我；我研究少数民族的时候，我可能反思作为来自城市的汉族教师的自我；在研究海外华人的时候，我可能反思的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个自我，甚至反思的这个自我，也包括中国。”
杨渝东谈到，应当把中国研究纳入到关系当中来看，需要从他者反思中国，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类学者应该关注到文明关系里面的认知、历史和文化判断。同样，代启福亦有类似的思考，他提到应当把对一个区域地方的研究纳入到世界格局中来讨论，避免“单边叙事”。丁玫从她的海外维吾尔人研究出发，提出要对以前的边疆或者区域研究重新思考，她以什么是边疆为例指出，边疆和中心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那么生活在我们视角中的边疆的人们，他们不觉得那是“边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区域研究的视角需要更新，需要互为主体，用地理位置边疆、文化边缘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不管是学者谈到的“中国性”“身世感”，还是讨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都是“反思”（reflection）。那么在当下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如何做到更好的反思，而避免“寻找他者为镜，以观自我”的自恋的人类学呢？陈晋就此提出的一些思考，不妨引录如下，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015年，我的导师、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PhilippeDescola）受邀去加拿大做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演讲。他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即我们应该建设一种“对称化”（symmetrization）的人类学。所谓“对称化”，是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特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兼容，而非前者包括后者。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把“对称化”和“学术自述”联系起来。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年轻一代应该关注如下问题：写作、演讲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自己，还是在谈论我们的研究对象/伙伴？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成新的、“对称式”（symmetrical）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版图中，人类学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反思中国当代人类学学者面对的学术生产体制，以及探讨中国人类学教学体系的建设，是此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希望交流各自所在机构的人类学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以期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另外，与会者也就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学术论文的发表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一）中国人类学的教学体系及课程设置
本着实现教学资源共享的目标，来自各个高校的与会者介绍了各自的开课状况，归结起来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都开设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但区别是有的设一年，有的只设一个学期；第二，均开设有分支人类学（如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等）的相关课程；第三，都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与会者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将学科理论的教学融入到学科史的讲授中，启发学生把握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除了强调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还应开设民族志写作课程；田野实习可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拓宽学术视野；文献阅读应中英文并重；应当开设世界区域研究方面的课程，在强调人类学学科史的经度之外，还应当强调区域研究这一纬度等等。与会学者一致倡议，共享各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大纲、阅读书目等），然后共同确立“中国人类学课程设置基本框架”，共同推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事业。杨德睿感言：“如果此次会议我们能完成这么一件事，那也是功莫大焉！” （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
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如何发表学术论文，如何有效地推动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与会学者各自发表了意见。在学术论文的发表方面，张原强调由期刊组织专题发表，这样既能推动人类学有关议题的讨论，又能扩大人类学的学科影响。除了在学术期刊上以话题形式推出人类学的成果外，学者们还建议在知名人类学公众号上以“专栏”形式推送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应当学习线上杂志“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的模式，面向全社会征集刊物选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倡组织“人类学年度综述”（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总结近年来各分支人类学领域的主要成果，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积累。在人类学知识的传播方面，学者们建议人类学专业的教师或学生应该抓社会热点問题，用人类学的视角去撰写评论文章，以此来扩展公众对于人类学的认知。
该环节的讨论可谓是对于目前中国人类学在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方面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是对于未来发展的初步规划与展望。
三、结语
拥有新鲜血液的学术共同体对每一个学科都很重要。青年人类学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相关的重要议题，这在一定程度是出于对学科的责任，同时也是出于这个学科对于这个时代的责任。在与会学者的自我陈述中，我们聆听到学者们的自我反思以及人文关怀，而反思与关怀是铸就学术共同体的基石，也是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所在。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的讨论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为今后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点。首先，关于与会者谈到的中国人类学学科传统的话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尽管人类学在中国是舶来品，但是这一舶来的学科亦有百年的历史，我们该如何梳理和反思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学科传统？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在舶来之初就“难分难解”，那么回顾传统，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当下学科间的关系？其次，学者们讨论到了时下中国人类学教学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再结合学者们所强调的“我们的传统”，在未来的中国人类学课程设计时“中国人类学史”该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考虑到修课与毕业，学生的田野该如何做到一定程度的“深厚性”？
再者，我们倡导人类学的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人类学能发出何种关怀之声？我们作为单个的研究者该以何种方式表达我们的关怀？另外，人类学起源于对于所谓简单无文字社会的研究，而在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文献资料的“文明中国”，人类学已经发展了近百年，那么人类学之于文明社会的理论思考或者文明社会之于人类学的理论启发的可能路径在何处？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值得中国的新一代人类学学者继续思考和探索。
作者简介：
赵亚川，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9月23日上午，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的主持下开始第一个议题——“学术共同体”，与会学者进行“自我剖析”，讲述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及研究关怀，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问题与讨论主题。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南京大学杨德睿、复旦大学潘天舒、北京大学赖立里及中央民族大学龚浩群分别主持了四场专题讨论。总的来看，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涉及两大主题，即“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文将结合与会学者的发言对此次会议进行综述。
一、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
在一个急剧流动的时代，人类学家能做什么？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学理及应用层面能有何作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学如何实现自身的理论积累与突破、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这些问题成为了本次会议的热点。
（一）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公共参与
潘天舒从回忆父辈对于吴江的记忆谈起，指出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在当时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由此谈到了“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问题。赖立里接着此话题，提出了在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所谓的在一个地方能做一个长期研究及整体观已成为一种想象时，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该怎么做？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
面对这样的问题，陈晋谈到了人类学家应该区分两种身份——学者（scholar）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毋庸置疑，从不同的身份出发便体现了人类学学者对于“学理”及“公众参与”不同的责任。同时，他还指出，人类学不能停留在过去，甚至不能停留在当下，人类学不能落后于时代。张原谈到，“在当代中国说人类学的未来，讨论人类学学家该做什么”，首先要做到从知识上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人类学要在一个‘大的尺度’上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把握”，其次要“整体地理解中国”。那么这就强调我们人类学在认识中国的时候“问题意识应该更加清晰，把学术问题说得极具现实感”。
学者们提到，人类学这门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关切不一样的人，倾听他者的声音。那么该如何做到“关怀”？如何参与到“公共事务或公共议题”当中？如何做到所谓的“engaged anthropology”？对此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余成普指出，在讨论“公共议题”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公共事务？什么样的事务才是公共的？他说：“在一个村庄中，因为水资源大家可能进行械斗，这有可能就是村庄里面的公共事务，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我们公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域有它不同的界定”。在说完对“公共”的不同界定之后，他还指出，“和其他的学科进行合作，我们可能可以取得新的进展”。他从医学人类学的案例出发谈到了在跨领域合作过程中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其一就是合作的学者在各个方面要合得来，这样有利于合作高效、顺利地进行；其二是在与其他学科合作时，要警惕人类学沦为沉迷于项目，而忽略了自身学科经验与理论积累的尴尬境地。刘宏涛从“伦理”“智识”及“政治”三个维度发表了他对人类学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责任感的理解。代启福从两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公共参与的看法：一方面是人类学学科知识体系如何影响当代社会，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学科的技术如何被普通人使用。李耕同样强调了人类学学科技术及知识如何被更广泛利用的问题。
当下世界的流动性极强，人的流动，物的流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之态。因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类学该如何促进自身的学科的增长，人类学研究该如何介入到流动的世界当中去，自然便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问题。龚浩群通过分享自己的海外研究经历指出，在当下中国，“世界区域研究”是我们人类学应该极力关注的一个点。她说：“我感觉我们在一个乡土中国的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社会变迁动力，同时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相关性，围绕这种相关性，可以延伸出很多的研究题目。”她谈到：“不是说人类学在今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研究，而是需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发现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她以教育部新批的一批区域研究基地为例子，指出“我们人类学（要有）外向型的发展，今后我们可以在世界区域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潘天舒对于龚浩群的看法表示了赞同，指出“区域研究或许是大家的一个机遇，有时候该争取要去争取”。其他很多学者根据当下中国的情境，纷纷表示了在“区域研究”这一领域人类学将大有可为。在一带一路话题热火朝天的时代，人类学如何抓住区域研究的发展机遇，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增长点，应该是人类学学者要积极探索的问题。
（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困境
黄剑波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垄断性的“主义”缺失的时代。在一个缺乏垄断性“主义”，逢研究必谈“跨学科”的时代，哪些理论可以称为人类学理论？如何看待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比，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自然成了此次论坛青年学者们所要追寻、探讨的主题。
赖立里讲述了一直以来影响她的学术思维的两篇文章：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以及E. Laclau，“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但这两篇文章并非人类学家的文章，由此她反问“什么是人类学理论”，并借助人類学家所写的理论思考文章指出，她更关注的是从具体研究中所生发出来的人类学理论。她说：“人类学家做田野，需要真正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真正地从材料里面生发出你的分析和认识。” 接着“什么是人类学理论”的话题，杨德睿讲到，如果按照他的理解，给“理论”下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对一种事实的因果性解释，且具有重复性，可以被验证——的话，那么人类学是没有理论的。但是，他提到人类学的重点在方法，“方法就比较类似于一个形态，一个套路”，人类学者观察到一个事实，然后给这个事实一个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形态？这种解释往往就被归结为所谓的“人类学理论”。由此，他指出一种理论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某种需求和焦虑。杨德睿认为，在中国人类学界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兴趣，显得很零碎。他提出，如果人类学者在国家想推动的主流知识生产方式与我们个人兴趣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如果我们可以形成对话的兴趣范围，指向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那么，这对学科发展会比较好。赖立里也提到个人兴趣的碎片化取向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因而想要做一种“入世”的研究，时下的区域研究或许是一个机遇。她强调了人类学本身的跨学科特性，因此在区域研究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有所作为。这便又承接到了龚浩群所强调的世界区域研究成为学科增长点的话题。同时，在谈到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时，赖立里指出一个理论的出现势必与当时的时局相关，人类学家应当根据时局去发现一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人类学家应有的贡献。
张志培提到，我们必须注意人类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每一个地区的民族志理论不能直接“拿来”套用，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当中可以进行对话，强调了“对话”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余成普指出，人类学家在寻求理论对话时不能只局限于人类学这一领域，而应该更多地与整个社会理论进行对话。他说，我们用人类学已有的理论，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象征理论，来指导我们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但是在这些民族志调查的背后，我们其实反思的是一套社会理论，而不仅仅是人类学本身的这些理论构架。我们用地方性的知识，回应的可能是已有社会理论的架构。他觉得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批评一套理论可能做不到，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已有的一些社会理论提出地方性的思考。同样，郑少雄以他在研究中对于阿来（作家）著作的思考与回应，指出人类学家有义务、有责任去跟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对话。
刘宏涛则引述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艾贝雷（Marc Abeles）对于美国和法国人类学传统的比较，指出美国和法国均有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而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缺乏属于自己“身世感”，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研究大多时候都是在跟风。进而，他强调我们要清理我们自己的遗产，找寻我们的传统，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下，面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对于“身世感”的提法，张原表达了他对此的强烈认同。他说道：
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的理论推进，而恰恰中国人对此就是缺乏身世感的。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上是没有一个主体判断的。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着美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教科书的那些问题意识在跑，这个实际上问题是很大。刚才讲的国家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它有一个思想的传统，或者哲学的传统，这是可以借鉴的方式。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好多的问题，我们其实是应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现实问题里面，慢慢地累积出我们所说的身世感。所以要真正地推进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我觉得学科史是非常值得去重写的。当然，我觉得学科史也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去（追问）当时的那些问题、观念，是怎么在（那个）地方被生产出来。
在方法论方面，刘宏涛强调深厚的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我个人十多年人类学学习研究的经历，我觉得，除了对人类学整体进展的了解外，最重要的是回到田野、回到当地的视角。这条人类学的金科玉律已经被高高地举起，但是贯彻起来很难，贯彻得不足、不彻底。”无独有偶，余成普道出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经验不自信及理论不自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田野调查的深厚性不够。杨渝东在谈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时，就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同一问题时的态度，强调了属于人类学特色的“小地方、大论题”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经验性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黄剑波根据自己思考以及总结上所述学者们的意见，指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三个要点：
第一，我们人类学的研究要坚持它的经验性，否则我们就真的变成了哲学的附庸，经验性一定是像看家宝一样重要的东西；第二，人类学研究的地方性（或当地性、在地性）；第三，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同时它一定有更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把我们与其他很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为我们的研究带有更大的人文关怀。
李耕表达了很多学生以及刚入行不久的青年教师们在文章撰写时的一种“理论焦虑”。她说：“写文章的时候，就是经验写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该跟哪些理论进行对话，如果不加上理论对话这部分，文章就显得不完整了”。她认同上述几位发言者的意见，指出不应该只把对话点局限于人类学这一个学科，“人类学的确是一个相对太窄的理论领域，就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可能社会学、民族学已经有很精彩的讨论了，那为什么不把视野拓展到那些领域中去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需要把握的要点：其一是梳理学科史，从传统的累积中找寻“身世感”；其二，坚持深厚的经验性，即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其三，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把握自身的优势（经验性、人文性）；其四，寻找可以共同探讨的主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人类学理论的积累，推动学科的发展。
（三）“中国性”“身世感”与人类学的反思
一直以来，人类学的反思性一直为人所称道。此次会议当中，在围绕“人类学与中国”的讨论当中，“反思”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龚浩群结合自己在泰国的研究经历指出，海外研究会激发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性”或者“身世感”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者应当去反思“何谓中国性”，并对研究者的“身世感”采取分析的态度。接着刘宏涛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中国，美国人学学者研究中国，泰国学者也研究中国，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学者研究泰国，美国学者研究泰国，泰国学者也研究泰国，那么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由不同国别的學者开展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分别吗？刘宏涛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人类学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看问题的立场，那么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不应该有分别；分别也不是以研究者的国别来划分，而是以问题意识来划分。 继续上述两位学者的话题，赖立里以“中医、西医”的说法为例，指出其实所谓的“中国性”“中国意识”都是在外界刺激之下产生。因而，这些概念都需要被反思。而张亦农对这些概念提出质疑。他说道：“我觉得，像中国意识这样的概念，如果不能把它进行公开批判，那这样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郑少雄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旅行经历谈到，“中国性”本身是流动的、辩证的，所谓的本土性和中国性，它实际应该在普遍化和世界主义当中来讨论。冯莎根据自己对旅法华人艺术家的研究指出，当谈论“身世感”“中国性”的时候，要加入一些前提和假设，只有这样谈这个问题才会有意义，否则便成了一个伪问题。
在袁丁看来，学者们所探讨“身世感”，应该是英文里面的“identity”。赖立里对此提出质疑。她以人类学家在写作时对读者的考虑为例做出回应，指出我们用英语写给英语国家的受众，与用中文写给国内的受众，二者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关怀，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的人类学，而不是外国的人类学，语言是最关键的，比如说“身世感”这样的中文词汇就带进来了，因而不能简单地翻译成“identity”或是“belonging”。赖立里认为所谓的“中国性”，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定位有关系的。在听完诸位学者关于“中国性”的讨论之后，龚浩群就她理解的“中国性”进行了总结。她说道：
我们谈“中国性”，要看我们是在哪个层面谈论。一个是在经验研究的对象层面，我们去看研究对象所谈论和理解的“中国性”是什么；另一个是在我们学术知识生产的层面，由研究者去考虑“中国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经验层面谈，“中国性”是流动的，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变化的，而且一些研究对象在谈自身的“中国性”的时候，他/她也是有策略的。所以我们在经验层面去谈“中国性”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语境当中去谈，不能忽视这个语境。在学理的层面，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去谈“中国性”的时候，实际上蕴含着我们自身对“中国性”的思考。你是认同也好，还是你对它进行反思也好，实际上我们是把这部分思考变成自己的“身世感”的一部分，当成一个可以被审视、被反思的范畴和对象。同时，我們看别人的研究的时候，也可以从他/她的“身世感”出发去解读他/她的研究。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知识体系的多元化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多元化，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同时，无论在经验层面，还是在知识生产层面，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世界当中来谈“中国”或者“中国性”，没有世界何来中国？所以我们在谈“中国性”的时候，背后隐藏的是“世界性”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做人类学研究，我们的“世界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强。“世界性”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性”问题，我们不能把“世界性”与“中国性”完全割裂来看。
跳开“中国性”的争论，承接上述学术学者谈到的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反思性，陈乃华以印度人类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杜蒙、对于“种姓”的研究为例，强调了人类学研究当中反思的重要性。余成普就人类学的反思性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我们做病人、医院的研究，或者是做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做海外华人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他人，更重要的也是在反思自我。他说：“反思自我应该是多层面的，比如说我在调查病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常人来反思不是病人的自我；我研究少数民族的时候，我可能反思作为来自城市的汉族教师的自我；在研究海外华人的时候，我可能反思的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个自我，甚至反思的这个自我，也包括中国。”
杨渝东谈到，应当把中国研究纳入到关系当中来看，需要从他者反思中国，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类学者应该关注到文明关系里面的认知、历史和文化判断。同样，代启福亦有类似的思考，他提到应当把对一个区域地方的研究纳入到世界格局中来讨论，避免“单边叙事”。丁玫从她的海外维吾尔人研究出发，提出要对以前的边疆或者区域研究重新思考，她以什么是边疆为例指出，边疆和中心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那么生活在我们视角中的边疆的人们，他们不觉得那是“边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区域研究的视角需要更新，需要互为主体，用地理位置边疆、文化边缘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不管是学者谈到的“中国性”“身世感”，还是讨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都是“反思”（reflection）。那么在当下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如何做到更好的反思，而避免“寻找他者为镜，以观自我”的自恋的人类学呢？陈晋就此提出的一些思考，不妨引录如下，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015年，我的导师、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PhilippeDescola）受邀去加拿大做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演讲。他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即我们应该建设一种“对称化”（symmetrization）的人类学。所谓“对称化”，是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特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兼容，而非前者包括后者。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把“对称化”和“学术自述”联系起来。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年轻一代应该关注如下问题：写作、演讲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自己，还是在谈论我们的研究对象/伙伴？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成新的、“对称式”（symmetrical）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版图中，人类学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反思中国当代人类学学者面对的学术生产体制，以及探讨中国人类学教学体系的建设，是此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希望交流各自所在机构的人类学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以期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另外，与会者也就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学术论文的发表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一）中国人类学的教学体系及课程设置
本着实现教学资源共享的目标，来自各个高校的与会者介绍了各自的开课状况，归结起来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都开设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但区别是有的设一年，有的只设一个学期；第二，均开设有分支人类学（如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等）的相关课程；第三，都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与会者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将学科理论的教学融入到学科史的讲授中，启发学生把握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除了强调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还应开设民族志写作课程；田野实习可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拓宽学术视野；文献阅读应中英文并重；应当开设世界区域研究方面的课程，在强调人类学学科史的经度之外，还应当强调区域研究这一纬度等等。与会学者一致倡议，共享各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大纲、阅读书目等），然后共同确立“中国人类学课程设置基本框架”，共同推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事业。杨德睿感言：“如果此次会议我们能完成这么一件事，那也是功莫大焉！” （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
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如何发表学术论文，如何有效地推动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与会学者各自发表了意见。在学术论文的发表方面，张原强调由期刊组织专题发表，这样既能推动人类学有关议题的讨论，又能扩大人类学的学科影响。除了在学术期刊上以话题形式推出人类学的成果外，学者们还建议在知名人类学公众号上以“专栏”形式推送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应当学习线上杂志“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的模式，面向全社会征集刊物选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倡组织“人类学年度综述”（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总结近年来各分支人类学领域的主要成果，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积累。在人类学知识的传播方面，学者们建议人类学专业的教师或学生应该抓社会热点問题，用人类学的视角去撰写评论文章，以此来扩展公众对于人类学的认知。
该环节的讨论可谓是对于目前中国人类学在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方面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是对于未来发展的初步规划与展望。
三、结语
拥有新鲜血液的学术共同体对每一个学科都很重要。青年人类学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相关的重要议题，这在一定程度是出于对学科的责任，同时也是出于这个学科对于这个时代的责任。在与会学者的自我陈述中，我们聆听到学者们的自我反思以及人文关怀，而反思与关怀是铸就学术共同体的基石，也是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所在。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的讨论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为今后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点。首先，关于与会者谈到的中国人类学学科传统的话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尽管人类学在中国是舶来品，但是这一舶来的学科亦有百年的历史，我们该如何梳理和反思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学科传统？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在舶来之初就“难分难解”，那么回顾传统，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当下学科间的关系？其次，学者们讨论到了时下中国人类学教学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再结合学者们所强调的“我们的传统”，在未来的中国人类学课程设计时“中国人类学史”该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考虑到修课与毕业，学生的田野该如何做到一定程度的“深厚性”？
再者，我们倡导人类学的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人类学能发出何种关怀之声？我们作为单个的研究者该以何种方式表达我们的关怀？另外，人类学起源于对于所谓简单无文字社会的研究，而在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文献资料的“文明中国”，人类学已经发展了近百年，那么人类学之于文明社会的理论思考或者文明社会之于人类学的理论启发的可能路径在何处？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值得中国的新一代人类学学者继续思考和探索。
作者简介：
赵亚川，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