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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动症，专业名称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缩写为ADHD）。ADHD是一种与脑神经发育相关的心理疾患，也是一种与脑神经相关的疾病。它的特征是“容易分心，难以专注”“过度的活动”或“难以控制自身的言行举止”且不符合患者年龄该有的成熟度。症状通常出现在12岁左右且持续超过六个月并在至少两种情境中出现。
去年9月，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主导，与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伦敦大学医药学院以及来自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有5%7%的学童患有ADHD，而香港约有6.4%的儿童和青年受其症状影响。此外，美国心理学会（APA）发表的一篇通讯文章显示，2003年美国有7.8%的4-17岁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患有多动症，2007年这个数据上升到9.5%，2011年更是达到了11%。而来自爱荷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2015-2016年的调查中，美国年龄在4到17岁之间的儿童与青少年中有10.2%诊断为ADHD，而1997年和1998年则为6.1%。另据复旦大学童连博士及同事系统回顾了1980-2016年间开展的67项关于多动症流行情况的研究，覆盖642266名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结果表明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多动症的总体流行率为6.3%，其中男性流行率高于女性，学龄期儿童与青少年高于学龄前儿童，农村地区高于城市。
目前，己有的治疗ADHD儿童的方法主要集中于药物治疗和行为或心理干预，尤其是药物治疗则更为常见。根据香港大学研究团队在《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ADHD患者药物使用量在过去15年均有增长。香港的数据显示，ADHD药物在儿童的使用量由2001年每2500名儿童有一人使用药物，上升至2015年每69名儿童就有一人使用药物，升幅达36倍。在全球13个被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2010年ADHD药物在儿童（3岁-18岁）中的使用量为0.27%-6.69%，亚洲及澳洲为0.95%，北美洲为4.48%，北欧为1.95%，西欧为0.70%，并且使用量均逐年增长，而且对于19岁或以上的成人方面的用药也是逐年上升。
这些用药当中，中枢神经刺激剂派甲酯则是使用量最高的药物。长期的药物治疗，特别是兴奋剂类的药物，往往存在严重的副作用，长期服用会导致头痛、恶心和厌食等问题，甚至出现生长发育速度减慢等。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Jerome Kagan早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就对多动症药物滥用进行了猛烈抨击。Kagan认为大部分ADHD的诊断是虚构与捏造的，主要是让制药工业和精神医生受益，而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除药物治疗外，目前对于AHDH儿童大多采用心理与行为干预疗法。而这类疗法主要依靠对ADHD儿童复杂的奖励和惩罚原则来实施，并且需要奖惩刺激不断变换以保持刺激的新异性，实施过程中对于父母或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对许多患儿和家庭来讲，行为或心理干预的方法被认为内容过于烦琐并且持续治疗难以维持，而且随着药物和行为或者心理治疗方法的停止，儿童ADHD的症状通常还会复发，治疗效果难以保持。
与此同时，这些干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ADHD是一种发育障碍的事实，ADHD儿童从学龄前到成年年龄跨度大，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无论是药物还是行为或心理干预手段，很难顾及个体差异，因而效果存在局限是难以避免的。
当前学术界关于ADHD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且主要聚焦于与这种疾病相关的认知神经领域。而大量的心理咨询案例却表明，与其说“多动症”是一种神经生理性疾病，倒不如说“多动症”是一种家庭与社会系统问题的综合表现。
小张，11岁，目前就读于正常小学5年级。小张在学习上，非常容易因外界刺激干扰而分心，做事情的时候也是丢三落四;他在课堂上经常处于不安宁状态，手足小动作极多，不能保持静坐，还会在座位上左顾右盼;做作业时，他总是心不在焉，喜欢主动去打扰其他同学;在课下，小张则生龙活虎，经常爬墙登高，丝毫不顾危险;做事不考虑后果、经常凭一时兴趣行事，还满嘴脏话，举止粗鲁，经常对同学恶作剧，为此常与同学发生打斗或纠纷，造成不良后果。目前，小张学业成绩下滑十分严重，父母也非常着急，已经带他去过多家所谓的“多动症”治疗机构，效果不佳。
从表面上看，小张的确符合ADHD的诊断标准，是典型的“多动症”儿童。但是，通过深入了解小张的家庭，就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小张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三代同堂家庭，男性是家里的权威。小张从小就很听从爷爷和父亲的话，也把两位男性长辈当作榜样。全家除了其奶奶在家做全职主妇，其他家庭成员均有工作，看起来家庭美满。但就在4年前，爷爷查出了晚期肺癌，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离世了，这对小张打击巨大。因为给爷爷治病，全家债台高筑，小张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且与小张接触时间很少，没有时间关心和过问小张。小张的父亲由于脾气不好，对小张十分严厉，甚至会殴打他。与此同时，为了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偿还债务，父母之间经常吵架矛盾不断，整个家庭笼罩在低沉氛围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小张目前的生活起居主要由他的奶奶负责，奶奶对小张非常宠爱，会尽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仅限于满足小张的物质需求，平时与小张之间也缺乏沟通。小张所在学校老师与小张家长沟通后，效果适得其反，小张父亲对其要求更加严厉，打骂次数更多，甚至一次失手将小张鼻血打出。小張现在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说话，沉迷手机游戏，脾气更加暴躁，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几乎没朋友。
其实，像小张这样的所谓“多动症”儿童还有很多很多，如果只是单纯对照诊断标准来看，这些孩子都是典型的“多动症”儿童。但通过详细了解小张的家庭系统，不难发现由于家庭缺乏基本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小张家庭在巨大风险来临时难以抵御，导致家庭关系在风险面前极为脆弱，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家庭成员间的心理隔阂，进而影响到了孩子。 可以说，小张是家庭遭遇巨大风险后的牺牲品，同时也暴露出小张家庭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就是传统家庭中“一言堂”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于“暴力”的迷信。在巨大风险没有来临之前，这些深层次问题虽然被表面上的“和谐”所掩盖，但当风险袭来时，将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最终在小张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回顾小张的案例，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小张的“注意力不集中”？
一是小张始终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无法集中精神处理当下的任务。在案例中，小张的家庭正在面临重大危机，因为家庭债台高筑，导致家人关系不良，时常处于争吵之中。同时家人对待儿童的态度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准则，因为儿童还不具备完全理解周遭环境发生事情的能力，但儿童总能够觉察和感受环境中的情绪流动，同时尝试用他仅有的知识体系构建一个他自己能够接受的事实，当所具备的经验不足以完全理解，则会用幻想（fantasy）补足。这就导致孩子会把家庭系统的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孩子会认为家庭的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好。有的时候，这种扭曲的逻辑可以是“我必须当个坏人，我必须足够麻烦，这样父母才会关心我”或者“我是个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世界才对我这么糟，我就该这样惩罚我自己”。
二是小张“被关注”“被理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有的时候儿童游戏不是因为儿童喜欢游戏，而是儿童希望别人注意到自己。当游戏没有了观众，游戏就没有意义了，特别是恶作剧的时候。在案例中，小张父亲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小张的行为和情绪上，他在乎的只是老师的评价，并且根据老师的评价对孩子作出反应，就是用暴力进行恐吓，他根本没注意到小张的情绪，更没有体会到小张的感受。
三是小张对学业内容感到无所适从。爷爷的去世对于小张是重大打击，并且其父母并不懂得要对小张进行“哀伤教育”和必要的心理疏导，导致小张完全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上学，在小张的理解中，难道上学能把爷爷换回来吗？实际上，“为什么要去学校”“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要写作业”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真真切切地困扰着小张，在他的世界里，爷爷去世是自己的错，上学并不能挽回爷爷，这完全是家里人对自己的惩罚。
四是小张的自主感在之前并没有很好的建立，丢失了学习的兴趣。小张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张父母，只看重小张能否吃饱、能否穿好，并看重小张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至于小张的情绪、感受、想法，这不在父母的关注范围内。因此，每当小张有情感上的需求时，总是得不到很好的反馈，进而使其无法建立起自主感。
目前中国就有许多的“鸡血”价值，逼迫尚未入学的孩子去参加各种托管辅导，而且据笔者观察，这些父母即使将孩子送进了辅导班教室，也只是在门口玩手机，对于孩子上辅导班的感受毫不在乎。长此以往，父母的“毫无反馈”让孩子感觉在生活里面仿佛没有留给自己的选项，要么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成为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拖延和抵抗，而“多动症”的行为表现正好满足后者。
“积极心理学之父”Martin Seligman教授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心理学研究有三个重点领域：减少心理疾病，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及支持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重点不仅仅在于干预和改善心理健康问题，而且还在于帮助个体建立和保持积极的个性特征，进而鼓励他们过上更快乐、更充实的生活。Seligroan等人认为战后心理学还是把重点放在了病理学方向上，更多地强调了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而奋斗的，似乎忘记了最初强调生活满意度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识别和发展人们所具备的优良素质，涉及重新评估、诊断和治疗面临挑战的个体，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恰恰是一个强调通过更加积极的视角去评定和干预的群体。
总体来说，“多动症”的出现不仅包括遗传、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更包含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如果就“多动症”而治“多动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仅靠药物或行为训练无法解决个体所面临的功能缺陷，而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因此，通过积极心理学与目前旨在减少多动障碍的症状和影响的方法相结合，可以帮助多动症儿童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培养乐观的感受，并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积极生活体验。同时，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治疗观，重塑家庭系统，让父母看到孩子的长处与优势，体验到孩子的情感，与孩子重新建立起紧密关系。
首先，要深刻了解多动症儿童的优势。这些儿童在哪些方面能够取得成功？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如何能够在他们的优势领域支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识别出多动症儿童的潜在优势将有助于广泛理解这一群体所具备的独特能力。研究表明多动症儿童在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方面与非多动症儿童没有差异，同时多动症儿童喜欢发现新鲜事物、爱冒险、不依循惯例，这些是许多需要创意的职业所重视和要求的先决条件，多动症儿童喜爱体能运动，具有表现肢体与表情的天赋，这些是表演、舞蹈、运动等领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因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去了解和发现多动症儿童所具备的优势领域，会帮助儿童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在传统弥补缺陷的心理干预基础上发展特定的优势。
其次，寻找对多动症儿童有效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對于保护多动症儿童至关重要，使其免受负面后果进一步影响的因素，支持系统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研究表明支持性的学校和教师可以有效缓解多动症儿童的负面症状;自我效能感信念、成就动机、建设性的朋友对于多动症儿童同样非常重要。所以关注类似的支持因素对于多动症儿童的症状缓解和未来的干预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方向。
再次，让关爱回归家庭。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孩子都是在不断成长与发展的，而从发展的角度看，孩子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情绪情感，并不是理性概念，因此对于孩子在根本理解不了成人世界的各种道理的情况下，不停地给孩子讲道理并不符合心理发展的规律。而孩子对于情绪的觉察与感知却很敏锐，所以情感才是与孩子沟通的要点所在，而情感是连接，只有父母解码了孩子的情绪并试图理解孩子背后的意思，才能彼此相互理解，孩子才能被看见，才能感受到关爱。“被看见”“被关爱”将不仅从根源切断了“多动症”的发病环境，更为“多动症”儿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沃土。
最后，真诚关注，拒绝暴力。“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作为父母尤其如此。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众多父母“崇尚”暴力，还在迷信“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愚昧理念。有些父母从小自己就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情绪管理训练，在管教孩子受阻后就会情绪失控，从而对孩子使用暴力。
如果用暴力硬来，去强迫，或者用成人世界里所谓的“正确理念”去打压孩子，孩子刚开始会因为恐惧而服从，这种恐惧虽然能成为改变孩子行为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恐惧力量本身具有巨大的副作用，能够摧毁孩子爱的能力。就像核能一样，核能既能发电，同时也能做核武器，能毁灭一切。长期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在融入社会后就会暴露出巨大问题，有些问题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就会发作，甚至造成家庭的系统性问题。对于多动症的孩子尤其不能使用暴力，包括语言暴力，暴力只会进一步加重孩子的症状。此外，研究表明多动症与遗传相关，而充满家庭暴力的环境能够唤醒孩子的“多动症基因”。因此，真心为孩子着想，从拒绝暴力开始。
去年9月，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主导，与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伦敦大学医药学院以及来自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有5%7%的学童患有ADHD，而香港约有6.4%的儿童和青年受其症状影响。此外，美国心理学会（APA）发表的一篇通讯文章显示，2003年美国有7.8%的4-17岁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患有多动症，2007年这个数据上升到9.5%，2011年更是达到了11%。而来自爱荷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2015-2016年的调查中，美国年龄在4到17岁之间的儿童与青少年中有10.2%诊断为ADHD，而1997年和1998年则为6.1%。另据复旦大学童连博士及同事系统回顾了1980-2016年间开展的67项关于多动症流行情况的研究，覆盖642266名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结果表明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多动症的总体流行率为6.3%，其中男性流行率高于女性，学龄期儿童与青少年高于学龄前儿童，农村地区高于城市。
多动症治疗的争议与尴尬
目前，己有的治疗ADHD儿童的方法主要集中于药物治疗和行为或心理干预，尤其是药物治疗则更为常见。根据香港大学研究团队在《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ADHD患者药物使用量在过去15年均有增长。香港的数据显示，ADHD药物在儿童的使用量由2001年每2500名儿童有一人使用药物，上升至2015年每69名儿童就有一人使用药物，升幅达36倍。在全球13个被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2010年ADHD药物在儿童（3岁-18岁）中的使用量为0.27%-6.69%，亚洲及澳洲为0.95%，北美洲为4.48%，北欧为1.95%，西欧为0.70%，并且使用量均逐年增长，而且对于19岁或以上的成人方面的用药也是逐年上升。
这些用药当中，中枢神经刺激剂派甲酯则是使用量最高的药物。长期的药物治疗，特别是兴奋剂类的药物，往往存在严重的副作用，长期服用会导致头痛、恶心和厌食等问题，甚至出现生长发育速度减慢等。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Jerome Kagan早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就对多动症药物滥用进行了猛烈抨击。Kagan认为大部分ADHD的诊断是虚构与捏造的，主要是让制药工业和精神医生受益，而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除药物治疗外，目前对于AHDH儿童大多采用心理与行为干预疗法。而这类疗法主要依靠对ADHD儿童复杂的奖励和惩罚原则来实施，并且需要奖惩刺激不断变换以保持刺激的新异性，实施过程中对于父母或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对许多患儿和家庭来讲，行为或心理干预的方法被认为内容过于烦琐并且持续治疗难以维持，而且随着药物和行为或者心理治疗方法的停止，儿童ADHD的症状通常还会复发，治疗效果难以保持。
与此同时，这些干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ADHD是一种发育障碍的事实，ADHD儿童从学龄前到成年年龄跨度大，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无论是药物还是行为或心理干预手段，很难顾及个体差异，因而效果存在局限是难以避免的。
隐藏在多动症儿童背后的问题
当前学术界关于ADHD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且主要聚焦于与这种疾病相关的认知神经领域。而大量的心理咨询案例却表明，与其说“多动症”是一种神经生理性疾病，倒不如说“多动症”是一种家庭与社会系统问题的综合表现。
小张，11岁，目前就读于正常小学5年级。小张在学习上，非常容易因外界刺激干扰而分心，做事情的时候也是丢三落四;他在课堂上经常处于不安宁状态，手足小动作极多，不能保持静坐，还会在座位上左顾右盼;做作业时，他总是心不在焉，喜欢主动去打扰其他同学;在课下，小张则生龙活虎，经常爬墙登高，丝毫不顾危险;做事不考虑后果、经常凭一时兴趣行事，还满嘴脏话，举止粗鲁，经常对同学恶作剧，为此常与同学发生打斗或纠纷，造成不良后果。目前，小张学业成绩下滑十分严重，父母也非常着急，已经带他去过多家所谓的“多动症”治疗机构，效果不佳。
从表面上看，小张的确符合ADHD的诊断标准，是典型的“多动症”儿童。但是，通过深入了解小张的家庭，就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小张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三代同堂家庭，男性是家里的权威。小张从小就很听从爷爷和父亲的话，也把两位男性长辈当作榜样。全家除了其奶奶在家做全职主妇，其他家庭成员均有工作，看起来家庭美满。但就在4年前，爷爷查出了晚期肺癌，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离世了，这对小张打击巨大。因为给爷爷治病，全家债台高筑，小张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且与小张接触时间很少，没有时间关心和过问小张。小张的父亲由于脾气不好，对小张十分严厉，甚至会殴打他。与此同时，为了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偿还债务，父母之间经常吵架矛盾不断，整个家庭笼罩在低沉氛围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小张目前的生活起居主要由他的奶奶负责，奶奶对小张非常宠爱，会尽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仅限于满足小张的物质需求，平时与小张之间也缺乏沟通。小张所在学校老师与小张家长沟通后，效果适得其反，小张父亲对其要求更加严厉，打骂次数更多，甚至一次失手将小张鼻血打出。小張现在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说话，沉迷手机游戏，脾气更加暴躁，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几乎没朋友。
孩子缺乏家庭的关爱
其实，像小张这样的所谓“多动症”儿童还有很多很多，如果只是单纯对照诊断标准来看，这些孩子都是典型的“多动症”儿童。但通过详细了解小张的家庭系统，不难发现由于家庭缺乏基本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小张家庭在巨大风险来临时难以抵御，导致家庭关系在风险面前极为脆弱，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家庭成员间的心理隔阂，进而影响到了孩子。 可以说，小张是家庭遭遇巨大风险后的牺牲品，同时也暴露出小张家庭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就是传统家庭中“一言堂”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于“暴力”的迷信。在巨大风险没有来临之前，这些深层次问题虽然被表面上的“和谐”所掩盖，但当风险袭来时，将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最终在小张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回顾小张的案例，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小张的“注意力不集中”？
一是小张始终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无法集中精神处理当下的任务。在案例中，小张的家庭正在面临重大危机，因为家庭债台高筑，导致家人关系不良，时常处于争吵之中。同时家人对待儿童的态度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准则，因为儿童还不具备完全理解周遭环境发生事情的能力，但儿童总能够觉察和感受环境中的情绪流动，同时尝试用他仅有的知识体系构建一个他自己能够接受的事实，当所具备的经验不足以完全理解，则会用幻想（fantasy）补足。这就导致孩子会把家庭系统的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孩子会认为家庭的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好。有的时候，这种扭曲的逻辑可以是“我必须当个坏人，我必须足够麻烦，这样父母才会关心我”或者“我是个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世界才对我这么糟，我就该这样惩罚我自己”。
二是小张“被关注”“被理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有的时候儿童游戏不是因为儿童喜欢游戏，而是儿童希望别人注意到自己。当游戏没有了观众，游戏就没有意义了，特别是恶作剧的时候。在案例中，小张父亲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小张的行为和情绪上，他在乎的只是老师的评价，并且根据老师的评价对孩子作出反应，就是用暴力进行恐吓，他根本没注意到小张的情绪，更没有体会到小张的感受。
三是小张对学业内容感到无所适从。爷爷的去世对于小张是重大打击，并且其父母并不懂得要对小张进行“哀伤教育”和必要的心理疏导，导致小张完全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上学，在小张的理解中，难道上学能把爷爷换回来吗？实际上，“为什么要去学校”“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要写作业”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真真切切地困扰着小张，在他的世界里，爷爷去世是自己的错，上学并不能挽回爷爷，这完全是家里人对自己的惩罚。
四是小张的自主感在之前并没有很好的建立，丢失了学习的兴趣。小张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张父母，只看重小张能否吃饱、能否穿好，并看重小张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至于小张的情绪、感受、想法，这不在父母的关注范围内。因此，每当小张有情感上的需求时，总是得不到很好的反馈，进而使其无法建立起自主感。
目前中国就有许多的“鸡血”价值，逼迫尚未入学的孩子去参加各种托管辅导，而且据笔者观察，这些父母即使将孩子送进了辅导班教室，也只是在门口玩手机，对于孩子上辅导班的感受毫不在乎。长此以往，父母的“毫无反馈”让孩子感觉在生活里面仿佛没有留给自己的选项，要么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成为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拖延和抵抗，而“多动症”的行为表现正好满足后者。
换个视角治疗“多动症”儿童
“积极心理学之父”Martin Seligman教授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心理学研究有三个重点领域：减少心理疾病，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及支持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重点不仅仅在于干预和改善心理健康问题，而且还在于帮助个体建立和保持积极的个性特征，进而鼓励他们过上更快乐、更充实的生活。Seligroan等人认为战后心理学还是把重点放在了病理学方向上，更多地强调了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而奋斗的，似乎忘记了最初强调生活满意度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识别和发展人们所具备的优良素质，涉及重新评估、诊断和治疗面临挑战的个体，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恰恰是一个强调通过更加积极的视角去评定和干预的群体。
总体来说，“多动症”的出现不仅包括遗传、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更包含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如果就“多动症”而治“多动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仅靠药物或行为训练无法解决个体所面临的功能缺陷，而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因此，通过积极心理学与目前旨在减少多动障碍的症状和影响的方法相结合，可以帮助多动症儿童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培养乐观的感受，并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积极生活体验。同时，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治疗观，重塑家庭系统，让父母看到孩子的长处与优势，体验到孩子的情感，与孩子重新建立起紧密关系。
首先，要深刻了解多动症儿童的优势。这些儿童在哪些方面能够取得成功？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如何能够在他们的优势领域支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识别出多动症儿童的潜在优势将有助于广泛理解这一群体所具备的独特能力。研究表明多动症儿童在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方面与非多动症儿童没有差异，同时多动症儿童喜欢发现新鲜事物、爱冒险、不依循惯例，这些是许多需要创意的职业所重视和要求的先决条件，多动症儿童喜爱体能运动，具有表现肢体与表情的天赋，这些是表演、舞蹈、运动等领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因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去了解和发现多动症儿童所具备的优势领域，会帮助儿童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在传统弥补缺陷的心理干预基础上发展特定的优势。
其次，寻找对多动症儿童有效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對于保护多动症儿童至关重要，使其免受负面后果进一步影响的因素，支持系统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研究表明支持性的学校和教师可以有效缓解多动症儿童的负面症状;自我效能感信念、成就动机、建设性的朋友对于多动症儿童同样非常重要。所以关注类似的支持因素对于多动症儿童的症状缓解和未来的干预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方向。
再次，让关爱回归家庭。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孩子都是在不断成长与发展的，而从发展的角度看，孩子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情绪情感，并不是理性概念，因此对于孩子在根本理解不了成人世界的各种道理的情况下，不停地给孩子讲道理并不符合心理发展的规律。而孩子对于情绪的觉察与感知却很敏锐，所以情感才是与孩子沟通的要点所在，而情感是连接，只有父母解码了孩子的情绪并试图理解孩子背后的意思，才能彼此相互理解，孩子才能被看见，才能感受到关爱。“被看见”“被关爱”将不仅从根源切断了“多动症”的发病环境，更为“多动症”儿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沃土。
最后，真诚关注，拒绝暴力。“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作为父母尤其如此。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众多父母“崇尚”暴力，还在迷信“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愚昧理念。有些父母从小自己就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情绪管理训练，在管教孩子受阻后就会情绪失控，从而对孩子使用暴力。
如果用暴力硬来，去强迫，或者用成人世界里所谓的“正确理念”去打压孩子，孩子刚开始会因为恐惧而服从，这种恐惧虽然能成为改变孩子行为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恐惧力量本身具有巨大的副作用，能够摧毁孩子爱的能力。就像核能一样，核能既能发电，同时也能做核武器，能毁灭一切。长期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在融入社会后就会暴露出巨大问题，有些问题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就会发作，甚至造成家庭的系统性问题。对于多动症的孩子尤其不能使用暴力，包括语言暴力，暴力只会进一步加重孩子的症状。此外，研究表明多动症与遗传相关，而充满家庭暴力的环境能够唤醒孩子的“多动症基因”。因此，真心为孩子着想，从拒绝暴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