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非常悲伤就会成为“抑郁症”，过于担心就是“焦虑症”，非常害羞则被冠以“回避型人格障碍”
　　如今，越来越多的问题正被重新定义为“症”或“病”。它们被认为是由遗传的易患病体质和生物化学失衡引起的，生活经历仅仅被归结为引爆上述生物定时炸弹的触发因素。
　　感觉非常悲伤就会成为“抑郁症”，过于担心就是“焦虑症”，非常害羞则被冠以“回避型人格障碍”，喜欢殴打他人就是“间歇性爆发性障碍”。过度的赌博、饮酒、服药或进食也都是疾病。同样的定义方式也适用于厌食、厌睡和性冷淡。《精神疾病治疗和统计手册》有足足886页来记录这些疾病。一些非常态的、不合时宜的行为纷纷被称作“症状”，名称的标签就是“诊断”。
　　就连我们的儿童也破贴上了标签。数学差就是“数学障碍”，不顾他人感受(曾经被叫做顽皮)的小孩则罹患“行为障碍”，如果在其行为中还包括对成年人发脾气，那么他或她(通常是他)还患有“反抗行为障碍”。一种常见的“诊断”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其“症状”包括坐立不安、丢三落四、讲话过多并在安静地玩耍和遵守秩序方面有困难。
　　列举行为模式，将听似专业的医学标签贴在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身上，接着再用他们的这些行为来证明这个人患有所说的这种疾病——这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这对我们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帮助。
　　这种过分简单化、毫无科学性而又通常具有破坏性的治疗方式如何能够大行其道呢?
　　首先它试图避免直面我们生活中那些痛苦的并可能造成不良精神状况的事件。如果接受现成的诊断，那么就不用责怪任何人了。除了服用药物以外，没人需要再自行其是。得了这种“病”是因为自己太不走运了。
　　其次，一种个体病理学的模式对政客们而言是无价之宝。他们不需要在应对心理社会问题的预防性项目上花钱。而科学研究已经无数次地表明，无法承受的压力、贫穷、歧视、忽视和虐待儿童等问题均为精神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一位新选手还加入了这场事关“先天—后天”的论战。在“药到病除”愿望的驱使下，制药业充分发挥其巨大能量，将“症”和“病”的概念引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药公司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股东赢利。他们很自然地鼓励将那些过多(或过少)的进食、睡眠或感情诊断为疾病，需要化学药物治疗。
　　全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人认为情绪问题，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如幻听等，主要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经历引起的，而不是大脑或基因的原因。公众也很愿意采用心理一社会疗法，比如与人交谈和寻求建议，或结交朋友乃至找一份工作，而不是通过药物、电击或进入精神病院治疗的方式。
　　然而，有的专家却认为这些观点纯属“精神健康盲”的表现。许多研究表明越多地采用这种医学模式，我们的歧视心态和恐惧心理就越严重，但他们仍然继续坚持认为精神病与其他疾患并无二致。
　　精神健康服务应该给予人们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采用药物的方式压抑我们的情感，或用安非他命来控制儿童的情绪困难。除了教会孩子们可以用药物来解决问题之外，这种药物平均每年还会阻碍他们长高一厘米。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效的疗法。它们不会导致增重、性功能障碍、糖尿病、记忆损失或上瘾。关注相关研究的资金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逐渐开始引入更多的谈话治疗，比如认知治疗和以精神创伤为重点的心理咨询等。
　　这些新的疗法没有被更多的使用，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最主要的障碍是它不会增加制药公司的收益。在政府资金支持不足的情况下，许多的专业组织、会议、学术刊物、研究和教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制药公司的赞助。
　　
　　约翰·瑞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学专家，Project Syndicate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