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博览群书编辑部：
近日，我研读不少中华诗词，获得一些心得。
中华诗词是讲究韵律的。而诗词的韵律又是发展演变的。我们概括为“持正知变”（诗词界以霍松林老、刘征老和我本人为代表）。所谓“持正知变”，就是在诗词的平仄与韵律的运用中，既遵从基本样式、传统习惯，又不为所拘，有所变通，走向宽容。这，既是诗词的传统，又有当代诗人成功的经验。探研诗词韵律的变通或突破，对于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实现新的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诗史，从唐代近体定型至宋元明清以降，变通用韵者不胜枚举，名家亦然。杜甫的“泸州纪行》：自昔泸以负盛名，归途邂逅慰老身。 江山照眼灵气出，古塞城高紫色生。 代有人才探翰墨，我来系缆结诗情。 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 一诗中，用了“名”“情”“生”（庚韵） 和“身”“人”（真韵），属一诗两韵；脍炙人口的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旧韵，“魂”和“村”都属“十三元”，而“纷”属“十二文”韵，分明打破了“十三元”的禁忌。苏轼亦“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其《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冬），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一冬二东通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看看另外一首广为流传的有关青蛙的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并非毛泽东所作，而是早以有之。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薛瑄、严嵩、张璁，清朝的郑正鹄都有咏青蛙诗，版本不同，却大同小异。从用韵角度看， 严嵩的“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属“形”“琴”同用；明代张璁年少时在学堂犯错，被老师罚跪。见池边有蛙，老师命其以青蛙为诗，做得出则免罚。张璁随口吟道：
独蹲池边似虎形，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吾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老师说：“诗倒做得不错，只可惜押出韵了，三个韵脚押了三个韵部。”按平水韻，“形”在“青”部，“神”在“真”部，“声”在“庚”部。毛泽东使用的版本，同一首诗也是使用了不同的韵部“神”和“声”。值得思考的是，青蛙诗这些版本，数百年被欣赏、引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昔时写诗用韵容许宽泛。也反映出当时官方语言、社会语言或方言中，形、声、人、云的相同或相近（至今，西北、四川一些地区的发音也是如此），因而可以通押。一诗多韵并不为怪。而如“十三元”那样强行离合，确是不合语言习惯，无须谨守。
诗词史上不乏变通的理论。清初沈德潜编纂《唐诗别裁》，收入变格者甚多。沈德潜在“凡例”中说：
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自行，云生自起，何处更著得死法！
尔后《唐诗三百首》亦不避此。例如所选80首五律中，全部合于格式的为35首；变格或出范的45首，超过半数。清代诗词家叶燮提出“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的著名论断。叶燮还说，“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不变乎？”（参见叶燮《原诗》内篇二）。天道既变，诗道焉有不变之理？
关于词与词牌，其产生与发展过程即有多样变化。词牌有“正体”“别体”，本身就说明无须定于一尊。据今人王政佳先生统计，康熙《钦定词谱》826调，共有2306体。其中468调有“别体”或称“变体”。常见词牌的40余种，其“别体”举例如下（括号内为别体数量）：“洞仙歌（39）；河传（26）；水龙吟（24）；瑞传（26）；水龙吟（24，赵长卿一人就4种）；瑞鹤仙（15）；少年游（12）；满江红、声声慢（13）；喜迁莺、青玉案（12）；念奴娇（11）；忆秦娥、临江仙、贺新郎、最高楼（10）；汉宫春（9）；哨遍、多丽、摸鱼儿、南乡子、霜天晓角、六州歌头、二郎神（8）；水调歌头、祝英台近、行香子、千秋岁、宝鼎现、定风波（7）；沁园春、卜算子、一剪梅、鹊桥仙、满庭芳、永遇乐、八声甘州（6）；桂枝香、如梦令、西河、凤凰台上忆吹箫、江城子、生查子、何满子、诉衷情、浣溪沙、西江月、画堂春、兰陵王、莺啼序、金人捧玉盘（4）；风入松、渔家傲、袭红衣、东风第一枝（3）；六醜、雨霖铃、菩萨蛮、忆江南、清平乐、蝶恋花、小重山、踏莎行、望海潮、扬州慢、鹤冲天、点绛唇、烛影摇红（2）等。（参见王政佳《荒堂全调词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从中可见，词牌尤其是名牌几乎都有别体。不少词牌是词人性情所至，即兴制作。如“水龙吟”别体24种，只赵长卿一人就做了4种。至于用韵之变通，诗词大家苏轼、辛弃疾亦有例证。多见不怪也。
当代诗人“持正施变”，有不少成功范例。 从旧韵或称平水韵的角度，毛泽东诗词中有一首两韵或多韵。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诗，其“难”“丸”“寒”为“十四寒”，“闲”“删”为“十五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黄”“王”“桑”为七阳，“江”属“三江”，不在一韵。“七律·答柳亚子先生”也类是“江”“阳”通押。倘以普通话朗读或吟诵，皆顺畅无碍。还有1936《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此间，“城、东”与“新、人”“军”分属不同韵部。更为典型的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舞”“虎” “雨”在词韵第四部，“柳”“酒”在十二部。胡适等人曾就此诘难、讽刺。对此，毛泽东干脆回答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坚持了自信与自我。
初步统计，毛泽东涉及韵律变通的诗词作品，占了其作品的半数之多。这对于熟稔格律的诗人，非属偶然，亦有出新。 叶剑英、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诗词用韵也有所突破。叶帅的七律《八十书怀》：
近日，我研读不少中华诗词，获得一些心得。
中华诗词是讲究韵律的。而诗词的韵律又是发展演变的。我们概括为“持正知变”（诗词界以霍松林老、刘征老和我本人为代表）。所谓“持正知变”，就是在诗词的平仄与韵律的运用中，既遵从基本样式、传统习惯，又不为所拘，有所变通，走向宽容。这，既是诗词的传统，又有当代诗人成功的经验。探研诗词韵律的变通或突破，对于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实现新的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持正知变”是诗词传统
考察诗史，从唐代近体定型至宋元明清以降，变通用韵者不胜枚举，名家亦然。杜甫的“泸州纪行》：自昔泸以负盛名，归途邂逅慰老身。 江山照眼灵气出，古塞城高紫色生。 代有人才探翰墨，我来系缆结诗情。 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 一诗中，用了“名”“情”“生”（庚韵） 和“身”“人”（真韵），属一诗两韵；脍炙人口的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旧韵，“魂”和“村”都属“十三元”，而“纷”属“十二文”韵，分明打破了“十三元”的禁忌。苏轼亦“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其《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冬），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一冬二东通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看看另外一首广为流传的有关青蛙的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并非毛泽东所作，而是早以有之。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薛瑄、严嵩、张璁，清朝的郑正鹄都有咏青蛙诗，版本不同，却大同小异。从用韵角度看， 严嵩的“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属“形”“琴”同用；明代张璁年少时在学堂犯错，被老师罚跪。见池边有蛙，老师命其以青蛙为诗，做得出则免罚。张璁随口吟道：
独蹲池边似虎形，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吾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老师说：“诗倒做得不错，只可惜押出韵了，三个韵脚押了三个韵部。”按平水韻，“形”在“青”部，“神”在“真”部，“声”在“庚”部。毛泽东使用的版本，同一首诗也是使用了不同的韵部“神”和“声”。值得思考的是，青蛙诗这些版本，数百年被欣赏、引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昔时写诗用韵容许宽泛。也反映出当时官方语言、社会语言或方言中，形、声、人、云的相同或相近（至今，西北、四川一些地区的发音也是如此），因而可以通押。一诗多韵并不为怪。而如“十三元”那样强行离合，确是不合语言习惯，无须谨守。
诗词史上不乏变通的理论。清初沈德潜编纂《唐诗别裁》，收入变格者甚多。沈德潜在“凡例”中说：
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自行，云生自起，何处更著得死法！
尔后《唐诗三百首》亦不避此。例如所选80首五律中，全部合于格式的为35首；变格或出范的45首，超过半数。清代诗词家叶燮提出“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的著名论断。叶燮还说，“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不变乎？”（参见叶燮《原诗》内篇二）。天道既变，诗道焉有不变之理？
关于词与词牌，其产生与发展过程即有多样变化。词牌有“正体”“别体”，本身就说明无须定于一尊。据今人王政佳先生统计，康熙《钦定词谱》826调，共有2306体。其中468调有“别体”或称“变体”。常见词牌的40余种，其“别体”举例如下（括号内为别体数量）：“洞仙歌（39）；河传（26）；水龙吟（24）；瑞传（26）；水龙吟（24，赵长卿一人就4种）；瑞鹤仙（15）；少年游（12）；满江红、声声慢（13）；喜迁莺、青玉案（12）；念奴娇（11）；忆秦娥、临江仙、贺新郎、最高楼（10）；汉宫春（9）；哨遍、多丽、摸鱼儿、南乡子、霜天晓角、六州歌头、二郎神（8）；水调歌头、祝英台近、行香子、千秋岁、宝鼎现、定风波（7）；沁园春、卜算子、一剪梅、鹊桥仙、满庭芳、永遇乐、八声甘州（6）；桂枝香、如梦令、西河、凤凰台上忆吹箫、江城子、生查子、何满子、诉衷情、浣溪沙、西江月、画堂春、兰陵王、莺啼序、金人捧玉盘（4）；风入松、渔家傲、袭红衣、东风第一枝（3）；六醜、雨霖铃、菩萨蛮、忆江南、清平乐、蝶恋花、小重山、踏莎行、望海潮、扬州慢、鹤冲天、点绛唇、烛影摇红（2）等。（参见王政佳《荒堂全调词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从中可见，词牌尤其是名牌几乎都有别体。不少词牌是词人性情所至，即兴制作。如“水龙吟”别体24种，只赵长卿一人就做了4种。至于用韵之变通，诗词大家苏轼、辛弃疾亦有例证。多见不怪也。
当代诗词的“持正知变”
当代诗人“持正施变”，有不少成功范例。 从旧韵或称平水韵的角度，毛泽东诗词中有一首两韵或多韵。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诗，其“难”“丸”“寒”为“十四寒”，“闲”“删”为“十五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黄”“王”“桑”为七阳，“江”属“三江”，不在一韵。“七律·答柳亚子先生”也类是“江”“阳”通押。倘以普通话朗读或吟诵，皆顺畅无碍。还有1936《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此间，“城、东”与“新、人”“军”分属不同韵部。更为典型的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舞”“虎” “雨”在词韵第四部，“柳”“酒”在十二部。胡适等人曾就此诘难、讽刺。对此，毛泽东干脆回答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坚持了自信与自我。
初步统计，毛泽东涉及韵律变通的诗词作品，占了其作品的半数之多。这对于熟稔格律的诗人，非属偶然，亦有出新。 叶剑英、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诗词用韵也有所突破。叶帅的七律《八十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