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刘香成的《三十年 中国梦》摄影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幕。此地即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和“中国梦”这个宏大的名词似乎颇为贴切。而刘香成自己却解释，此处的“三十年”，与“中国梦”这一宏大主题是有所区别的。“主要是纪念我的第一本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出版30周年。”刘香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3年，刘香成结束了为期8年的《时代》周刊驻京记者职务。他任职期间，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曾告诉他，当时西方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65%是刘香成一人所摄。这些图片结集而成《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一书，于1983年底出版。28年之后，这本书的节选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此次的摄影展呈现了一位摄影师对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持续30年的观察。刘香成本人对这三十年的观感是，一个社会从集体主义，走向多元化、个人主义的过程。

黑白的集体

　　此次影展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选自那本《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另三分之一为1997年刘香成定居北京后，近16年的作品。最新一幅摄于今年6月，片中人物为郭敬明。即使不细看内容，色彩也自动区分了影展中的两个时段：前8年的照片大致为黑白，最近16年的则是彩色。
　　事实上1980年代初刘香成也曾经拍过不少彩色照片。但结集出版和此次展览大都选了黑白作品。主观上，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本人更喜欢黑白照片，“要表达情感的东西，黑白更有效。”更重要的是呈现在镜头前的客观世界—— “那个时代，中国的确没有什么颜色，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衣服灰色的居多，也没有什么化妆。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的。”
　　比如那幅拍摄于云南思茅的著名照片《中国朋克》，三个年轻男孩并排在一起，装束、打扮根本看不出差别：大墨镜、军帽、白衬衫和深色夹克——几乎一模一样。
　　色彩的统一，是集体主义的一个表征。刘香成说他走遍世界，都没有看到政治对一个社会能有如此强大的渗透力。除了黑蓝灰的色调，还有无处不在的毛泽东像。
　　刘香成在爬峨眉山时曾看到一个正在吃饭的山民，坐在家门口，身边是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双鞋，但旁边就是毛主席的相片，另外还有一条标语“听华主席的话”。标语和照片应该是当地政府所贴，这个农民大概都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何时出现的。
　　“虽然拍的是日常的生活，多年的积累却发现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报道，是通过生活看政治。”多年之后，刘香成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当然，那8年毕竟是革命的狂热逐渐消散的8年，日常生活逐渐温和起来。刘香成的镜头里，也有着越来越多的人性复苏，比如中国最早的街头广告和举止越来越亲昵的情侣。
　　还有转型期略带苦涩的滑稽：一对夫妇手捧鲜花拍半身结婚照，新娘只穿了半身婚纱，下面仍是黑色的长裤；颐和园里一位年轻人靠在锃亮的进口摩托车前摆出电影《地狱天使》中的造型，边上却是一位老妇人在做针线活。如果仔细看，还能发现那辆摩托车的商标是Suzuki——地狱天使们真正的必备行头“哈雷”在那个年代还鲜为人知。

彩色的个人

　　此次影展中有一组图片，主角是同一位模特。她叫小姚，是刘香成1997年在上海时，通过画家陈逸飞结识的。
　　刘香成一反在摄影棚塑造模特的常态，把穿着Dior的小姚拉到弄堂里，让她身边自然围上一群市民，像看外星人一样围观她的性感和冷艳。拍完之后，刘香成非常想拍摄卸妆之后的小姚。他花了一个星期说服对方，终于走进了小姚的家。
　　那是1997年的上海，大部分市民的住房条件尚未改善。小姚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独立空间不过10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床，床边是很小的空间，堆满箱子。个子很高的小姚进屋时必须弓着身子。他们和邻居共用一个厨房，那里更加狭促，她甚至很难蹲下去。那张照片里，小姚没有穿Dior，脸上不再有孤傲的神情，而是像邻家小妹一样调皮。
　　略显遗憾的是，1990年代以后的照片中，类似小姚这样日常化的人物形象很少。更多的是周润发、张艺谋和郭敬明等明星 。当然，如果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逻辑阐述，此类名人照片也能契合。比如陈红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晾着长腿，图片说明是“演员陈红，陈凯歌的第三任妻子”。婚姻关系背后所展现的社会变化，已然是1980年代无法想象的。
　　“名人本身会有一种强烈的符号，因而会吸引观众注意。”刘香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1980年代的状态：“作为《时代》周刊的记者，我要报道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但那几年突发事件很少，所以我可以带着比较悠闲的态度去观察。那是观察社会的黄金时代，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兴趣也很浓厚，这类温情的图片自然非常有市场。“实际上我也拍过很多当时访华的政要。长城、故宫去了不下几百次。在哪个位置能拍到我想要的照片都了如指掌。”刘香成回忆说。但在技术上，这类图片不易再次出版，因为涉及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出版的流程相对复杂很多。

观察当下，逼近历史

　　1991年，刘香成因独家拍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瞬间，获得普利策奖。“新闻总是越做越大的。我见证了苏联的解体，要再做更大的故事，难度就太大了。”刘香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有几个选择，到华盛顿或者欧盟总部驻站，但这很难激起他的兴趣。他还是想回到中国。 　　1994年，刘香成离开新闻一线，到香港创办《中》（China）月刊。该杂志的设想，是成为一本华文世界的《名利场》，由泰国一家资本方出资。但起步不久，就遇上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遭到重创，投资方亦对杂志无能为力。刘香成又回到老东家，并代表老东家再来中国大陆。这一次，他是传媒巨鳄默多克的代表，与中国政府商谈某电视台在珠三角落地的事宜。此后，他定居在北京，购下一座四合院，逐渐也成为了北京社交名流的一个据点。
　　回顾过去，刘香成自己也有些讶异。
　　如今的刘香成，已经没有随身带相机的习惯。他说这是多年职业生涯的后遗症，让他看到相机就头痛。他活跃在一线的时候，有时要带上150公斤的装备，除了相机和各种镜头，还有海事卫星、简易暗房等，苦不堪言。他因此把摄影当作一个考验眼力也考验脚力的职业。
　　退出一线后，脚力的苦难基本结束，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力，静静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理解。2011年，《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中国大陆版终于面世。为这个版本新写的序言中，刘香成特意引用了好朋友、作家阿城提出的关键词——“常识”。
　　阿城经历过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和情感有着经验和体悟。1980年代出国后，他在美国和欧洲依然能感受到这些价值的存在。
　　但当他2000年回国，却发现这些价值在中国已经变得稀有。因此，阿城把这些在人类中普遍存在的情感价值和伦理统称为“常识”，这个表述让刘香成心有戚戚。又是三年过去，就“常识”而言，现在的刘香成仍然不敢乐观。
　　也是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严肃地写道：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己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远远不够的。
　　刘香成自己对近代历史的理解，集中在2011年出版的《壹玖壹壹》。该书搜集了中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至1928年的影像记录，作为对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为这本书，刘香成从全球搜集了数千幅图片，并花了上千小时做后期加工。
　　除了照片，这部厚达400页的图集中，还有三位观点差异极大的近代史研究者作序，将完全不同的阐述一并端上。三种叙述如鸡同鸭讲。
　　刘香成说，这恰恰是他经常遇到的问题：他看西方同行讲述的中国、美国故事，和中国同行镜头里的中国、美国故事，好像是四个不同的国家——而且他都不认识。
　　“人很容易用一种绝对主义的观点理解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工作。中国人尤其容易这样。比如摄影，中国人总要分得很清楚，摄影就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新闻摄影不是艺术摄影，又不是概念摄影，等等等等。而一种新的观念来了，原来摄影的定义就要发生变化，好像搞运动一样，以前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刘香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很多场合，刘香成说自己却只能闭嘴，因为谁都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他说他也想寻找一种“澄清”，但社会的复杂、历史的细节就是纠结在一起，让他难以用上述“绝对主义”的方式去一刀切。所以他只能默默呈现，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只是告诉观众他的眼睛看到了什么，而且要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作品，不是全面性的，这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说这对眼睛看到了什么，解读了什么，选择了什么。这肯定是很个人的。”
　　最终，仍然归结到“个人”，就像此次影展的主题：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