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教育信息化产学研合作的国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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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悄然间,信息社会已经来临。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学习方式都受到巨大的影響,全球教育发展已被深深打上了信息化的烙印。信息技术不仅在改变现在的教育,而且在塑造未来的教育。
  为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2018年12月8-9日,“2018国际教育信息化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召开。此次峰会以“智能技术与未来教育”为主题,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主办,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杂志社联合承办,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技术标准委员会、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协办。
  会上,中、美、日、韩四国教育技术协会会长做主旨报告,共话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进展,碰撞教育技术应用前沿趋势与解决方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少刚,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主席尤金·加里·科奇(Eugene Gary Kowch),日本教育工学会会长、熊本大学教授铃木克明,韩国教育技术协会会长、首尔大学教授Cheolil Lim,还在圆桌论坛上共同就教育信息化产学研前沿进行深入探讨。本刊也就此对四位会长进行了专访,以飨读者。

一、中美日韩四国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请四位专家分别讲讲各自国家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张少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是国家的一级协会,由教育部主管。目前,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有34个专业委员会,涵盖了学校教育各个阶段及各行业的教育信息化,也涉及很多技术领域。例如,中小学专业委员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高校各学科的专业委员会;游戏、仿真、人工智能、教育标准等领域的专业委员会;煤炭、金融、体育、中医药等领域的专业委员会。这些年来,我们致力于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制定更多的标准,把新的技术和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希望我们能够为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尤金·加里·科奇: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是北美在教育传播技术方面最大和历史最长的协会,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协会有35名董事会成员,14个部门,涉及远程教学到性能学习(performance learning)领域的内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有100年的历史,有超过3000名核心成员,来自世界上600多所大学,并且大部分是教育学或相关领域的教授。目前,有17个国家是我们协会的成员,日本和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目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的国家正积极地将教育技术应用到实际教学中,甚至比北美、南美、欧洲的学校都要领先,我对此感到非常激动。我们这次带来的是600所大学约3000名学者的教育技术成果,不只是硬件方面,而且是将软件、硬件、学习与课程结合在一起。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很高兴能与亚洲国家合作开展更多的研究,通过各种技术将理论和经验应用到学习中,从而测试哪些方案是有效的。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已经有公司将面部识别技术应用到了课堂当中,可以通过屏幕看到学生们的状态。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基于应用场景与技术的学习与教学模型,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主性。在北美教育领域,最大的变革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来管理学生的学习,将使学生和教师双方受益——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北美和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将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通过设计、开发、监测等应用于远程学习,包括从行业导向型学习到下一代学习的系统性变革。这需要优秀的设计师共同参与,同时将考虑教师、学习者与政府三方面的因素,并将其结合起来进行设计。以上是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想要提供的信息。
  铃木克明:日本教育工学会(JSET)成立于34年前,目前有约3000名成员,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不同大学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涉及教育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国和日本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日本教育工学会之前几任会长都曾到过中国进行交流,为两国技术教育领域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我们还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韩国教育技术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Cheolil Lim: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介绍韩国教育技术协会。事实上,我所在的大学——首尔大学有非常多的中国学生在学习教育专业。我有1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研究生都来自中国,他们都非常出色。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在韩国继续工作,成为中国和韩国在教育技术方面交流的桥梁。韩国教育技术协会成立于1986年,目前有约1000名成员,他们大部分是高校教师和在校生。我们举办过一些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大会,也邀请过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希望下次中国的学者也能来到首尔分享他们的杰出成果。
  近10~15年我们持续研发了一个名为电子课本(digital textbook)的项目,很多专家学者都参与其中,这也是我想要和你们分享的一个项目。同时我们也在做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主要是移动学习这一方面,例如,开发针对中小学课堂的软件和应用,将智能设备应用到实际教学中。最近,创客教育成为了韩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我也在这次展会上看到了一些创客教育的研究。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软件教育,不仅从计算机科学层面,而且从教育层面来教授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
  大部分产品和技术都只应用在城市,但像在中国这种城乡发展相对不均衡的国家,在农村地区这些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比较薄弱。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您的国家是如何将教育技术应用到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的?
  尤金·加里·科奇:我们有大量关于分布式学习(distributed learning)的数据,虽然不是基于人工智能的,但是很强大的新型远程分布式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同时应用于城市和乡村。使用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乡村地区生活,需要教育和学位的人,大学现在也正在为服务这一人群做出改变;另一类是城市人群,尽管城市中有很好的学校资源,但这些新一代的学习者需要同时兼顾上课、工作、拿学位等,他们想要更灵活的学习方式,需要跳出固有的框架。在北美和欧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远程课程的设计、教育认证、奖励等的发展进程更快。   铃木克明:确实我们国家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对各地区教育发展均衡性问题非常重视。相關部门会定期统计各地在校期间,学生人均可使用的电脑数量、教师的培训情况等。尽管如此,因为各地政府的领导策略不同,所以各地还是存在不一样的情况。例如,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学校的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应该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么就会给学校拨款用于采购笔记本电脑;如果政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就不会为此拨款。这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也是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一点。
  Cheolil Lim: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在韩国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主要考核的是数学、语言能力等内容,比如在韩国被普遍认可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学生们缺少的是学习中的自我发展、互动性与参与性。因此,政府部门都在强调对于学生的教育方法。他们在努力研究如何通过教育技术的变革提升学生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同时,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学校建设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在的教室都是针对传统教育而设计建造的,如今我们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重新设计能够融入智能设备的智慧教室。例如,教室中的桌椅需要更加灵活多变,学生们在课堂上需要有更多的互动、创新、竞争、协作——这些都需要教室重新进行设计。

二、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技术的发展对教学和学习都有着实际的影响。以高等教育为例,依托于教育技术,我们现在有了慕课(MOOC)、远程学习、远程讨论。大家都知道,大学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资源,如果我们将这些优质大学的课程通过科技手段提供给所谓的“不太好的大学”,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尤金·加里·科奇:我相信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学生们也会在有条件的时候去更好的学校学习。在技术的支持下,学生们可以选择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学习,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任何大学……在我的国家这种改变已经发生了。我们开始通过教育技术来改变教育方式,并且不断地测试、评估、完善这些技术。我认为在未来的50年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成为高校评估的要素之一。人工智能的作用甚至更重要,它可以对整个大学产生影响,对于中小学也是如此。优秀的模型、优秀的分布式设计、优秀的在线设计都可能吸引不同的人群(不同地区和经济状况),从而实现随时随地地学习。我已经看到了这种转变,它正在发生。在大量理论和设计的支持下,我相信我们会给学习者一个选择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论他们在哪,都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学习。我认为世界正在一点点打开,我相信在未来的100年间,那些维持现状、不做出任何改变、不接纳优秀的技术平台的大学将不复存在。
  铃木克明:众所周知,日本是个被海洋包围的岛国,也被各种不同的语言“包围”,英语能力成了日本年轻人能否获得更高层次、更优质教育的重要因素。如果学生的英语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他就有机会出国追求高等教育。同时,我们也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日文形式提供给学习者。我不知道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软件足够理想、语言将不再是障碍之后,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另外,我认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学生与教师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鼓励和帮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这是慕课等在线教育无法取代的。因此,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鼓励应该被保留,我不确定这部分将来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Cheolil Lim:对于将高质量的教学内容通过如慕课这样的在线平台提供给广大学生是否会带来好的影响,我的答案是——不确定。例如,首尔大学会提供高质量的课程,但是有很多学生跟不上首尔大学的课程节奏,课程的难度远高于他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因此,我们不提倡面向所有学生提供同等难易程度的教学内容,应该针对不同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现在我们正在对韩国不同层次的大学进行研究,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内容。总之,教学内容的分享不应该一概而论,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课程。
  张少刚:慕课在近几年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很多高校把一些慕课列入学校的总课程表,作为通识课、公共课或选修课供学生选择。这种改变我觉得是双赢的,一流高校能够把优质的资源输送出来,薄弱高校教师也并不会失业,而是需要转换角色。现在教师都是团队教学,不是单打独斗。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像是一位支持者、服务者和引导者,把更好的资源传递给学生。这对学生的学习也有帮助,可以让教师和学生共同提高、共同成长。

三、教育技术领域将迎来全球性的深度合作


  各国教育技术协会之间是否有合作计划,让四个国家的教育能够互相受益、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尤金·加里·科奇:身为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的主席,我在积极推进增加协会国际部门的数量,并将合作延伸向全世界。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各地教育信息技术设计与发展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并将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他们可以为合作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我们协会正在同17个成员国合作,各自从政府部门筹集资金、共同研发、平等学习。来到中国以后,我发现有很多东西需要向中国学习。受益于我的职位,我今年有机会到韩国、日本和中国访问。我在中国待了3个月,现在正在将我的研究转向于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系统研发。
  铃木克明:日本和中国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合作时间应该是几个国家里最长的。现在我们的合作国家还扩展到了韩国、美国。目前我们的合作模式是一对一的,但我认为如果四个国家能联合起来做一些有益于各个国家的事情将会非常有意义,也是教育技术领域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智慧教育展会也有20多家日本公司前来参展,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合作方式,以后中国的公司也可以到日本的教育技术大会上参展。我们还可以思考更多的合作模式。
  Cheolil Lim:在教育技术领域,韩国以往都受助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如今韩国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援助。我们有教育技术团队,也有专门负责国际教育技术合作的团队。我的一个学生就在国际教育技术合作团队中工作,他们致力于研究如何向巴基斯坦等国家提供教育援助。我们正在经历从“专注于国内研究”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基于国情将教育技术融入教育之中”。四国可以共同合作,就教育技术分享各自的经验,分享如何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张少刚:合作是当今时代必须进行的一件事情,包括团队合作、校际合作、地区合作、国家合作。只有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能达成共赢。合作是一种趋势,我也坚信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将会更好地建立交流的平台,与更多的朋友进行合作。
  编辑 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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