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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概念经历了从孙中山整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体的“国族”建构，到蒋介石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建构。当代“中华民族”国族建构已经从“多元”走向“一体化”阶段，从各民族发展繁荣走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目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万众一心向前进。
关键词：中华民族;建构;历史路径;现实任务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5-00054-05
从政治学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一切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nation），民族国家是针对王朝国家而言的，以主权在民为主要特征。国家对全体国民进行语言文字、思想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文化整合，比如法国建设的法兰西民族，美国建设的美利坚民族。这里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是国家的民族身份，叫国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国族建构，实质是国家用“中华民族”对全体国民进行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一体化整合，不断加强和巩固各民族（族群）对国家的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关于民族和族群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族群主要指文化共同体，民族兼有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两层含义，笔者认同这一观点。本文对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在阐述民俗文化共同体时候使用“族群”，在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层面使用“民族”;引文时尊重学者的表述;阐释国家政策层面用民族。
一、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建构
现代主权国家形态，首先出现于欧洲，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618-1648年在欧洲发生的30年战争，确定了同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合法性。随后这种主权国家形态逐步向全球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国家的基本形态。以欧美为代表的主权国家建设的历史路径是，国族建构与公民建构同步进行。亚、非和东欧地区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的传统国家，大体经历了从“族群国家”建构到“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1]。
当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民族国家”和“国族”概念也随之进入国人的视野。各民族（族群）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了“中华民族”意识。1902年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之际，梁启超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主张以“中华民族”统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群，将王朝中国转型到现代国际法视野下的民族国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将“中华民族”概念运用到民族国家建设实践中，以“中华民族”身份进行了“中华民国”的国族建构。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发表就职演讲，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这就正式推出了统一“汉满蒙回藏”为一体的“国族”建构。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论证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说，“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美国模式的“大熔炉”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国族”观基础之上，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他民族只能称之为宗族。（顾颉刚于1939年2月13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指出“人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个观点被国民党接受。）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各个族群共同体，都是宗族，具有文化属性，不具有现代民族属性。对此，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严厉驳斥，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5]
这段话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国民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观，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主张各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是多个”的国族建构
新中国的成立，古老的中国转型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具有国家形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國族。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建也逐渐展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华民族是多个”的思想，借鉴了苏联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展开了民族识别，这项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1979年第56个民族——基诺族被正式确认，完成了“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大家庭”组成的多元性建构。同时，56个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一律平等。于是，中国就有了两种不同意义的民族理论话语。
按照各民族平等自治发展的政策原则，国家开始创建民族区域自治，落实民族平等联合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安排。从1947年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到2003年，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此外还有1000多个民族乡。全国有44个少数民族在占国土面积64%以上的地方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按照英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观点，中国创建“民族区域自治”模式是典型的族群国家建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有“族群国家”，后有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 与此对应，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理论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服务于“中华民族是多个”，特别是服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侧重个体民族独特的族源、历史演变和语言文化的挖掘、梳理，呈现56个民族差异性特征，完成了56个民族差异性的理论叙述，忽略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理论建构。二是服务于“民族平等、自治、发展”的政策，系统建构了“民族政治关系”“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关系理论”和“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社会”“民族人口发展”等“民族自治理论”“民族发展理论”。“中华民族本身反而在逐渐淡化、虚化和空洞化的过程中被淡忘和解构。”[6]
总体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华民族”建设工作中，学者们大都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建设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实，在“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工作做得比较虚。
比如马戎先生就指出，“1949 年建国后的‘民族识别’给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成分’，制定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制度和优惠政策，在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隔，客观上出现一个新的民族‘二元结构’。从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这个‘二元结构’其实很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不利于相互学习和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政治认同方面弱化了 ‘中华民族 ’的民族意识，不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应对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竞争。”[7]
从实践效果看，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的缺失确实带来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迅速被解构，传统意识形态整合逐渐失效。同时，民族、宗教等各种地方性和差异性认同日益增强，这种增强与国家共同体整合的方向并不一致。比如有些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并没有循着一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向而行的路径，而是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以民族意识的极度张扬为表现，以宗教为依托，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方向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显示出文化的分殊甚至分离。再比如，在社会领域，以“民族利益”面貌出现的各种政治动员，把各种社会问题异化为民族问题，目标指向制造社会矛盾甚至分裂社会，这些都冲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互鉴的同时，中国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在民族国家建设领域，各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宗教认同和低于民族国家的民族（族群）认同，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泛民族主义”“去中国化”倾向，在社会领域出现的“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活动等，直接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国家认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问题再次引起学界重视。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演讲。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个体民族发展演变史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连接起来，说清楚了各民族历史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画卷中展开的。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5000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互依赖的经济生活，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中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四周高山峻岭、气候严寒、多处荒漠戈壁，由于对食盐、茶、马、布匹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相互依赖，决定了这个地理范围内的文明演进，是以中原为中心吸附周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化的过程，到近代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在近代中国面临山河破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各族儿女意识到，彼此文化相通、血脉交融、命运与共，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这种关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不仅体现出对中华民族弱化、虚化严重后果的警觉和担忧，也折射出国族机制弱化后国家与社会基本秩序中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的巨大风险。”[8]
但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很多人把“中华民族”解读成“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为此，1991年费孝通先生解释过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9]可以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是在警示国人，建构中华民族“一体化”话语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他说，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有56个民族成员;56个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开发祖国辽阔疆域、锦绣河山，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这一特点，造就今天56个民族在地域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
2015年习近平在接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再次强调，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開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识。民族工作战略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写入新修订的《宪法》中，这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奠定了法理基础。
在2019年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铸牢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可见，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中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各民族成员，虽然也叫“民族”，但是这些民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成分和要素;三是56个民族是“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在外延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 个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域共同体，是56个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共同体，是56个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是56个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心理共同体，核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9年，中央部署了全面系统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目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压抑个体民族意识，但不能放任个体民族意识发展成狭隘的民族情绪;需要引导个体民族意識健康发展，纠正“主体民族”偏差意识，警惕“跨境民族”政治化意识，澄清“中华文化”模糊化意识，深化全体中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特别是要解决部分领域和群体中出现的“去中国化”意识、“去中华文化化”意识，铸牢各族同胞“中国公民”身份意识、建设保卫国家的权利义务意识以及各族同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就意味着亟须对传统民族理论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从个体民族话语叙事转型到“中华民族整体”话语叙事。
建构中华民族整体话语叙事，核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命题后，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上，习总书记论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缔造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体，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是错误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也是错误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多元一体”性，“多元”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一体”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形成的文化共性。在2017年“七一”讲话中，习总书记再一次指出，中华文明包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仁人志士投身中国革命缔造的革命文化，包括各民族同胞在火热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表述说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包括三部分：一是各民族传统思想价值共识，在当代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二是文化载体——汉语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已经客观上成为连接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纽带。三是丰富多彩的地域和表层文化形式的交融与共享，诸如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庆、婚俗、礼仪文化习俗等的交融与共享。儒释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各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比如朝鲜族文化为什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国的朝鲜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还有朝鲜半岛文化的痕迹，但其主体已经中华文化化。同理，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发展起来的我国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国族建构已经从“多元”走向“一体化”阶段，从各民族发展繁荣走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目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万众一心向前进。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已经从“族群国家”建构进入到“民族国家”建构阶段。新时代民族政策作为国家建构的手段，其核心任务是顺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形势，建构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合法权益，以此建构各民族公民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机联系，使公民个体成为国家社会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综合施策，系统联动，才能将“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6-107.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2：2.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5：3.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7.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7]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2010（3）.
[6][8] 周平.中国何以需要一个国族[J].思想战线，2020（1）.
[9] 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
责任编辑：鲍跃华
关键词：中华民族;建构;历史路径;现实任务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5-00054-05
从政治学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一切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nation），民族国家是针对王朝国家而言的，以主权在民为主要特征。国家对全体国民进行语言文字、思想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文化整合，比如法国建设的法兰西民族，美国建设的美利坚民族。这里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是国家的民族身份，叫国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国族建构，实质是国家用“中华民族”对全体国民进行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一体化整合，不断加强和巩固各民族（族群）对国家的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关于民族和族群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族群主要指文化共同体，民族兼有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两层含义，笔者认同这一观点。本文对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在阐述民俗文化共同体时候使用“族群”，在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层面使用“民族”;引文时尊重学者的表述;阐释国家政策层面用民族。
一、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建构
现代主权国家形态，首先出现于欧洲，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618-1648年在欧洲发生的30年战争，确定了同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合法性。随后这种主权国家形态逐步向全球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国家的基本形态。以欧美为代表的主权国家建设的历史路径是，国族建构与公民建构同步进行。亚、非和东欧地区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的传统国家，大体经历了从“族群国家”建构到“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1]。
当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民族国家”和“国族”概念也随之进入国人的视野。各民族（族群）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了“中华民族”意识。1902年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之际，梁启超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主张以“中华民族”统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群，将王朝中国转型到现代国际法视野下的民族国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将“中华民族”概念运用到民族国家建设实践中，以“中华民族”身份进行了“中华民国”的国族建构。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发表就职演讲，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这就正式推出了统一“汉满蒙回藏”为一体的“国族”建构。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论证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说，“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美国模式的“大熔炉”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国族”观基础之上，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他民族只能称之为宗族。（顾颉刚于1939年2月13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指出“人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个观点被国民党接受。）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各个族群共同体，都是宗族，具有文化属性，不具有现代民族属性。对此，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严厉驳斥，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5]
这段话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国民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观，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主张各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是多个”的国族建构
新中国的成立，古老的中国转型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具有国家形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國族。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建也逐渐展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华民族是多个”的思想，借鉴了苏联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展开了民族识别，这项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1979年第56个民族——基诺族被正式确认，完成了“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大家庭”组成的多元性建构。同时，56个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一律平等。于是，中国就有了两种不同意义的民族理论话语。
按照各民族平等自治发展的政策原则，国家开始创建民族区域自治，落实民族平等联合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安排。从1947年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到2003年，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此外还有1000多个民族乡。全国有44个少数民族在占国土面积64%以上的地方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按照英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观点，中国创建“民族区域自治”模式是典型的族群国家建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有“族群国家”，后有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 与此对应，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理论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服务于“中华民族是多个”，特别是服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侧重个体民族独特的族源、历史演变和语言文化的挖掘、梳理，呈现56个民族差异性特征，完成了56个民族差异性的理论叙述，忽略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理论建构。二是服务于“民族平等、自治、发展”的政策，系统建构了“民族政治关系”“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关系理论”和“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社会”“民族人口发展”等“民族自治理论”“民族发展理论”。“中华民族本身反而在逐渐淡化、虚化和空洞化的过程中被淡忘和解构。”[6]
总体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华民族”建设工作中，学者们大都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建设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实，在“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工作做得比较虚。
比如马戎先生就指出，“1949 年建国后的‘民族识别’给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成分’，制定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制度和优惠政策，在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隔，客观上出现一个新的民族‘二元结构’。从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这个‘二元结构’其实很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不利于相互学习和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政治认同方面弱化了 ‘中华民族 ’的民族意识，不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应对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竞争。”[7]
从实践效果看，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的缺失确实带来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迅速被解构，传统意识形态整合逐渐失效。同时，民族、宗教等各种地方性和差异性认同日益增强，这种增强与国家共同体整合的方向并不一致。比如有些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并没有循着一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向而行的路径，而是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以民族意识的极度张扬为表现，以宗教为依托，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方向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显示出文化的分殊甚至分离。再比如，在社会领域，以“民族利益”面貌出现的各种政治动员，把各种社会问题异化为民族问题，目标指向制造社会矛盾甚至分裂社会，这些都冲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互鉴的同时，中国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在民族国家建设领域，各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宗教认同和低于民族国家的民族（族群）认同，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泛民族主义”“去中国化”倾向，在社会领域出现的“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活动等，直接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国家认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问题再次引起学界重视。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演讲。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个体民族发展演变史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连接起来，说清楚了各民族历史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画卷中展开的。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5000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互依赖的经济生活，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中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四周高山峻岭、气候严寒、多处荒漠戈壁，由于对食盐、茶、马、布匹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相互依赖，决定了这个地理范围内的文明演进，是以中原为中心吸附周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化的过程，到近代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在近代中国面临山河破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各族儿女意识到，彼此文化相通、血脉交融、命运与共，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这种关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不仅体现出对中华民族弱化、虚化严重后果的警觉和担忧，也折射出国族机制弱化后国家与社会基本秩序中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的巨大风险。”[8]
但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很多人把“中华民族”解读成“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为此，1991年费孝通先生解释过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9]可以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是在警示国人，建构中华民族“一体化”话语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他说，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有56个民族成员;56个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开发祖国辽阔疆域、锦绣河山，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这一特点，造就今天56个民族在地域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
2015年习近平在接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再次强调，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開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识。民族工作战略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写入新修订的《宪法》中，这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奠定了法理基础。
在2019年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铸牢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可见，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中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各民族成员，虽然也叫“民族”，但是这些民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成分和要素;三是56个民族是“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在外延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 个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域共同体，是56个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共同体，是56个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是56个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心理共同体，核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9年，中央部署了全面系统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目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压抑个体民族意识，但不能放任个体民族意识发展成狭隘的民族情绪;需要引导个体民族意識健康发展，纠正“主体民族”偏差意识，警惕“跨境民族”政治化意识，澄清“中华文化”模糊化意识，深化全体中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特别是要解决部分领域和群体中出现的“去中国化”意识、“去中华文化化”意识，铸牢各族同胞“中国公民”身份意识、建设保卫国家的权利义务意识以及各族同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就意味着亟须对传统民族理论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从个体民族话语叙事转型到“中华民族整体”话语叙事。
建构中华民族整体话语叙事，核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命题后，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上，习总书记论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缔造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体，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是错误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也是错误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多元一体”性，“多元”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一体”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形成的文化共性。在2017年“七一”讲话中，习总书记再一次指出，中华文明包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仁人志士投身中国革命缔造的革命文化，包括各民族同胞在火热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表述说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包括三部分：一是各民族传统思想价值共识，在当代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二是文化载体——汉语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已经客观上成为连接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纽带。三是丰富多彩的地域和表层文化形式的交融与共享，诸如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庆、婚俗、礼仪文化习俗等的交融与共享。儒释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各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比如朝鲜族文化为什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国的朝鲜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还有朝鲜半岛文化的痕迹，但其主体已经中华文化化。同理，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发展起来的我国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国族建构已经从“多元”走向“一体化”阶段，从各民族发展繁荣走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目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万众一心向前进。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已经从“族群国家”建构进入到“民族国家”建构阶段。新时代民族政策作为国家建构的手段，其核心任务是顺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形势，建构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合法权益，以此建构各民族公民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机联系，使公民个体成为国家社会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综合施策，系统联动，才能将“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6-107.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2：2.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5：3.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7.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7]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2010（3）.
[6][8] 周平.中国何以需要一个国族[J].思想战线，2020（1）.
[9] 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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