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勇在《华人的旧金山》一书中以1850年到1943年的旧金山华人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大量的中英文材料，从华人自身而非西方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旧金山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陈勇的观点和论述无疑对我们了解早期华人社会具有很大启发，但他为了破除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华人社区的偏见和歧视所做的努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华人社区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谓本书的一大遗憾。
　　关键词：旧金山 早期 华人社会
　　海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华人移民海外的经历由来已久，且足迹遍布世界各处。几乎自唐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的背景或缘故，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漂泊异地。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更多地被卷入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之中，华人移民海外已然不可阻挡地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潮流。正是在这近代的移民潮中，华人开始大量跨越太平洋远赴美国，并且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扎根于此，发展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支重要而富有成就的少数族群，为美国的繁荣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美国华人的研究从华人进入美国起不久就开始出现，如玛丽·柯立芝于20世纪初即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美国华人的学术著作《中国移民》，而美国华人研究的大量出现则要到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伴随着移民法案的大变革和亚裔美国人运动的兴起。这时候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居住者的视角，将华人作为一个与主流社会对立的群体来研究，但亦有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关注转移到华人群体内部;至20世纪90年代，华人研究已相当成熟，美国的学者们在其研究中也更多地注重倾听华人的声音。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很难获得‘感同身受’的研究视角”。因此，陈勇作品《华人的旧金山》的出版则无疑弥补了长久以来华人主体声音的匮乏。本书中，陈勇选择了1850到1943年的旧金山华人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华人自身的视角和背景出发，全面地考察了那段历史中旧金山华人的生活状况，为我们重新构建出一个华人移民所认知和体验的世界。
　　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即“侨乡社会…‘旧金山华人的崛起”和“一个真正的跨太平洋社区的来临”，分别涵括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部分仅有一章，作为全书的开端，它首先把我们带回了前移民时代的侨乡，借此来探讨导致珠江三角洲人民向加州移民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态背景。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则力图重构旧金山华人群体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景况。第四章则将注意力集中在阿坤的日记上，旨在从对阿坤的心理剖析中勾画出早期旧金山华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第五章分析了旧金山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及其表现方式。第三部分共五章主要考察了进入20世纪后经过了对《排华法案》的抗议以及大地震的旧金山华人历史。前三章旨在探讨华人社会变革的行为和心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变迁。第九章审视了转型之后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最后一章则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下华人形象的重塑以及《排华法案》被废除的前前后后。
　　要研究一个地区持续移民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回到移民的迁出地的社会现实中，因而陈勇从19世纪中叶前的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写起。他在第一章中着重于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二，移民时代前珠江三角洲人民对美国形象的看法是如何？在传统的观点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华人移民潮的出现本质上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所导致的被动型移民。而作者的观点则与之大相径庭，在这里他批判和质疑了这种对侨乡社会经济困境的过分强调和渲染。作者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发达的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区域之一，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不仅为本地区带来了相对高水平的繁荣，同时亦刺激了人们勇于摆脱传统以农为本的观念，离开家园寻找财富的欲望。此外，由于广州长期作为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珠江三角洲很早便得以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密切的交流，当地的居民亦得以从美国商人、传教士等人当中最早掌握关于美国的知识，因而他们才能在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人后第一时间抓住机遇远赴重洋淘金。总而言之，陈勇在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背景的阐述中强调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上的活力，认为华人移民旧金山绝非是为了摆脱贫困所做出的一种生存策略。
　　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勇的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作为传统观点强调经济困境的纠正，倘若将经济和文化活力作为珠江三角洲人们移民加州的主要解释，那即是矫枉过正，因为它无疑会很容易给人对华人移民的理解带来一种简单化的印象。既然珠江三角洲经济充满活力，那么为何依旧有众多人口移民海外？既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活力刺激了人们外出寻求财富，那么缘何经济上更为贫困的四邑地区远赴北美的人数要高于十分繁荣的三邑？说到底，经济活力所带来的最主要影响不在于给人精神上对财富渴望的刺激，而在于那些相對发达或亟须开发的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的吸引，这也是四邑地区人们有前往三邑地区做佣工的传统的原因所在，而这种人口的流动性的本质还是在于人口迁出地的贫困现实不足以满足人们养家糊口。这种贫困的境况，除了是自明中叶以来人口膨胀导致的人多地少的结果外，还受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影响。在孔力飞看来，珠江三角洲是“经济环境最脆弱的地区”，西方势力的入侵直接扰乱了当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失业，陷于贫困，成了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深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后来的“红巾起义”、对珠江三角洲尤其四邑地区破坏严重的长时间的“土客械斗”，以及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加之西方人为了在全世界开垦殖民地而需要招募大量劳动力以及珠江三角洲拥有着方便出海的港口，大量的民众离开家乡涌向海外并由此引发持续的大规模移民潮亦就在所难免了。此时，珠江三角洲人口的流动性的表现形式已由传统的四邑流向三邑转变成了珠江三角洲流向西方海外殖民地了。倘若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角度之下考察19世纪中叶开始的整个中国东南地区的华人移民潮，我们不难发现北美只不过是众多移民地点或方向之一，加州金矿的发现并不能给它带来多大的特殊性;而珠江三角洲亦同样不过是迁出地之一，其与加州早期的密切往来及其文化活力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何旧金山的华人近乎一个世纪以来几乎都来自于此地。真正的原因在于，珠江三角洲毗邻着澳门和香港这两个远距离输送移民的转运港，而其他的分别承载客家人、潮汕人和闽南人移民海外的汕头港和厦门港都较少地开通前往北美的航线。因此，当我们重新来审视陈勇的观点时，无疑能轻易看出其对于多种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忽视，唯有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之下，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珠江三角洲民众移民旧金山的现象乃至中国东南地区在19世纪中叶始的整个规模庞大移民浪潮的全景。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是为了给传统的观点做极力的辩护，亦没有全然否定陈勇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强调，其可取之处在于突出了传统研究中所没有呈现的移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