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生产率增幅远远低于美国，突出反映了欧洲企业的两个致命弱点：其一，刚性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在职经理人员的公司管理文化使其难于采用新技术成果；其二，缺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创新的能力
　　
　　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生产率增幅为18%，低于美国。这种情况虽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没有任何一国好于美国。90年代末，欧洲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如下：意大利7%、法国9%、荷兰12%。这是三个相对较好的。丹麦与美国的差距高达25%，英国达23%。差距如此悬殊，原因何在？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即每名从业劳动者的产出——决定于三个因素：资金投入、该国的劳动者素质及其将劳动者与资金有效结合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经济学家称之为“总要素生产率”。问题不在于可利用资金，欧洲企业资金充足。实际上，也许是为了应付刚性劳动力市场，在至少20年时间里，欧洲企业所用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要远高于美国企业。
　　丹麦、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资本密集度分别比美国高80%、60%、50%和40%。即使是西班牙，每名工人的资金占用额也比美国高30%。向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转移丝毫没有逆转的迹象：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与美国企业相比，欧洲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了6%。
　　为了理解美欧之间的这种差异，我们不妨看看劳动力素质。平均在校教育时间是衡量劳动者素质一个很好的指标。这特别是因为，今天产量的提高大多是由新技术应用能力形成的。欧洲普通劳动力在校教育时间比美国低13%，低于美国的幅度从英国的8%到西班牙的36%不等。
　　欧美之间差距最大的体现在“总要素生产率”方面。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于两个因素：技术（包括发明创造的人才及采用新生产工艺的能力）和组织。在这方面，欧洲一直低于美国：平均低30%，英国和德国分别低43%和56%。而且，这种差距与日俱增：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差距已扩大6%。
　　这些数据突出反映了欧洲企业的两个致命弱点。第一个与组织有关。刚性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在职经理人员的公司管理文化使其难于采用新技术成果。20世纪初，欧洲纺织业用了20年才利用上了发电机，这并非因为新电机难买，而是因为纺织工厂花了近20年时间才改变了经营文化。此外，商品市场管理规则也偏向现有企业，阻止新的进入者。
　　这使我们看到第二个弱点：创新能力。正像在资本方面一样，欧洲缺乏的并非科研能力，而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创新的能力。欧洲的科研能力毋庸置疑。例如，1999年每名欧洲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其美国同行不相上下。而且，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呈上升之势：20世纪90年代，欧洲上升了3%，而美国则持平。
　　但是，欧洲的科研能力并没有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方法，起码没有像美国那样转化得那么频繁，这主要因为欧洲的科研侧重点针对性不强。欧洲科研人员获得了大量专利，但高科技领域创新专利数量（每百万人口）却远低于国。1998年，美国共有60%的专利是在高科技领域，而欧洲仅有11%。
　　欧洲未能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动力的私立大学。欧洲迷恋于公立和标准化大学，阻碍了研发机构之间的竞争，削弱了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互利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青年人在他们的车库里发明各种网络技术，而欧洲青年人却在纳税人提供资金的公立大学免费就读，过着多年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