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reli(1984)和Kreutzer and Lee(1986)将个人避税行为纳入到企业行为,开启了企业税收规避研究的先河。早期对企业税收规避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特征角度研究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的规模、成长机会和企业的资源等方面。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现代企业的最主要的特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直到Slemrod (2004)、Chen and Chu(2005)、Crocker and Slemrod(2005)等人将税收规避纳入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税收规避的相关研究才逐渐展开。自此之后,涌现出大量对税收规避的研究。但税收规避究竟对企业价值具有怎样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较多,干扰了税收规避的影响。税收规避直接经济后果是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支出,降低了企业现金使用成本。因此,本文将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从税收规避的直接经济后果出发,研究税收规避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及路径,这对于分析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2008-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八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税收规避成本理论,采用规范性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性分析的研究范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选题“制度背景、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价值”从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考察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是否具有影响,二是制度背景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的调节作用,以考察制度因素是否约束以及如何约束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三是税收规避如何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以揭示税收规避影响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路径。本研究对于完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税收规避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将有助于分析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第二,将有助于揭示税收规避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第三,将有助于研究制度性因素在税收规避影响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作用；第四,将有助于企业规范税收规避行为以提高现金持有价值。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如下几点：第一,本文从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确定了税收规避衡量方法。关于税收规避的衡量方法并不统一,主要分为有效税率法和会税差异法两类,但是这两类方法各有利弊。本文从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对税收规避的衡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剔除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法可靠性最高；第二,本文以现金持有价值作为“中间桥梁”,研究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往有关税收规避经济后果的研究,多是以企业价值为落脚点。但企业价值影响因素较多,导致研究结论并不统一。税收规避直接经济后果是减少了现金支出,现金持有价值又是企业价值的一部分。因此,本文通过现金持有价值这一“中间桥梁”研究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第三,本文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打开了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黑箱”。以往的研究,只是在税收规避委托代理观下,研究了税收规避对企业代理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从代理问题和信号传递两个方面,揭示了税收规避影响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路径；第四,本文采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了制度因素如何调节税收规避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制度分析方法,选取对企业税收规避产生较大影响的多个制度因素,包括内部制度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证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它们对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调节作用,以揭示制度背景是如何发挥作用调节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