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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攒动的艺术展、雨后春笋般涌出的画廊、日渐增多和壮大的艺术区……似乎都在证明：今天，艺术品已经不再只属于少数人，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大众关注和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或为收藏、或为投资、或为投机。
但种种问题也伴随着繁荣接踵而来，其中最大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并非是一般商业投资领域通常关心的“好”、“坏”、“涨”、“跌”，而是对于艺术品行业最为重要和基本的问题——“真”与“假”。因为“好”、“坏”、“涨”、“跌”可以用时间和数字来证明，但是“真”、“假”这个本应最简单的问题，在当前的国内艺术品市场上却经常面临着“谁也说不清”的尴尬。
看看屡屡见诸于报端的艺术品真伪纠纷、奋起“打假”的悲情艺术家和几乎都站上过被告席的各大知名拍卖公司……权威的、具有公信力和法律效力的艺术品鉴定如何实现？
假画乱局
假画、伪作泛滥艺术品市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业内人士甚至由于这一“共识”由来已久而都疲于讨论，视同“本就如此”。很多收藏家和艺术品投资人都避开书画品类，原因就是“根本没法知道真假”。
“我为什么不藏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一次书画鉴定，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绘画鉴定泰斗全都到场了，十个人看五张画，结果结论全部不统一，一人一个意见。
“我当时非常震惊，这些人都是最顶级的，上面没人了，居然还意见不一，这就让我大大丧失了对绘画鉴定的信心。那时候我开始喜欢瓷器，因为瓷器的鉴定意见比较容易趋于一致，我认为是有标准的。”他说。
由于权威鉴定难觅，即使收藏者和投资者准备涉足书画领域的，也会选择高端市场，比如通过拍卖公司或比较有公信力的知名收藏家来购买。但并不是高端市场就可以在伪作和假画中幸免，近期引起广泛争论的吴冠中《池塘》案就是一例。
2005年，一位名叫苏敏罗的女士在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秋拍上以230万元拍得吴冠中的油画作品《池塘》，并支付瀚海佣金23万。三年后，由于吴冠中的画作大幅升值，苏女士有意将画作出手，但画的真伪却遭到了不少专家的质疑。于是苏女士辗转找到《池塘》的“作者”吴冠中先生，吴先生鉴定其为赝品，并在画上写下“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鉴定结论并署名。
实际上，在拍卖行业里，成立于1994年的北京翰海属于相当知名的一家拍卖行。它不仅是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AAA级拍卖企业，为北京市工商管理局认定的守信企业。
据记者了解，苏女士已将拍卖委托人萧某和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佣金及拍卖款共计人民币253万元。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但没有当庭宣判。
无论结果如何，藏家的信心和卖家的信誉都无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应该说，苏女士在众多“走眼”的买家中还算“幸运”，第一是她能找到作者吴冠中先生，第二吴先生愿意鉴画，否则，恐怕这场官司会更加“糊涂”。
赢了官司，输了名誉
实际上，此次并不是吴冠中先生第一次打假了。
1993年，吴冠中先生认为上海朵云轩即将拍卖的“其作品”《乡土风情》和《炮打司令部》均是伪作，要求其撤画，但遭拒绝。之后不仅拍卖正常进行而且还拍出高价，无奈吴先生只好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想到这起官司一打就是3年时间。虽然最终吴先生胜诉，但最后得到的只是法院向媒体发布的公告，而朵云轩不仅不肯向吴冠中公开道歉，也拒绝向社会声明所拍是假画。
国画大师、著名画家史国良也遭遇过类似的“打假”经历。虽然在法庭上最终胜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多少欣慰，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前我打官司，很多人见面问我，你赢了还是输了？我说我赢了，但是我又输了很多。”
《中国经济周刊》：在《池塘》一案中，艺术家本人为自己作品作鉴定的行为引起了业界争议。对于书画作品，最权威的鉴定者是否就应该是创作者本人？
马未都：我承认最了解绘画的当然是画家本人，但画家并不是决定生死的一票，因为你不能设想每个画家都是道德的楷模。司法上也听当事人陈述，但也只能作为证据之一，就像再好的法医也不能为自己家人做鉴定一样。
画家的意见可以作为重要的一票去参考，比如在投票表决的情况下，画家的一票可以顶两票，但不能有生杀大权。业内的问题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没有私心杂念是不可能的。
史国良：（对于争议）我想只有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自己的作品，画家本人说了不算。以前大画家死了，家属说了算，这确实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画家活着都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的意见不能作为一种参考的话，我觉得这是挺悲哀的事，我觉得应该把权力还给艺术家本人，这是我的观点。
我前几天看报纸，说“艺术家最好回避一下鉴定作品”，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你说法律上不能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也不能给你保护（指拍卖法有关“对真伪和瑕疵不做担保”的规定）；专家又有很多问题，司法认可的专家队伍有时并不一定都是真正懂的专家，而真正懂的专家又不一定有司法鉴定权；即使真懂的专家，又要考虑良心有没有；现在要让画家再回避，你说还谁能拍板？
甘学军：艺术品鉴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产生就是复杂的，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行为，是一种精神产品。虽然它是艺术家个人劳动的成果，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很多行为艺术家本人也是琢磨不透的，比如很多小说家都半夜醒来完成旷世之作，画家也是一样。
据我了解，画家由于种种原因故意说自己的画是假的或者忘了早年的创作作品，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不是在说某一个画家，而是在谈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公众话题。
最专业的鉴定家在哪里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连创作者本人都无法决定作品的真伪，那么艺术品的鉴定权到底应该归属于谁？谁能够提供最权威、最客观、最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一锤定音”？
马未都：谁能一槌定音？谁也定不了音。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司法的真实跟客观的真实是存在差距的。画的真实与否有一个司法上的判别，还有一个客观上的判别，我们希望司法跟客观相吻合，但司法中的真实也是会有错误的，全世界最好的司法制度也是有冤案的。
我们国家没有司法鉴定的机构，虽然国家有一个鉴定委员会，但这个机构不对社会开放。另外，鉴定委员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有诸多问题，比如没有退休制，我看到一些老专家因为岁数大都糊涂了。
国家没有探讨、研究出一个良好的艺术品鉴定机制，这是今天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鉴定的机制，这个机制得到司法的认可，自然就有了社会的公信度。
许多拍卖公司都说自己会请最好的专家进行鉴定，真对不起，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请最好的专家，因为请不起，商业运作要考虑成本，要利益最大化。
甘学军：我认为没有“一槌定音人”，要几锤定音。法律上肯定有能一锤定音的人，那就是法官。法官采信画家，画家就是定音人；法官采信鉴权机构，鉴权机构就是定音人。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市场范围内的问题。艺术品鉴定的主体有很多人，有画家本人，有收藏者本人，有经营机构，还有公众，还有一些第三方、第四方独立的学术机构和鉴定机构等等。
谈到鉴定机构，现在最崇高的鉴定机构就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但是首先它不对公众服务，其次由于没有有效鉴定机制，其本身的权威性就存在质疑。
再说鉴定家。国家闻名的鉴定大师们开具出来的鉴定证书真是可怕，因为有了鉴定证书没法否定他。我亲眼看到过，为赝品出具证明的地位很崇高的人，这种例子很可悲，但是却有很多，这就是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事实。
史国良：有的专家不是眼光不好，而是心术不正，我不是说所有人，但我发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大家听得很多了，电视曝光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要由国家建立相应的专家队伍，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体，这样才能够保证有监督能力。当年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找真正能懂专业的专家来鉴定，先找公安局笔迹鉴定中心，结果懂的那位老先生退休了；后来又找工商局、拍卖公司，都不成；最终我终于找到真正懂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法院说这些专家没有这个资格，一定要法院来指定和认可的鉴定人，但问题是那些人恰恰不懂。就像你让工商局的人作青歌大奖的评委，他能评吗？
但种种问题也伴随着繁荣接踵而来，其中最大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并非是一般商业投资领域通常关心的“好”、“坏”、“涨”、“跌”，而是对于艺术品行业最为重要和基本的问题——“真”与“假”。因为“好”、“坏”、“涨”、“跌”可以用时间和数字来证明，但是“真”、“假”这个本应最简单的问题，在当前的国内艺术品市场上却经常面临着“谁也说不清”的尴尬。
看看屡屡见诸于报端的艺术品真伪纠纷、奋起“打假”的悲情艺术家和几乎都站上过被告席的各大知名拍卖公司……权威的、具有公信力和法律效力的艺术品鉴定如何实现？
假画乱局
假画、伪作泛滥艺术品市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业内人士甚至由于这一“共识”由来已久而都疲于讨论，视同“本就如此”。很多收藏家和艺术品投资人都避开书画品类，原因就是“根本没法知道真假”。
“我为什么不藏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一次书画鉴定，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绘画鉴定泰斗全都到场了，十个人看五张画，结果结论全部不统一，一人一个意见。
“我当时非常震惊，这些人都是最顶级的，上面没人了，居然还意见不一，这就让我大大丧失了对绘画鉴定的信心。那时候我开始喜欢瓷器，因为瓷器的鉴定意见比较容易趋于一致，我认为是有标准的。”他说。
由于权威鉴定难觅，即使收藏者和投资者准备涉足书画领域的，也会选择高端市场，比如通过拍卖公司或比较有公信力的知名收藏家来购买。但并不是高端市场就可以在伪作和假画中幸免，近期引起广泛争论的吴冠中《池塘》案就是一例。
2005年，一位名叫苏敏罗的女士在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秋拍上以230万元拍得吴冠中的油画作品《池塘》，并支付瀚海佣金23万。三年后，由于吴冠中的画作大幅升值，苏女士有意将画作出手，但画的真伪却遭到了不少专家的质疑。于是苏女士辗转找到《池塘》的“作者”吴冠中先生，吴先生鉴定其为赝品，并在画上写下“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鉴定结论并署名。
实际上，在拍卖行业里，成立于1994年的北京翰海属于相当知名的一家拍卖行。它不仅是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AAA级拍卖企业，为北京市工商管理局认定的守信企业。
据记者了解，苏女士已将拍卖委托人萧某和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佣金及拍卖款共计人民币253万元。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但没有当庭宣判。
无论结果如何，藏家的信心和卖家的信誉都无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应该说，苏女士在众多“走眼”的买家中还算“幸运”，第一是她能找到作者吴冠中先生，第二吴先生愿意鉴画，否则，恐怕这场官司会更加“糊涂”。
赢了官司，输了名誉
实际上，此次并不是吴冠中先生第一次打假了。
1993年，吴冠中先生认为上海朵云轩即将拍卖的“其作品”《乡土风情》和《炮打司令部》均是伪作，要求其撤画，但遭拒绝。之后不仅拍卖正常进行而且还拍出高价，无奈吴先生只好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想到这起官司一打就是3年时间。虽然最终吴先生胜诉，但最后得到的只是法院向媒体发布的公告，而朵云轩不仅不肯向吴冠中公开道歉，也拒绝向社会声明所拍是假画。
国画大师、著名画家史国良也遭遇过类似的“打假”经历。虽然在法庭上最终胜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多少欣慰，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前我打官司，很多人见面问我，你赢了还是输了？我说我赢了，但是我又输了很多。”
《中国经济周刊》：在《池塘》一案中，艺术家本人为自己作品作鉴定的行为引起了业界争议。对于书画作品，最权威的鉴定者是否就应该是创作者本人？
马未都：我承认最了解绘画的当然是画家本人，但画家并不是决定生死的一票，因为你不能设想每个画家都是道德的楷模。司法上也听当事人陈述，但也只能作为证据之一，就像再好的法医也不能为自己家人做鉴定一样。
画家的意见可以作为重要的一票去参考，比如在投票表决的情况下，画家的一票可以顶两票，但不能有生杀大权。业内的问题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没有私心杂念是不可能的。
史国良：（对于争议）我想只有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自己的作品，画家本人说了不算。以前大画家死了，家属说了算，这确实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画家活着都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的意见不能作为一种参考的话，我觉得这是挺悲哀的事，我觉得应该把权力还给艺术家本人，这是我的观点。
我前几天看报纸，说“艺术家最好回避一下鉴定作品”，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你说法律上不能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也不能给你保护（指拍卖法有关“对真伪和瑕疵不做担保”的规定）；专家又有很多问题，司法认可的专家队伍有时并不一定都是真正懂的专家，而真正懂的专家又不一定有司法鉴定权；即使真懂的专家，又要考虑良心有没有；现在要让画家再回避，你说还谁能拍板？
甘学军：艺术品鉴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产生就是复杂的，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行为，是一种精神产品。虽然它是艺术家个人劳动的成果，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很多行为艺术家本人也是琢磨不透的，比如很多小说家都半夜醒来完成旷世之作，画家也是一样。
据我了解，画家由于种种原因故意说自己的画是假的或者忘了早年的创作作品，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不是在说某一个画家，而是在谈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公众话题。
最专业的鉴定家在哪里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连创作者本人都无法决定作品的真伪，那么艺术品的鉴定权到底应该归属于谁？谁能够提供最权威、最客观、最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一锤定音”？
马未都：谁能一槌定音？谁也定不了音。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司法的真实跟客观的真实是存在差距的。画的真实与否有一个司法上的判别，还有一个客观上的判别，我们希望司法跟客观相吻合，但司法中的真实也是会有错误的，全世界最好的司法制度也是有冤案的。
我们国家没有司法鉴定的机构，虽然国家有一个鉴定委员会，但这个机构不对社会开放。另外，鉴定委员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有诸多问题，比如没有退休制，我看到一些老专家因为岁数大都糊涂了。
国家没有探讨、研究出一个良好的艺术品鉴定机制，这是今天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鉴定的机制，这个机制得到司法的认可，自然就有了社会的公信度。
许多拍卖公司都说自己会请最好的专家进行鉴定，真对不起，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请最好的专家，因为请不起，商业运作要考虑成本，要利益最大化。
甘学军：我认为没有“一槌定音人”，要几锤定音。法律上肯定有能一锤定音的人，那就是法官。法官采信画家，画家就是定音人；法官采信鉴权机构，鉴权机构就是定音人。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市场范围内的问题。艺术品鉴定的主体有很多人，有画家本人，有收藏者本人，有经营机构，还有公众，还有一些第三方、第四方独立的学术机构和鉴定机构等等。
谈到鉴定机构，现在最崇高的鉴定机构就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但是首先它不对公众服务，其次由于没有有效鉴定机制，其本身的权威性就存在质疑。
再说鉴定家。国家闻名的鉴定大师们开具出来的鉴定证书真是可怕，因为有了鉴定证书没法否定他。我亲眼看到过，为赝品出具证明的地位很崇高的人，这种例子很可悲，但是却有很多，这就是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事实。
史国良：有的专家不是眼光不好，而是心术不正，我不是说所有人，但我发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大家听得很多了，电视曝光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要由国家建立相应的专家队伍，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体，这样才能够保证有监督能力。当年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找真正能懂专业的专家来鉴定，先找公安局笔迹鉴定中心，结果懂的那位老先生退休了；后来又找工商局、拍卖公司，都不成；最终我终于找到真正懂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法院说这些专家没有这个资格，一定要法院来指定和认可的鉴定人，但问题是那些人恰恰不懂。就像你让工商局的人作青歌大奖的评委，他能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