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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吉尔·贝尔站在时代前沿，以新的视角对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出西方社会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同时，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从中也可以吸收一些有益的指导。本文根据读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所思所想，简单探讨在现代性危机语境下如何构筑重塑信仰，构筑共同精神家园。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信仰重塑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1 — 0058 — 03
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模式方面选择了垄断资本主义，也由此在各国经济发展领域埋下了引发经济危机的种子，在经济方面不断出现的危机状况直接波及到了国内局势的发展，激化了各个阶层直接的矛盾和冲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幸福感直线下降，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了信息，整日惴惴不安，不仅物质上得不到满足，在精神世界中更是充满了躁动和空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文学创作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颠覆传统、颠覆理性、重视天启、重视本能的现代主义创作模式。面对当前这个繁华不再的社会，无论是文学领域的作家，还是资产阶级政客都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为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寻求合适的出路。其中，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当时那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一
贝尔的书名虽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从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并没有将观点束缚在文化领域方面，而是纵观全局，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纳入到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去。在书中，作者分别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着手，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贝尔得到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并且，他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具有自身核心的发展原则，相互独立、坚定不可动摇。
（一）经济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毫无疑问，经济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物质条件，并且间接的为社会解决了拉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让社会的物质得到充分的涌流。在历经科技和管理革命的改造之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分工严密、等级森严的自律系统。在经济领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每个部分都严格的遵循这个体系中的各项标准，因为他们拥有利益共同体和相同的目标——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在这个目标的趋势下，经济体系中的个人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性变得自私和浅薄，经济领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非人化的特征。
（二）政治领域。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对于目前来说是具有很大的自由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机器扮演的角色还未成为瞩目的焦点。但是在上个世纪发生的各种经济危机以及其波及的其他领域中出现的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状况下，国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得不加强了对各个方面的干预和管理，将权利都集中到国家的手中。政治领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有法律平等、人权法案等相关条例。其中关于平等的理念发展到目前，其核心含义已经拓展开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以及在更多其他方面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暂时平缓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危机，但是由于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兑现相关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机构间的矛盾。
（三）文化領域。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了各领域艺术家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得其有相对宽裕的空间自由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及充分展示个性。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和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局面下，体现在文化领域的变革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尖锐的一面。但是文化领域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另外在文化领域还强调创新化和反传统理念。这个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是所谓“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的原则。
在以往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是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模式中，但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态势上看，这种平衡的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且促使其三者向分裂的关系转化，不再同时处于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中。
二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各领域之内与不同领域之间，都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与冲突。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倡导个性、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建立起严格的制度规范，二者同处一个社会体系之中，与所有个体相关联，却出现了相悖的思想导向，这必然会引发矛盾；经济领域长期追求高效率和稳定增长，而文化领域的发展却表现出“回跃”发展模式，彼此试图寻找一种契合，但是又总是出现冲突；再比如，文化领域鼓励人的自由发展与个性培养，可是，经济领域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对人的管理采取的是专门化、精细分工的管理模式，试图强烈消除员工的个性。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的高效发展是以牺牲个体个性与个人发展为代价的，这与文化领域的精神内核发生冲突，社会上出现大量手持文化大旗的精神斗士，极力倡导个体自由、文化尊严，这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政治体系宣扬平等原则，可是这种原则却与存在于政治体系中的官僚等级制度发生冲突。贝尔在解析三领域对立说时，摒弃历史因素的影响，从历史横断面切入，具体概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此外，贝尔在从精神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充分展示了其历史唯物观。在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引导下，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主要的动力源，其一，“贪婪攫取性”，它提供“经济冲动力”；其二，“禁欲苦行主义”，它提供“宗教冲动力”。不同动力发挥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在“经济冲动力”的作用下，人们乐于改造自然，发明创造；在“宗教冲动力”的作用下，资产阶级严于律己，追求财富。两种社会发展动力相互制约，在发展中寻求平衡。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体现出来的活力令人无法抗拒，与此同时，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物质化的追求已经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宗教冲动力”衰竭，“经济冲动力”的地位和作用却突显出来，这个社会更多地充斥着世俗观念，而传统的宗教色彩不断淡薄，人们处理事情强调理性，而不重视道德伦理标准，人们大肆享乐，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从而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 在这种时代特征下，在文化领域衍生出新的文化体系，即现代主义文化，关于现代主义文化的思考与剖析也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亮点。
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为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然而在行动和风格选择上做出与目标相一致的努力”的结果。以下是从其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现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倡导的秩序，反对理性，把它界定为过时的事务，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升到“唯一标准”的高度；其二，在艺术方面，反对理性束缚，强调“距离消蚀”，不断创造出新的表现手法，来实现“直接、同步、轰动、冲击”的艺术效果；其三，媒介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只是一个信息传播手段，可是，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媒介也成为表达的目的，并拥有了多样化的表现手段。现代主义文化在社会领域中引发了一系列现象，例如，极致推崇创新思维、道德与艺术分治下的艺术体系出现同化、以“唯我独尊”的态度开展文化批评，等。虽然，目前资本主义文化中充斥着现代主义思想，可是，现代主义文化是在“经济冲动力”独立存在的环境中出现和存在的，这种文化类型具有不稳健性、不确定性，并且引发严重的“信仰问题”。有人设想用现代主义来替换宗教，可是，它在面对意义追问时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在现实情况下，信仰正在不断衰落。在上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达到顶峰，成就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体系，对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试图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结果是徒劳无功。
三
贝尔认为自己是文化方面的保守主义者，他把文化列入意义领域，认为文化与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此外，贝尔强调世界上所有传承下来的文明，一个基本的条件是文化传承在历史进程中未被打破，在这一启示之下，贝尔试图构建以“限制”为核心的话语系统，从而对盲目的文化行为产生规制和引导。
贝尔的研究思路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贝尔把认为出现文化矛盾的现象是因为信仰的缺失，这也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出现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贝尔在解决文化矛盾问题时，逐渐形成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采用以文化来取代宗教的做法。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的概念。
他选择了处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作为分析的对象，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前工业社会以机器的生产和运用作为关键和基础，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为主导的状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公众家庭就是为调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而设计的。
以下总结了公众家庭具有的几种特征：首先，宗教特征。在公众家庭中体现出现的这种文化特征具有主张的是绝对自觉性，而不是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压迫性思想，由此可见，这种由内在自觉性产生的宗教特征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贝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内在联系性体现在心理作用。其次，社会特征。公众家庭在表观上集中了经济因素、增值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以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吸收了乌托邦、氏族公社等内容。再次，文化特征。第一，它应该出于人类对自身内在性的考虑，“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第二，它还兼具流传特征，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对文化心理的一种继承。考虑到“宗教冲动力”的缺失，贝尔在建立公众家庭时，增加了许多宗教特质，从而弥补信仰缺失的问题，提高公众家庭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性。可是，恰如乌托邦思想一般，贝尔笔下的公众家庭并不具有现实基础，而是建立在理想形态下的产物，因此，公众家庭的现实可行性是缺乏根据的。现实可行性不足的原因是，贝尔设想通过隔离社会矛盾的方式，来实现设矛盾的消除，从而建立起“新教堂”。在经济方面，明确界定个体需求与个体欲求，关注于个体需求的满足，保证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获得“社会最低限度”的物质供应；在政治方面，划分出公众与私人的界线，个体可以独立经营私人生活，也能够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在文化方面，贝尔并未建立显性的文化界线，可是强调了权威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把文化体系划分为符合/不符合传统文化标准的文化，同样对文化进行了隔离与划分。可见，贝尔采用隔离手段来处理社会各领域的矛盾问题，同时，严格限制了矛盾双方的范围。但是，现实社会中充斥着高度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而公众家庭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和理想色彩，二者在兼容性方面严重不足，现实的权力网络必然会以自身规制，强烈地扼杀构建公众家庭的想法及行为。或者说，贝尔所提出的公众家庭是美好的，是理想化的，可是并未真正地向权力网络发起挑战，双方的冲突一直存在，贝尔试图解决的文化矛盾最终无法解决，信仰再造更是无从谈起了。
四
贝尔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深层矛盾的分析，对认识和解析转型浪潮下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300多年的道路，因此也遇到了时空压缩的双重效应。通过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选择，“五化两转”在我国是重叠并进下进行的，因此也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等可喜成就，这是时空压缩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引发和暗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社会失稳、生态失序、结构失衡，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利益分化、阶层板结等，这些现代性危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300年里不同时段经历的不同问题，而在我国以复合型、压缩型的形式集中在一起，更对矛盾和冲突起到了激化的负面作用，这是时空压缩的负面效应。也因此使很多人倍感焦虑、失落、失去意义感，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及理想产生了疑虑和动摇。尤其在当下信息技术狂飙突进的环境下，人们更易受到多元价值的影响，有些人转而被理想的泛自由民主思潮所左右，有些人被理性主义的某种新乌托邦洗脑，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开展遇到了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亟需重塑国人的信仰，这里所指的信仰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信仰，而是支撑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信念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为我们重塑当代精神信仰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遵从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和精神归宿的安身立命之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科学阐释，赋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崭新内容。中国梦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作为架构，既有关注社会共同体命运的高度，又有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因此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进而增强认同感，主动去将其作为坚守的信仰。“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延续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慧根，有深厚的根基和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下改革深水区、转型湍急处，我们因社会结构性矛盾，引发了一些矛盾与对抗，需要處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因此导致的灵性和信仰的黯淡。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重塑信仰，用中国梦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升每个中华儿女的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参 考 文 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耿蕊.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宗教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05，（03）.
〔责任编辑：侯庆海〕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信仰重塑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1 — 0058 — 03
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模式方面选择了垄断资本主义，也由此在各国经济发展领域埋下了引发经济危机的种子，在经济方面不断出现的危机状况直接波及到了国内局势的发展，激化了各个阶层直接的矛盾和冲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幸福感直线下降，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了信息，整日惴惴不安，不仅物质上得不到满足，在精神世界中更是充满了躁动和空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文学创作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颠覆传统、颠覆理性、重视天启、重视本能的现代主义创作模式。面对当前这个繁华不再的社会，无论是文学领域的作家，还是资产阶级政客都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为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寻求合适的出路。其中，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当时那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一
贝尔的书名虽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从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并没有将观点束缚在文化领域方面，而是纵观全局，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纳入到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去。在书中，作者分别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着手，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贝尔得到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并且，他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具有自身核心的发展原则，相互独立、坚定不可动摇。
（一）经济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毫无疑问，经济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物质条件，并且间接的为社会解决了拉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让社会的物质得到充分的涌流。在历经科技和管理革命的改造之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分工严密、等级森严的自律系统。在经济领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每个部分都严格的遵循这个体系中的各项标准，因为他们拥有利益共同体和相同的目标——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在这个目标的趋势下，经济体系中的个人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性变得自私和浅薄，经济领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非人化的特征。
（二）政治领域。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对于目前来说是具有很大的自由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机器扮演的角色还未成为瞩目的焦点。但是在上个世纪发生的各种经济危机以及其波及的其他领域中出现的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状况下，国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得不加强了对各个方面的干预和管理，将权利都集中到国家的手中。政治领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有法律平等、人权法案等相关条例。其中关于平等的理念发展到目前，其核心含义已经拓展开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以及在更多其他方面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暂时平缓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危机，但是由于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兑现相关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机构间的矛盾。
（三）文化領域。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了各领域艺术家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得其有相对宽裕的空间自由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及充分展示个性。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和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局面下，体现在文化领域的变革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尖锐的一面。但是文化领域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另外在文化领域还强调创新化和反传统理念。这个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是所谓“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的原则。
在以往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是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模式中，但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态势上看，这种平衡的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且促使其三者向分裂的关系转化，不再同时处于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中。
二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各领域之内与不同领域之间，都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与冲突。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倡导个性、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建立起严格的制度规范，二者同处一个社会体系之中，与所有个体相关联，却出现了相悖的思想导向，这必然会引发矛盾；经济领域长期追求高效率和稳定增长，而文化领域的发展却表现出“回跃”发展模式，彼此试图寻找一种契合，但是又总是出现冲突；再比如，文化领域鼓励人的自由发展与个性培养，可是，经济领域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对人的管理采取的是专门化、精细分工的管理模式，试图强烈消除员工的个性。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的高效发展是以牺牲个体个性与个人发展为代价的，这与文化领域的精神内核发生冲突，社会上出现大量手持文化大旗的精神斗士，极力倡导个体自由、文化尊严，这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政治体系宣扬平等原则，可是这种原则却与存在于政治体系中的官僚等级制度发生冲突。贝尔在解析三领域对立说时，摒弃历史因素的影响，从历史横断面切入，具体概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此外，贝尔在从精神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充分展示了其历史唯物观。在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引导下，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主要的动力源，其一，“贪婪攫取性”，它提供“经济冲动力”；其二，“禁欲苦行主义”，它提供“宗教冲动力”。不同动力发挥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在“经济冲动力”的作用下，人们乐于改造自然，发明创造；在“宗教冲动力”的作用下，资产阶级严于律己，追求财富。两种社会发展动力相互制约，在发展中寻求平衡。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体现出来的活力令人无法抗拒，与此同时，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物质化的追求已经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宗教冲动力”衰竭，“经济冲动力”的地位和作用却突显出来，这个社会更多地充斥着世俗观念，而传统的宗教色彩不断淡薄，人们处理事情强调理性，而不重视道德伦理标准，人们大肆享乐，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从而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 在这种时代特征下，在文化领域衍生出新的文化体系，即现代主义文化，关于现代主义文化的思考与剖析也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亮点。
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为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然而在行动和风格选择上做出与目标相一致的努力”的结果。以下是从其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现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倡导的秩序，反对理性，把它界定为过时的事务，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升到“唯一标准”的高度；其二，在艺术方面，反对理性束缚，强调“距离消蚀”，不断创造出新的表现手法，来实现“直接、同步、轰动、冲击”的艺术效果；其三，媒介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只是一个信息传播手段，可是，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媒介也成为表达的目的，并拥有了多样化的表现手段。现代主义文化在社会领域中引发了一系列现象，例如，极致推崇创新思维、道德与艺术分治下的艺术体系出现同化、以“唯我独尊”的态度开展文化批评，等。虽然，目前资本主义文化中充斥着现代主义思想，可是，现代主义文化是在“经济冲动力”独立存在的环境中出现和存在的，这种文化类型具有不稳健性、不确定性，并且引发严重的“信仰问题”。有人设想用现代主义来替换宗教，可是，它在面对意义追问时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在现实情况下，信仰正在不断衰落。在上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达到顶峰，成就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体系，对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试图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结果是徒劳无功。
三
贝尔认为自己是文化方面的保守主义者，他把文化列入意义领域，认为文化与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此外，贝尔强调世界上所有传承下来的文明，一个基本的条件是文化传承在历史进程中未被打破，在这一启示之下，贝尔试图构建以“限制”为核心的话语系统，从而对盲目的文化行为产生规制和引导。
贝尔的研究思路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贝尔把认为出现文化矛盾的现象是因为信仰的缺失，这也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出现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贝尔在解决文化矛盾问题时，逐渐形成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采用以文化来取代宗教的做法。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的概念。
他选择了处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作为分析的对象，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前工业社会以机器的生产和运用作为关键和基础，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为主导的状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公众家庭就是为调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而设计的。
以下总结了公众家庭具有的几种特征：首先，宗教特征。在公众家庭中体现出现的这种文化特征具有主张的是绝对自觉性，而不是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压迫性思想，由此可见，这种由内在自觉性产生的宗教特征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贝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内在联系性体现在心理作用。其次，社会特征。公众家庭在表观上集中了经济因素、增值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以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吸收了乌托邦、氏族公社等内容。再次，文化特征。第一，它应该出于人类对自身内在性的考虑，“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第二，它还兼具流传特征，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对文化心理的一种继承。考虑到“宗教冲动力”的缺失，贝尔在建立公众家庭时，增加了许多宗教特质，从而弥补信仰缺失的问题，提高公众家庭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性。可是，恰如乌托邦思想一般，贝尔笔下的公众家庭并不具有现实基础，而是建立在理想形态下的产物，因此，公众家庭的现实可行性是缺乏根据的。现实可行性不足的原因是，贝尔设想通过隔离社会矛盾的方式，来实现设矛盾的消除，从而建立起“新教堂”。在经济方面，明确界定个体需求与个体欲求，关注于个体需求的满足，保证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获得“社会最低限度”的物质供应；在政治方面，划分出公众与私人的界线，个体可以独立经营私人生活，也能够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在文化方面，贝尔并未建立显性的文化界线，可是强调了权威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把文化体系划分为符合/不符合传统文化标准的文化，同样对文化进行了隔离与划分。可见，贝尔采用隔离手段来处理社会各领域的矛盾问题，同时，严格限制了矛盾双方的范围。但是，现实社会中充斥着高度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而公众家庭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和理想色彩，二者在兼容性方面严重不足，现实的权力网络必然会以自身规制，强烈地扼杀构建公众家庭的想法及行为。或者说，贝尔所提出的公众家庭是美好的，是理想化的，可是并未真正地向权力网络发起挑战，双方的冲突一直存在，贝尔试图解决的文化矛盾最终无法解决，信仰再造更是无从谈起了。
四
贝尔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深层矛盾的分析，对认识和解析转型浪潮下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300多年的道路，因此也遇到了时空压缩的双重效应。通过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选择，“五化两转”在我国是重叠并进下进行的，因此也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等可喜成就，这是时空压缩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引发和暗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社会失稳、生态失序、结构失衡，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利益分化、阶层板结等，这些现代性危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300年里不同时段经历的不同问题，而在我国以复合型、压缩型的形式集中在一起，更对矛盾和冲突起到了激化的负面作用，这是时空压缩的负面效应。也因此使很多人倍感焦虑、失落、失去意义感，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及理想产生了疑虑和动摇。尤其在当下信息技术狂飙突进的环境下，人们更易受到多元价值的影响，有些人转而被理想的泛自由民主思潮所左右，有些人被理性主义的某种新乌托邦洗脑，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开展遇到了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亟需重塑国人的信仰，这里所指的信仰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信仰，而是支撑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信念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为我们重塑当代精神信仰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遵从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和精神归宿的安身立命之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科学阐释，赋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崭新内容。中国梦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作为架构，既有关注社会共同体命运的高度，又有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因此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进而增强认同感，主动去将其作为坚守的信仰。“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延续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慧根，有深厚的根基和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下改革深水区、转型湍急处，我们因社会结构性矛盾，引发了一些矛盾与对抗，需要處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因此导致的灵性和信仰的黯淡。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重塑信仰，用中国梦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升每个中华儿女的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参 考 文 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耿蕊.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宗教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05，（03）.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