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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外省笔记》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集《神圣家族》。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楔子
我就像一个侦探，身边堆满信件、日记、纸片和乱七八糟的物件，我一封封一本本一片片研究，拼接出时间、情节、故事和秘密。我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到他们的伤心和对彼此的怨恨，看到他们埋藏很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爱。
我存有冬雪给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的信，她写他们约会完，她骑着自行车回家，觉得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风是轻的空气是香的，一切都轻飘飘的没有重量，她想顺着路一直骑下去。我看到勇智的日记，看到他的杜鹃，看到他夹在里面的厚厚情书，那情书末页批注着“迟到！”，他喜欢杜鹃。这不是秘密。虽然他从来不说。我还找到冬玉的日记，到处都是符号，一到关键地方她就用符号代替，和她的性格一样，曲里拐弯，生怕别人明白她的心思。
我看到爹写给冬雪的信。冬雪写给爹的，一封也没有，我只能根据爹的回信猜测冬雪信的内容。冬雪不只是爹的女儿，他俩还是合作伙伴，爹没有钱的时候，她在学校到处筹钱，爹卖辣椒卖麦冬卖药材，冬雪跑着联系，像爹所说的，冬雪是“大儿大女”，要承担一切。我好像明白冬雪和爹吵那么凶，她确实稀罕爹更多些，但是，看她的怨气和愤怒，又好像不只是爱，还有恨，是我们没法企及和理解的恨。压在冬雪头上的担子太重了，她想让这个家过得好，人人都相爱，可是，事情不但没有朝着她希望的方向走，常常还走向更远的反面，并且，她自己就是这反面的主要塑造者。生活越过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爹怕她，又想见她。冬雪爱他，又无法释怀于他给她带来的负担。我们每个人都困在他们的情绪里。每次刚刚开始感觉到快乐时，这情绪就像毒品一样，带着嗜血的渴望，如期而至，破坏着一切。
我收集最多的是勇智的东西。他的日记本，十几本，先是那种封皮上写着大红色“工作日记”的小本子，字迹潦草幼稚，里面有笔尖狠戳下去的墨点，断断续续的线条，零碎的词语，不知所云的话，一会儿“他”，一会儿“她”，他从来不用“我”，连“爹”都直呼其名，就像是在和谁对话，一会儿朝人家喊，一会儿又哀求人家，一会儿又含着情，像小说。真的像小说，爱情小说，只不过，这小说写作的时间跨度太长。到带塑料封皮的大日记本时，他的字越来越好，很潇洒，可是，他的话藏得到处都是，夹杂在摘抄的各种基督教佛教道教的段落里，不仔细找难以发现。那五本日记快被我翻烂了。日记本里夹着很多小杂物，纸条电影票火车票饭票照片，他写给杜鹃的情书，女生写给他的情书，爹、冬雪、我，还有雪丽写给他的信。后来有电脑了，没事时，我就在电脑上敲，一个字一个字敲。我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放好，做一个总目录，根据他日记中的行踪查他早年出去打工所走过的地方，所干过的工种，做一个大年表。我把冬雪和爹的通信按照日期排好序打到电脑上，我破译冬玉的情书和充满符号的日记，我常常在电脑前忙到半夜。他们批评我爱玩电脑，打牌老迟到，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我家那位也成天骂我，说我好吃懒做不管他不照顾孩子，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干什么，肯定要笑死。
我看到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打开，里面一朵朵干杜鹃花扬起来，我看到书页上一个个淡粉色形状的花瓣印痕，层层叠叠，美极了。唉，勇智是怎么一朵一朵摆放，一页一页压制，他怎么保证在后一页放花时不
让前一页的花瓣滑落，真是想象不出。我看到他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才知道，那不是杜鹃花，是三角梅。我连三角梅都没听说过，我没去过广州。可为什么我和勇智一样，想当然地觉得那是杜鹃花呢。真是奇怪。回吴镇上班之后，他基本上不记日记了，最后一本时间间隔最长，几个月半年没一个字，1999年到2009年，整整十年，完全空白。这期间，他在镇上买房，结婚生子调动工作，做各种生意，经历种种失败，他都没有写。
他日记的最后一页这样写：
一个声音突然从暗处传过来。他的心一下一下往上扬，手里的碗差点掉到地上。他机械地举着碗，想把剩余的饭扒到嘴里，停顿了一下，碗摔到地上，他站起来就跑，冲到黑暗中，他四处望着，眼睛里全是黑暗，他什么也看不见。风从四面吹来，灌满他的耳朵。
那声音没有了。他明明听到了那声音，听到一声呼唤，他看见那双看着他的眼睛。他想念那双眼睛。
日期是2009年10月10日。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流了好多次。他心里藏着多少东西啊。
冬雪在给我的信里写道，“伸出手却空空如也”，多少年来，我被这“空空如也”四个字给镇住了，它就像一个梦魇，一个诅咒，把我魇住了咒住了。我仔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神秘的命运，它们印在我心里，如同一个伤痕，提醒我生命的空虚和痛苦。它们就好像给我的生活提前盖了一个戳，“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我上了两个高三还是没有考上大学，我的婚姻没经营好，我的经济状况一团糟，我的兩个儿子不亲近我，爹和冬雪他们也经常嘲笑我。真的是空空如也。
我把过去存在箱子里，就像存一个百宝箱，闲时拿出来，慢慢翻看，看着，笑着，哭着。这些写信的人，怎么和我眼前的人都不一样啊？我们到底弄丢了什么？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他们还是他们。可是，他们肯定忘记了自己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它们藏在他们各自心里，藏着藏着，就忘了，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看到那枣树，青红的枣挂在树上，一个个藏在叶子中间，又冷又硬，它们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它们的表情还是严肃的。小峰，你是在看我吗？你不是，你只认冬玉，你只喜欢她，你不会看我，在哭的时候疼的时候更不会，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在看我？你的眼睛盯着我，你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明白我为什么恨你，你不会明白。 冬竹啊，这姊妹几个就你性格最好了，就你最善良了。爹越这样说，我越羞愧。上帝啊，请您原谅我。我不善良，不宽容，我冷漠懦弱自私，我想不起来别人的需求，我没有冬雪热烈，没有冬玉勤快，没有勇智要强，我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
我想着有一天再见到你，我会哭个不停，会哭出这二十几年哭不出来的眼泪，我那么爱哭，那么想哭。我想哭出来，我想我需要释放。我想我会好好爱你，会比任何人都更爱你，关心你。
爹好像看到我心里想的，他把我心里想的变为现实，把我们藏在心里的变为现实，让我们一个个原形毕露。他就是这样，他眼里容不下一粒灰尘，他见不得人们伪饰自己，他一辈子都在忙着让别人“现原形”。他一辈子都吃这个亏，因为那“原形”太可怕，他无法面对。可他怎么能意识到这一点呢？要是他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安安分分待在家里，保健养生，安度晚年。可那不是他。他带
着我们四处寻亲，不断上路，考验我们到底爱不爱他，爱不爱世人，爱不爱这世界。其实，是他自己还天真地抱着幻想，他也想再爱一次，以弥补他的愧疚。他比我们谁都天真。
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时间从过去走向未来，也可以从未来扑向过去。爹即将上路，在这之前，他还要做很多事情。我是不是也该试着上路，把我这么多年所拼出的过去编织到现在和未来的纹理中？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神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
第一章 开始
风是突然来的。我看见了。勇智也感受到了。
勇智记得很清楚，他正用力往上提卷闸门，那闸门被轨道里的陈年老灰吸着，很难拉起。突然，他感觉胳膊上的肱二头肌紧张鼓起的地方被什么轻扫了一下，里面的青筋一阵猛烈弹动，像一排细针轻轻扎下，又迅速拔起，点点烧灼般的疼。紧接着，门左边的大盆针叶松微微动了几动，密密的针叶相互碰撞，搅在一起，右边的芍药大绿叶也晃了一下，一片腐烂的黄叶飘到大花盆的边缘。
起风了。勇智抬头往远处看，门前路上，风卷着地上的垃圾，塑料袋麦秸秆干菜叶脏布条，跳着转着，卷过对面的百货店烟酒店热干面店，梭成一个个小三角堆，堆在春天新栽的小树根部。勇智感觉积攒了整夜的汗液瞬间消失，垂到胯部的肚子减轻了一点分量，呼吸也畅通起来。
这是一条“工”字形路，勇智家在那条竖“│”上，上边的横“―”是繁忙的省道，通向全国各地，“―”外是平展展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下边的横“―”是吴镇内部的一条街道，镇政府邮政所电信营业厅和各种小商店都在这条道上，是吴镇年头最久也最繁忙的老街道。风从上边的横“―”方向浩荡着吹过来，把一辆辆三厢大卡车卷起的灰尘又扬到空中，弥天盖地。从勇智这边看，声势很大的样子。
是要下雨啊。
话说不及，从上面横竖“―”交叉的大路转弯处传来了声音，“嗯——”，音调微微上扬，拖长着，运行到鼻腔最后部，把那里的黏稠物质紧紧吸住，然后，再从鼻腔后部往前，“咔——呸——”，中間一气呵成，无一丝停顿。爹来了。在勇智脑子里，一口浓痰正从爹口中飞出，划出优美的足有几米长的抛物线，准确地落在路边的垃圾堆旁，拖车边，树根下，院子外的粪堆上，客厅的墙角里。反正，从来不会在垃圾桶里。
爹穿着他的白短袖衬衫、黑短裤、白袜子和黑色千层底布鞋，迈着八字步，挺着腰，于灰色小旋风中浮现，施施然朝勇智走过来。
勇智朝爹后面张望，“没人送你回来？”
“谁送我？都忙呢。我有手有脚，自己回不来了？”
爹沉着脸，没看勇智，只管往院子里走。勇智感觉那龙卷风从头顶呼啸而过，他翻了爹一眼，没有接话，开始了每天早晨的流程：打扫，浇花，扩胸，举哑铃。一套下来需要四十分钟。此时，勇智对面那家著名的热干面店才刚开门，才有赶早集的人骑着车叮当着往街里面走。勇智和那家店是这条街上最早起来的，勇智患有“少睡症”（他老婆雪丽骂他时给他起的病名），那家店因为生意太好名声传播太远也不得不少睡，一再提前开门的时间，以供应那些远远近近慕名而来的客人。最早一批客人是那些连夜开车到此处的大卡车司机们，他们在这里要上半斤热干面和半斤鲜切羊肉，那羊肉热干面上浇着滚烫的芝麻酱五香辣椒油，下面垫着细细的嫩绿豆芽，拿筷子上下搅拌，待喷香的芝麻酱均匀涂在每一根面条上，筷子挑起，大口吞入，再喝口热腾腾飘着碧绿香菜的羊肉汤，那鲜香滋味，真是人间少有。勇智感觉喉咙里面已经渗出口水，溢满整个口腔，他赶紧吞咽下去。他每天早晨都要望着热干面
店遥想一番，那是他的最爱，可因为肥胖，他已经好久没吃了。
爹坐在院子的石凳边，喝着茶。他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一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勇智也不说话。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他，爹肯定又在憋大招了。这时候，谁先说话，谁先接茬，谁准输。
勇智偷偷看了爹几眼，发现老头儿最近又瘦了些。刀刻般的脸肌肉一缕一缕下垂，颧骨突起，那两条偏执的法令纹向下括得更远了，直延到下巴和脖颈上，向人们昭示他不屈不挠的决心。腰有点佝偻，一贯梳理整齐的头发也有些凌乱，白衬衫的前襟上有几点黄色油斑，眉眼之间就莫名有点可怜相了。自十年前胃被切除三分之一后，爹就从一个宽胖子变为一个窄瘦子。吃饭成了大问题。不能吃蒜吃辣椒吃任何刺激性食物，不能喝太滚的汤吃太多的肉，不能喝酒喝茶，可是，爹哪样都做不到。眼看着爹舀一大勺红辣椒放进碗里，红汤汤的，眼看着一盅盅酒下去，三两四两的样子了，谁要说一句，爹眼一瞪筷子一摔，不吃了，茶不让喝，辣椒不让吃，连酒也不让喝了，活着还有啥意思？你干脆让我死算了！你要是和他争辩，说这样是糟践自己身体，他会说，人早晚都是死，不吃不喝也是个死，费那劲儿干啥。他看不起那些每天早晚在公园、河边又蹦又跳又舞又晃的人，说都是些懦夫，为了不死累得要死，没劲透了。
勇智看了看爹茶杯里的茶叶，密密实实塞着，几乎看不到水，怒气就升了上来，“你都不会少放点儿茶叶？” “我都快死的人了，喝多喝少，还有啥区别？”爹吸一口气，眼睛眨巴几下，长叹一声。
“又咋了？好端端的说啥啊？”
“也活不长了，脖子开始疼了，喝水都咽不下去了。”爹看了勇智一眼，声音带着点悲切。
骗人。刚才喝茶还咕咚咕咚响的。爹说的是食道癌病症，在穰县这里，被称为噎食病，大部分人都因为此病而死。
“我这手术都十年了，气数也该到了，胃癌活这些年，也算到头了。”
瞎说。上个月复查，医生还说他的胃再撑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你们姊妹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我也可以放心走了。”
哈，真能胡扯。说的好像真管过我们似的。
“我也没啥想法，就是想你们都好好的。”爹的声音从悲切稍微上升一点，带着些悲苦的味道。
这把戏，已经糊弄不住人了。成年以后，在明白了爹给他们玩弄的诸多把戏后，勇智就对爹这一招充满鄙视。想起十五岁第一次看到爹哭哭啼啼上吊时的害怕和恐惧，勇智仍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他的气就还没消。
爹停顿了片刻，看勇智一直不接话，低声说，“我想去寻寻蛮子。”
他的声音模模糊糊，但又清晰無比，脸上是全然的可怜和无辜，“就看看她过得咋样。我也快死了，这也算是我最后的心愿。”
蛮子？勇智打了个冷战，闻到一股黑色的、腐败的气息，有股气从腹部下方冲上来，“嗖”地蹿过心肝脾肺肾，冲向头部，在脑壳里爆炸开来。勇智眼前一黑，感觉头像一个炸开了的大西瓜，瓜子瓜瓤瓜皮在空中粉碎，喷向四面八方。
风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居然还想着蛮子。他一直都在想蛮子。爹这几年的行为突然间都得到了解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为这句话、这件事做铺垫。勇智姊妹几个都被他骗了。
勇智待在那里，强忍着愤怒和声音里的颤抖，看着仍在装可怜的爹，“你给她们几个都说了吗？”
“我给她们说干啥？我给你说就行了。”
又是骗人。他明知道他必须过城里三个女儿的关，尤其是冬雪。他知道他肯定过不去。
“我不管，你只要能给你大闺女说通。”勇智缓了一口气。他大闺女？那他就别想了。但凡觉得在他大闺女那儿有一丝可能性，爹不会屈尊来此。
“冬雪最听你的，你去和她说。”
冬雪听我的？什么时候发生过？事实上，勇智和冬雪已经快半年没有说话了。阵阵旋风从院子上面的大玻璃罩上空掠过，发出类似于打雷的声音，“嘭嘭”敲着勇智的头。
爹一直不看勇智，但他肯定看到了正在空中喷溅的粉红色的西瓜雨，他的声音降为更加柔软的恳求和自言自语，试图把“蛮子”二字带给勇智的爆炸效果降到最低。
就这样，蛮子，这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和女人，从记忆的深渊里面爬出来，东张西望，准备好好折腾一下终于朝康庄大道上行进的我们家。
那天晚上，勇智照例坐在客厅里抄《金刚经》，“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抄着抄着，勇智的思维又飘走了，忍不住在本子上写下几句话，“微尘微尘，就是宇宙碎了，变成灰尘了，好折腾的人还在折腾。不然，梁光正又怎么对得起‘事烦儿’这个光荣称号呢？”
六十五岁以后，爹热衷于寻亲。
先是寻他的外婆和舅舅们。自然，他的外婆和舅舅早已经死了，所以，他的主要寻亲对象是众多散落于各地的表兄弟姐妹们。十堰，武汉，汉口，广州，新疆，爹顺藤摸瓜，寻到了认识的不认识的，亲热的不亲热的，远的近的，一堆堆的亲戚。
从小到大，我们姊妹几个无数次听爹讲少年时代寻亲的故事。“那年我十五岁，去郧阳寻你老外婆家”，这是爹的固定开头，后面的内容视心情好坏和听众成分而不断变化。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潇洒俊秀，聪明机灵，着白衣草鞋，挑一担棉布，和邻居的拐子算命先生，去湖北郧阳山里的一个村庄寻找从未谋过面的外婆家。我奶奶逃荒要饭到梁庄，被爷爷娶后，生下三个孩子，生前从来没有回过娘家。爹十五岁时，眼看自己的哥哥窝囊难委大任，父亲衰弱不堪，就主动挑起大梁，去找我奶奶的娘家人。一是告诉对方我奶奶的死讯，二是见见从未谋面的外婆和舅舅们。那次寻亲，爹经历了什么，勇智始终没搞清楚。爹的版本太多，难分真伪。一开始说舅舅们人极好，热情地招待了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外甥，后来又说大家都相互推托，不太情愿接待这个陌生外甥，舅舅们彼此间也有矛盾，对他外婆并不好，又遮遮掩掩说他离开时没有一分钱，那担布也不知哪里去了。不过，爹解释道，那时候人都穷。这些破碎的信息，经过几十年的磨损、遗忘、篡改和任意增删，早已不知道哪些是真是假。爹讲起这些时，更津津乐道的还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聪明能干。
寻亲工程浩大。要联系那些不知道在哪儿的所谓亲戚们，要寻找散落在平原上的一个个无名村庄，要根据这些无名村庄再寻找另外一些无名村庄，简直就像要面对一连串任意打乱的谜团。更重要的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奶奶娘家的那个村庄，杨旗铺，就因南水北调工程被整体搬迁，现在，它早已成为丹江水库下的淤泥。
那是爹五十六岁以后第一次寻亲。大家的好奇心战胜了寻亲过程中不期而至的种种困难。一路上说说笑笑，彼此打趣，一遍又一遍追问爹少年时代的经历，还原奶奶和爷爷的形象。勇智这才知道，奶奶原来有过丈夫和孩子，因为荒灾贫穷，丈夫又经常打她，奶奶夜半逃跑，一路讨饭到河南，遇见爷爷，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1951年夏天，奶奶到镇上大操场去看戏，戏开始之前照例要枪毙反革命犯罪分子，奶奶不小心和那被枪毙的人对视了一眼，被附上身了，回家后，发烧昏迷，浑身又冷又热，很快就死了。
从穰县过西峡，经淅川，过郧阳县城，再往丹江口水库方向走，勇智沿水库周边的村庄道路开车，每隔一段，就下车打听“杨旗铺”，他感觉自己就像来到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打听子虚乌有的人，非常可笑。在许多偏僻角落，一个山角，某片荒地，悬崖般的沟渠旁，或极近水边的滩涂上，零星散着一些房屋，破烂简陋，就像原始人一样。那些往往是私自回迁的人家，他们从青藏高原、湖北荆州等地的移民区一次 次返回家乡，回来后却没有了土地和户籍，只好寻找没有明确归属的荒山僻岭重又盖房起院。这些人眼神空洞，充满着被长期隔离之后的绝望、孤寂和偏执。哪怕成为流民、子女无法上学、没有生存来源，也要留下来，以和湖底那个早已消失的家遥遥相望。在某一段路上，丹江水库突然扑面而来，浩渺无边，烟波荡漾。勇智想象着那下面有无数树木、房屋，各式各样的家具、物品，就好像下面还有个完整世界，那里面还有人在活动。至少，在爹的故事中，他们还生活在这里。
那些已经掉了牙中了风说话不清不楚的老人以为我们一行是来调查移民的事情，拉着我们的手，急切又凌乱地叙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一生都在失散之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家，失去自己的身份，儿女长大以后，都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他们又和儿女失散，直到死亡那天，他们将永远失散在这片土地上。
走过很多村庄，问了很多人，又到当地派出所去查，在十堰某一个山沟沟里，终于寻到了爹三舅舅家的女儿。按辈分，我们要叫表姑。那表姑眼睛细长，眼稍微向上挑，下眼睑宽而厚，像是特意割出来的，又因为没割好，而留下清晰的一道伤痕。爹姊妹三个是这样的眼型，我们姊妹也是这样，我们的后代又大多继承了这一基因，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眼痕，只有眼珠的颜色昭示着更细微的差异。我们惊诧于自己的震惊。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有来源的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着自己不知道的神秘因子，可能来自于宇宙之初，来自于深山的某一地矿河流的某一水滴，只有回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到更遥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中去寻找，曾经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的迷惑才会豁然开朗。寻亲，其实是在尋更久远的自己，是想充实自己的生命。这样说来，爹这么顽强地寻亲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不确定了？他想寻找往日的东西以证明自己存在过？
我们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欢迎。那些表亲们又呼朋唤友，把一些更远的亲戚找来，彼此相认，握手，感叹，吃饭，喝酒，拥抱着痛哭。爹坐在酒席的上座，一个个认过去，把带来的礼物分发出去。大家喊着二哥、二表叔、二表爷，过来给他敬酒，爹枯瘦的脸红光满面，露出发自内心的、幸福的笑容。
爹寻亲寻上了瘾，寻完表叔寻表哥，寻完表哥寻表妹，几乎把郧阳、十堰、武汉几个城市和周边的村庄翻了个遍，又跑到广州和新疆去寻那些搬到天边儿的亲戚。那纸一样薄的、没有任何基础的亲情，怎禁得住这没完没了的寻。哭也哭完了，高兴也高兴完了，该聊的那一点陈年往事早已如渣滓一般再也嚼不出任何味道，大家累得做不出更多的表情来了，谁和谁长得像的话题也不好意思再扯起了。
爹还没有满足，他一直打听一个叫春莲的远房表妹。他少年时代去郧阳寻亲时，那表妹十二三岁，也在同一个村庄的舅舅家走亲戚。爹只说他们认识，可他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很让人怀疑。
有一天，十堰的表姑父打来电话，说找到爹的春莲表妹了。爹逼着冬雪和勇智立刻开车带他去找。正是一年最热的天。沥青路几乎被烤化，车行驶在上面，轮子吱吱响，像是走在热腾腾的沼泽地上。勇智开了将近三百公里，问了无数人，最后，在依山傍田的路的尽头，找到那个叫王李营的村庄。爹的表妹独自住在一个破烂歪斜的两层楼里。她丈夫已经去世，两个儿子在南方打工多年，把自己的子女也带走了。
那头发花白的表妹听说失散已久的表哥来找她，激动得放声痛哭，拧着鼻涕、抖着手去摸爹。她的眼睛半瞎了。爹却说什么也不下车。任谁劝说，眼睛下垂，一动不动。整个村庄的人闻讯赶来，围着车，听表妹说她车里的表哥，说她可怜的姑妈（勇智的奶奶）如何逃荒到河南，如何早死，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如何在杨旗铺见到，如今表哥又如何千辛万苦寻来。听的人无不流下感动的泪水。
爹坐在车里，不为所动。他的眼睛半闭，脸上肌肉紧绷，汗珠子啪啪啪往下掉，像是在忍受巨大的厌恶和痛苦。勇智和冬雪满脸羞
愧，又无话可说，只好扔下礼物，仓皇离开，留下车后一群目瞪口呆的人们。
爹被直接送进了医院。胃疼、呕吐、高烧，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这也是例行公事了。一次大型的寻亲之旅总是以医院为终点。送医院好啊。爹终于可以安静地躺上几天，休养一下，暂时不再折腾大家。
几天过去，病床上的爹又开始哼戏了，“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声音清亮、高亢，悲切中带着点喜气洋洋的味道。
爹返醒过来了。
冬雪、冬玉坐在爹的病床前，嘲弄地看着他。
冬雪扑哧扑哧地笑着，“老爹啊，你也不能太无情，看人家变难看了，坐都不坐一下就跑了，回来还生一场大病？”
冬玉笑得语不成腔，说，“老爹这是气下病了，一辈子看脸，没承想初恋情人是这般模样？”
冬雪说，“那可是，连巧艳她妈恁傻的女人你都能看上，还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
冬雪说的巧艳她妈就是我们现在的后娘。爹总说那就是个傻娘们儿，不用管她。可是真有什么事情，爹就不是这腔调了。
爹撩开眼皮，朝墙角吐一口蜡黄黏稠、苍劲有力的浓痰，笑着骂道，“爬一边儿去，尽看你老子的笑话，人家小时候可不是这样。”
就这样，爹的寻亲戚之旅结束了。
每当有不明就里的亲戚怀着上次见面时的热情来到穰县，并期待有同样的回报时，勇智充满了怜悯。爹连见都不见。不管我们姊妹几个如何指责他，甚至求他，他就是不见。但是，当我们招待得不太周到或不太热情时，爹又愤怒地指责，说我们薄情寡义，不懂感情。
爹早已开辟了新的战场。他要去寻早年帮助过他和我们一家的那些人。用冬雪的话说，这叫寻报恩亲。
譬如，寻西峡城郊乡的许大法家。每年春节，一到大年初二，爹就在家门口边喊边骂，让我们赶紧回家去许大法家走亲戚，骂我们忘恩负义，要不是当年许大法给半车红薯干和苞谷面，不但那个年过不去，一家人也早都死到日南凋枝国了。勇智说死也不愿意去许大法家。那家人的眼神太奇怪，就好像我们姊妹几个是从小人国垃圾堆里出来，没吃过饭没穿过衣服没见过任何世面，单等到他们家来占便宜吃第一口饭似的，勇智一想到许大法把盛得冒尖的饺子推到他面前的眼神，想到许大法儿子远远看着他的表情，就气不打一处来。每年，为这事儿，勇智要挨爹一次打。冬玉为这事，又要挨勇智一次打。勇智每被打一次，一定要在冬玉身上还回来。 许大法于十年前寿终正寝。爹闻听，捶胸跺足，号啕大哭。当然，这时候，周边一定得有观众。他把我们姊妹几个叫过来，第一千零一次地给大家讲大年三十家里如何空荡，勇智如何饥饿地号哭，他如何拉着板车带着勇智去讨饭，到了许大法家，许大法如何慷慨善良，把自家的红薯干、苞谷面分给他们，等等。
“为什么总是说我哭？难道冬雪冬玉她们都不哭？”那时候，勇智刚刚三十岁，婚姻艰难，工作不顺，做生意又连续失败，这些都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非常不高兴爹这样年复一年地叙说。他觉得，正是爹的叙说使他一生都没有办法挺起腰杆。他总是太快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什么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那饥饿的号哭就像一个让人羞耻的尾巴，勇智但愿能把它藏起来，所有人都忘记，谁也不知道。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爹的叙说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栩栩如生。
冬雪毫无例外又心软了，和着爹一起流下泪水，开始张罗着去许大法家吊孝。爹说就让勇智披麻戴孝过去吧，虽没有机会报恩，但至少也没有忘恩。
“披麻戴孝？凭什么？”勇智断然拒绝。爹总是这样，答应他第一件事，立马就有第二件事出来，得寸进尺。勇智说，“你不能给我一碗饭，就一辈子让我给你做牛做马丧失尊严，那他许大法当年做的好事还算不算好事？一个人做点好事，老想着让人报恩，那也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如果许大法不是村支书，他从
哪儿来那么多粮食？那年月，家家的缸底都锃明瓦亮，许大法家的粮食是怎么来的？”这是勇智多年来留在嘴边不敢说的话。许大法是村支书，那是当年和许大法儿子打架时知道的。他少年懵懂的心像突然开了条缝，那一次打架，他对许大法的儿子毫不留情，大获全胜。
爹暴跳如雷，“村支书咋了？要是全天下的村支书个个有许大法那样的好心，哪还来那么多没吃没喝的？”
这时候，冬雪往往是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所以，当然，勇智说了不算。勇智披麻戴孝，低着头从许大法的村庄穿过去，他看到两旁的人们指指点点，听到有人问这是哪儿的客人，啥关系，然后，就有人啧啧赞叹起来，看看，看人家许大法多有福气！一次行善，终身得到回报！看，这家人真是有良心，还让儿子披麻戴孝！冬雪和爹跟在勇智后面，挺头昂胸，边抹眼泪，边大声回答人们的疑问，一次次停下来，对围观的人详细描述当年的状况。勇智又听到爹说他的号哭，他羞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当时他想，好在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打死也不来这里了。
爹说，“这都十年了，许大法一死，咱就不去了，太薄情了。现在，咱家过得好了，有义务去帮助许大法家。”
勇智说，“人家也不是穷得过不去，不见得愿认咱，当年咱都不愿去人家家里，现在人家不行了，肯定也不愿意跟咱来往。更何况，你又行到哪儿去？”
爹大骂，“爬一边儿去，都像你那么没良心，这世界还不坏透了？”
勇智撇撇嘴，到一边儿去了。
这是一次无比尴尬的寻亲。许大法的儿子并不认识眼前这一行人。冬雪反复提醒，就是每年大年初二到他们家的那群人，就是给他爹披麻戴孝送葬的那群人，勇智甚至说出了小时候的打架事件，许大法的儿子还是没想起来。最后，爹只好又讲述一遍大年三十他带着勇智去他家讨饭，他爹给了他半车红薯干苞谷面让他们过年，他为了感激年年让孩子们来走亲戚现在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等等，许大法的儿子终于明白了这群人是谁，露出勉强的笑容，招呼我们在屋里坐下，到上茶水，就又冷场了。许大法的儿子脖子上挂着小拇指那么粗的金戒指，上穿紧身黑衣，脚踏大红运动鞋，在我们来之前，正准备开车到镇上，他在周边几个镇上的超市内开设皮鞋专卖，雇专人营业，自己每天下午开车转一圈，只管收钱。勇智瞅了瞅爹，爹脸上是一种无家可归的表情，是那种准备好了去救人结果人家不但不需要救反而过得比谁都好的没着没落的表情。
又譬如，去寻内蒙古的方清生。
方清生是谁？谁也没见过，却听说过无数次。这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和妈结婚的第三年，也就是1960年春天，眼看饥荒越来越严重，爹和同村的国合大爷一起到内蒙古去找活干，干了半年，没挣到多少钱，在想要离开时，不知为何，却被作为“流窜犯”关押起来，且要遣送到郊区的一个什么厂干活。据说，去那里的人都有去无回，死无全尸。在就要把他们押走的关键时刻，一个叫方清生的人救了他们，他说他可以保证这两个人人品没问题，不是流窜惯犯。
无数个冬天夜晚，爹和国合大爷坐在堂屋墙角，围着树桩烤火的时候，总会意味深长地谈起这个人，并感叹命运的机巧和偶然。
爹说当年他们在内蒙古的飞机场干活，方清生是飞机场的职工，肯定会在那里退休。只要能找到他们的人事部门，就可以找到方清生。可是，方清生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当年能救他们于虎口之中，如果不是干部，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能说上话的老职工，依此来算，现在的方清生至少也九十岁以上。再说，这一救人事件于爹和国合大爷是大事，但于方清生，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在那个混乱年代，每天都发生无数荒唐古怪事，谁还会记得两个年轻的“流窜犯”？爹言之凿凿，说回来后还写过感谢信，虽然没有得到回信，但也没有被退回来（那时候，无主的信都会被退回来，上面盖着大红公章“查无此人”），这说明至少这个人还在。勇智很怀疑爹是否真的写过信，萍水相逢的恩情，大多都只会记在心里，很少在现实中延续，
即使真的延续，就像每年去许大法家，剩下的只是尴尬和难堪。
还是去了。只要爹想做的，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他所要求的从来都是充满正义感的、有关大是大非的、涉及根本善恶的事情。
一群人浩浩荡荡去往呼和浩特。经过两天的寻找，终于，在呼和浩特郊区的一个城中村里找到方清生已经退休的儿子。一群人七嘴八舌向那儿子解释自己的来历、原因和目的，那儿子从害怕、吃驚，到严肃、敬重，再到热情万分，最后，一定要请这群人吃饭，要请爹再详细讲讲当年他爹英勇救人的故事。爹以一贯的夸张语气重又讲述当年的危急时刻，一边意味深长地挨个儿把我们姊妹四个瞅一遍，脸上绽放着神一样纯洁灿烂、洞悉一切的笑容。 再譬如，寻爹青年时代早逝的一个好朋友的遗孀和孩子。
虽然打听时颇费了些周折，但其实那家人就在离穰县县城并不远的地方。当年的年轻遗孀早已改嫁，成为一个头发枯白的老妇人。她的头微微颤着，好像身体支撑不起来头的重量，走路脚尖踮着，一点点往前挪。爹说这是1960年饿下的毛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猪在泥里拱窝，鸡在拉着稀屎，各种杂物在院子里凌乱地堆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在猪屎鸡屎和杂物间磕磕绊绊地走着。正屋的门口，一个年轻女人正往外扔东西，眼睛露着凶光，嘴里不断发出尖厉的长啸。这女人是老人的儿媳。她那智商略有问题的儿子要寸步不离地看着精神上很有问题的儿媳，根本无法劳动。这个家要依靠将近七十岁的老两口支撑，他们租了十几亩地，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老妇人拨拉着头发，让勇智看她头上凹陷的深窝，让我们看她那呼吸孱弱、醉醺醺的丈夫左肩上的伤疤，这都是儿媳扔东西时被砸到的，她又让把自己儿子的上衣掀起来，让我们看她儿子身上纵横交织的抓痕，那是夜间他试图靠近自己的老婆得来的。现在，儿媳又怀孕了。
没有爹的示意，我们都拿出钱，塞给这个老妇人，并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站在院门口告别的时候，那个小男孩拽住勇智的衣角，仰着头，睁着一双圆圆亮亮的眼睛，笑嘻嘻地看着勇智。这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小男孩。勇智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又掏出钱包，把剩余的钱拿出来，塞给了老人。
就这样，爹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在四个已然中年的子女头上，牵着我们，东奔西忙，把我们挣得并不多的钱尽可能撒出去，把刚刚品尝到的一点幸福感毫不留情地收回，向我们发放着内疚、羞愧和针刺般的痛苦，好像我们在童年少年时期经历的一切还不够似的。
“行将暮年的梁光正，在这世间，又起了无数个线头，留给他的子女们，是遗产，还是麻烦？是控制欲，还是不朽的生命动力所致？”勇智在摘抄本上划拉下这些话时，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想到爹要去寻蛮子。
二十几年过去了，全家人好像密谋过一样，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蛮子，谁也不提她的名字，包括当年还只十二岁的冬玉。大家都自动跳过蛮子这一章，好像从来没有过蛮子，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在讲到那几年的时候，大家连洞悉彼此的对视都没有，就自动把有关蛮子的场景给删减了。但是，又怎能删减得掉呢？如果人生的过程可以用相片一帧帧来展示的话，那么，我们一家的相片在那几年肯定是支离破碎、不成形状的，所有的生活都因蛮子的到来而改变，但是，大家又执意不肯显示她的色彩和位置，于是，相片就像被虫蛀过，被水洗过，被沙子磨过，总有个模糊不清的、黑洞一样的头像顽强地站在那里，朝着看它的人张望。谁也不想正视它，可是，谁都知道，它一直在那儿，蛰伏在记忆的最深处，等待着机会，朝大家反扑过来。
勇智拖延着进城的时间。想象着城里的三姐妹头碰头讨论时的热烈和激愤，他脑子里模糊一片，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蛮子”这个词就像一个发音，在他脑子里撞来碰去，不断回响，他却拒绝回应。那里面结着厚
厚的冰，年月深久，已经冻实了，结得透透的了。
冬雪经常抱怨勇智对家庭的事情漠不关心，和姊妹们没有感情。这实在错怪他了。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不知道怎么办，他索性就慢下来，任凭着事情往前走（虽然他也知道，这是懒惰的托词）。他看着冬雪强烈的情感，突然的暴怒，没来由的情感冲动，忽然的恋恋不舍，实在无法和她产生共鸣。但是，置身于其中，听我们对他和爹的抱怨，看我们哭哭笑笑互相表白感情，他又浑身懒洋洋怪舒服的。
爹和巧艳她妈一家租住在城里最老的一个小区，破旧，肮脏，但却安静自在，是城里越来越稀少的独栋房。几排红砖两层小楼，楼前一个小院子，每户人家都在院墙边种上葡萄，一到夏天，葡萄秧沿着架子往路中央攀爬，浓密稠茂的叶子几乎遮住全部阳光，绿色泛紫的葡萄一串串挂下來，伸手就能够着。整条路上静得连光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
刚到门口，勇智就听见爹高声感叹、连续急转、得意的声音，“哎呀呀，这牌，啥牌啊？这把肯定要输啊。”
哈，爹肯定起了一把好牌，毫不留情地打击着他的三个闺女。爹生病以后，几乎每天下午，我们三个闺女都要来陪爹斗地主。爹斗地主的爱好，和他生病的时间，和穰县风行“斗地主”的时间，几乎同步。有时候，勇智觉得“斗地主”简直就是专为爹发明的，它顺便把他的三个闺女给绑在他周边，十年如一日地陪他，哄他，和他吵架。
冬雪半躺在长沙发上，高高举着牌，有一搭没一搭地出着。她的整个身体附在沙发上，轻薄，没有重量，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疲惫的气息，就好像生命的能量过早被耗尽，她只能靠燃烧肉体来存活。她神情恍惚的态度经常引来抗议。不过，她人到场就好，她不来，所有的开心、笑闹和俏皮话都黯然失色。冬雪眼睛和爹最像，闪着光，笑的时候那光聚在一起，形成能量强大的光束，能把冬天最顽固最阴冷的乌云驱散。不过，她变起脸来，能量同样巨大，那被驱散的乌云又被召唤回来，瞬间摧毁一切幸福欢乐。
若要说忙，真忙的是冬玉。冬玉的百货店临南北出城要道，是城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生意越好，她越忙，每天单单进货点货往门口摆货晚上再往店里搬货就足以累得她头疼欲裂，逢到节日周末，连午饭都吃不上。她又有失眠、心慌和头疼的毛病，一点小动静，一个小坎儿，或哪个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想法实现，都会让她忧心忡忡，心跳加速，彻夜失眠。她还长期负责爹的所有事务：医药、复检、报销、联络、采购、营养，她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从来没有停下来休息过，但冬玉风雨无阻，只要爹召唤，她都排除万难、雷打不动地来。为此，冬玉把性格极其古怪的婆婆接到店里帮忙，好吃好喝伺候。爹对冬玉婆婆嗤之以鼻，常讥笑冬玉请了一尊大神。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不爱说话的、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妹，似乎铆足了劲儿要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占据一席之地。勇智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头。她投入和周全得有点过分了，像一个警觉的小动物，对原生家庭的任何事情都有些反应过度。 “哟，可舍得来了？”冬雪眼睛斜着看勇智，“成人物了？翅膀硬了？不让说了？几个月不打个电话，也不蹦个脚尖？”
“他忙成啥，屁股不沾五级土。”爹仍紧紧地盯着牌，长长的指甲在牌面上划来数去。
“可是忙，你看他那些哥儿们去了，那忙成啥样？又是炒又是买，屁股一吊一吊，走得可快，”冬雪说，“咱们回去了，也就一锅面条。”
冬玉说，“姐你可别那样说，前几年回家，我哥稀罕你，每次都炒一桌子菜，还买来老张头家的猪头脸老王家的羊头脸，你吵着说我哥太浪费不会过日子不心疼别人，还差点把桌子掀了。”
冬雪说，“稀罕？我咋没看出来。说他一下，就几个月不搭理我，他那是稀罕我？还猪头脸羊头脸？狗头不如。你要是自己能挣也算了，天天一帮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你有难时他们在哪儿，谁帮过你？”
冬雪从沙发上坐起来，把手中的牌“哗”一
下扔到桌子上。
勇智心想，你那只是“说一下”？你骂我算了，你用鞋扔我也算了，你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指着鼻子骂人家说人家良心坏透说人家不是正经生意人不好好做生意坑蒙拐騙还把我带坏又赶人家走，人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那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在路上想象的懒洋洋的金色气泡没有了，一个个砖头样的冰雹朝勇智劈头盖脸砸了过来，只砸得勇智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冬雪说的每句话里面都包含着一场战争，包含着几十年来姐弟两个相互纠缠彼此伤害的场景。这些场景到最后都化为一把把语言的利剑，随时冲过来，厮杀一番。
一直专心看牌的爹“霍”地探身出来，把冬雪的牌推回去，“收起来，别说我不知道，肯定是牌不好，”他朝着墙角吐口唾沫，“说那些闲话有啥意思？都给我好好出牌。”
大家都笑起来。谁要是在爹打牌时不专心，谁准会遭殃。
打了几把，冬雪又把手中的牌扔了。
冬雪说，“你为啥要去寻蛮子？”
终于要奔主题了。勇智听到这个名字，颤抖了一下，像是从最深处的地壳中心传上来的。
爹不说话。他仍然看着手中的牌。
“蛮子是咋走的，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姊妹受的啥罪，你也知道。这几年，你说上哪儿，我就带着姊妹们上哪儿，花钱费时间陪感情，这都不说，只要你高兴。”
冬玉说，“其实也不是只陪爹，咱们也有收获。”
冬雪说，“你别乱插话，你懂得啥？你说寻亲戚，咱们去寻亲戚，你说寻恩人，咱们去寻恩人，你说寻梅菊，行，咱们去寻梅菊。”
爹说，“梅菊不是我要去寻的。”
冬雪说，“是，不是你说的，大家都知道你心里想。”
爹说，“谁说我想寻她了？”
冬雪说，“那你说你就想寻蛮子？”
爹没有回答冬雪的话，头微低着别了过去。在冬雪面前，他扮演的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勉强替自己辩解，却总是被捏住嘴角，但又总是屡教不改，以弱示强。
冬雪说，“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蛮子。”
爹说，“你最恨人家？蛮子咋就招惹住你了？人家没有干活？没有给冬竹勇智他们做饭？”
冬雪说，“我就是恨她最恨她，她害死了我妈，她毁了咱们家你名声也全被她败坏了，咱们全家的名声都被败坏了，你知道不知道？”
冬雪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又站住，门外的阳光正好打在她身上，她浑身透亮，瘦得不忍直视，像个憔悴的又苦苦支撑着的稻草人，但是，这稻草人身上的每根草都在发光，每根草都在向外喷射火焰，她回过头来看着爹，说，“你为她都受了多少罪？你差点都被打死，回不来了，你忘了？那时候蛮子在哪儿？你看看，你鼻子上的黑瘤，还有头上的疤，你都忘了？”
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爹。爹闲时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拿小拇指的长指甲去抠那个黑瘤，一点点地抠，有时抠出一些干痂，有时候抠出些黄色的脓来，然后，指甲一弹，那小小物质就飞得无影无踪，不知所向。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个黑瘤何时出现，更不知道因何出现。
冬雪看着大家，说，“爹后来去寻过蛮子，被人家打得半死，躺在派出所里没人管，差点死了，派出所把电话打到我单位里，我去接的人。”
爹说，“你们走，都走，赶紧走，别在我跟前待着。”
冬雪说，“就不走，还没说完呢。”
冬雪说，“你别想着你是在干啥好事。你去寻人家，是坑人家。人家好不容易安生下来，你去了，算啥意思？人家丈夫咋想？”
冬雪紧紧盯着爹，她脑子里肯定像一个跑马场， 一瞬间就能跑过一千句一万句话，她说出的只是那跑过去的万分之一，“你知道冬玉为啥心老慌她是吓的啊你知道冬竹为啥胆小怕事为啥成天说不了一句完整话为啥天天像梦游一样她是吓的啊她自卑她害怕她担心过了今天没了明天你知道我成天半夜惊醒害怕
又出事了又吵架了又要出人命了你又叫人打了你现在老了就服服老安生几天大家也过几天安生日子……”
爹把牌掼到地上，说，“别说了，别吵了，算我有罪，好吧？我对不起你们，以后都别管我，就权当没有你们这个爹。”
勇智垂着眼睛，我和冬玉也垂着眼睛，没有一丝表情。
冬雪刹住了嘴巴，喉咙里传出急刹车后的咝咝声。她盯着爹。此时的老爹，就像一尊被天下所有人误解又委屈又悲伤又愤怒的神，准备好了与人间决裂。她看了好一会儿，说，“也不是不让你去，你说，你到哪儿寻亲没带你去？”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爹一旦发怒，冬雪就马上软下来。但是，她之前所有的言语又好像在专门激怒他。于是，我们看到，爹和他的大女儿冬雪迅速由刚才的激烈对抗变为相互倾诉，就好像那对抗只是为紧接而来的倾诉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以加强倾诉的感染度和深度。
勇智在想什么？他自己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去寻蛮子了，即使他们不愿意去。许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流泪、哭泣、感动、羞愧、保证，然后，生活又恢复原样，每个人仍然依照自己的轨迹前行。他有点厌倦，或者也说不上是厌倦，只是无感，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他很涣散，没法投入。从表面看来，他坐卧不宁，心不在焉，这当然又成为他新的罪证。 妈死后的那年春节，一天中午，爹坐在圈椅上，指着蛮子和她的孩子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要叫她娘。”又指着那孩子，说，“小峰就是你们弟弟。”
一年前，蛮子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小峰，住到我们家。爹说，她是从山里逃出来的，一个可怜人，先住咱们家，等找到个好人家，就走。蛮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爹说了一个名字，大家并没有认真听。大家背后都叫她蛮子。
第二章 麦冬麦冬
我看见冬玉心里的那些场景，看见那辆车，它载着爹越开越远，直到离开冬玉的视线。她努力忍住她的眼泪。
我努力忍住眼泪。我怕看不见汽车，怕爹上车时我看不见他。我怕哥的拳头挥过来。
汽车总也不来。爹坐在那个破行李袋上，垂头缩肩，一动不动。我只看见他的头发，头顶部分是红色的，耳朵周边红绿相间，还夹杂着草一样的枯黄色。他染发了。早上他洗头的时候，我看见盆子里酱汤一样的颜色，洗完就变成这样了。
哥远远站着，不停往公路中间踢石子，嘴里嘟囔着，他新剃的光头在阳光下发出青色的光圈，真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我尽可能离他远点儿，他的拳头随时会落在我身上。
爹又要出去打工了。变卖了秋天的全部庄稼：玉米、红薯、黄豆、绿豆，共一百五十元，当作路费，要出门了。夏天他也出门打过工，那时候还不是这样。他带着蛮子一起去，说要到北京给我们挣钱，要还种麦冬欠下的高利贷，要还妈去世时借下的钱，要还数不清的陈年债，他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蛮子偷偷告诉我说她会给我买一条蓝裙子。夏天还没过完，他们就被叫回来了。家里出事了。后来，蛮子和小峰走了。秋天没过完，爹又要走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到哪儿去。他不说。
正是中午，日头照在身上，暖和极了。地里的苞谷棵子像被打败的部队一样，仍然排着队，挺直着身体，可是，玉米穗儿没有了，叶秧耷拉在地上。一阵风吹过来，爹的红绿头发被吹起来，往上扬着，又垂下去。车一直不来。碎石子铺成的老公路快被两旁的荒草淹没，留下中间一条窄道，蛇一样往远处爬。我只想哭。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儿声音。我们仨，就像被谁抛弃了，孤零零地站在这儿。
等了很久很久，车来了。爹提着包上去，一车的人都看着我们，他不看，他头连扭都不
扭，就走了。我看不清他身上穿的衣服，看不清眼前通向不知哪里的汽车。我竭力忍住越来越大的哭声，我不能哭出来，要是哥听到，又该打我了。
好像从那以后，爹就离我越来越远了。之后的他，都是断断续续的。
爹走后，我们如何度过那个冬天，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家里的秋粮全卖了，爹把钱拿走了，我们吃什么，怎么上学，冬雪冬竹在哪里，爹什么时候又回来，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有这个场景，刀刻一样留在心里：公路通向远方，爹坐在路边，秋风吹着他滑稽的红绿头发。我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那是爹最后一次完整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春天还在快乐。
那快乐太强大，掩盖了很多漏洞。
整个四月都是紫色的。一平原的紫色。紫色铺天盖地，堆满每一个角落。淡紫细小的花、淡紫细小的茎，摇摇摆摆从绿叶中探出来，闪着诱人的光。
天被照亮了，云开了，雾散了，喜洋洋，喜洋洋。
爹又唱起来了。坐在堂屋的圈椅上，哼着小曲儿，爽朗地笑着，接受来自各方的朝拜，讨论各种事务，或者，和他的老朋友国合大爷，站在地头，看着那一望无边的紫色，畅想着金光闪闪的未来。
爹是一方著名的闲事调解人。父子吵架、朋友失和、宅基地纷争、告状打官司，凡与嘴有关的事情，爹都能插上一杠子。那也没办法，爹是远近唯一一个公认的有见识、明事理、懂大局的人。最近他在忙的是邻村一家状告村支书的官司。那一家姐姐和弟弟在我们家已经住将近一个月了。
那家姐姐长一双圆圆的杏眼，看人的时候，能把人烧掉。她紧紧盯着爹，目光随着爹转动，好像要把爹吃进去。爹总是正和她讨论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转几圈儿，仿佛屁股下面坐着一团火。
他坐在圈椅上，高声发表着看法。和村支书做斗争，他太有实战经验。
“想当年梁正义夜打院墙，封我出路，以为想欺负我就可以欺负我。他想错了。‘文化大革命’他都没把我整死，以后门儿都没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欺压老百姓，糊弄老百姓，那是最坏的良心！”爹对着虚空的前面掷地有声，遥想当年的斗争往事，不觉间意气风发。那姐姐仰望着爹，无限崇拜，像看到了自己家的未来。
“凭啥起个院墙把我路封了？你可以修院墙，我也可以砸院墙！你不能欺人太甚。梁正义到公社告我毁坏个人财产，我也告他，说他欺压百姓。告了一年多，谁也没告赢谁。后来，公社书记来梁庄，我前后不离跟着他，让他解决。那狗日书记说，你给梁正义道个歉，这个事算完了。凭啥？我又没错，道歉也应该是他给我道歉，让我道歉，你把我杀了算了。最后，他梁正义也没有把我给咋着了。”
村支书梁正义家就与我家一墙之隔，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爹的豪言壮语。
我隐约记得那几年家里的恐怖气氛。家里出去的路被连夜垒起的院墙封住了，爹用镢头又砸开一个豁口。爹拿着<＼＼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7年当代＼2017年当代＼5#＼链接＼金矍.eps>头，哥和冬雪手里拿着砖头，对面是矮小可怕的梁正义，瞪一双圆鼓鼓的大牛眼，死死盯着爹，后面站着他三个凶神恶煞般的儿子。粪堆上、院墙外、枣树下，站着围观的人。我不知道冬竹在哪儿，她比我还胆小。我不记得铁锨是否抡了下去，铅球是否掷了出去，我的记忆全部清除了那些，只留下恐怖。
爹从我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开始写状词。他语调铿锵地告诉那姐姐，“只要坚持到底，肯定能赢。”爹对“救人”有近乎病态的爱好，那些弱势的人总能激起他昂扬的斗志，他喜欢扮演“骑士”的角色。一旦这样的时刻来临，他就从内到外充满活力，洋溢著快乐。
此刻的老爹就非常快乐。 田地里，麦冬正在成熟，紫色小花、绿色韭叶下面肥沃的黑土里，埋着一个个肥肥白白的、珍珠梭似的果实，它们充满躁动，等待着见到天日。
爹四处雇人。五月份麦冬成熟，要一棵棵挖，一棵棵摘。人并不好雇，因为全镇全县的人都在雇人，都要在这季节收获果实。于是，那告状的姐姐把她村庄的好姐妹都叫来了。西屋的地上，铺着干燥的白白的麦秸秆，十来个女孩子，晚上一溜儿睡在上面，时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哄笑声。
爹坐在那张圈椅上，往墙角淋漓尽致地吐了一口唾沫，开始为我们想象美好蓝图，
“麦冬一卖，咱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咱们来算算，总共种了八亩麦冬，按最差的收成（那绝对不可能），一亩地二百斤，八亩就是一千六百斤。那广州佬说一斤麦冬至少能卖到三块钱，算下来就是四千八百块钱。刨去人工钱一千五百块，再刨去其他杂七杂八，至少能收入两千块。咱们能把家欠的外债还了，还能把欠大队的麦子钱还了。这下咱们可算徹底脱贫了。”
他说的“麦子钱”是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家欠生产队的粮食，一笔极久远的账。一系列数字在爹脑子里翻飞，灿烂图景在大家面前展开，肯定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过上好日子了。爹笑得眼睛眯在了一起，嘴唇两旁的法令纹往两颊扩展，深不见底。没有人不被这样的爹感染，爹那确定无疑、清朗喜悦的声音和乐观闪亮的眼睛，都在告诉大家，他说的肯定会实现。
我也被爹迷住了。这是爹的神奇时刻。点石成金，口舌生灿，希望、幸福、无忧无虑、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等等，各种各样的光明排成队飞过来，在每个人头上盘旋。这一时刻的魔力足以支撑到爹失败，并重新规划新的蓝图的那一天。我们姊妹就是在爹一个个眼花缭乱的蓝图中长大的。
“再过五年，咱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咱们来算算……”，一个个“五年”过去了，算来算去，爹不止原地踏步，还经常陷入更大的困境，可是他仍然痴心不改，逮住机会就要“咱们来算算”。
全镇的空气都在躁动，动物发情一样。空气上扬，人心浮动。那些种麦冬的人，神情严肃，又全身抖动着快乐，终日忙忙碌碌。他们去赶集买挖麦冬用的小耙子小凳子，去砖瓦场拉砖找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砌炕麦冬用的大炕，吃罢晚饭，会不约而同踱到地头，议论着麦冬的成熟状况，行情，那广州佬什么时候来，等等。那些说过千百遍的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说，相互之间一问一答，充满着好奇和新鲜。
“那广州佬”，爹曾在家里高规格招待过他。他坐在我们家唯一的圈椅上，脸白得起腻，偏分头梳得锃亮，脸微微涨红，手不时大幅度地挥舞着。爹坐在旁边的矮凳上，头仰得很高，谦卑而认真地听着。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的重要性。那段时间，爹经常去乡政府的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安头是他“革命时期”的老伙计，爹到镇上赶集的时候，会去他那里翻翻被丢弃的报纸，拿回一些无人看的杂志。爹看了很多天，琢磨了很多天，终于决定种麦冬了。爹不是那种头脑发热拍脑袋做决定的人。
那一年，我经常碰到“那广州佬”，村尾田头，公路边集市上，餐馆里茶馆边，印象中那个人一直滔滔不绝唾沫飞溅。前一年夏天，那广州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走乡串户收麦冬，一斤高达两块钱。那广州佬在各个村庄宣扬，在南方——广州——他来的那座城市，麦冬是最抢手的药材，有多少都能卖掉，两块钱不是最高行情，还可以卖出更高。那偶然种麦冬的几家，像天上掉了大馅饼，平白捡几百元，激动万分，卖力地为那广州佬充当义务宣传员。
麦冬麦冬，麦冬跳着舞，闪着珍珠的光，朝人们眨着眼。
广州佬说，你们种，我来收，有多少收多少，到时白花花的银子你到手，我只赚你个辛苦钱。人们在别人家听一遍，觉得不真实，把那广州佬请到自己家来听，在家里觉得话没说到底，又把他请到镇上的羊肉馆听。广州佬一天天吃下来，把白脸吃成了一张胖黑脸，直到寒风刮过大地，把每个房间的热气都刮跑，广州佬实在受不了这天地上下房屋内外一样的冰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广州佬走的时候，麦冬正在地里抽着枝条，漫天散出绿叶。田野里没有了玉米苗红薯
秧，没有了黄豆绿豆辣椒，只有矮矮的、附在地面上的麦冬苗。那绿色的秧苗一簇簇向外散开，像一个个绿色的小花篮。一整个平原都是平绒般的绿色，向人们洒着希望的绿色。我不知道这绿色到底有多远有多大，反正我走多远，它就跟多远。我看到有人把已经出苗的玉米、芝麻、黄豆，又都毁掉，种上麦冬。那人的眼睛像爹一样，闪闪发亮。
蛮子在哪儿？很奇怪，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不在，但拼命想后，她又一直都在。她总是紧闭嘴巴，瘦小的身体略弯着，急匆匆地走来忙去。从来不爱干农活的爹老老实实地跟在蛮子后面，锄草、翻地、平整秧苗。他不再得意地朝邻居的地“呸”一口唾沫，并轻蔑地说，他忙一季，我闲一季，不见得我比他少收多少。爹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庄稼手，他逮住机会就讽刺那些一心扑在地头上的人。蛮子把山里的家常手艺带了出来，不管是红薯、绿豆还是玉米，她都可以做出来晶莹剔透的凉粉。傍晚时，她在那狭窄的小厨房里烧火，爹搅锅，然后，一盆盆地端出来晾在地上，第二天上午，爹推着自行车，两边挂着桶，桶里装着一块块白白的凉粉，沿着村庄去卖。雨天的时候，凉粉卖不出去，就拿来用大蒜煎着吃，香极了。
战争早已打响。从爹把她领进家门，从她开始给妈喂饭擦身上药，从爹开始让我们叫她“娘”，逼着我们给她端饭那一刻起，战争就开始了。我看见哥眼睛里的凶狠，他黑黑的宽肩膀里有一股蛮力，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四处窜着，到哪里都带着一团火。
有一天，哥剃了个光头回来了。他四处棱角的脑袋发着光，谁也不看，也不说话，只是拳头紧握着。蛮子来回走路的脚步声就格外重了，堂屋的气氛非常安静，携带着紧张。越是这样，爹越是要指派哥为蛮子做一件事情，好像想用这件事来证明哥不是对蛮子有意见他也不是只偏心自己的儿子，可是每次都事与愿违。爹让哥去找小峰回来吃饭，小峰喜欢在村庄里的坑塘边玩，他看见水就像看见家，一天到晚长在水旁边。哥出去晃一圈儿就回来了，说没找到小峰。他那一圈儿的时间连到坑塘边的时间都不够。爹让哥再去找，哥又出去转了一圈儿，说还没有找到。爹看着哥，哥回瞪着，脖子往前挺着。爹的腰有点弯，哥的腰挺得笔直，直直迎上去。爹扬起手，作势要打哥，哥一脚踢飞凳子，又把桌子上的馒头扫落。矮小的蛮子站起来，逼向哥，嘴巴大张着，向他喊，哥哥挺着头，迎向蛮子。爹的手又垂了下去，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我伸手去拉哥。哥转过身来，给了我一巴掌。我的手还没有离开哥的衣角，他的巴掌又上来了，一下两下，我的耳朵发出一阵阵的鸣叫。我看着哥，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是哥第一次打我，真的打我。疼极了。
爹在西屋躺着，发出悠长痛苦的呻吟，蛮子站在院子里，一长串一长串叽里咕噜的话从她嘴里跳出，憋得她太阳穴上的青筋往外迸，人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能看出她的愤怒。她朝向人群，热烈地控诉，眼泪滔滔地流。
印象里没有蛮子说话的内容，只有略微尖厉急促的音调。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也许只是因为她的话无人能懂。她和哥对峙时，声音更加尖厉，一个个滚动的音节扫过来，像一把尖刀一样，旋过空气，割在大家脸上。哥的声音盖不过蛮子，就由冬竹在一旁怯懦地补充着，三个人呈三角形，紧张的气流在他们之间来回旋。
爹把我们都给惯坏了。
我记得爹第一次对我發脾气。下雨天，我把家里唯一的伞忘学校了，我要回去拿，爹让我顺便买点盐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伞也忘了，盐也忘了。爹冲着我高声叫嚷，说我是傻瓜废物败家子，什么都干不好，说我嫁都嫁不出去。蛮子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爹从来没有吵过我，不管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关注到我，还是他没有心情懒得管我，我长到十二岁，我丢三落四，我没有眼色，爹都没有说过我，他最多就是打趣我。那一刻，我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爹不再是那个爹，家不再是那个家了。
爹最拙劣的办法就是吵完架后让哥去给蛮子端饭。他把碗塞给哥哥，朝哥挤眉弄眼，意思是糊弄一下蛮子算了。爹的表情谄媚可
怜，又着急，他在哀求哥答应。哥双手去接碗，却又没有接住，碗“啪”地摔到地上。里屋的蛮子“哇”一声哭了。冬竹也哭了。
爹呢？干脆躺到老枣树下的竹床上，和我们比着哭。
我站在蛮子面前，一手拉着小峰，一手托着碗。蛮子那瘦小的脸，仿佛正在遭遇这世上最大的不公和委屈，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如此待遇，她一个年轻女人，为这三个陌生的孩子挣钱、做饭、洗衣，还要受到这般威胁和羞辱。
麦冬任务艰巨，担负着挽救一家命运的责任。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被他的计算冲昏了头脑，正头晕目眩地享受着快乐。那些吵架，对于他来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东西。
笑声滚滚。地都被震裂了。
村庄的人们都出动了。田野里，一群群的人，蹲在地上，俯身向下，挥动着小耙子，把一簇簇的麦冬苗拔出，一团黑褐色的土也被拔出，一排排白色的圆滚滚的珍珠在土里面探头探脑，肉肉的，可爱极了。抖一抖挂在上面的土，那珍珠全露出来，在长长的根须下端坠着，像一个个珍珠耳坠。
那个大乳房噘嘴巴黑脸庞的姑娘特别爱笑。她笑的时候满屋都有回音，满地的麦冬都在打滚，连冷酷的哥都不好意思绷着脸。她是一个老姑娘，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我听见有人议论说她的乳房太大，太不体面，以至于无人要她。可她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她唯一做的就是把乳房用布条紧紧勒住。她和那打官司的姐姐一起，在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打扫卫生，帮忙做饭，洗衣服，安安稳稳。而爹，爹一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和任何年轻人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年轻女人。他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这些话题能够很充分地展示他的幽默、智慧和趣味。即使到了老年，他的思维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敏锐和开放。任何人到我家，都宾至如归，如沐春风。
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足够爹发挥了。吃饭时是爹的最佳表演时刻，那些坐着蹲着的，屋外屋里的，美的丑的姑娘，都被爹的话逗得笑喷。严肃紧张的蛮子也露着微微的笑意，坐在爹身旁，不动声色地宣示着主权。在田地里，爹不仅向这些女孩子们提供笑料，卖弄机智，也常常偷偷观察苦大仇深般一丝不苟干活的邻居，看他们有没有反应。爹会千方百计让所有人响应他的俏皮话。把生活过成一个舞台，是他的终极目标。
那黑脸姐姐爱搂着我睡。夜晚的她，巨大的乳房终于从紧裹着的布条中解放出来，堆满在胸前，她把我埋在她的乳房里，那乳房软得让人发晕，我飘飘忽忽地做着梦，舒服极了。她悄声向我打听爹和蛮子，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后来，我发现，她不太爱笑了，当爹在她身边时，她的脸红红的，只是埋头干活。有时候她有意站在蛮子面前，挺着腰，往外扛着她的大乳房。瘦小的蛮子在她面前显得干瘪可怜。
爹和那打官司的姐姐说话时，黑脸姐姐也凑过去，假装认真地听。她盯着爹，看到爹游移不定的眼神，又看到打官司姐姐大眼睛里热烈而脆弱的光芒，突然捂住脸，跑开了。她跑到西屋，扑倒在麦秸秆上，偷偷哭。
我远远看着她们，看着爹慌乱但又享受的眼睛，看他那只大手在黑脸姐姐背上轻轻地揉搓，看到黑脸姐姐微微的颤抖，看到蛮子忠诚而无知的忙碌。我还看到哥背着人在写东西，看到他一个人偷偷地把眼泪抹下去，我看到爹也在写信。十二岁的我看见了一切。
可还是抵挡不住那欢乐的感染。我笑啊笑啊，笑得掉到了坑塘里，笑得老师追着打我，笑得站到了课堂外面，我笑得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麦冬收到院子里了，铺满整个地面。一地珍珠，微微闪着亮光，微黄的白，最纯正的颜色。
打官司姐姐、黑脸姐姐和那群女孩子都走了。屋子里的声音单薄了好多，爹彻夜不睡，不断翻搅着火炕上的麦冬。他整个人瘦了下去，只有眼睛仍然发亮。
我想念黑脸姐姐的乳房，那柔软的和沉沉的梦，想念她无所顾虑的笑声，想念她在家里走动时那安稳感。我需要她远远胜过需要蛮子。
火炕上的麦冬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咸味儿和刺鼻的尿臊味儿，爹享受地吸着这味道，不时拿起一颗，用牙咬开，看里面是否干透，整整一个月，我们都闻着那股尿臊味儿听着爹咬麦冬的声音。终于，一麻袋一麻袋干蹦蹦的麦冬垛在墙角，里面支棱棱的无数小小的棱角，爹一遍遍地数着，嘴里喃喃地说着数字，他又开始计算了。
麦冬丰收。我们家的八亩地收了至少两千斤麦冬，远超过爹的预算。爹走路生风，四处溜达，到各个村庄或镇上，去和熟悉的不熟悉的讨论即将到来的收入。全村、全镇各家各户都丰收了。人们去割肉买酒，耐心地等待那广州佬再次光临。 蛮子也到镇上赶集，割肉包饺子，打一锅最好的玉米凉粉，炒出金黄金黄的蒜香碎凉粉。爹好像有话要说，好几次，他举起酒杯，想说什么，又把酒一口喝下。蛮子在旁边，给他夹一口菜，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爹把酒杯放下，不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说，
“我想给你们再生个弟弟。”
爹的头低了一点，好像这句话带着某种罪过，一点点羞耻，他准备低下头认罪，实际上又是在告诉大家不管怎样我都要这样。蛮子搂住小峰，头也微微低了下去。哥“腾”地站起来，把正吃了一半的饺子吐到桌上，转身走了。
哥在院子发出野兽般的嗥叫，他的青头皮上长出一层矮矮黑黑的发茬，毛茸茸的，这使得他的凶狠有一种脆弱。我拉住哥，想让他带我一起走，却被哥一拳挥了过来。他打中了我的背，然后是胳膊，头。我没有叫，我不想让爹听见我求饶的声音。
爹和蛮子低着头坐在那里，像一对罪人，却是甜蜜的罪人。他们心里鼓荡着秘密，有什么气息在他们之间飘来飘去，像是在传递他们的话，他们默不作声，端坐不语，却你来我往眉来眼去热烈无比。我看见蛮子盛一碗饺子，塞到爹的手里，爹吧嗒吧嗒，很香地吃起来。冬竹看到爹开始吃，也赶紧往嘴里扒。
我站在院子里。哥不知道跑到哪儿了。我想回去吃饺子，可我又不想背叛哥。
麦冬整装待发。广州佬还没有来。
笑声凝固了。人们四处打听，到和广州佬打得最火热的几户人家里去问情况，那几家人也急得上蹿下跳，拿着广州佬留的电话到镇上去打，却怎么也打不通。有人到乡政府去找那个经常和广州佬一起下乡混吃混喝的干部，那个干部苦着脸，说你们找他，我还找他呢，我自己也种了十几亩麦冬。
我们家又坐满了人。关键时刻，他们来找这个村庄最有见识的人，向这个虽然冲动但凡事都经过思考的人讨主意。爹高声笑着，安慰大家，说国家不可能不管，原先割资本主义尾巴，发现有问题后，不也改了吗？有人说，这与国家啥关系，是咱自己种麦冬的啊。爹说，我研究过报纸了，国家鼓励经商，鼓励种经济作物。有人说，光正你啥时候开始信国家的话了？爹“呸”了一声，说，我啥时候都不信，我信它我年都过岔了。不过经济大形势是真变了，我研究过报纸了。有人说，变啥？先说咱这麦冬往哪儿卖？
爹说，你们不知道吧？现在那边活跃得很，叫倒买倒卖，啥都能卖，啥都能买。不怕你没渠道，只怕你没物资。有人说，啥叫物资？不就是小商小贩卖鸡蛋卖烟叶卖粮食。爹说，那你可说错了，那都不算啥，电视冰箱洗衣机，你见过没？见过吧。你用过没？没有吧。那都是少数人用的。现在，谁都可以买了。广州佬为啥敢收麦冬？因为药材也可以私人买卖了。有人说，那咱这物资算有了，可渠道在哪儿？
讨论不下去了。大家都干坐着，闷头吸烟。蛮子仍然默默干着活。只是，他们不午睡了。我们放学回家时，也没有金黄的玉米凉粉扣在锅里了。
镇上开食堂的一家人，把食堂卖给别人，开始大规模收麦冬了。
这家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早的万元户。在人们还不习惯到饭馆吃饭，还不明白私有承包是怎么回事时，这家人承包了镇上的一家国有食堂，卖胡辣汤、油条、羊肉汤。据说他们家席子下面铺了厚厚一层钱，据说他们家不只是千元户，万元户，还可能是十万元户（十万元？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边界），而那家儿子走在镇上，左手举一罐橘红色健力宝，右手捏绛红色一元钱的阵势，似乎印证了这些传言。
麦冬价被这家男人压得很低。广州佬当时说至少收三块钱一斤，这家人收只两块钱一斤。人们嗤之以鼻，觉得这价钱简直是笑话，他们不相信广州佬就这样一去不回。那家男人手拿着一叠厚厚的钱，站在院子的大磅秤前，豪迈地说，你爱来不来，麦冬到我这儿，你还有钱收，不到我这儿，你就烂在家里。
六月来临，天气炎热，往常这个时候，麦收完毕，大家把地犁好翻好，站在地头，琢磨着是种辣椒青菜，还是点玉米黄豆绿豆。现在，地里却没有一个人。人们开始烦躁了。有绝望的人就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麦冬贱卖给这家了，也有几家人联合，装着满满一拉车麦冬，往湖北方向去販卖。
我看到那家男人坐在我们家的圈椅上抽烟，爹在他面前来回踱着，神情严肃，我看到有人在夜晚时悄悄把整袋的麦冬拉到我家，爹按一斤两块二的价格称重收购。一天晚上，一辆两拖的大卡车，轰隆隆开到我们家院子里，几十麻袋的麦冬被装上去，用帆布盖好，开走了。随行的，除了那家男主人，还有刚放暑假的哥。
人们都说，那家人吃了独食，一个人去找广州佬了。那些没有卖自己麦冬的人，既忧心异常，又暗自侥幸，等待转机到来。
爹也在等。在蛮子的带领下，我们平整麦冬地，重又种上玉米、辣椒、黄豆，爹踏踏实实地浇水、锄地、撒种。我每天带着小峰，履行一个姐姐的义务。活泼的、黑眼珠的小峰，一天到晚，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玉姐玉姐姐”“玉姐玉姐姐”，我才刚离开一分钟，他就到处叫，边叫边笑，好像“玉姐玉姐姐”这五个字带有魔法，他不笑都不行。静悄悄的中午，爹和蛮子进了东屋，我带着小峰，去河坡边，躺在树荫下，听树上一长一短的蝉叫。太阳快落了，热气消散一些，河面上的热蒸汽少了，小峰叫着“玉姐你快看”，一路斜冲，蜻蜓沾水似的，脚尖点着，蹦过仍然烫脚的沙滩，小胳膊快速地摆着，嗵一声跳到河里，消失了。我赶紧也往河里冲，刚到水边，他却从水里钻出来，头发上的水珠闪着亮，黑眼睛眯在一起，“嘎嘎嘎”脆笑。他在捉弄我。他的肚皮圆滚滚，他的眼睛黑黝黝，他蹦跳的样子，整个空气都有弹性，他是个结实的小家伙。他一天到晚赖着我，他不和蛮子睡，他要和我一起，我们躺在枣树下，他抱着我胳膊，睁着眼睛看我。其实他看一眼就睡过去了，他睡得太快了。我很少想起哥，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广州太远了，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带着小峰从河里回来，我在河坡里挖了水芹菜捡了地皮菜，小峰喜欢吃地皮菜，他喜欢听嚼地皮菜时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走进院子，空气不对，一切都不对，我挣开紧紧拉着我的小峰，我贴着墙根，悄悄往屋里看。哥回来了。他两手空空，黑得像干粪一样，左胳膊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可怕的伤疤。爹一言不发。
楔子
我就像一个侦探，身边堆满信件、日记、纸片和乱七八糟的物件，我一封封一本本一片片研究，拼接出时间、情节、故事和秘密。我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到他们的伤心和对彼此的怨恨，看到他们埋藏很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爱。
我存有冬雪给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的信，她写他们约会完，她骑着自行车回家，觉得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风是轻的空气是香的，一切都轻飘飘的没有重量，她想顺着路一直骑下去。我看到勇智的日记，看到他的杜鹃，看到他夹在里面的厚厚情书，那情书末页批注着“迟到！”，他喜欢杜鹃。这不是秘密。虽然他从来不说。我还找到冬玉的日记，到处都是符号，一到关键地方她就用符号代替，和她的性格一样，曲里拐弯，生怕别人明白她的心思。
我看到爹写给冬雪的信。冬雪写给爹的，一封也没有，我只能根据爹的回信猜测冬雪信的内容。冬雪不只是爹的女儿，他俩还是合作伙伴，爹没有钱的时候，她在学校到处筹钱，爹卖辣椒卖麦冬卖药材，冬雪跑着联系，像爹所说的，冬雪是“大儿大女”，要承担一切。我好像明白冬雪和爹吵那么凶，她确实稀罕爹更多些，但是，看她的怨气和愤怒，又好像不只是爱，还有恨，是我们没法企及和理解的恨。压在冬雪头上的担子太重了，她想让这个家过得好，人人都相爱，可是，事情不但没有朝着她希望的方向走，常常还走向更远的反面，并且，她自己就是这反面的主要塑造者。生活越过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爹怕她，又想见她。冬雪爱他，又无法释怀于他给她带来的负担。我们每个人都困在他们的情绪里。每次刚刚开始感觉到快乐时，这情绪就像毒品一样，带着嗜血的渴望，如期而至，破坏着一切。
我收集最多的是勇智的东西。他的日记本，十几本，先是那种封皮上写着大红色“工作日记”的小本子，字迹潦草幼稚，里面有笔尖狠戳下去的墨点，断断续续的线条，零碎的词语，不知所云的话，一会儿“他”，一会儿“她”，他从来不用“我”，连“爹”都直呼其名，就像是在和谁对话，一会儿朝人家喊，一会儿又哀求人家，一会儿又含着情，像小说。真的像小说，爱情小说，只不过，这小说写作的时间跨度太长。到带塑料封皮的大日记本时，他的字越来越好，很潇洒，可是，他的话藏得到处都是，夹杂在摘抄的各种基督教佛教道教的段落里，不仔细找难以发现。那五本日记快被我翻烂了。日记本里夹着很多小杂物，纸条电影票火车票饭票照片，他写给杜鹃的情书，女生写给他的情书，爹、冬雪、我，还有雪丽写给他的信。后来有电脑了，没事时，我就在电脑上敲，一个字一个字敲。我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放好，做一个总目录，根据他日记中的行踪查他早年出去打工所走过的地方，所干过的工种，做一个大年表。我把冬雪和爹的通信按照日期排好序打到电脑上，我破译冬玉的情书和充满符号的日记，我常常在电脑前忙到半夜。他们批评我爱玩电脑，打牌老迟到，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我家那位也成天骂我，说我好吃懒做不管他不照顾孩子，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干什么，肯定要笑死。
我看到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打开，里面一朵朵干杜鹃花扬起来，我看到书页上一个个淡粉色形状的花瓣印痕，层层叠叠，美极了。唉，勇智是怎么一朵一朵摆放，一页一页压制，他怎么保证在后一页放花时不
让前一页的花瓣滑落，真是想象不出。我看到他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才知道，那不是杜鹃花，是三角梅。我连三角梅都没听说过，我没去过广州。可为什么我和勇智一样，想当然地觉得那是杜鹃花呢。真是奇怪。回吴镇上班之后，他基本上不记日记了，最后一本时间间隔最长，几个月半年没一个字，1999年到2009年，整整十年，完全空白。这期间，他在镇上买房，结婚生子调动工作，做各种生意，经历种种失败，他都没有写。
他日记的最后一页这样写：
一个声音突然从暗处传过来。他的心一下一下往上扬，手里的碗差点掉到地上。他机械地举着碗，想把剩余的饭扒到嘴里，停顿了一下，碗摔到地上，他站起来就跑，冲到黑暗中，他四处望着，眼睛里全是黑暗，他什么也看不见。风从四面吹来，灌满他的耳朵。
那声音没有了。他明明听到了那声音，听到一声呼唤，他看见那双看着他的眼睛。他想念那双眼睛。
日期是2009年10月10日。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流了好多次。他心里藏着多少东西啊。
冬雪在给我的信里写道，“伸出手却空空如也”，多少年来，我被这“空空如也”四个字给镇住了，它就像一个梦魇，一个诅咒，把我魇住了咒住了。我仔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神秘的命运，它们印在我心里，如同一个伤痕，提醒我生命的空虚和痛苦。它们就好像给我的生活提前盖了一个戳，“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我上了两个高三还是没有考上大学，我的婚姻没经营好，我的经济状况一团糟，我的兩个儿子不亲近我，爹和冬雪他们也经常嘲笑我。真的是空空如也。
我把过去存在箱子里，就像存一个百宝箱，闲时拿出来，慢慢翻看，看着，笑着，哭着。这些写信的人，怎么和我眼前的人都不一样啊？我们到底弄丢了什么？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他们还是他们。可是，他们肯定忘记了自己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它们藏在他们各自心里，藏着藏着，就忘了，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看到那枣树，青红的枣挂在树上，一个个藏在叶子中间，又冷又硬，它们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它们的表情还是严肃的。小峰，你是在看我吗？你不是，你只认冬玉，你只喜欢她，你不会看我，在哭的时候疼的时候更不会，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在看我？你的眼睛盯着我，你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明白我为什么恨你，你不会明白。 冬竹啊，这姊妹几个就你性格最好了，就你最善良了。爹越这样说，我越羞愧。上帝啊，请您原谅我。我不善良，不宽容，我冷漠懦弱自私，我想不起来别人的需求，我没有冬雪热烈，没有冬玉勤快，没有勇智要强，我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
我想着有一天再见到你，我会哭个不停，会哭出这二十几年哭不出来的眼泪，我那么爱哭，那么想哭。我想哭出来，我想我需要释放。我想我会好好爱你，会比任何人都更爱你，关心你。
爹好像看到我心里想的，他把我心里想的变为现实，把我们藏在心里的变为现实，让我们一个个原形毕露。他就是这样，他眼里容不下一粒灰尘，他见不得人们伪饰自己，他一辈子都在忙着让别人“现原形”。他一辈子都吃这个亏，因为那“原形”太可怕，他无法面对。可他怎么能意识到这一点呢？要是他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安安分分待在家里，保健养生，安度晚年。可那不是他。他带
着我们四处寻亲，不断上路，考验我们到底爱不爱他，爱不爱世人，爱不爱这世界。其实，是他自己还天真地抱着幻想，他也想再爱一次，以弥补他的愧疚。他比我们谁都天真。
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时间从过去走向未来，也可以从未来扑向过去。爹即将上路，在这之前，他还要做很多事情。我是不是也该试着上路，把我这么多年所拼出的过去编织到现在和未来的纹理中？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神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
第一章 开始
风是突然来的。我看见了。勇智也感受到了。
勇智记得很清楚，他正用力往上提卷闸门，那闸门被轨道里的陈年老灰吸着，很难拉起。突然，他感觉胳膊上的肱二头肌紧张鼓起的地方被什么轻扫了一下，里面的青筋一阵猛烈弹动，像一排细针轻轻扎下，又迅速拔起，点点烧灼般的疼。紧接着，门左边的大盆针叶松微微动了几动，密密的针叶相互碰撞，搅在一起，右边的芍药大绿叶也晃了一下，一片腐烂的黄叶飘到大花盆的边缘。
起风了。勇智抬头往远处看，门前路上，风卷着地上的垃圾，塑料袋麦秸秆干菜叶脏布条，跳着转着，卷过对面的百货店烟酒店热干面店，梭成一个个小三角堆，堆在春天新栽的小树根部。勇智感觉积攒了整夜的汗液瞬间消失，垂到胯部的肚子减轻了一点分量，呼吸也畅通起来。
这是一条“工”字形路，勇智家在那条竖“│”上，上边的横“―”是繁忙的省道，通向全国各地，“―”外是平展展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下边的横“―”是吴镇内部的一条街道，镇政府邮政所电信营业厅和各种小商店都在这条道上，是吴镇年头最久也最繁忙的老街道。风从上边的横“―”方向浩荡着吹过来，把一辆辆三厢大卡车卷起的灰尘又扬到空中，弥天盖地。从勇智这边看，声势很大的样子。
是要下雨啊。
话说不及，从上面横竖“―”交叉的大路转弯处传来了声音，“嗯——”，音调微微上扬，拖长着，运行到鼻腔最后部，把那里的黏稠物质紧紧吸住，然后，再从鼻腔后部往前，“咔——呸——”，中間一气呵成，无一丝停顿。爹来了。在勇智脑子里，一口浓痰正从爹口中飞出，划出优美的足有几米长的抛物线，准确地落在路边的垃圾堆旁，拖车边，树根下，院子外的粪堆上，客厅的墙角里。反正，从来不会在垃圾桶里。
爹穿着他的白短袖衬衫、黑短裤、白袜子和黑色千层底布鞋，迈着八字步，挺着腰，于灰色小旋风中浮现，施施然朝勇智走过来。
勇智朝爹后面张望，“没人送你回来？”
“谁送我？都忙呢。我有手有脚，自己回不来了？”
爹沉着脸，没看勇智，只管往院子里走。勇智感觉那龙卷风从头顶呼啸而过，他翻了爹一眼，没有接话，开始了每天早晨的流程：打扫，浇花，扩胸，举哑铃。一套下来需要四十分钟。此时，勇智对面那家著名的热干面店才刚开门，才有赶早集的人骑着车叮当着往街里面走。勇智和那家店是这条街上最早起来的，勇智患有“少睡症”（他老婆雪丽骂他时给他起的病名），那家店因为生意太好名声传播太远也不得不少睡，一再提前开门的时间，以供应那些远远近近慕名而来的客人。最早一批客人是那些连夜开车到此处的大卡车司机们，他们在这里要上半斤热干面和半斤鲜切羊肉，那羊肉热干面上浇着滚烫的芝麻酱五香辣椒油，下面垫着细细的嫩绿豆芽，拿筷子上下搅拌，待喷香的芝麻酱均匀涂在每一根面条上，筷子挑起，大口吞入，再喝口热腾腾飘着碧绿香菜的羊肉汤，那鲜香滋味，真是人间少有。勇智感觉喉咙里面已经渗出口水，溢满整个口腔，他赶紧吞咽下去。他每天早晨都要望着热干面
店遥想一番，那是他的最爱，可因为肥胖，他已经好久没吃了。
爹坐在院子的石凳边，喝着茶。他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一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勇智也不说话。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他，爹肯定又在憋大招了。这时候，谁先说话，谁先接茬，谁准输。
勇智偷偷看了爹几眼，发现老头儿最近又瘦了些。刀刻般的脸肌肉一缕一缕下垂，颧骨突起，那两条偏执的法令纹向下括得更远了，直延到下巴和脖颈上，向人们昭示他不屈不挠的决心。腰有点佝偻，一贯梳理整齐的头发也有些凌乱，白衬衫的前襟上有几点黄色油斑，眉眼之间就莫名有点可怜相了。自十年前胃被切除三分之一后，爹就从一个宽胖子变为一个窄瘦子。吃饭成了大问题。不能吃蒜吃辣椒吃任何刺激性食物，不能喝太滚的汤吃太多的肉，不能喝酒喝茶，可是，爹哪样都做不到。眼看着爹舀一大勺红辣椒放进碗里，红汤汤的，眼看着一盅盅酒下去，三两四两的样子了，谁要说一句，爹眼一瞪筷子一摔，不吃了，茶不让喝，辣椒不让吃，连酒也不让喝了，活着还有啥意思？你干脆让我死算了！你要是和他争辩，说这样是糟践自己身体，他会说，人早晚都是死，不吃不喝也是个死，费那劲儿干啥。他看不起那些每天早晚在公园、河边又蹦又跳又舞又晃的人，说都是些懦夫，为了不死累得要死，没劲透了。
勇智看了看爹茶杯里的茶叶，密密实实塞着，几乎看不到水，怒气就升了上来，“你都不会少放点儿茶叶？” “我都快死的人了，喝多喝少，还有啥区别？”爹吸一口气，眼睛眨巴几下，长叹一声。
“又咋了？好端端的说啥啊？”
“也活不长了，脖子开始疼了，喝水都咽不下去了。”爹看了勇智一眼，声音带着点悲切。
骗人。刚才喝茶还咕咚咕咚响的。爹说的是食道癌病症，在穰县这里，被称为噎食病，大部分人都因为此病而死。
“我这手术都十年了，气数也该到了，胃癌活这些年，也算到头了。”
瞎说。上个月复查，医生还说他的胃再撑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你们姊妹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我也可以放心走了。”
哈，真能胡扯。说的好像真管过我们似的。
“我也没啥想法，就是想你们都好好的。”爹的声音从悲切稍微上升一点，带着些悲苦的味道。
这把戏，已经糊弄不住人了。成年以后，在明白了爹给他们玩弄的诸多把戏后，勇智就对爹这一招充满鄙视。想起十五岁第一次看到爹哭哭啼啼上吊时的害怕和恐惧，勇智仍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他的气就还没消。
爹停顿了片刻，看勇智一直不接话，低声说，“我想去寻寻蛮子。”
他的声音模模糊糊，但又清晰無比，脸上是全然的可怜和无辜，“就看看她过得咋样。我也快死了，这也算是我最后的心愿。”
蛮子？勇智打了个冷战，闻到一股黑色的、腐败的气息，有股气从腹部下方冲上来，“嗖”地蹿过心肝脾肺肾，冲向头部，在脑壳里爆炸开来。勇智眼前一黑，感觉头像一个炸开了的大西瓜，瓜子瓜瓤瓜皮在空中粉碎，喷向四面八方。
风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居然还想着蛮子。他一直都在想蛮子。爹这几年的行为突然间都得到了解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为这句话、这件事做铺垫。勇智姊妹几个都被他骗了。
勇智待在那里，强忍着愤怒和声音里的颤抖，看着仍在装可怜的爹，“你给她们几个都说了吗？”
“我给她们说干啥？我给你说就行了。”
又是骗人。他明知道他必须过城里三个女儿的关，尤其是冬雪。他知道他肯定过不去。
“我不管，你只要能给你大闺女说通。”勇智缓了一口气。他大闺女？那他就别想了。但凡觉得在他大闺女那儿有一丝可能性，爹不会屈尊来此。
“冬雪最听你的，你去和她说。”
冬雪听我的？什么时候发生过？事实上，勇智和冬雪已经快半年没有说话了。阵阵旋风从院子上面的大玻璃罩上空掠过，发出类似于打雷的声音，“嘭嘭”敲着勇智的头。
爹一直不看勇智，但他肯定看到了正在空中喷溅的粉红色的西瓜雨，他的声音降为更加柔软的恳求和自言自语，试图把“蛮子”二字带给勇智的爆炸效果降到最低。
就这样，蛮子，这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和女人，从记忆的深渊里面爬出来，东张西望，准备好好折腾一下终于朝康庄大道上行进的我们家。
那天晚上，勇智照例坐在客厅里抄《金刚经》，“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抄着抄着，勇智的思维又飘走了，忍不住在本子上写下几句话，“微尘微尘，就是宇宙碎了，变成灰尘了，好折腾的人还在折腾。不然，梁光正又怎么对得起‘事烦儿’这个光荣称号呢？”
六十五岁以后，爹热衷于寻亲。
先是寻他的外婆和舅舅们。自然，他的外婆和舅舅早已经死了，所以，他的主要寻亲对象是众多散落于各地的表兄弟姐妹们。十堰，武汉，汉口，广州，新疆，爹顺藤摸瓜，寻到了认识的不认识的，亲热的不亲热的，远的近的，一堆堆的亲戚。
从小到大，我们姊妹几个无数次听爹讲少年时代寻亲的故事。“那年我十五岁，去郧阳寻你老外婆家”，这是爹的固定开头，后面的内容视心情好坏和听众成分而不断变化。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潇洒俊秀，聪明机灵，着白衣草鞋，挑一担棉布，和邻居的拐子算命先生，去湖北郧阳山里的一个村庄寻找从未谋过面的外婆家。我奶奶逃荒要饭到梁庄，被爷爷娶后，生下三个孩子，生前从来没有回过娘家。爹十五岁时，眼看自己的哥哥窝囊难委大任，父亲衰弱不堪，就主动挑起大梁，去找我奶奶的娘家人。一是告诉对方我奶奶的死讯，二是见见从未谋面的外婆和舅舅们。那次寻亲，爹经历了什么，勇智始终没搞清楚。爹的版本太多，难分真伪。一开始说舅舅们人极好，热情地招待了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外甥，后来又说大家都相互推托，不太情愿接待这个陌生外甥，舅舅们彼此间也有矛盾，对他外婆并不好，又遮遮掩掩说他离开时没有一分钱，那担布也不知哪里去了。不过，爹解释道，那时候人都穷。这些破碎的信息，经过几十年的磨损、遗忘、篡改和任意增删，早已不知道哪些是真是假。爹讲起这些时，更津津乐道的还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聪明能干。
寻亲工程浩大。要联系那些不知道在哪儿的所谓亲戚们，要寻找散落在平原上的一个个无名村庄，要根据这些无名村庄再寻找另外一些无名村庄，简直就像要面对一连串任意打乱的谜团。更重要的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奶奶娘家的那个村庄，杨旗铺，就因南水北调工程被整体搬迁，现在，它早已成为丹江水库下的淤泥。
那是爹五十六岁以后第一次寻亲。大家的好奇心战胜了寻亲过程中不期而至的种种困难。一路上说说笑笑，彼此打趣，一遍又一遍追问爹少年时代的经历，还原奶奶和爷爷的形象。勇智这才知道，奶奶原来有过丈夫和孩子，因为荒灾贫穷，丈夫又经常打她，奶奶夜半逃跑，一路讨饭到河南，遇见爷爷，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1951年夏天，奶奶到镇上大操场去看戏，戏开始之前照例要枪毙反革命犯罪分子，奶奶不小心和那被枪毙的人对视了一眼，被附上身了，回家后，发烧昏迷，浑身又冷又热，很快就死了。
从穰县过西峡，经淅川，过郧阳县城，再往丹江口水库方向走，勇智沿水库周边的村庄道路开车，每隔一段，就下车打听“杨旗铺”，他感觉自己就像来到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打听子虚乌有的人，非常可笑。在许多偏僻角落，一个山角，某片荒地，悬崖般的沟渠旁，或极近水边的滩涂上，零星散着一些房屋，破烂简陋，就像原始人一样。那些往往是私自回迁的人家，他们从青藏高原、湖北荆州等地的移民区一次 次返回家乡，回来后却没有了土地和户籍，只好寻找没有明确归属的荒山僻岭重又盖房起院。这些人眼神空洞，充满着被长期隔离之后的绝望、孤寂和偏执。哪怕成为流民、子女无法上学、没有生存来源，也要留下来，以和湖底那个早已消失的家遥遥相望。在某一段路上，丹江水库突然扑面而来，浩渺无边，烟波荡漾。勇智想象着那下面有无数树木、房屋，各式各样的家具、物品，就好像下面还有个完整世界，那里面还有人在活动。至少，在爹的故事中，他们还生活在这里。
那些已经掉了牙中了风说话不清不楚的老人以为我们一行是来调查移民的事情，拉着我们的手，急切又凌乱地叙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一生都在失散之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家，失去自己的身份，儿女长大以后，都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他们又和儿女失散，直到死亡那天，他们将永远失散在这片土地上。
走过很多村庄，问了很多人，又到当地派出所去查，在十堰某一个山沟沟里，终于寻到了爹三舅舅家的女儿。按辈分，我们要叫表姑。那表姑眼睛细长，眼稍微向上挑，下眼睑宽而厚，像是特意割出来的，又因为没割好，而留下清晰的一道伤痕。爹姊妹三个是这样的眼型，我们姊妹也是这样，我们的后代又大多继承了这一基因，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眼痕，只有眼珠的颜色昭示着更细微的差异。我们惊诧于自己的震惊。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有来源的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着自己不知道的神秘因子，可能来自于宇宙之初，来自于深山的某一地矿河流的某一水滴，只有回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到更遥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中去寻找，曾经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的迷惑才会豁然开朗。寻亲，其实是在尋更久远的自己，是想充实自己的生命。这样说来，爹这么顽强地寻亲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不确定了？他想寻找往日的东西以证明自己存在过？
我们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欢迎。那些表亲们又呼朋唤友，把一些更远的亲戚找来，彼此相认，握手，感叹，吃饭，喝酒，拥抱着痛哭。爹坐在酒席的上座，一个个认过去，把带来的礼物分发出去。大家喊着二哥、二表叔、二表爷，过来给他敬酒，爹枯瘦的脸红光满面，露出发自内心的、幸福的笑容。
爹寻亲寻上了瘾，寻完表叔寻表哥，寻完表哥寻表妹，几乎把郧阳、十堰、武汉几个城市和周边的村庄翻了个遍，又跑到广州和新疆去寻那些搬到天边儿的亲戚。那纸一样薄的、没有任何基础的亲情，怎禁得住这没完没了的寻。哭也哭完了，高兴也高兴完了，该聊的那一点陈年往事早已如渣滓一般再也嚼不出任何味道，大家累得做不出更多的表情来了，谁和谁长得像的话题也不好意思再扯起了。
爹还没有满足，他一直打听一个叫春莲的远房表妹。他少年时代去郧阳寻亲时，那表妹十二三岁，也在同一个村庄的舅舅家走亲戚。爹只说他们认识，可他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很让人怀疑。
有一天，十堰的表姑父打来电话，说找到爹的春莲表妹了。爹逼着冬雪和勇智立刻开车带他去找。正是一年最热的天。沥青路几乎被烤化，车行驶在上面，轮子吱吱响，像是走在热腾腾的沼泽地上。勇智开了将近三百公里，问了无数人，最后，在依山傍田的路的尽头，找到那个叫王李营的村庄。爹的表妹独自住在一个破烂歪斜的两层楼里。她丈夫已经去世，两个儿子在南方打工多年，把自己的子女也带走了。
那头发花白的表妹听说失散已久的表哥来找她，激动得放声痛哭，拧着鼻涕、抖着手去摸爹。她的眼睛半瞎了。爹却说什么也不下车。任谁劝说，眼睛下垂，一动不动。整个村庄的人闻讯赶来，围着车，听表妹说她车里的表哥，说她可怜的姑妈（勇智的奶奶）如何逃荒到河南，如何早死，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如何在杨旗铺见到，如今表哥又如何千辛万苦寻来。听的人无不流下感动的泪水。
爹坐在车里，不为所动。他的眼睛半闭，脸上肌肉紧绷，汗珠子啪啪啪往下掉，像是在忍受巨大的厌恶和痛苦。勇智和冬雪满脸羞
愧，又无话可说，只好扔下礼物，仓皇离开，留下车后一群目瞪口呆的人们。
爹被直接送进了医院。胃疼、呕吐、高烧，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这也是例行公事了。一次大型的寻亲之旅总是以医院为终点。送医院好啊。爹终于可以安静地躺上几天，休养一下，暂时不再折腾大家。
几天过去，病床上的爹又开始哼戏了，“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声音清亮、高亢，悲切中带着点喜气洋洋的味道。
爹返醒过来了。
冬雪、冬玉坐在爹的病床前，嘲弄地看着他。
冬雪扑哧扑哧地笑着，“老爹啊，你也不能太无情，看人家变难看了，坐都不坐一下就跑了，回来还生一场大病？”
冬玉笑得语不成腔，说，“老爹这是气下病了，一辈子看脸，没承想初恋情人是这般模样？”
冬雪说，“那可是，连巧艳她妈恁傻的女人你都能看上，还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
冬雪说的巧艳她妈就是我们现在的后娘。爹总说那就是个傻娘们儿，不用管她。可是真有什么事情，爹就不是这腔调了。
爹撩开眼皮，朝墙角吐一口蜡黄黏稠、苍劲有力的浓痰，笑着骂道，“爬一边儿去，尽看你老子的笑话，人家小时候可不是这样。”
就这样，爹的寻亲戚之旅结束了。
每当有不明就里的亲戚怀着上次见面时的热情来到穰县，并期待有同样的回报时，勇智充满了怜悯。爹连见都不见。不管我们姊妹几个如何指责他，甚至求他，他就是不见。但是，当我们招待得不太周到或不太热情时，爹又愤怒地指责，说我们薄情寡义，不懂感情。
爹早已开辟了新的战场。他要去寻早年帮助过他和我们一家的那些人。用冬雪的话说，这叫寻报恩亲。
譬如，寻西峡城郊乡的许大法家。每年春节，一到大年初二，爹就在家门口边喊边骂，让我们赶紧回家去许大法家走亲戚，骂我们忘恩负义，要不是当年许大法给半车红薯干和苞谷面，不但那个年过不去，一家人也早都死到日南凋枝国了。勇智说死也不愿意去许大法家。那家人的眼神太奇怪，就好像我们姊妹几个是从小人国垃圾堆里出来，没吃过饭没穿过衣服没见过任何世面，单等到他们家来占便宜吃第一口饭似的，勇智一想到许大法把盛得冒尖的饺子推到他面前的眼神，想到许大法儿子远远看着他的表情，就气不打一处来。每年，为这事儿，勇智要挨爹一次打。冬玉为这事，又要挨勇智一次打。勇智每被打一次，一定要在冬玉身上还回来。 许大法于十年前寿终正寝。爹闻听，捶胸跺足，号啕大哭。当然，这时候，周边一定得有观众。他把我们姊妹几个叫过来，第一千零一次地给大家讲大年三十家里如何空荡，勇智如何饥饿地号哭，他如何拉着板车带着勇智去讨饭，到了许大法家，许大法如何慷慨善良，把自家的红薯干、苞谷面分给他们，等等。
“为什么总是说我哭？难道冬雪冬玉她们都不哭？”那时候，勇智刚刚三十岁，婚姻艰难，工作不顺，做生意又连续失败，这些都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非常不高兴爹这样年复一年地叙说。他觉得，正是爹的叙说使他一生都没有办法挺起腰杆。他总是太快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什么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那饥饿的号哭就像一个让人羞耻的尾巴，勇智但愿能把它藏起来，所有人都忘记，谁也不知道。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爹的叙说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栩栩如生。
冬雪毫无例外又心软了，和着爹一起流下泪水，开始张罗着去许大法家吊孝。爹说就让勇智披麻戴孝过去吧，虽没有机会报恩，但至少也没有忘恩。
“披麻戴孝？凭什么？”勇智断然拒绝。爹总是这样，答应他第一件事，立马就有第二件事出来，得寸进尺。勇智说，“你不能给我一碗饭，就一辈子让我给你做牛做马丧失尊严，那他许大法当年做的好事还算不算好事？一个人做点好事，老想着让人报恩，那也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如果许大法不是村支书，他从
哪儿来那么多粮食？那年月，家家的缸底都锃明瓦亮，许大法家的粮食是怎么来的？”这是勇智多年来留在嘴边不敢说的话。许大法是村支书，那是当年和许大法儿子打架时知道的。他少年懵懂的心像突然开了条缝，那一次打架，他对许大法的儿子毫不留情，大获全胜。
爹暴跳如雷，“村支书咋了？要是全天下的村支书个个有许大法那样的好心，哪还来那么多没吃没喝的？”
这时候，冬雪往往是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所以，当然，勇智说了不算。勇智披麻戴孝，低着头从许大法的村庄穿过去，他看到两旁的人们指指点点，听到有人问这是哪儿的客人，啥关系，然后，就有人啧啧赞叹起来，看看，看人家许大法多有福气！一次行善，终身得到回报！看，这家人真是有良心，还让儿子披麻戴孝！冬雪和爹跟在勇智后面，挺头昂胸，边抹眼泪，边大声回答人们的疑问，一次次停下来，对围观的人详细描述当年的状况。勇智又听到爹说他的号哭，他羞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当时他想，好在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打死也不来这里了。
爹说，“这都十年了，许大法一死，咱就不去了，太薄情了。现在，咱家过得好了，有义务去帮助许大法家。”
勇智说，“人家也不是穷得过不去，不见得愿认咱，当年咱都不愿去人家家里，现在人家不行了，肯定也不愿意跟咱来往。更何况，你又行到哪儿去？”
爹大骂，“爬一边儿去，都像你那么没良心，这世界还不坏透了？”
勇智撇撇嘴，到一边儿去了。
这是一次无比尴尬的寻亲。许大法的儿子并不认识眼前这一行人。冬雪反复提醒，就是每年大年初二到他们家的那群人，就是给他爹披麻戴孝送葬的那群人，勇智甚至说出了小时候的打架事件，许大法的儿子还是没想起来。最后，爹只好又讲述一遍大年三十他带着勇智去他家讨饭，他爹给了他半车红薯干苞谷面让他们过年，他为了感激年年让孩子们来走亲戚现在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等等，许大法的儿子终于明白了这群人是谁，露出勉强的笑容，招呼我们在屋里坐下，到上茶水，就又冷场了。许大法的儿子脖子上挂着小拇指那么粗的金戒指，上穿紧身黑衣，脚踏大红运动鞋，在我们来之前，正准备开车到镇上，他在周边几个镇上的超市内开设皮鞋专卖，雇专人营业，自己每天下午开车转一圈，只管收钱。勇智瞅了瞅爹，爹脸上是一种无家可归的表情，是那种准备好了去救人结果人家不但不需要救反而过得比谁都好的没着没落的表情。
又譬如，去寻内蒙古的方清生。
方清生是谁？谁也没见过，却听说过无数次。这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和妈结婚的第三年，也就是1960年春天，眼看饥荒越来越严重，爹和同村的国合大爷一起到内蒙古去找活干，干了半年，没挣到多少钱，在想要离开时，不知为何，却被作为“流窜犯”关押起来，且要遣送到郊区的一个什么厂干活。据说，去那里的人都有去无回，死无全尸。在就要把他们押走的关键时刻，一个叫方清生的人救了他们，他说他可以保证这两个人人品没问题，不是流窜惯犯。
无数个冬天夜晚，爹和国合大爷坐在堂屋墙角，围着树桩烤火的时候，总会意味深长地谈起这个人，并感叹命运的机巧和偶然。
爹说当年他们在内蒙古的飞机场干活，方清生是飞机场的职工，肯定会在那里退休。只要能找到他们的人事部门，就可以找到方清生。可是，方清生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当年能救他们于虎口之中，如果不是干部，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能说上话的老职工，依此来算，现在的方清生至少也九十岁以上。再说，这一救人事件于爹和国合大爷是大事，但于方清生，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在那个混乱年代，每天都发生无数荒唐古怪事，谁还会记得两个年轻的“流窜犯”？爹言之凿凿，说回来后还写过感谢信，虽然没有得到回信，但也没有被退回来（那时候，无主的信都会被退回来，上面盖着大红公章“查无此人”），这说明至少这个人还在。勇智很怀疑爹是否真的写过信，萍水相逢的恩情，大多都只会记在心里，很少在现实中延续，
即使真的延续，就像每年去许大法家，剩下的只是尴尬和难堪。
还是去了。只要爹想做的，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他所要求的从来都是充满正义感的、有关大是大非的、涉及根本善恶的事情。
一群人浩浩荡荡去往呼和浩特。经过两天的寻找，终于，在呼和浩特郊区的一个城中村里找到方清生已经退休的儿子。一群人七嘴八舌向那儿子解释自己的来历、原因和目的，那儿子从害怕、吃驚，到严肃、敬重，再到热情万分，最后，一定要请这群人吃饭，要请爹再详细讲讲当年他爹英勇救人的故事。爹以一贯的夸张语气重又讲述当年的危急时刻，一边意味深长地挨个儿把我们姊妹四个瞅一遍，脸上绽放着神一样纯洁灿烂、洞悉一切的笑容。 再譬如，寻爹青年时代早逝的一个好朋友的遗孀和孩子。
虽然打听时颇费了些周折，但其实那家人就在离穰县县城并不远的地方。当年的年轻遗孀早已改嫁，成为一个头发枯白的老妇人。她的头微微颤着，好像身体支撑不起来头的重量，走路脚尖踮着，一点点往前挪。爹说这是1960年饿下的毛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猪在泥里拱窝，鸡在拉着稀屎，各种杂物在院子里凌乱地堆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在猪屎鸡屎和杂物间磕磕绊绊地走着。正屋的门口，一个年轻女人正往外扔东西，眼睛露着凶光，嘴里不断发出尖厉的长啸。这女人是老人的儿媳。她那智商略有问题的儿子要寸步不离地看着精神上很有问题的儿媳，根本无法劳动。这个家要依靠将近七十岁的老两口支撑，他们租了十几亩地，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老妇人拨拉着头发，让勇智看她头上凹陷的深窝，让我们看她那呼吸孱弱、醉醺醺的丈夫左肩上的伤疤，这都是儿媳扔东西时被砸到的，她又让把自己儿子的上衣掀起来，让我们看她儿子身上纵横交织的抓痕，那是夜间他试图靠近自己的老婆得来的。现在，儿媳又怀孕了。
没有爹的示意，我们都拿出钱，塞给这个老妇人，并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站在院门口告别的时候，那个小男孩拽住勇智的衣角，仰着头，睁着一双圆圆亮亮的眼睛，笑嘻嘻地看着勇智。这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小男孩。勇智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又掏出钱包，把剩余的钱拿出来，塞给了老人。
就这样，爹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在四个已然中年的子女头上，牵着我们，东奔西忙，把我们挣得并不多的钱尽可能撒出去，把刚刚品尝到的一点幸福感毫不留情地收回，向我们发放着内疚、羞愧和针刺般的痛苦，好像我们在童年少年时期经历的一切还不够似的。
“行将暮年的梁光正，在这世间，又起了无数个线头，留给他的子女们，是遗产，还是麻烦？是控制欲，还是不朽的生命动力所致？”勇智在摘抄本上划拉下这些话时，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想到爹要去寻蛮子。
二十几年过去了，全家人好像密谋过一样，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蛮子，谁也不提她的名字，包括当年还只十二岁的冬玉。大家都自动跳过蛮子这一章，好像从来没有过蛮子，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在讲到那几年的时候，大家连洞悉彼此的对视都没有，就自动把有关蛮子的场景给删减了。但是，又怎能删减得掉呢？如果人生的过程可以用相片一帧帧来展示的话，那么，我们一家的相片在那几年肯定是支离破碎、不成形状的，所有的生活都因蛮子的到来而改变，但是，大家又执意不肯显示她的色彩和位置，于是，相片就像被虫蛀过，被水洗过，被沙子磨过，总有个模糊不清的、黑洞一样的头像顽强地站在那里，朝着看它的人张望。谁也不想正视它，可是，谁都知道，它一直在那儿，蛰伏在记忆的最深处，等待着机会，朝大家反扑过来。
勇智拖延着进城的时间。想象着城里的三姐妹头碰头讨论时的热烈和激愤，他脑子里模糊一片，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蛮子”这个词就像一个发音，在他脑子里撞来碰去，不断回响，他却拒绝回应。那里面结着厚
厚的冰，年月深久，已经冻实了，结得透透的了。
冬雪经常抱怨勇智对家庭的事情漠不关心，和姊妹们没有感情。这实在错怪他了。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不知道怎么办，他索性就慢下来，任凭着事情往前走（虽然他也知道，这是懒惰的托词）。他看着冬雪强烈的情感，突然的暴怒，没来由的情感冲动，忽然的恋恋不舍，实在无法和她产生共鸣。但是，置身于其中，听我们对他和爹的抱怨，看我们哭哭笑笑互相表白感情，他又浑身懒洋洋怪舒服的。
爹和巧艳她妈一家租住在城里最老的一个小区，破旧，肮脏，但却安静自在，是城里越来越稀少的独栋房。几排红砖两层小楼，楼前一个小院子，每户人家都在院墙边种上葡萄，一到夏天，葡萄秧沿着架子往路中央攀爬，浓密稠茂的叶子几乎遮住全部阳光，绿色泛紫的葡萄一串串挂下來，伸手就能够着。整条路上静得连光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
刚到门口，勇智就听见爹高声感叹、连续急转、得意的声音，“哎呀呀，这牌，啥牌啊？这把肯定要输啊。”
哈，爹肯定起了一把好牌，毫不留情地打击着他的三个闺女。爹生病以后，几乎每天下午，我们三个闺女都要来陪爹斗地主。爹斗地主的爱好，和他生病的时间，和穰县风行“斗地主”的时间，几乎同步。有时候，勇智觉得“斗地主”简直就是专为爹发明的，它顺便把他的三个闺女给绑在他周边，十年如一日地陪他，哄他，和他吵架。
冬雪半躺在长沙发上，高高举着牌，有一搭没一搭地出着。她的整个身体附在沙发上，轻薄，没有重量，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疲惫的气息，就好像生命的能量过早被耗尽，她只能靠燃烧肉体来存活。她神情恍惚的态度经常引来抗议。不过，她人到场就好，她不来，所有的开心、笑闹和俏皮话都黯然失色。冬雪眼睛和爹最像，闪着光，笑的时候那光聚在一起，形成能量强大的光束，能把冬天最顽固最阴冷的乌云驱散。不过，她变起脸来，能量同样巨大，那被驱散的乌云又被召唤回来，瞬间摧毁一切幸福欢乐。
若要说忙，真忙的是冬玉。冬玉的百货店临南北出城要道，是城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生意越好，她越忙，每天单单进货点货往门口摆货晚上再往店里搬货就足以累得她头疼欲裂，逢到节日周末，连午饭都吃不上。她又有失眠、心慌和头疼的毛病，一点小动静，一个小坎儿，或哪个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想法实现，都会让她忧心忡忡，心跳加速，彻夜失眠。她还长期负责爹的所有事务：医药、复检、报销、联络、采购、营养，她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从来没有停下来休息过，但冬玉风雨无阻，只要爹召唤，她都排除万难、雷打不动地来。为此，冬玉把性格极其古怪的婆婆接到店里帮忙，好吃好喝伺候。爹对冬玉婆婆嗤之以鼻，常讥笑冬玉请了一尊大神。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不爱说话的、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妹，似乎铆足了劲儿要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占据一席之地。勇智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头。她投入和周全得有点过分了，像一个警觉的小动物，对原生家庭的任何事情都有些反应过度。 “哟，可舍得来了？”冬雪眼睛斜着看勇智，“成人物了？翅膀硬了？不让说了？几个月不打个电话，也不蹦个脚尖？”
“他忙成啥，屁股不沾五级土。”爹仍紧紧地盯着牌，长长的指甲在牌面上划来数去。
“可是忙，你看他那些哥儿们去了，那忙成啥样？又是炒又是买，屁股一吊一吊，走得可快，”冬雪说，“咱们回去了，也就一锅面条。”
冬玉说，“姐你可别那样说，前几年回家，我哥稀罕你，每次都炒一桌子菜，还买来老张头家的猪头脸老王家的羊头脸，你吵着说我哥太浪费不会过日子不心疼别人，还差点把桌子掀了。”
冬雪说，“稀罕？我咋没看出来。说他一下，就几个月不搭理我，他那是稀罕我？还猪头脸羊头脸？狗头不如。你要是自己能挣也算了，天天一帮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你有难时他们在哪儿，谁帮过你？”
冬雪从沙发上坐起来，把手中的牌“哗”一
下扔到桌子上。
勇智心想，你那只是“说一下”？你骂我算了，你用鞋扔我也算了，你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指着鼻子骂人家说人家良心坏透说人家不是正经生意人不好好做生意坑蒙拐騙还把我带坏又赶人家走，人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那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在路上想象的懒洋洋的金色气泡没有了，一个个砖头样的冰雹朝勇智劈头盖脸砸了过来，只砸得勇智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冬雪说的每句话里面都包含着一场战争，包含着几十年来姐弟两个相互纠缠彼此伤害的场景。这些场景到最后都化为一把把语言的利剑，随时冲过来，厮杀一番。
一直专心看牌的爹“霍”地探身出来，把冬雪的牌推回去，“收起来，别说我不知道，肯定是牌不好，”他朝着墙角吐口唾沫，“说那些闲话有啥意思？都给我好好出牌。”
大家都笑起来。谁要是在爹打牌时不专心，谁准会遭殃。
打了几把，冬雪又把手中的牌扔了。
冬雪说，“你为啥要去寻蛮子？”
终于要奔主题了。勇智听到这个名字，颤抖了一下，像是从最深处的地壳中心传上来的。
爹不说话。他仍然看着手中的牌。
“蛮子是咋走的，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姊妹受的啥罪，你也知道。这几年，你说上哪儿，我就带着姊妹们上哪儿，花钱费时间陪感情，这都不说，只要你高兴。”
冬玉说，“其实也不是只陪爹，咱们也有收获。”
冬雪说，“你别乱插话，你懂得啥？你说寻亲戚，咱们去寻亲戚，你说寻恩人，咱们去寻恩人，你说寻梅菊，行，咱们去寻梅菊。”
爹说，“梅菊不是我要去寻的。”
冬雪说，“是，不是你说的，大家都知道你心里想。”
爹说，“谁说我想寻她了？”
冬雪说，“那你说你就想寻蛮子？”
爹没有回答冬雪的话，头微低着别了过去。在冬雪面前，他扮演的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勉强替自己辩解，却总是被捏住嘴角，但又总是屡教不改，以弱示强。
冬雪说，“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蛮子。”
爹说，“你最恨人家？蛮子咋就招惹住你了？人家没有干活？没有给冬竹勇智他们做饭？”
冬雪说，“我就是恨她最恨她，她害死了我妈，她毁了咱们家你名声也全被她败坏了，咱们全家的名声都被败坏了，你知道不知道？”
冬雪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又站住，门外的阳光正好打在她身上，她浑身透亮，瘦得不忍直视，像个憔悴的又苦苦支撑着的稻草人，但是，这稻草人身上的每根草都在发光，每根草都在向外喷射火焰，她回过头来看着爹，说，“你为她都受了多少罪？你差点都被打死，回不来了，你忘了？那时候蛮子在哪儿？你看看，你鼻子上的黑瘤，还有头上的疤，你都忘了？”
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爹。爹闲时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拿小拇指的长指甲去抠那个黑瘤，一点点地抠，有时抠出一些干痂，有时候抠出些黄色的脓来，然后，指甲一弹，那小小物质就飞得无影无踪，不知所向。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个黑瘤何时出现，更不知道因何出现。
冬雪看着大家，说，“爹后来去寻过蛮子，被人家打得半死，躺在派出所里没人管，差点死了，派出所把电话打到我单位里，我去接的人。”
爹说，“你们走，都走，赶紧走，别在我跟前待着。”
冬雪说，“就不走，还没说完呢。”
冬雪说，“你别想着你是在干啥好事。你去寻人家，是坑人家。人家好不容易安生下来，你去了，算啥意思？人家丈夫咋想？”
冬雪紧紧盯着爹，她脑子里肯定像一个跑马场， 一瞬间就能跑过一千句一万句话，她说出的只是那跑过去的万分之一，“你知道冬玉为啥心老慌她是吓的啊你知道冬竹为啥胆小怕事为啥成天说不了一句完整话为啥天天像梦游一样她是吓的啊她自卑她害怕她担心过了今天没了明天你知道我成天半夜惊醒害怕
又出事了又吵架了又要出人命了你又叫人打了你现在老了就服服老安生几天大家也过几天安生日子……”
爹把牌掼到地上，说，“别说了，别吵了，算我有罪，好吧？我对不起你们，以后都别管我，就权当没有你们这个爹。”
勇智垂着眼睛，我和冬玉也垂着眼睛，没有一丝表情。
冬雪刹住了嘴巴，喉咙里传出急刹车后的咝咝声。她盯着爹。此时的老爹，就像一尊被天下所有人误解又委屈又悲伤又愤怒的神，准备好了与人间决裂。她看了好一会儿，说，“也不是不让你去，你说，你到哪儿寻亲没带你去？”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爹一旦发怒，冬雪就马上软下来。但是，她之前所有的言语又好像在专门激怒他。于是，我们看到，爹和他的大女儿冬雪迅速由刚才的激烈对抗变为相互倾诉，就好像那对抗只是为紧接而来的倾诉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以加强倾诉的感染度和深度。
勇智在想什么？他自己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去寻蛮子了，即使他们不愿意去。许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流泪、哭泣、感动、羞愧、保证，然后，生活又恢复原样，每个人仍然依照自己的轨迹前行。他有点厌倦，或者也说不上是厌倦，只是无感，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他很涣散，没法投入。从表面看来，他坐卧不宁，心不在焉，这当然又成为他新的罪证。 妈死后的那年春节，一天中午，爹坐在圈椅上，指着蛮子和她的孩子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要叫她娘。”又指着那孩子，说，“小峰就是你们弟弟。”
一年前，蛮子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小峰，住到我们家。爹说，她是从山里逃出来的，一个可怜人，先住咱们家，等找到个好人家，就走。蛮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爹说了一个名字，大家并没有认真听。大家背后都叫她蛮子。
第二章 麦冬麦冬
我看见冬玉心里的那些场景，看见那辆车，它载着爹越开越远，直到离开冬玉的视线。她努力忍住她的眼泪。
我努力忍住眼泪。我怕看不见汽车，怕爹上车时我看不见他。我怕哥的拳头挥过来。
汽车总也不来。爹坐在那个破行李袋上，垂头缩肩，一动不动。我只看见他的头发，头顶部分是红色的，耳朵周边红绿相间，还夹杂着草一样的枯黄色。他染发了。早上他洗头的时候，我看见盆子里酱汤一样的颜色，洗完就变成这样了。
哥远远站着，不停往公路中间踢石子，嘴里嘟囔着，他新剃的光头在阳光下发出青色的光圈，真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我尽可能离他远点儿，他的拳头随时会落在我身上。
爹又要出去打工了。变卖了秋天的全部庄稼：玉米、红薯、黄豆、绿豆，共一百五十元，当作路费，要出门了。夏天他也出门打过工，那时候还不是这样。他带着蛮子一起去，说要到北京给我们挣钱，要还种麦冬欠下的高利贷，要还妈去世时借下的钱，要还数不清的陈年债，他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蛮子偷偷告诉我说她会给我买一条蓝裙子。夏天还没过完，他们就被叫回来了。家里出事了。后来，蛮子和小峰走了。秋天没过完，爹又要走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到哪儿去。他不说。
正是中午，日头照在身上，暖和极了。地里的苞谷棵子像被打败的部队一样，仍然排着队，挺直着身体，可是，玉米穗儿没有了，叶秧耷拉在地上。一阵风吹过来，爹的红绿头发被吹起来，往上扬着，又垂下去。车一直不来。碎石子铺成的老公路快被两旁的荒草淹没，留下中间一条窄道，蛇一样往远处爬。我只想哭。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儿声音。我们仨，就像被谁抛弃了，孤零零地站在这儿。
等了很久很久，车来了。爹提着包上去，一车的人都看着我们，他不看，他头连扭都不
扭，就走了。我看不清他身上穿的衣服，看不清眼前通向不知哪里的汽车。我竭力忍住越来越大的哭声，我不能哭出来，要是哥听到，又该打我了。
好像从那以后，爹就离我越来越远了。之后的他，都是断断续续的。
爹走后，我们如何度过那个冬天，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家里的秋粮全卖了，爹把钱拿走了，我们吃什么，怎么上学，冬雪冬竹在哪里，爹什么时候又回来，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有这个场景，刀刻一样留在心里：公路通向远方，爹坐在路边，秋风吹着他滑稽的红绿头发。我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那是爹最后一次完整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春天还在快乐。
那快乐太强大，掩盖了很多漏洞。
整个四月都是紫色的。一平原的紫色。紫色铺天盖地，堆满每一个角落。淡紫细小的花、淡紫细小的茎，摇摇摆摆从绿叶中探出来，闪着诱人的光。
天被照亮了，云开了，雾散了，喜洋洋，喜洋洋。
爹又唱起来了。坐在堂屋的圈椅上，哼着小曲儿，爽朗地笑着，接受来自各方的朝拜，讨论各种事务，或者，和他的老朋友国合大爷，站在地头，看着那一望无边的紫色，畅想着金光闪闪的未来。
爹是一方著名的闲事调解人。父子吵架、朋友失和、宅基地纷争、告状打官司，凡与嘴有关的事情，爹都能插上一杠子。那也没办法，爹是远近唯一一个公认的有见识、明事理、懂大局的人。最近他在忙的是邻村一家状告村支书的官司。那一家姐姐和弟弟在我们家已经住将近一个月了。
那家姐姐长一双圆圆的杏眼，看人的时候，能把人烧掉。她紧紧盯着爹，目光随着爹转动，好像要把爹吃进去。爹总是正和她讨论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转几圈儿，仿佛屁股下面坐着一团火。
他坐在圈椅上，高声发表着看法。和村支书做斗争，他太有实战经验。
“想当年梁正义夜打院墙，封我出路，以为想欺负我就可以欺负我。他想错了。‘文化大革命’他都没把我整死，以后门儿都没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欺压老百姓，糊弄老百姓，那是最坏的良心！”爹对着虚空的前面掷地有声，遥想当年的斗争往事，不觉间意气风发。那姐姐仰望着爹，无限崇拜，像看到了自己家的未来。
“凭啥起个院墙把我路封了？你可以修院墙，我也可以砸院墙！你不能欺人太甚。梁正义到公社告我毁坏个人财产，我也告他，说他欺压百姓。告了一年多，谁也没告赢谁。后来，公社书记来梁庄，我前后不离跟着他，让他解决。那狗日书记说，你给梁正义道个歉，这个事算完了。凭啥？我又没错，道歉也应该是他给我道歉，让我道歉，你把我杀了算了。最后，他梁正义也没有把我给咋着了。”
村支书梁正义家就与我家一墙之隔，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爹的豪言壮语。
我隐约记得那几年家里的恐怖气氛。家里出去的路被连夜垒起的院墙封住了，爹用镢头又砸开一个豁口。爹拿着<＼＼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7年当代＼2017年当代＼5#＼链接＼金矍.eps>头，哥和冬雪手里拿着砖头，对面是矮小可怕的梁正义，瞪一双圆鼓鼓的大牛眼，死死盯着爹，后面站着他三个凶神恶煞般的儿子。粪堆上、院墙外、枣树下，站着围观的人。我不知道冬竹在哪儿，她比我还胆小。我不记得铁锨是否抡了下去，铅球是否掷了出去，我的记忆全部清除了那些，只留下恐怖。
爹从我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开始写状词。他语调铿锵地告诉那姐姐，“只要坚持到底，肯定能赢。”爹对“救人”有近乎病态的爱好，那些弱势的人总能激起他昂扬的斗志，他喜欢扮演“骑士”的角色。一旦这样的时刻来临，他就从内到外充满活力，洋溢著快乐。
此刻的老爹就非常快乐。 田地里，麦冬正在成熟，紫色小花、绿色韭叶下面肥沃的黑土里，埋着一个个肥肥白白的、珍珠梭似的果实，它们充满躁动，等待着见到天日。
爹四处雇人。五月份麦冬成熟，要一棵棵挖，一棵棵摘。人并不好雇，因为全镇全县的人都在雇人，都要在这季节收获果实。于是，那告状的姐姐把她村庄的好姐妹都叫来了。西屋的地上，铺着干燥的白白的麦秸秆，十来个女孩子，晚上一溜儿睡在上面，时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哄笑声。
爹坐在那张圈椅上，往墙角淋漓尽致地吐了一口唾沫，开始为我们想象美好蓝图，
“麦冬一卖，咱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咱们来算算，总共种了八亩麦冬，按最差的收成（那绝对不可能），一亩地二百斤，八亩就是一千六百斤。那广州佬说一斤麦冬至少能卖到三块钱，算下来就是四千八百块钱。刨去人工钱一千五百块，再刨去其他杂七杂八，至少能收入两千块。咱们能把家欠的外债还了，还能把欠大队的麦子钱还了。这下咱们可算徹底脱贫了。”
他说的“麦子钱”是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家欠生产队的粮食，一笔极久远的账。一系列数字在爹脑子里翻飞，灿烂图景在大家面前展开，肯定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过上好日子了。爹笑得眼睛眯在了一起，嘴唇两旁的法令纹往两颊扩展，深不见底。没有人不被这样的爹感染，爹那确定无疑、清朗喜悦的声音和乐观闪亮的眼睛，都在告诉大家，他说的肯定会实现。
我也被爹迷住了。这是爹的神奇时刻。点石成金，口舌生灿，希望、幸福、无忧无虑、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等等，各种各样的光明排成队飞过来，在每个人头上盘旋。这一时刻的魔力足以支撑到爹失败，并重新规划新的蓝图的那一天。我们姊妹就是在爹一个个眼花缭乱的蓝图中长大的。
“再过五年，咱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咱们来算算……”，一个个“五年”过去了，算来算去，爹不止原地踏步，还经常陷入更大的困境，可是他仍然痴心不改，逮住机会就要“咱们来算算”。
全镇的空气都在躁动，动物发情一样。空气上扬，人心浮动。那些种麦冬的人，神情严肃，又全身抖动着快乐，终日忙忙碌碌。他们去赶集买挖麦冬用的小耙子小凳子，去砖瓦场拉砖找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砌炕麦冬用的大炕，吃罢晚饭，会不约而同踱到地头，议论着麦冬的成熟状况，行情，那广州佬什么时候来，等等。那些说过千百遍的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说，相互之间一问一答，充满着好奇和新鲜。
“那广州佬”，爹曾在家里高规格招待过他。他坐在我们家唯一的圈椅上，脸白得起腻，偏分头梳得锃亮，脸微微涨红，手不时大幅度地挥舞着。爹坐在旁边的矮凳上，头仰得很高，谦卑而认真地听着。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的重要性。那段时间，爹经常去乡政府的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安头是他“革命时期”的老伙计，爹到镇上赶集的时候，会去他那里翻翻被丢弃的报纸，拿回一些无人看的杂志。爹看了很多天，琢磨了很多天，终于决定种麦冬了。爹不是那种头脑发热拍脑袋做决定的人。
那一年，我经常碰到“那广州佬”，村尾田头，公路边集市上，餐馆里茶馆边，印象中那个人一直滔滔不绝唾沫飞溅。前一年夏天，那广州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走乡串户收麦冬，一斤高达两块钱。那广州佬在各个村庄宣扬，在南方——广州——他来的那座城市，麦冬是最抢手的药材，有多少都能卖掉，两块钱不是最高行情，还可以卖出更高。那偶然种麦冬的几家，像天上掉了大馅饼，平白捡几百元，激动万分，卖力地为那广州佬充当义务宣传员。
麦冬麦冬，麦冬跳着舞，闪着珍珠的光，朝人们眨着眼。
广州佬说，你们种，我来收，有多少收多少，到时白花花的银子你到手，我只赚你个辛苦钱。人们在别人家听一遍，觉得不真实，把那广州佬请到自己家来听，在家里觉得话没说到底，又把他请到镇上的羊肉馆听。广州佬一天天吃下来，把白脸吃成了一张胖黑脸，直到寒风刮过大地，把每个房间的热气都刮跑，广州佬实在受不了这天地上下房屋内外一样的冰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广州佬走的时候，麦冬正在地里抽着枝条，漫天散出绿叶。田野里没有了玉米苗红薯
秧，没有了黄豆绿豆辣椒，只有矮矮的、附在地面上的麦冬苗。那绿色的秧苗一簇簇向外散开，像一个个绿色的小花篮。一整个平原都是平绒般的绿色，向人们洒着希望的绿色。我不知道这绿色到底有多远有多大，反正我走多远，它就跟多远。我看到有人把已经出苗的玉米、芝麻、黄豆，又都毁掉，种上麦冬。那人的眼睛像爹一样，闪闪发亮。
蛮子在哪儿？很奇怪，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不在，但拼命想后，她又一直都在。她总是紧闭嘴巴，瘦小的身体略弯着，急匆匆地走来忙去。从来不爱干农活的爹老老实实地跟在蛮子后面，锄草、翻地、平整秧苗。他不再得意地朝邻居的地“呸”一口唾沫，并轻蔑地说，他忙一季，我闲一季，不见得我比他少收多少。爹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庄稼手，他逮住机会就讽刺那些一心扑在地头上的人。蛮子把山里的家常手艺带了出来，不管是红薯、绿豆还是玉米，她都可以做出来晶莹剔透的凉粉。傍晚时，她在那狭窄的小厨房里烧火，爹搅锅，然后，一盆盆地端出来晾在地上，第二天上午，爹推着自行车，两边挂着桶，桶里装着一块块白白的凉粉，沿着村庄去卖。雨天的时候，凉粉卖不出去，就拿来用大蒜煎着吃，香极了。
战争早已打响。从爹把她领进家门，从她开始给妈喂饭擦身上药，从爹开始让我们叫她“娘”，逼着我们给她端饭那一刻起，战争就开始了。我看见哥眼睛里的凶狠，他黑黑的宽肩膀里有一股蛮力，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四处窜着，到哪里都带着一团火。
有一天，哥剃了个光头回来了。他四处棱角的脑袋发着光，谁也不看，也不说话，只是拳头紧握着。蛮子来回走路的脚步声就格外重了，堂屋的气氛非常安静，携带着紧张。越是这样，爹越是要指派哥为蛮子做一件事情，好像想用这件事来证明哥不是对蛮子有意见他也不是只偏心自己的儿子，可是每次都事与愿违。爹让哥去找小峰回来吃饭，小峰喜欢在村庄里的坑塘边玩，他看见水就像看见家，一天到晚长在水旁边。哥出去晃一圈儿就回来了，说没找到小峰。他那一圈儿的时间连到坑塘边的时间都不够。爹让哥再去找，哥又出去转了一圈儿，说还没有找到。爹看着哥，哥回瞪着，脖子往前挺着。爹的腰有点弯，哥的腰挺得笔直，直直迎上去。爹扬起手，作势要打哥，哥一脚踢飞凳子，又把桌子上的馒头扫落。矮小的蛮子站起来，逼向哥，嘴巴大张着，向他喊，哥哥挺着头，迎向蛮子。爹的手又垂了下去，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我伸手去拉哥。哥转过身来，给了我一巴掌。我的手还没有离开哥的衣角，他的巴掌又上来了，一下两下，我的耳朵发出一阵阵的鸣叫。我看着哥，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是哥第一次打我，真的打我。疼极了。
爹在西屋躺着，发出悠长痛苦的呻吟，蛮子站在院子里，一长串一长串叽里咕噜的话从她嘴里跳出，憋得她太阳穴上的青筋往外迸，人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能看出她的愤怒。她朝向人群，热烈地控诉，眼泪滔滔地流。
印象里没有蛮子说话的内容，只有略微尖厉急促的音调。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也许只是因为她的话无人能懂。她和哥对峙时，声音更加尖厉，一个个滚动的音节扫过来，像一把尖刀一样，旋过空气，割在大家脸上。哥的声音盖不过蛮子，就由冬竹在一旁怯懦地补充着，三个人呈三角形，紧张的气流在他们之间来回旋。
爹把我们都给惯坏了。
我记得爹第一次对我發脾气。下雨天，我把家里唯一的伞忘学校了，我要回去拿，爹让我顺便买点盐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伞也忘了，盐也忘了。爹冲着我高声叫嚷，说我是傻瓜废物败家子，什么都干不好，说我嫁都嫁不出去。蛮子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爹从来没有吵过我，不管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关注到我，还是他没有心情懒得管我，我长到十二岁，我丢三落四，我没有眼色，爹都没有说过我，他最多就是打趣我。那一刻，我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爹不再是那个爹，家不再是那个家了。
爹最拙劣的办法就是吵完架后让哥去给蛮子端饭。他把碗塞给哥哥，朝哥挤眉弄眼，意思是糊弄一下蛮子算了。爹的表情谄媚可
怜，又着急，他在哀求哥答应。哥双手去接碗，却又没有接住，碗“啪”地摔到地上。里屋的蛮子“哇”一声哭了。冬竹也哭了。
爹呢？干脆躺到老枣树下的竹床上，和我们比着哭。
我站在蛮子面前，一手拉着小峰，一手托着碗。蛮子那瘦小的脸，仿佛正在遭遇这世上最大的不公和委屈，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如此待遇，她一个年轻女人，为这三个陌生的孩子挣钱、做饭、洗衣，还要受到这般威胁和羞辱。
麦冬任务艰巨，担负着挽救一家命运的责任。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被他的计算冲昏了头脑，正头晕目眩地享受着快乐。那些吵架，对于他来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东西。
笑声滚滚。地都被震裂了。
村庄的人们都出动了。田野里，一群群的人，蹲在地上，俯身向下，挥动着小耙子，把一簇簇的麦冬苗拔出，一团黑褐色的土也被拔出，一排排白色的圆滚滚的珍珠在土里面探头探脑，肉肉的，可爱极了。抖一抖挂在上面的土，那珍珠全露出来，在长长的根须下端坠着，像一个个珍珠耳坠。
那个大乳房噘嘴巴黑脸庞的姑娘特别爱笑。她笑的时候满屋都有回音，满地的麦冬都在打滚，连冷酷的哥都不好意思绷着脸。她是一个老姑娘，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我听见有人议论说她的乳房太大，太不体面，以至于无人要她。可她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她唯一做的就是把乳房用布条紧紧勒住。她和那打官司的姐姐一起，在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打扫卫生，帮忙做饭，洗衣服，安安稳稳。而爹，爹一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和任何年轻人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年轻女人。他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这些话题能够很充分地展示他的幽默、智慧和趣味。即使到了老年，他的思维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敏锐和开放。任何人到我家，都宾至如归，如沐春风。
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足够爹发挥了。吃饭时是爹的最佳表演时刻，那些坐着蹲着的，屋外屋里的，美的丑的姑娘，都被爹的话逗得笑喷。严肃紧张的蛮子也露着微微的笑意，坐在爹身旁，不动声色地宣示着主权。在田地里，爹不仅向这些女孩子们提供笑料，卖弄机智，也常常偷偷观察苦大仇深般一丝不苟干活的邻居，看他们有没有反应。爹会千方百计让所有人响应他的俏皮话。把生活过成一个舞台，是他的终极目标。
那黑脸姐姐爱搂着我睡。夜晚的她，巨大的乳房终于从紧裹着的布条中解放出来，堆满在胸前，她把我埋在她的乳房里，那乳房软得让人发晕，我飘飘忽忽地做着梦，舒服极了。她悄声向我打听爹和蛮子，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后来，我发现，她不太爱笑了，当爹在她身边时，她的脸红红的，只是埋头干活。有时候她有意站在蛮子面前，挺着腰，往外扛着她的大乳房。瘦小的蛮子在她面前显得干瘪可怜。
爹和那打官司的姐姐说话时，黑脸姐姐也凑过去，假装认真地听。她盯着爹，看到爹游移不定的眼神，又看到打官司姐姐大眼睛里热烈而脆弱的光芒，突然捂住脸，跑开了。她跑到西屋，扑倒在麦秸秆上，偷偷哭。
我远远看着她们，看着爹慌乱但又享受的眼睛，看他那只大手在黑脸姐姐背上轻轻地揉搓，看到黑脸姐姐微微的颤抖，看到蛮子忠诚而无知的忙碌。我还看到哥背着人在写东西，看到他一个人偷偷地把眼泪抹下去，我看到爹也在写信。十二岁的我看见了一切。
可还是抵挡不住那欢乐的感染。我笑啊笑啊，笑得掉到了坑塘里，笑得老师追着打我，笑得站到了课堂外面，我笑得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麦冬收到院子里了，铺满整个地面。一地珍珠，微微闪着亮光，微黄的白，最纯正的颜色。
打官司姐姐、黑脸姐姐和那群女孩子都走了。屋子里的声音单薄了好多，爹彻夜不睡，不断翻搅着火炕上的麦冬。他整个人瘦了下去，只有眼睛仍然发亮。
我想念黑脸姐姐的乳房，那柔软的和沉沉的梦，想念她无所顾虑的笑声，想念她在家里走动时那安稳感。我需要她远远胜过需要蛮子。
火炕上的麦冬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咸味儿和刺鼻的尿臊味儿，爹享受地吸着这味道，不时拿起一颗，用牙咬开，看里面是否干透，整整一个月，我们都闻着那股尿臊味儿听着爹咬麦冬的声音。终于，一麻袋一麻袋干蹦蹦的麦冬垛在墙角，里面支棱棱的无数小小的棱角，爹一遍遍地数着，嘴里喃喃地说着数字，他又开始计算了。
麦冬丰收。我们家的八亩地收了至少两千斤麦冬，远超过爹的预算。爹走路生风，四处溜达，到各个村庄或镇上，去和熟悉的不熟悉的讨论即将到来的收入。全村、全镇各家各户都丰收了。人们去割肉买酒，耐心地等待那广州佬再次光临。 蛮子也到镇上赶集，割肉包饺子，打一锅最好的玉米凉粉，炒出金黄金黄的蒜香碎凉粉。爹好像有话要说，好几次，他举起酒杯，想说什么，又把酒一口喝下。蛮子在旁边，给他夹一口菜，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爹把酒杯放下，不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说，
“我想给你们再生个弟弟。”
爹的头低了一点，好像这句话带着某种罪过，一点点羞耻，他准备低下头认罪，实际上又是在告诉大家不管怎样我都要这样。蛮子搂住小峰，头也微微低了下去。哥“腾”地站起来，把正吃了一半的饺子吐到桌上，转身走了。
哥在院子发出野兽般的嗥叫，他的青头皮上长出一层矮矮黑黑的发茬，毛茸茸的，这使得他的凶狠有一种脆弱。我拉住哥，想让他带我一起走，却被哥一拳挥了过来。他打中了我的背，然后是胳膊，头。我没有叫，我不想让爹听见我求饶的声音。
爹和蛮子低着头坐在那里，像一对罪人，却是甜蜜的罪人。他们心里鼓荡着秘密，有什么气息在他们之间飘来飘去，像是在传递他们的话，他们默不作声，端坐不语，却你来我往眉来眼去热烈无比。我看见蛮子盛一碗饺子，塞到爹的手里，爹吧嗒吧嗒，很香地吃起来。冬竹看到爹开始吃，也赶紧往嘴里扒。
我站在院子里。哥不知道跑到哪儿了。我想回去吃饺子，可我又不想背叛哥。
麦冬整装待发。广州佬还没有来。
笑声凝固了。人们四处打听，到和广州佬打得最火热的几户人家里去问情况，那几家人也急得上蹿下跳，拿着广州佬留的电话到镇上去打，却怎么也打不通。有人到乡政府去找那个经常和广州佬一起下乡混吃混喝的干部，那个干部苦着脸，说你们找他，我还找他呢，我自己也种了十几亩麦冬。
我们家又坐满了人。关键时刻，他们来找这个村庄最有见识的人，向这个虽然冲动但凡事都经过思考的人讨主意。爹高声笑着，安慰大家，说国家不可能不管，原先割资本主义尾巴，发现有问题后，不也改了吗？有人说，这与国家啥关系，是咱自己种麦冬的啊。爹说，我研究过报纸了，国家鼓励经商，鼓励种经济作物。有人说，光正你啥时候开始信国家的话了？爹“呸”了一声，说，我啥时候都不信，我信它我年都过岔了。不过经济大形势是真变了，我研究过报纸了。有人说，变啥？先说咱这麦冬往哪儿卖？
爹说，你们不知道吧？现在那边活跃得很，叫倒买倒卖，啥都能卖，啥都能买。不怕你没渠道，只怕你没物资。有人说，啥叫物资？不就是小商小贩卖鸡蛋卖烟叶卖粮食。爹说，那你可说错了，那都不算啥，电视冰箱洗衣机，你见过没？见过吧。你用过没？没有吧。那都是少数人用的。现在，谁都可以买了。广州佬为啥敢收麦冬？因为药材也可以私人买卖了。有人说，那咱这物资算有了，可渠道在哪儿？
讨论不下去了。大家都干坐着，闷头吸烟。蛮子仍然默默干着活。只是，他们不午睡了。我们放学回家时，也没有金黄的玉米凉粉扣在锅里了。
镇上开食堂的一家人，把食堂卖给别人，开始大规模收麦冬了。
这家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早的万元户。在人们还不习惯到饭馆吃饭，还不明白私有承包是怎么回事时，这家人承包了镇上的一家国有食堂，卖胡辣汤、油条、羊肉汤。据说他们家席子下面铺了厚厚一层钱，据说他们家不只是千元户，万元户，还可能是十万元户（十万元？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边界），而那家儿子走在镇上，左手举一罐橘红色健力宝，右手捏绛红色一元钱的阵势，似乎印证了这些传言。
麦冬价被这家男人压得很低。广州佬当时说至少收三块钱一斤，这家人收只两块钱一斤。人们嗤之以鼻，觉得这价钱简直是笑话，他们不相信广州佬就这样一去不回。那家男人手拿着一叠厚厚的钱，站在院子的大磅秤前，豪迈地说，你爱来不来，麦冬到我这儿，你还有钱收，不到我这儿，你就烂在家里。
六月来临，天气炎热，往常这个时候，麦收完毕，大家把地犁好翻好，站在地头，琢磨着是种辣椒青菜，还是点玉米黄豆绿豆。现在，地里却没有一个人。人们开始烦躁了。有绝望的人就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麦冬贱卖给这家了，也有几家人联合，装着满满一拉车麦冬，往湖北方向去販卖。
我看到那家男人坐在我们家的圈椅上抽烟，爹在他面前来回踱着，神情严肃，我看到有人在夜晚时悄悄把整袋的麦冬拉到我家，爹按一斤两块二的价格称重收购。一天晚上，一辆两拖的大卡车，轰隆隆开到我们家院子里，几十麻袋的麦冬被装上去，用帆布盖好，开走了。随行的，除了那家男主人，还有刚放暑假的哥。
人们都说，那家人吃了独食，一个人去找广州佬了。那些没有卖自己麦冬的人，既忧心异常，又暗自侥幸，等待转机到来。
爹也在等。在蛮子的带领下，我们平整麦冬地，重又种上玉米、辣椒、黄豆，爹踏踏实实地浇水、锄地、撒种。我每天带着小峰，履行一个姐姐的义务。活泼的、黑眼珠的小峰，一天到晚，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玉姐玉姐姐”“玉姐玉姐姐”，我才刚离开一分钟，他就到处叫，边叫边笑，好像“玉姐玉姐姐”这五个字带有魔法，他不笑都不行。静悄悄的中午，爹和蛮子进了东屋，我带着小峰，去河坡边，躺在树荫下，听树上一长一短的蝉叫。太阳快落了，热气消散一些，河面上的热蒸汽少了，小峰叫着“玉姐你快看”，一路斜冲，蜻蜓沾水似的，脚尖点着，蹦过仍然烫脚的沙滩，小胳膊快速地摆着，嗵一声跳到河里，消失了。我赶紧也往河里冲，刚到水边，他却从水里钻出来，头发上的水珠闪着亮，黑眼睛眯在一起，“嘎嘎嘎”脆笑。他在捉弄我。他的肚皮圆滚滚，他的眼睛黑黝黝，他蹦跳的样子，整个空气都有弹性，他是个结实的小家伙。他一天到晚赖着我，他不和蛮子睡，他要和我一起，我们躺在枣树下，他抱着我胳膊，睁着眼睛看我。其实他看一眼就睡过去了，他睡得太快了。我很少想起哥，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广州太远了，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带着小峰从河里回来，我在河坡里挖了水芹菜捡了地皮菜，小峰喜欢吃地皮菜，他喜欢听嚼地皮菜时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走进院子，空气不对，一切都不对，我挣开紧紧拉着我的小峰，我贴着墙根，悄悄往屋里看。哥回来了。他两手空空，黑得像干粪一样，左胳膊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可怕的伤疤。爹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