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747年，大唐帝国响起一声春雷。李隆基号召天下读书人来长安，参加一场特别的考试：“只要有本事就能录取，分房子给编制。”并且让宰相李林甫主持，够诚意、够分量吧。
杜甫看着手中的宣传册心绪难平，尽管他表现得很淡定，起伏的胸膛却出卖了他激动的内心。他相信自己的机会来了，从此以后将纵横四海。
那一年，杜甫已经35岁，耗不起了。他趁着考试前的宁静时光，又一次重温了课本和复习题，然后信心满满地走入考场。看了一眼试卷，杜甫心头的大石落地：“稳了。”几天后，成绩公布。考生们一拥而上，想看看榜单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发现空无一人。是的，所有考生都落榜了。与此同时，李林甫在大明宫中汇报工作：“陛下，一个都不录取，这说明野无遗贤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隆基也很满意：“是嘛，我们都棒棒哒。”
宰相很满意，皇帝很满意，杜甫很生气。
当时的尚书左丞韦济很欣赏杜甫，但从来没有伸出温暖的小手拉他一把。现如今，就连公开的招聘考试也作弊。杜甫给韦济写了一封信，吐槽自己的心酸：“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论才华，我不是针对谁，只想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幼儿园水平。赏识我的大咖也很多，可我只想为大唐效力。我在人才市场的门口徘徊了13年，依然没工作，你们都看不到吗？可以想象到，杜甫当时很生气、很郁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他对成功的标准很简单：做官。我们不能因为杜甫是“诗圣”就抹杀他的七情六欲。他也是人、也想做官和实现财务自由，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该怪谁呢？这一切都是杜甫自己造成的。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大唐帝国的一句名言，说的是京兆韦杜两家人地位很高、关系很硬。
杜甫就出身于京兆杜氏。年轻时，他对自己的人生基本没什么规划，除了拼命读书，就是到处游山玩水。就算是旅游，杜甫也要玩出风采。什么驴友结伴、什么旅行社跟团，杜甫都看不上，他玩的是自驾游。
公元731年，19岁的杜甫出门了。他先去了山东，然后转头去江南玩耍了一圈。24岁科举落榜也满不在乎，他紧接着开启了第二次齐鲁之旅。这时的杜甫，还没有体会到人生的艰难。他只随着自己的心意，任性地生活。什么房子、车子、票子，只要我杜甫出手，统统都是手到擒来。可到底什么时候出手呢？不好意思，那得看杜甫的心情。
就像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读书时旷课、玩游戏、谈恋爱，忙着享受大好青春。他们也知道要努力奋斗，但是不着急，需要努力的时候再奋发图强，肯定能一发命中。年轻人总是盲目自信，可他们低估了世俗的力量。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杜甫没有规划的青春，拖了中年梦想的后腿。
公元755年，杜甫被授予河西尉。河西是长安东北边的一个县，距离风陵渡不太远。对于大唐帝国的其他郡县来说，这里算是核心地带。而县尉相当于公安局长，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今天王二家丢了只鸡，得帮忙去找;明天张三家夫妻吵架，他要去劝和;后天一看，来盗贼了，抄家伙上吧。要做好这个岗位，对上要体会领导意图，对下要有霹雳手段来震慑刁民和属下。
这是苦活累活脏活，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但是在唐朝，县尉、县丞等基层工作经历，又是培养能臣干吏的绝佳途径。这份工作是一次机会。对于有出身、有人脉的贵族子弟来说，只要基层工作干得好，说不定将来能获得再次提拔。
可杜甫放棄了。都没有尝试能不能干得了，他就主动申请调动岗位，于是，他被派到兵器仓库中做管理员。他在诗中是这么说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说白了，杜甫就是清高、弯不下腰、不能和基层的大老粗打成一片。他宁愿一张报纸、一杯茶，坐办公室，也不愿意走进田间地头。
杜甫的诗文独步天下，但真的不适合官场。书生气和接地气，绝对是不能相容的两种属性。他守着一身的书生气，去做接地气的事，怎么看都是凹造型。他是超一流的文人，却是不入流的政客。
对“至君尧舜上”理想的实践，王安石做得比杜甫强。
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正式走人大宋帝国的官场。正式发榜时，一份offer放在他面前：入馆阁做清闲官，将来晋升也快。王安石怒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人，这种事也来烦我？我要申请换岗位，我要下基层！”
在大家的摇头叹气声中，王安石收拾好包袱、带着干粮，来到浙江鄞县，职位是县令。他在这里整整干了四年。在1400多个日夜里，王安石见过被贫穷逼疯的农民，见过欺压百姓的豪强，见过油嘴滑舌的小吏，也见过偷盗杀人的强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王安石看懂了鄞县，也就看懂了大宋帝国，治理鄞县的办法，也是治理大宋帝国的办法。赋税收多少、同事关系怎么维护、怎么逼豪强出钱、怎么保护农民、怎么抓小偷……甚至心术算计，他都懂了。将来只要有机会，他只需把这一套放大再放大就够了。
理论结合实际的威力，让王安石有信心和底气搞定大宋的麻烦，就像他在《登飞来峰》中说的：“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在基层的阅历。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也是在此时扎下了根。
把杜甫和王安石一起比较，其实挺有意思。在文学领域，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就算杜甫比王安石略胜一筹，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区别不大。在人生理想上，王安石成功了，杜甫不及格。他们都是书生，王安石有规划、有目标地稳步前进，在需要改变的时候，他也能迅速抛弃书生气，表演一个漂亮的转身。
而杜甫呢？年轻时随波逐流浪费大好青春，当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又始终不能为了理想孤注一掷，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拧巴地活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的就是杜甫。幸好，他在诗歌世界里征服了万里江山，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天意君需会，人间要好诗。”
编辑/羽川
杜甫看着手中的宣传册心绪难平，尽管他表现得很淡定，起伏的胸膛却出卖了他激动的内心。他相信自己的机会来了，从此以后将纵横四海。
那一年，杜甫已经35岁，耗不起了。他趁着考试前的宁静时光，又一次重温了课本和复习题，然后信心满满地走入考场。看了一眼试卷，杜甫心头的大石落地：“稳了。”几天后，成绩公布。考生们一拥而上，想看看榜单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发现空无一人。是的，所有考生都落榜了。与此同时，李林甫在大明宫中汇报工作：“陛下，一个都不录取，这说明野无遗贤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隆基也很满意：“是嘛，我们都棒棒哒。”
宰相很满意，皇帝很满意，杜甫很生气。
当时的尚书左丞韦济很欣赏杜甫，但从来没有伸出温暖的小手拉他一把。现如今，就连公开的招聘考试也作弊。杜甫给韦济写了一封信，吐槽自己的心酸：“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论才华，我不是针对谁，只想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幼儿园水平。赏识我的大咖也很多，可我只想为大唐效力。我在人才市场的门口徘徊了13年，依然没工作，你们都看不到吗？可以想象到，杜甫当时很生气、很郁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他对成功的标准很简单：做官。我们不能因为杜甫是“诗圣”就抹杀他的七情六欲。他也是人、也想做官和实现财务自由，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该怪谁呢？这一切都是杜甫自己造成的。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大唐帝国的一句名言，说的是京兆韦杜两家人地位很高、关系很硬。
杜甫就出身于京兆杜氏。年轻时，他对自己的人生基本没什么规划，除了拼命读书，就是到处游山玩水。就算是旅游，杜甫也要玩出风采。什么驴友结伴、什么旅行社跟团，杜甫都看不上，他玩的是自驾游。
公元731年，19岁的杜甫出门了。他先去了山东，然后转头去江南玩耍了一圈。24岁科举落榜也满不在乎，他紧接着开启了第二次齐鲁之旅。这时的杜甫，还没有体会到人生的艰难。他只随着自己的心意，任性地生活。什么房子、车子、票子，只要我杜甫出手，统统都是手到擒来。可到底什么时候出手呢？不好意思，那得看杜甫的心情。
就像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读书时旷课、玩游戏、谈恋爱，忙着享受大好青春。他们也知道要努力奋斗，但是不着急，需要努力的时候再奋发图强，肯定能一发命中。年轻人总是盲目自信，可他们低估了世俗的力量。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杜甫没有规划的青春，拖了中年梦想的后腿。
公元755年，杜甫被授予河西尉。河西是长安东北边的一个县，距离风陵渡不太远。对于大唐帝国的其他郡县来说，这里算是核心地带。而县尉相当于公安局长，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今天王二家丢了只鸡，得帮忙去找;明天张三家夫妻吵架，他要去劝和;后天一看，来盗贼了，抄家伙上吧。要做好这个岗位，对上要体会领导意图，对下要有霹雳手段来震慑刁民和属下。
这是苦活累活脏活，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但是在唐朝，县尉、县丞等基层工作经历，又是培养能臣干吏的绝佳途径。这份工作是一次机会。对于有出身、有人脉的贵族子弟来说，只要基层工作干得好，说不定将来能获得再次提拔。
可杜甫放棄了。都没有尝试能不能干得了，他就主动申请调动岗位，于是，他被派到兵器仓库中做管理员。他在诗中是这么说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说白了，杜甫就是清高、弯不下腰、不能和基层的大老粗打成一片。他宁愿一张报纸、一杯茶，坐办公室，也不愿意走进田间地头。
杜甫的诗文独步天下，但真的不适合官场。书生气和接地气，绝对是不能相容的两种属性。他守着一身的书生气，去做接地气的事，怎么看都是凹造型。他是超一流的文人，却是不入流的政客。
对“至君尧舜上”理想的实践，王安石做得比杜甫强。
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正式走人大宋帝国的官场。正式发榜时，一份offer放在他面前：入馆阁做清闲官，将来晋升也快。王安石怒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人，这种事也来烦我？我要申请换岗位，我要下基层！”
在大家的摇头叹气声中，王安石收拾好包袱、带着干粮，来到浙江鄞县，职位是县令。他在这里整整干了四年。在1400多个日夜里，王安石见过被贫穷逼疯的农民，见过欺压百姓的豪强，见过油嘴滑舌的小吏，也见过偷盗杀人的强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王安石看懂了鄞县，也就看懂了大宋帝国，治理鄞县的办法，也是治理大宋帝国的办法。赋税收多少、同事关系怎么维护、怎么逼豪强出钱、怎么保护农民、怎么抓小偷……甚至心术算计，他都懂了。将来只要有机会，他只需把这一套放大再放大就够了。
理论结合实际的威力，让王安石有信心和底气搞定大宋的麻烦，就像他在《登飞来峰》中说的：“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在基层的阅历。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也是在此时扎下了根。
把杜甫和王安石一起比较，其实挺有意思。在文学领域，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就算杜甫比王安石略胜一筹，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区别不大。在人生理想上，王安石成功了，杜甫不及格。他们都是书生，王安石有规划、有目标地稳步前进，在需要改变的时候，他也能迅速抛弃书生气，表演一个漂亮的转身。
而杜甫呢？年轻时随波逐流浪费大好青春，当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又始终不能为了理想孤注一掷，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拧巴地活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的就是杜甫。幸好，他在诗歌世界里征服了万里江山，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天意君需会，人间要好诗。”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