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客总是哀叹贸易是中产阶级的敌人，是就业和工资压力的主要来源。最近的总统选战也不例外：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声称它们是美国工人遭遇困境的祸根。这一解释在政治上也许十分有利，但真相并非如此。
　　对于贸易问题，美国是自作自受，罪魁是巨大的储蓄赤字。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入不敷出，大肆吸引海外盈余储蓄来支撑史上最大的消费狂热。当然，政客不想因为选民的挥霍而批评他们，将矛头指向其他人要容易得多。
　　储蓄批评值得进一步分析。数据表明，存在储蓄赤字的国家一般伴随着贸易赤字，而储蓄盈余的国家伴随着贸易盈余。美国是最显著的例子，2015年末，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为2.6%，还不到20世纪最后30年平均水平6.3%的一半，并对101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英国、加拿大、芬兰、法国、希腊和葡萄牙都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储蓄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相反，高储蓄国家都有巨大的贸易盈余，如德国、日本、荷兰、挪威、丹麦、韩国、瑞典和瑞士。
　　储蓄失衡还可能导致破坏性的国际资本流动、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以经常项目赤字国和盈余国差距衡量的全球储蓄失衡，创造了现代史的纪录。受此失衡推动的资产和信用泡沫，几乎使世界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萧条。
　　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互相指责。赤字国总是指责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寻找收益率的“储蓄过剩”。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指出，要是中国等国家支出更多，那么几乎让美国破产的泡沫一开始就不会形成。其他国家很快便指出，要不是盈余国提供的资本，美国所谓的增长奇迹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审慎的做法是在储蓄和支出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对美国和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两国在全球储蓄差距中占比过大。简言之，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而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要想成功，两国都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在这方面，中国一直领先美国，五年前便已经制定了消费拉动的再平衡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成果喜忧参半，社会安全网络资金不足继续制约着服务驱动的就业创造和城市化拉动的真实工资增长给家庭收入带来的支撑。但中国最近表现出解决这一不足的决心。“十三五”规划旨在通过利率自由化、引入存款保险和放松户口制度（这将改善社会福利的流动性）和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来破除恐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
　　但是，美国走在了相反的方向。美国人根本不想讨论储蓄问题，更不用说实施政策解决它了。支持储蓄的美国政策日程应该是：长期财政整合、扩大IRA（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基于消费的税收改革（如增值税或销售税）以及利率正常化。相反，美国政客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消费狂热，不顾其可能对美国储蓄问题造成的后果。
　　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对各自储蓄困境的不对称反应，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中国正在向消费拉动的再平衡迈进，它将从储蓄盈余国转变为储蓄吸收国。目前，中国国民总储蓄率已从2008年占GDP的52%的峰值，下降到今年的44%左右。未来几年应该还会继续下降。
　　长期依靠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关系的美国决不能忽视这一转变。毕竟，在经常项目和贸易盈余下降的同时，中国消费拉动的吸收储蓄转型可能意味着外汇储备积累放缓，外汇储备较少再转变为美国国债等美元计价资产。
　　如果美国不能刺激国内储蓄，那么中国资本的减少可能迫使美国为外部融资支付更加高昂的代价——可能是通过美元贬值或提高真实利率，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便是相互依存的经典陷阱：当一方改变关系时，另一方将受到冲击。
　　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无限繁荣下去。美国之所以能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活得好好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合。毕竟，成就美国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出口拉动型经济体及其依赖资源的供应链——从美国消费狂热中获益，因为美国消费狂热大大刺激了全球贸易的扩张。
　　但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美国选民——特别是丧失权利的愤怒的中产阶级工人——日益认识到有些事情不对头。但美国政客仍然在向外转移选民的愤怒，无视伴随“陌生人的友善”而来的增长补贴。美国政客应该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储蓄赤字才是美国梦最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