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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高层会谈政治性强，要求完整、准确，有时甚至要牺牲语言的美。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这次采访，中国记者没“特权”
1980年8月20日上午，英文处的领导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
那天下午，按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法拉奇还自我介绍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等。
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有时甚至在外国记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暄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最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接着她又问了个问题：“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个有点鲁莽的问题瞬间使会见厅的空气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我很担心邓小平听了会不高兴，心里拿不准翻译时是否需要打点折扣，“把握一下”。但是从采访的气氛来看，虽然有时双方意见不可调和，但没有敌对情绪，所以我就大胆如实地把问题翻译出来。
翻译完这个问题，我不安地看着邓小平的表情。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想知道邓小平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邓小平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第二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zhege，zhege”什么意思？
谈话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十二时十分，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的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到吃饭前就结束。这次超过了十分钟，邓小平似乎意犹未尽。他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有4个多小时，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连忙说：“精彩极了！”
邓小平似乎要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的斗争。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4个多小时的采访，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法拉奇不愧为一位严肃的记者，有的地方她没完全听懂，为节省时间她没有进一步问，因此要求我帮她整理记录。采访后接连三个下午，我们都一起听录音，她听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法拉奇突然把录音机停了，问：“我听到邓小平经常说zhege，zhege，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位记者真不简单，仔细到听出“这个，这个”。我笑着回答：“这是有些人的口头语，相当于英文中的You see， You know，或者well。”
她说：“好极了，我要把它记下来。这些小东西很重要，你知道吗？它能使谈话更生动。”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这次采访，中国记者没“特权”
1980年8月20日上午，英文处的领导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
那天下午，按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法拉奇还自我介绍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等。
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有时甚至在外国记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暄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最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接着她又问了个问题：“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个有点鲁莽的问题瞬间使会见厅的空气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我很担心邓小平听了会不高兴，心里拿不准翻译时是否需要打点折扣，“把握一下”。但是从采访的气氛来看，虽然有时双方意见不可调和，但没有敌对情绪，所以我就大胆如实地把问题翻译出来。
翻译完这个问题，我不安地看着邓小平的表情。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想知道邓小平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邓小平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第二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zhege，zhege”什么意思？
谈话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十二时十分，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的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到吃饭前就结束。这次超过了十分钟，邓小平似乎意犹未尽。他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有4个多小时，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连忙说：“精彩极了！”
邓小平似乎要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的斗争。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4个多小时的采访，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法拉奇不愧为一位严肃的记者，有的地方她没完全听懂，为节省时间她没有进一步问，因此要求我帮她整理记录。采访后接连三个下午，我们都一起听录音，她听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法拉奇突然把录音机停了，问：“我听到邓小平经常说zhege，zhege，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位记者真不简单，仔细到听出“这个，这个”。我笑着回答：“这是有些人的口头语，相当于英文中的You see， You know，或者well。”
她说：“好极了，我要把它记下来。这些小东西很重要，你知道吗？它能使谈话更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