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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具有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简·爱的生活经历和夏洛蒂·勃朗特本身的经历也有一定契合性。卡罗尔·博克提出夏洛蒂研究的“坦白传统”，认为夏洛蒂小说的背景是基于作者的生平经历，也对批评者们对其作品的解读产生影响。刘易斯认为《简·爱》“是一部自传，也许是一部未加修饰的事实和环境的自传，然而是描写真实的苦难和经验的自传。”约翰·斯凯尔顿认为夏洛蒂的“生平被转录到她的小说中，一方是另一方的映照。”[1]但是与此同时，夏洛蒂小说的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与自身的生平背景，也并非完全是创作的目光狭窄，而是夏洛蒂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所处时代，将那个时代的广泛的历史事实集合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折射出那个时代无数人的生活光影，通过洞察社会的智慧，敏锐地察觉到女性权利被男权社会压制，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又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观念，简·爱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勇敢对男权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挑战，一方面代表了女性意识的崛起，另一方面在潜意识层面表现出对男性的顺从。
关键词：女性意识;《简·爱》
引言
女性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映在文学上集中体现在对女性压抑精神的反抗和对爱情自由、婚姻幸福的大胆追求上[2]女性意识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心理特征包括思考方式，心理成长过程等等。面对社会传统赋予女性的角色，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进行分辨甄别与选择，而不是盲目接受与服从。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女性代表，她作为孤儿，童年寄人篱下受到舅母一家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在孤儿院里生活艰苦，她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表现出对悲苦命运决不妥协的决心，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在面对爱情时，简·爱也坚持与罗切斯特先生的平等，不看重他的财富、名誉、社会地位。面对命运的无常，简·爱的挣扎与抗争，体现了她不屈服于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她的自由、独立平等意识，勇于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精神以及面对挫折永不妥协追求自我的强大的内在人格力量也反映出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变迁下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思考和呐喊。作品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版，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落下帷幕，英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实力增强，工业化进程迅速，技术革新刺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迎来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产业革命和对外经济侵略的基础上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但这个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在繁荣的表面之下，充满着动荡、矛盾、斗争、怀疑、思考、痛苦、不安和焦虑。[1]工业革命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中产阶级的女性也因此获得更多的闲逸生活，居家成为温柔的贤妻良母被看作是妇女的典范，被赞赏“家中的天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带给社会的冲击，人们意识到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随着社会进步而有所改善，法律并不保护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权利，女性的话语权仍受到男权控制，面临自我意识的丧失，自身价值被社会淡化甚至忽略，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是“多余的肋骨”。《简·爱》当时出版后，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工业革命后社会问题暴露的反思，走在时代前沿對女性意识的思考，透过简·爱，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女性人物，怎样追求自我，在处理事业与婚恋时关系的思考。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7]这部作品，一改从男性视角出发，现实主义小说中沉浸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中难以自拔，丧失自我的女性形象。即使跳出女性主义的角度，这本书也讲述了个体在不断探索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自我成长。
一、夏洛蒂·勃朗特与简·爱
不能否认的是，《简·爱》带有夏洛蒂的自传色彩。夏洛蒂于1816年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父亲是一名乡村牧师，母亲在她五岁时，便身患绝症撒手人寰，父亲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因为工作原因，夏洛蒂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带领全家搬到几乎与世隔绝的霍沃思，这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贫穷的山庄。从剑桥圣约翰学院毕业的帕特里克·勃朗特学识渊博，喜欢读书，谈论政治，因为家里的孩子们因为接触不到外界就教导他们读书看报。在他的熏陶下，他的孩子们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尤其是勃朗特三姐妹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情怀慢慢形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初期，女性意识才刚刚苏醒，发展尚不完全，夏洛蒂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仍在社会主流男权文化的熏陶之下，这一特征也影响了《简·爱》情节的设计与展现。《简·爱》不仅在部分情节上与夏洛蒂的生活经历贴合，在精神层面的输出与表达仍反映出夏洛蒂的思维观念。
1824年，夏洛蒂的姐姐与夏洛蒂相继被送进一所条件极差但是校规严苛的寄宿学校读书。第二年，伤寒侵袭学校，夏洛蒂的两个姐姐染上肺结核死去，夏洛蒂和弟弟被父亲接回家。勃朗蒂的这一段生活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爱》中，简·爱被舅母送到遥远的寄宿学校，在这里，学生们吃着粗糙的食物，忍受着教师的打骂。春天天气温暖的时候，正值瘟疫蔓延，简·爱在寄宿学校认识的好朋友海伦感染了斑疹伤寒后死去，给简·爱造成了巨大冲击。夏洛蒂在学校读书后又留校任教，后又去富人家庭当家庭教师，拒绝了别人的求婚，认为这样的求婚不是出于爱，而是服从了社会成家的传统观念，为了结婚而结婚。后来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父亲的助理牧师阿贝尼科尔斯牧师。简·爱也是如此，在劳渥德寄宿学校上学后又在此任教，后来到了桑菲尔德当罗切斯特先生女儿的家庭教师，喜欢上了与自己身份相差悬殊的罗切斯特先生，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瞧不起他对婚姻的看法。夏洛蒂的婚事和简·爱的婚事都遭到世俗声音的反对，但是又冲破层层阻力，为自己的婚事做主。 二、意识的先进性与保守性
简·爱的女性意识在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先进性。童年时期，简·爱在舅母受到虐待和孤立，表哥约翰·里德欺凌他时，说简·爱无权从书架里拿书，因为简·爱始终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过不了几年，整个家包括家里的财产都是他唯一一个男性继承人的，表哥仍年幼却深谙父权社会下法律对于财产继承的规定，成为男权社会中的家长，简·爱称他是残暴的罗马皇帝，在表兄面前势单力薄但是竭力反抗，不会因为他即将是这个家的主人就忍辱吞声。童年的抗争激发了她对人压迫人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抗争意识，强调独立人格的重要性。与罗彻斯特的关系中，简·爱强调爱情婚姻双方的平等性，面对罗切斯特先生对她的试探，让她去留，她愤怒地说，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同样有一颗心，彼此平等。简·爱爱上了家境富有阅历丰富的罗切斯特先生，知道自己与他阶级不同，经济地位悬殊，但是可以不顾世俗偏见，大胆表白心意。订婚之后，罗切斯特先生为简·爱购置华丽的新衣首饰，就像对待自己的所属物那样肆意装扮简·爱，简·爱觉得自己被装扮得像罗切斯特的宠物猴子或者是八哥鸟，披着华丽的戏装而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她爱罗切斯特不是因為他的财富和高贵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罗切斯特尊重并认可她的人格的独立意识，她认为爱情应当是两个平等灵魂在上帝面前虔诚的相爱。这些方面都体现了简·爱女性意识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简·爱的女性意识和人格的独立性并不彻底，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简·爱的舅母病危后想要见她一面，简·爱便即刻动身赶到她的床前，还想握住她的手表达出和解的意向。舅母没能履行简·爱舅舅生前的嘱托好好照顾她，反而嫌弃并诬陷她爱骗人，让她的童年缺爱并痛苦。简·爱却希望和舅母这个长辈重归于好，一方面体现了简·爱不计前嫌的心胸宽广，一方面又表现出向社会家庭亲属的传统观念的回归倾向。回到桑菲尔德之后，简·爱在动情中告诉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在哪，哪里就是她的家，她唯一的家。当简·爱在继承遗产后，又回到罗切斯特身边，此刻她相貌平平，罗切斯特面貌英俊却瞎了一只眼，她小有资产，也不必再做家庭教师，与罗切斯特先生的主仆关系也随之瓦解，[5]与社会传统观念“门当户对”的观念恰好匹配。小说的情节设计未免太过凑巧让人怀疑媚俗市场。小说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期待心理，简·爱命运的改变伴随着诸多偶然的因素，其中“理想化”成分不言而喻。也让简·爱在男权社会中的形象更加柔和，更便于市场接受。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看，这里的简·爱与激进的女性先锋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至少从反面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简·爱的反叛：究其性质，恐怕更接近于自发而非自觉;究其程度，亦远远谈不上彻底，给后使读者留下漫漫征程。夏洛蒂当时的写作事业不被认可办学无果，三姐妹合出的诗集又滞销，收入微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的新作之后顺利出版，夏洛蒂的《教师》被退回，她一鼓作气完成了《简·爱》，有迎合市场之心也实属正常。“如果说简·爱选择婚姻并回到传统的女性角色中是内化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结果，那么，借助婚姻这个当时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削弱女主人公的权力，则是女性作家迎合主流意识，进行“自我防御”的策略。”[6]
三、女性主义与个体思想的光辉
对《简·爱》的赏析，对夏洛特是研究又不能仅限于“坦白传统”，除了自传色彩，《简·爱》还闪烁着个体生活思考的光芒。英国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基恩·却斯特顿谈对《简·爱》的感悟时说，勃朗特告诉读者，在伦敦，大大小小的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那些故事的每一个都包含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孩子、家庭、工作、生活——你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这种感受。”[7]夏洛蒂曾给自己仰慕的诗人骚赛寄去自己的诗，骚赛却回复她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但是夏洛蒂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志向，并通过作品表达出作为女性经历社会上种种对女性的歧视，并依然反抗，表达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的出现，是因为女性在长期男权主导的社会中一直出于弱势地位，自身价值不被肯定，话语权被忽视甚至剥夺，简·爱的宝贵之处在于，在《简·爱》中，社会中的边缘个体的经历被放大，诉说着个体的内心活动。简·爱是孤独的勇士，不仅因为她悲惨的身世和黑暗的童年经历，还因为她作为一个“穷，低微，矮小，不美”的社会边缘者，弱势群体的一员，大声说出心中反抗男权社会渴望平等权利的心声，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先进诉求，唤醒了女性意识，她经历命运多舛的生活却被打磨得更坚强，闪烁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
若是跳出女性意识的角度，简·爱的生活也具有普适性，一定程度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上每一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选择、困惑与痛苦：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原生家庭的阴影，面对自身不足而感到自卑而坚持平等，能带给每一个读者真实生活的影子，产生归属感，强调个体内心心理活动与情感。
参考文献
[1]探寻自我 周小娟
[2]试论“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困惑与觉醒 杜平
[3]探寻自我 周小娟
[4]王志艳主编，情系今生：讲述近现代外国的文学神话（上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8，第62页
[5]从女性主义看简·爱的矛盾 刘萍
[6]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 陈姝波
[7]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作者简介：
尚武卉（1997-），汉族，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女性意识;《简·爱》
引言
女性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映在文学上集中体现在对女性压抑精神的反抗和对爱情自由、婚姻幸福的大胆追求上[2]女性意识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心理特征包括思考方式，心理成长过程等等。面对社会传统赋予女性的角色，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进行分辨甄别与选择，而不是盲目接受与服从。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女性代表，她作为孤儿，童年寄人篱下受到舅母一家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在孤儿院里生活艰苦，她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表现出对悲苦命运决不妥协的决心，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在面对爱情时，简·爱也坚持与罗切斯特先生的平等，不看重他的财富、名誉、社会地位。面对命运的无常，简·爱的挣扎与抗争，体现了她不屈服于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她的自由、独立平等意识，勇于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精神以及面对挫折永不妥协追求自我的强大的内在人格力量也反映出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变迁下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思考和呐喊。作品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版，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落下帷幕，英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实力增强，工业化进程迅速，技术革新刺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迎来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产业革命和对外经济侵略的基础上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但这个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在繁荣的表面之下，充满着动荡、矛盾、斗争、怀疑、思考、痛苦、不安和焦虑。[1]工业革命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中产阶级的女性也因此获得更多的闲逸生活，居家成为温柔的贤妻良母被看作是妇女的典范，被赞赏“家中的天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带给社会的冲击，人们意识到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随着社会进步而有所改善，法律并不保护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权利，女性的话语权仍受到男权控制，面临自我意识的丧失，自身价值被社会淡化甚至忽略，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是“多余的肋骨”。《简·爱》当时出版后，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工业革命后社会问题暴露的反思，走在时代前沿對女性意识的思考，透过简·爱，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女性人物，怎样追求自我，在处理事业与婚恋时关系的思考。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7]这部作品，一改从男性视角出发，现实主义小说中沉浸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中难以自拔，丧失自我的女性形象。即使跳出女性主义的角度，这本书也讲述了个体在不断探索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自我成长。
一、夏洛蒂·勃朗特与简·爱
不能否认的是，《简·爱》带有夏洛蒂的自传色彩。夏洛蒂于1816年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父亲是一名乡村牧师，母亲在她五岁时，便身患绝症撒手人寰，父亲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因为工作原因，夏洛蒂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带领全家搬到几乎与世隔绝的霍沃思，这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贫穷的山庄。从剑桥圣约翰学院毕业的帕特里克·勃朗特学识渊博，喜欢读书，谈论政治，因为家里的孩子们因为接触不到外界就教导他们读书看报。在他的熏陶下，他的孩子们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尤其是勃朗特三姐妹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情怀慢慢形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初期，女性意识才刚刚苏醒，发展尚不完全，夏洛蒂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仍在社会主流男权文化的熏陶之下，这一特征也影响了《简·爱》情节的设计与展现。《简·爱》不仅在部分情节上与夏洛蒂的生活经历贴合，在精神层面的输出与表达仍反映出夏洛蒂的思维观念。
1824年，夏洛蒂的姐姐与夏洛蒂相继被送进一所条件极差但是校规严苛的寄宿学校读书。第二年，伤寒侵袭学校，夏洛蒂的两个姐姐染上肺结核死去，夏洛蒂和弟弟被父亲接回家。勃朗蒂的这一段生活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爱》中，简·爱被舅母送到遥远的寄宿学校，在这里，学生们吃着粗糙的食物，忍受着教师的打骂。春天天气温暖的时候，正值瘟疫蔓延，简·爱在寄宿学校认识的好朋友海伦感染了斑疹伤寒后死去，给简·爱造成了巨大冲击。夏洛蒂在学校读书后又留校任教，后又去富人家庭当家庭教师，拒绝了别人的求婚，认为这样的求婚不是出于爱，而是服从了社会成家的传统观念，为了结婚而结婚。后来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父亲的助理牧师阿贝尼科尔斯牧师。简·爱也是如此，在劳渥德寄宿学校上学后又在此任教，后来到了桑菲尔德当罗切斯特先生女儿的家庭教师，喜欢上了与自己身份相差悬殊的罗切斯特先生，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瞧不起他对婚姻的看法。夏洛蒂的婚事和简·爱的婚事都遭到世俗声音的反对，但是又冲破层层阻力，为自己的婚事做主。 二、意识的先进性与保守性
简·爱的女性意识在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先进性。童年时期，简·爱在舅母受到虐待和孤立，表哥约翰·里德欺凌他时，说简·爱无权从书架里拿书，因为简·爱始终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过不了几年，整个家包括家里的财产都是他唯一一个男性继承人的，表哥仍年幼却深谙父权社会下法律对于财产继承的规定，成为男权社会中的家长，简·爱称他是残暴的罗马皇帝，在表兄面前势单力薄但是竭力反抗，不会因为他即将是这个家的主人就忍辱吞声。童年的抗争激发了她对人压迫人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抗争意识，强调独立人格的重要性。与罗彻斯特的关系中，简·爱强调爱情婚姻双方的平等性，面对罗切斯特先生对她的试探，让她去留，她愤怒地说，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同样有一颗心，彼此平等。简·爱爱上了家境富有阅历丰富的罗切斯特先生，知道自己与他阶级不同，经济地位悬殊，但是可以不顾世俗偏见，大胆表白心意。订婚之后，罗切斯特先生为简·爱购置华丽的新衣首饰，就像对待自己的所属物那样肆意装扮简·爱，简·爱觉得自己被装扮得像罗切斯特的宠物猴子或者是八哥鸟，披着华丽的戏装而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她爱罗切斯特不是因為他的财富和高贵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罗切斯特尊重并认可她的人格的独立意识，她认为爱情应当是两个平等灵魂在上帝面前虔诚的相爱。这些方面都体现了简·爱女性意识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简·爱的女性意识和人格的独立性并不彻底，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简·爱的舅母病危后想要见她一面，简·爱便即刻动身赶到她的床前，还想握住她的手表达出和解的意向。舅母没能履行简·爱舅舅生前的嘱托好好照顾她，反而嫌弃并诬陷她爱骗人，让她的童年缺爱并痛苦。简·爱却希望和舅母这个长辈重归于好，一方面体现了简·爱不计前嫌的心胸宽广，一方面又表现出向社会家庭亲属的传统观念的回归倾向。回到桑菲尔德之后，简·爱在动情中告诉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在哪，哪里就是她的家，她唯一的家。当简·爱在继承遗产后，又回到罗切斯特身边，此刻她相貌平平，罗切斯特面貌英俊却瞎了一只眼，她小有资产，也不必再做家庭教师，与罗切斯特先生的主仆关系也随之瓦解，[5]与社会传统观念“门当户对”的观念恰好匹配。小说的情节设计未免太过凑巧让人怀疑媚俗市场。小说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期待心理，简·爱命运的改变伴随着诸多偶然的因素，其中“理想化”成分不言而喻。也让简·爱在男权社会中的形象更加柔和，更便于市场接受。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看，这里的简·爱与激进的女性先锋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至少从反面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简·爱的反叛：究其性质，恐怕更接近于自发而非自觉;究其程度，亦远远谈不上彻底，给后使读者留下漫漫征程。夏洛蒂当时的写作事业不被认可办学无果，三姐妹合出的诗集又滞销，收入微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的新作之后顺利出版，夏洛蒂的《教师》被退回，她一鼓作气完成了《简·爱》，有迎合市场之心也实属正常。“如果说简·爱选择婚姻并回到传统的女性角色中是内化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结果，那么，借助婚姻这个当时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削弱女主人公的权力，则是女性作家迎合主流意识，进行“自我防御”的策略。”[6]
三、女性主义与个体思想的光辉
对《简·爱》的赏析，对夏洛特是研究又不能仅限于“坦白传统”，除了自传色彩，《简·爱》还闪烁着个体生活思考的光芒。英国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基恩·却斯特顿谈对《简·爱》的感悟时说，勃朗特告诉读者，在伦敦，大大小小的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那些故事的每一个都包含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孩子、家庭、工作、生活——你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这种感受。”[7]夏洛蒂曾给自己仰慕的诗人骚赛寄去自己的诗，骚赛却回复她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但是夏洛蒂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志向，并通过作品表达出作为女性经历社会上种种对女性的歧视，并依然反抗，表达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的出现，是因为女性在长期男权主导的社会中一直出于弱势地位，自身价值不被肯定，话语权被忽视甚至剥夺，简·爱的宝贵之处在于，在《简·爱》中，社会中的边缘个体的经历被放大，诉说着个体的内心活动。简·爱是孤独的勇士，不仅因为她悲惨的身世和黑暗的童年经历，还因为她作为一个“穷，低微，矮小，不美”的社会边缘者，弱势群体的一员，大声说出心中反抗男权社会渴望平等权利的心声，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先进诉求，唤醒了女性意识，她经历命运多舛的生活却被打磨得更坚强，闪烁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
若是跳出女性意识的角度，简·爱的生活也具有普适性，一定程度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上每一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选择、困惑与痛苦：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原生家庭的阴影，面对自身不足而感到自卑而坚持平等，能带给每一个读者真实生活的影子，产生归属感，强调个体内心心理活动与情感。
参考文献
[1]探寻自我 周小娟
[2]试论“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困惑与觉醒 杜平
[3]探寻自我 周小娟
[4]王志艳主编，情系今生：讲述近现代外国的文学神话（上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8，第62页
[5]从女性主义看简·爱的矛盾 刘萍
[6]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 陈姝波
[7]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作者简介：
尚武卉（1997-），汉族，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