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始”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个年号，前后只有十年（240—249），而在历史上却大为有名，谈到中古时代的思想史、文学史，常常会出现一个术语即“正始之音”，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发出来的“音”与玄学与诗学关系都非常之大。
　　不过，“正始”一词早在三国时期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见于《毛诗序》，那自然不是年号，而是“正其初始”（从一开始就把方向搞正确）的意思，由此而衍生的“正始之音”也就是指合于儒家传统之正宗的声音。这样的用法虽然偶尔可以看到，却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
　　却说曹魏正始年间的皇帝曹芳（史称齐王芳）是个小孩子，大权掌握在以大将军曹爽为首的宗室、官僚集团手中，另一派很有实力的以司马懿为首的政治集团则实行韬晦之计，暗中准备政变夺权。而就在这样微妙险恶的政局夹缝里，思想、文学却忽然繁荣起来，出现了两股很强的“正始之音”。

二

　　思想史上的“正始之音”指的是当时的玄学清谈。
　　那时的“名士”们一方面把自己的新思想写下来，一方面很讲究进行辩论式的谈话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批评不同的意见，名士们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两手都很硬。
　　按照东晋著名文学家、学者袁宏（彦伯）在《名士传》中的意见，正始有三大名士：何晏（字平叔，190～249）、王弼（字辅嗣，226～249）和夏侯玄（字泰初，208～254）。袁著《名士传》今已失传，但这份名单见于《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指示。此外还有一个钟会（字士季，225～264）水平亦高，只是人品甚差，后来又背叛了司马氏，袁宏没有将他列入正始名士的名单。
　　何晏是当时的高官，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由他领衔撰写的《论语》注，参与撰写的《孝经》注，又单独著有《老子道德论》二卷和《无名论》等等。那时著作上的领衔者是真正的学术带头人，不是挂空名的装饰品。
　　为儒家经典做注释，本是汉代儒生经师早已开始的事业，何晏等人不同于其前辈之处，一是扩大了注释的范围——汉儒基本上专门从事于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尤重《春秋》；而现在扩大到《论语》和《孝经》。二是汉儒或只重视训诂（古文派），很有学问而未必有多少思想，或一味发挥所谓微言大义，靠牵强附会来古为今用（今文派），更与谶纬迷信搅在一起，形成一种半宗教性的教条；而现在何晏等人却致力于带着自己的新思考来挖掘经典中蕴藏的义理，用作思想资料，以阐释经典的方式巧妙地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何晏很强调理论创新，他在《论语集解》中解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说：“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孔子的原意当是温故即可以知新，并非另外去“又知新”。何晏用自己的意思改造了孔子。后来东晋玄学家孙绰进一步解释说：“滞故则不能明新，希新则存故不笃，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弥温，造新必通，斯可以为师者矣。”他干脆提出了“造新”。玄学家一般不愿意墨守旧说，这也正是他们高于两汉经师的地方。
　　何晏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这样的概括里也包括了王弼的意见。何、王的观点原是基本一致的，而王弼尤为简明深刻，具有更严整的体系。
　　何晏学问很大，正始年间又官任尚书，“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他本人亦复自视极高，《三国志·魏书》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按即司马师，字子元）亦与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意。他后来在高平陵政变的后期处理阶段被司马氏杀害，固然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与他先前评论当代名士时看轻了以事功见长的司马师也大有关系，他得罪了这位潜在的大人物，种下了祸根。
　　王弼是一位思辨哲学的天才，何晏极端赏识他，觉得自己比不上这位后起之秀。《世说新语·文学》有两段记载说：“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王弼的思想比何晏更透彻更圆融；他对老子《道德经》和《周易》作了深入的研究，既有全书的注释，又有若干专题论文，通过这些论著他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同时又作《论语释疑》，将孔子阐释为“以无为本”论的先驱。王弼本来是要复兴并发展道家的学说，他所改造发挥的主要是老子的哲学，但他却高举圣人孔子的旗帜，以退为进地让老子屈居其下。这种用心良苦的策略大大有助于减少阻力，获得人心。《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
　　这应当是正始年间的事情。王弼新理论的精义在此，他在几部著作里详细发挥了这些意见。裴徽是当时思想界年辈比较高的活跃人物，参与过不少重要活动，但他自己不著书，保持着老派名士的作风；他的问题问得尖锐而刁钻，而王弼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把自己的那一套以无为本、体用一如的思想讲得十分简明到位，一举推倒了过去那些烦琐沉闷令人厌倦的汉儒经学体系，包括他们津津乐道的宇宙构成论之类，开辟了一个以本体论解释世界的思想史新时代。 　　王弼考虑理论问题异常周密，高于何晏以及钟会等理论家。何劭《王弼传》继续写道：“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与钟会善，会议论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所谓“校练”，指周密地研究一些与现实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理论问题，如才性异同之类；而“高致”则体现为系统地研究抽象的哲理。钟会长于应用型的理论研究而不甚善于作纯思辨的抽象，尽管他也很愿意在这一方面一展身手。
　　强调“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既坚持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也注意到体与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至于陷入简单化，这样才能够解释实际生活和历史记载。在王弼自己的理论系统里，宇宙论和人生论是贯通为一的，何晏则不免有些僵硬难通之处，但年高望重的他能够佩服王弼这样可畏的后生，算是很有雅量、不失名士风度的了。
　　夏侯玄，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魏大将夏侯渊族孙，高官夏侯尚之子，曹爽的表弟兄。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出于夏侯氏，后为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曹与夏侯二族关系极为密切，世代为婚姻。夏侯玄出身高贵，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散骑黄门侍郎这样的高官，成为年轻名士们的领袖。正始年间“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曹爽败亡后为大鸿胪，太常；嘉平六年（254）受到李丰反司马氏密谋的牵连被捕，稍后以“大逆无道”罪论死，夷三族。
　　夏侯玄在当时声望很高，所作论文“辞旨通远，咸传于世”。但是夏侯玄作品后来传世的很少，现在只能看到几则论政文章的片段，皆确有精义，例如他主张采取州、县两级管理，取消“郡”这一层次，以减少官员人数，节省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即大有见地。他反对肉刑，意见也是正确的。史论方面有《乐毅论》，见识甚高，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手书此文，尤为有名。
　　作为玄学家的夏侯玄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论文文本传世，只有《辨乐论》残存两个片段，其中一段点名批评阮籍的《乐论》，流露了他的高超见识；此外则只有何晏在《无名论》中引用的“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云云，由此可以推知他的看法与何晏、王弼基本相同而立言尤为简明扼要。
　　王弼英年早逝，何晏、夏侯玄二人则先后被司马氏杀掉，但后来晋朝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三位正始名士的理论贡献、清谈风采仍然十分仰慕；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类似的人物，便会称赞其人达到了正始名士的水平。《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王澄）若在，当复绝倒。’”
　　后来《晋书·卫玠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浩）为庾公（亮）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大将军王敦夸奖卫玠，丞相王导称赞殷浩，都标举“正始之音”来相比较，在他们心目中，正始的玄学清谈乃是一个标杆，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就算是一流人物了。
　　当然也有反对“正始之音”的意见，例如东晋的儒家学者范宁就对正始名士特别是影响比较大的何晏、王弼二人提出严重的批评道：
　　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戒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魑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倾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众迷之愆大也。（《晋书·范宁传》）
　　这样的批评后来被一再重复。其原因无非是西晋王朝为时很短就垮掉了，中原倾覆，王室偏安，而西晋时代是玄远清谈之风最盛的，于是就有人把责任推到清谈名士的前辈何晏、王弼身上，即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这样重的责任他们是负不起的。何晏、夏侯玄早已被司马氏杀掉了，晋王朝的一切问题都与他们无关；王弼完全是一介书生，死得又早，和后来的实际政治军事、国家大事更是全然不相干——他们哪里能承担几十年后中原倾覆的责任！

三

　　文学史上的“正始之音”指的是当时的创作，特别是诗歌。
　　一般地来说，以某一年号标目的文学史时期总比该年号所包括的年头略长一点，例如建安文学时期除了包括建安那二十四五年之外，前后要适当延伸一些；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也是如此，它可以延伸到西晋王朝正式建立（泰始元年，265）的前夜。
　　在正始时期除了以何晏为首的一批名士之外，还有后来被称为“竹林七贤”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既研究理论，也从事诗歌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阮籍、嵇康二人尤为突出，例如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余首和嵇康的四言诗在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此外何晏、应璩等人也颇有诗作。这样一些诗篇也曾被称为“正始之音”。
　　举两段唐人的言论来看。其一，李善《上〈文选注〉表》有云：“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士，综鞶帨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这里将“正始之音”与“建安之体”并列，显然是指正始时期的文学创作而非玄学清谈，《文选》只录狭义的“文”，不收理论性的论著。其二，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标举“正始之音”，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他希望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和自己的《修竹》诗能在纠正“文章道弊”、提升咏物诗之素质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关于这篇以书作序的著名文件，我在一部旧著中曾有这样的分析：“一般认为这就是标举建安风骨以反对齐梁文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陈子昂的一些用语，如‘汉魏风骨’、‘骨气端翔’之类，显然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他攻击六朝颓靡绮丽的文风也与刘勰当年的议论方向大体一致，但着眼点其实并不一样。陈子昂最重视的是‘兴寄’，他提倡在咏物之作中有寄托，反对南朝的为咏物而咏物，一味以形似和华彩见工。咏物诗在南朝的畸形兴盛是所谓‘宫体’的产物，刘勰未及看到，当然也不可能预先作出什么抵制和批判；陈子昂要对付‘宫体’的流毒，他所高度评价的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和他本人的《修竹篇》都是咏物而其中有所寄的。为了替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寻找历史依据，他一下子就看中了‘正始之音’，那就是以阮籍《咏怀诗》为代表的传统，他要召唤历史上的这一部分亡灵来对抗眼前文坛上‘兴寄都绝’的颓风，他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兴寄’是正始诗坛的特色，陈子昂夸奖东方虬的大作为‘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就是欣赏他能够继承正始的传统，通过咏物来抒情寄意，这样就‘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的意思显然是正始、建安水平相近，正始更高，所以他不说建安风骨而说汉魏风骨，汉魏风骨固然不妨包括建安诗歌，而尤其要包括‘正始之音’。”这里可以补充一说的是，解三提到的张华，乃是得到过阮籍奖掖的后起之秀，其代表作《鹪鹩赋》正是咏物而大有寄托的名篇，《文选》曾录入，此外又选了他的《答何劭》二首等不少诗篇；何劭的诗风亦近于“正始之音”，《文选》录入他的《游仙诗》三首、《赠张华》和《杂诗》一首。解三和陈子昂一样，很重视这一路作品。
　　重复地说，李善、陈子昂文章里分别给予崇高评价的“正始之音”是指正始时期阮籍等人的诗歌作品；他们或肯定其文学史地位，或认为可以作为当今创作的楷模。按萧统《文选》录入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十七首，嵇康的《幽愤诗》、《赠秀才从军》五首、《杂诗》、《琴赋》，应璩《百一诗》以及何晏的《景福殿赋》，此外还选了正始时期若干散文。在一个不长的时段里，正始的文人学士取得了这么丰富的成果，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大放异彩，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其中必有值得深入研究之处，学术界就此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例如陈子昂那封著名的信究竟怎么理解，学界的意见就颇有分歧；关于阮籍《咏怀诗》的解释阐发，分歧就更大了；对嵇康的研究也大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两种“正始之音”有些什么联系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