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满村皆劫
2005年7月8日傍晚，深圳。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当时他年仅20岁。
后来，在记者劝说下，阿星投案自首。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自首时，阿星说他的理想只是在深圳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其实，因义愤而杀人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他终于向记者坦承，当时不只是报复，他还曾数次抢劫，虽然最后他和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只抢到了400元钱。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场景，他承认那时没有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镇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这里，少数几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找到好工作，甚至因要还教育债不得不去打工，村民们普遍相信读书无用论。
进了城打工，自身贫困但又被灯红酒绿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喜欢抢有车一族。在他们看来，有车的一般都算富人。“抢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更重要的是，抢穷人一块钱都会和你拼命，抢富人一万块钱都会乖乖给你。”阿星的同乡黄海清在狱中说。
他们抢劫并没有周密的计划，常常是临时起兴。晚上一般在赌档里赌钱，“有时候你今天还有钱，你就不去了，有时候你钱用完了，你就去了”。“开工”，只需要递个眼色就行。
至今，在温江这个有两千人口的村子，因抢劫被刑事处理的就有一百余人。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而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已有三四百年轻人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今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他们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更是惊人，例如在深圳公明街道，占到了98％以上。
畸形尊严
在发生杀人案之前，阿星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2000年的春节后，他第一次到深圳，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
不久，他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阿星还是未成年，只能冒用叔叔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每月。
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在这家工厂打工8年，母亲、姐姐都已介绍进来做工。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而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有640万人。
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堂叔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的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这位“黑社会”叔叔一年挣得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轰动了整个天等县。那时，村里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混黑社会发家的，不少人恳求他：“帮我把孩子带出去吧，打工哪有你们赚钱。”
其实，赵民显曾经也是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16岁的他到深圳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想着回老家盖房。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他被收容所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家，因为家乡太穷，无以为生。
后来，赵民显和表兄杨成康在深圳成了流民，开始只是小偷小摸，再后来跟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多年后回想这段时光，杨成康说：“以前我们打工、失业时，过得猪狗不如。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
阿星多年后沿着堂叔、表哥等人的路走了下去。而在温江村，这种方式竟然得到了“尊重”：如果没钱就会被鄙视，而有了钱，所有人都看得起你。“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这就是阿星对家乡的理解。
一辈子一个圈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命运仿佛给这家人画出了无法挣脱的圈。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这里距离深圳市区仅40分钟车程，却找不到丝毫国际都市的气派。
六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熙熙攘攘的打工男女，身着各色工服，像彩色的河流，在马田村口的十字路口融汇、碰撞，然后四散，如此日复一日。
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去上夜班。他是阿星的弟弟，现在新兴橡根厂打工。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这种单调的日子，阿海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
闭伟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走出温江村的那一天：1992年9月4日。其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之际。闭伟宝打工的新兴橡根厂，是港商所创，主营内衣辅料，初期只有数百名工人，后来却成为全球最大的内衣辅料制造基地。
那时，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资200元。开始是给染料过秤，他重复干了7年。直到有一天，一名工友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里什么颜色都有”。害怕的闭伟宝设法调到了橡根厂的仓库做管理员。自此以后，他再未跳槽。
这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被世界冠以“中国模式”而备感荣耀。对闭伟宝来说，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建房子和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攒下什么钱。直到现在，全家五口人只能租住在高架桥边每月300元的出租屋内。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闭伟宝接到通知：“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工作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元的补偿金。
失业后，闭伟宝天天睡不好，他没有失业金，更担心监狱里儿子阿星未来的生活。他跑到汕头打工，但高强度的劳动让他手痛、腰痛、血压上升、骨质增生。2009年，他只得返回老家，想靠养猪谋生，结果劳苦半年亏了一千多元。这时他才明白了，他已当不了农民，而城市也已没有容身之所。
他觉得自己像一截被榨干了汁的甘蔗，被人遗弃了。
贫不止三代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他们观察过，周围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在温江村上千名打工者中，通过打工成为老板的，全村仅有一家。而据2009年统计，广西八百多万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即使打工多年，他们也难以在工厂里有上升的机会。阿海在生产线上日复一日，阿美由于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有幸从一个打工妹成了办公文员，但她发现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点。
阿海计划着攒点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为了孩子。但他发现，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他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每月也得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一千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月月见光。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他的抱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吻合，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情——疾病。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最后，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有时候阿海也不断怀疑，“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
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这是他们父子对城市的感觉。闭伟宝在马田村生活了将近19年，看着马田村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与热气腾腾的商圈、小区。但这些年，他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他的交际局限在老乡圈子里。外地人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却相互戒备，甚至敌视。
但即使这样，打工者们大多数人不愿回到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现在却宁愿住在嘈杂、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己。”
只不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上那种理想中光鲜的日子。“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
（摘自《南方周末》，有删节）
本栏责编／马征
[email protected]
2005年7月8日傍晚，深圳。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当时他年仅20岁。
后来，在记者劝说下，阿星投案自首。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自首时，阿星说他的理想只是在深圳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其实，因义愤而杀人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他终于向记者坦承，当时不只是报复，他还曾数次抢劫，虽然最后他和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只抢到了400元钱。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场景，他承认那时没有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镇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这里，少数几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找到好工作，甚至因要还教育债不得不去打工，村民们普遍相信读书无用论。
进了城打工，自身贫困但又被灯红酒绿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喜欢抢有车一族。在他们看来，有车的一般都算富人。“抢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更重要的是，抢穷人一块钱都会和你拼命，抢富人一万块钱都会乖乖给你。”阿星的同乡黄海清在狱中说。
他们抢劫并没有周密的计划，常常是临时起兴。晚上一般在赌档里赌钱，“有时候你今天还有钱，你就不去了，有时候你钱用完了，你就去了”。“开工”，只需要递个眼色就行。
至今，在温江这个有两千人口的村子，因抢劫被刑事处理的就有一百余人。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而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已有三四百年轻人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今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他们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更是惊人，例如在深圳公明街道，占到了98％以上。
畸形尊严
在发生杀人案之前，阿星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2000年的春节后，他第一次到深圳，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
不久，他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阿星还是未成年，只能冒用叔叔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每月。
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在这家工厂打工8年，母亲、姐姐都已介绍进来做工。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而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有640万人。
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堂叔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的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这位“黑社会”叔叔一年挣得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轰动了整个天等县。那时，村里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混黑社会发家的，不少人恳求他：“帮我把孩子带出去吧，打工哪有你们赚钱。”
其实，赵民显曾经也是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16岁的他到深圳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想着回老家盖房。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他被收容所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家，因为家乡太穷，无以为生。
后来，赵民显和表兄杨成康在深圳成了流民，开始只是小偷小摸，再后来跟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多年后回想这段时光，杨成康说：“以前我们打工、失业时，过得猪狗不如。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
阿星多年后沿着堂叔、表哥等人的路走了下去。而在温江村，这种方式竟然得到了“尊重”：如果没钱就会被鄙视，而有了钱，所有人都看得起你。“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这就是阿星对家乡的理解。
一辈子一个圈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命运仿佛给这家人画出了无法挣脱的圈。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这里距离深圳市区仅40分钟车程，却找不到丝毫国际都市的气派。
六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熙熙攘攘的打工男女，身着各色工服，像彩色的河流，在马田村口的十字路口融汇、碰撞，然后四散，如此日复一日。
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去上夜班。他是阿星的弟弟，现在新兴橡根厂打工。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这种单调的日子，阿海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
闭伟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走出温江村的那一天：1992年9月4日。其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之际。闭伟宝打工的新兴橡根厂，是港商所创，主营内衣辅料，初期只有数百名工人，后来却成为全球最大的内衣辅料制造基地。
那时，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资200元。开始是给染料过秤，他重复干了7年。直到有一天，一名工友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里什么颜色都有”。害怕的闭伟宝设法调到了橡根厂的仓库做管理员。自此以后，他再未跳槽。
这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被世界冠以“中国模式”而备感荣耀。对闭伟宝来说，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建房子和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攒下什么钱。直到现在，全家五口人只能租住在高架桥边每月300元的出租屋内。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闭伟宝接到通知：“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工作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元的补偿金。
失业后，闭伟宝天天睡不好，他没有失业金，更担心监狱里儿子阿星未来的生活。他跑到汕头打工，但高强度的劳动让他手痛、腰痛、血压上升、骨质增生。2009年，他只得返回老家，想靠养猪谋生，结果劳苦半年亏了一千多元。这时他才明白了，他已当不了农民，而城市也已没有容身之所。
他觉得自己像一截被榨干了汁的甘蔗，被人遗弃了。
贫不止三代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他们观察过，周围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在温江村上千名打工者中，通过打工成为老板的，全村仅有一家。而据2009年统计，广西八百多万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即使打工多年，他们也难以在工厂里有上升的机会。阿海在生产线上日复一日，阿美由于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有幸从一个打工妹成了办公文员，但她发现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点。
阿海计划着攒点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为了孩子。但他发现，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他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每月也得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一千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月月见光。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他的抱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吻合，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情——疾病。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最后，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有时候阿海也不断怀疑，“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
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这是他们父子对城市的感觉。闭伟宝在马田村生活了将近19年，看着马田村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与热气腾腾的商圈、小区。但这些年，他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他的交际局限在老乡圈子里。外地人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却相互戒备，甚至敌视。
但即使这样，打工者们大多数人不愿回到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现在却宁愿住在嘈杂、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己。”
只不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上那种理想中光鲜的日子。“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
（摘自《南方周末》，有删节）
本栏责编／马征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