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宗教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宗教异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地区，既存在不同宗教间的合作共处，也充斥或者隐含着宗教间的分歧甚至冲突。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南亚之间和平的宗教传播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如何在时空背景以及沿线各国力量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架构下推动中国与南亚的宗教公共外交，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元共存与和平包容，考验着中国及南亚各国的外交智慧和治理能力。
　　南亚地区是多个宗教的发源地，诸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在当前的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宗教的复兴以及宗教对世俗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在南亚国家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同时也外溢到了外交领域，成为这些国家内外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如果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硬性骨架的话，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基本内容的交流沟通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脉，是一种软性的力量支撑，宗教公共外交是其重要形式。如何实现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宗教交流，推动宗教公共外交在南亚地区的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此“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界性的世俗化趋势让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逐渐疏离。而近几十年来，非世俗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宗教在全球的复兴则让宗教再次成为国际关系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宗教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场域。正如学者所言：“人群聚居之处，必有宗教痕迹。”
　　随着部分国家宗教化程度的加深，宗教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对外交的关注和影响也在持续加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各大宗教教義中所倡导的宽容、仁爱、和平、忍让等理念已经成为人类交往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推动着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比如《古兰经》就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这正是注重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和平共处理念的真实呈现。另一方面，因宗教而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痼疾。如何更好地发挥宗教的正面作用而弱化其负面影响，是当下各国共同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希望通过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民心相通，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自古丝绸之路就不仅是经贸之路，而且是文明互鉴和宗教传播之路，有学者甚至将古丝绸之路冠以“宗教之路”的称号。如今，“一带一路”作为一项沟通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合作倡议，既包含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存在着因教义差异而导致的分歧甚至冲突。这种双重特点决定了在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要超越历史恩怨，以相知相交、和平友好的合作交流替代曾经的宗教与民族冲突，为双边与多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何亚非先生说：“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强大的文化纽带。”历史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佛教交流就是彼此认知和实现文明互鉴的重要形式。可以说，丝绸之路推动了宗教的传播，而中外的宗教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就当下来看，宗教传播与交流所产生的软力量可能比政治结盟或者经贸合作等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硬力量更有韧性和更加持久。
　　中央《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而软力量建设中，宗教作为文化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形式，对于激发文化的道德引领和感召作用意义重大。
　　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有着影响地缘政治的巨大能量，“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特别关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系数大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宗教传播和文明对话，充分发挥宗教公共外交的作用。“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低阶政治层面的“民心相通”不失为化解高阶政治层面互信难题的有效路径，而宗教所独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润滑剂。
　　宗教传播：中国与南亚交往源远流长
　　在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通过密切的往来交通实现了文明的互鉴和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双向的互动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深层次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民心相通”的活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宗教交流是由西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开始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我国就已经知道了印度和佛教的存在，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形式。东汉以降，蔡愔、法显、玄奘以及鸠摩罗什、菩提达摩、觉贤、尺尊公主、阿尼哥等都为中国与南亚的宗教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印度为其曾向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输出它的宗教与文化而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尼赫鲁曾指出，“印度文化传统经过五千年的侵占及激变的历史，绵延不绝，广布在民众中间，并给予他们强大的影响”，而在文化的傳播中“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其中，宗教的传播是影响最大的方式，而宗教的传播也推动了印度科技和艺术等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蔓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双向交流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在早期的中外交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而由高僧大德所推动的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佛教早已成为中国影响力巨大的本土化宗教。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同时，这种交流也使得中国的本土文化得以西渐，南亚地区对中国的儒道思想有了基本的认知，并将其继续西传到欧陆地区，有力地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古代世界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佛教，早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还有祆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等。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南亚地区，并最终传入中国。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伊斯兰教传播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泉州和广州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和落地生根就凸显了这一传播路线的影响力。
　　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推动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交流与贸易往来，而且推动了宗教的双向交流。出身穆斯林家庭的郑和在几十年的航海过程中，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广大地区留下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印记，这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宗教二次传播的重要历史。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南亚地区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基本都是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得以实现，此举有效地促進了东西方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典范。
　　如今，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宗教外交依然活跃，对双边和多边关系都有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以及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的多边交往框架下，中国宗教界与南亚各国在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交流和互动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了彼此的民众认知，是当前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间合作交流推动世界和平与文明对话的典范，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创设了良好的软环境。
　　宗教与“一带一路”倡议
　　民族和宗教多元、多种文明交汇的南亚地区，既有开展宗教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也有着内在的基本诉求。小到个人思想，大到国家和社会，宗教的影响力在不同层面普遍存在，而这种影响力不仅有正向的融合与凝聚，也包含着强大的张力和因此而可能引发的冲突，所以必须充分考量宗教在跨民族交往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亨廷顿曾辩称其所提出的“文明冲突”并非鼓吹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而是为了在冲突发生之前为不同文明的共处与互动提出预警。如果此言不虚，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理应成为和平发展的必然选项，而宗教公共外交显然是推动这一对话的一种重要形式。
　　李光耀曾说：“一切宗教的教义都在于要达致人类所追求的最美好的理念—仁爱、礼貌、慈悲和包容，它们不仅有助于促进人类灵魂的升华，而且也有助于推动社会整体幸福的实现。”但是，现实世界中宗教往往因为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缺少政治框架的有效约束而失去和平与宽容的面向，极易引发族际冲突和宗教矛盾。2012年印度阿萨姆邦发生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就是南亚各国内部宗教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情势下，推动与南亚各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南亚各国在宗教层面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宗教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以有效的沟通对话消解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为中资企业、“一带一路”建设在这些国家的落地生根创造和平的软环境，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一是在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积极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宗教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创设和谐稳定的软环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国家、民族、文明与意识形态的有限，为宗教公共外交提供了清晰的理念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一帶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唱，在具体的发展中需要沿线各国共同努力，以共同的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共享发展红利，共同推进和平、合作、发展的“大合唱”的形成。通过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共识达成来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较强价值沟通功能的宗教将会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命运共同体又为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理念和框架支持。
　　二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路精神”指导中国与南亚的宗教公共外交。南亚各国虽然在国情、宗教、发展阶段以及民意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性，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互斥，即使部分国家之间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或者现实发展困境，也不排除各国之间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合作和均衡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彰显了丝路精神传承千年的生命力。历史上中外宗教的传播和互动已经证明了“丝路精神”的意义，如今新的时空背景下让“丝路精神”这一文化遗产融入对南亚的宗教公共外交，对于优化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软环境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
　　三是加强跨宗教的和平对话，构建不同层面的宗教公共外交话语体系，完善宗教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宗教话语趋于碎片化，以致西方话语优势明显，不利于中国与南亚的宗教对话与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要积极开展跨宗教和宗教内部的和平对话，构建多层级的宗教公共外交话语体系。借助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等多边平台以及双边对话交流来推动跨宗教和宗教内部的沟通与理解，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形成强大的民心相通软力量，优化和提升“一带一路”的软环境建设。
　　结 论
　　孔汉思说：“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在新的形势下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宗教和平对话，构建不同层级的宗教公共外交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宗教文化的同时，既要做好与当地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要加强我国宗教界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大家拧成一股绳，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互相支持、互相协作、共谋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就是通过共同发展和合作推动人类文明的复兴，倡议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治层面的战略谋划，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层面的对接推进。历史上，中华文明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交汇交融，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超越。
　　在南亚地区，通过宗教公共外交在较低的层面可以增进中国通南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丰富中国和南亚民众的精神生活，营造融洽交流的良好气氛；在较高的层面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建构起双边或多边的相互依赖和战略互信。宗教公共外交可以让这种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让双边与多边的软环境建设更加融洽和包容。换言之，宗教公共外交有助于提升中国与南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南亚文明的转型与复兴，对于“一带一路”软环境的建设乃至更大场域的发展与合作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