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忠恕之道”是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孔子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阐发了他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之道”，在《论语里仁》有具体的说明。大意如下：有一天，孔子对曾子说：“曾子呵，我的思想始终有一个核心贯穿其中。”曾子也回答说：“是，我知道了。”然后孔子就出去了。待孔子离开后，有人问曾子“老夫子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曾子解释说：“老夫子思想的核心，其实只是‘忠恕’而已。”
　　那么什么是“忠恕之道”呢?宋代的儒学大师朱熹有一个简单而又经典的解释，即“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前者是指把自己立基于宗法共同体之上，将孝悌为本的仁心充分发挥出来；后者则是把自己固有的仁心推而广之，运用于现实的人际关系之中。这样的“忠恕之道”，由于出自人的本心，应该是自觉遵循，而决不是强加于人的。从这样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以仁为内容的，为行仁所不可或缺，只有“忠”与“恕”的完美结合，才能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达到和谐统一。
　　在孔子的观念中，以行仁为宗旨的“忠恕之道”其实就是他所说的“仁之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忠恕之道”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仲弓提问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忠恕之道”的消极表现，也是它的否定性方面。“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用孔子的原话解释就是“修己以敬”，或者“敬事而信”，立足于主体的诚敬作用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恕”，是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得到的，当然也不能强加给别人，这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最起码的准则，敬以持己，恕以及人，前者为存仁，后者为践仁。《论语》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此的注解，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我也不会把我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孔子摇摇头，认为子贡做不到这一点。子贡是孔子的高足，尚且被孔子认为做不到，可见行仁的难度。
　　“忠恕之道”的另一个方面是由立己而立人，由达己而达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恕之道”的积极表现，也是肯定的方面。立己达己是“忠”，是讲人要心存忠厚，把自己固有的仁心发动起来；而立人达人是“恕”，是要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推广自己的仁心仁德于人。这比起前面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更进一步的思想，它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表明一种对于社会负有的责任，是在社会关系中，推广自己的仁心仁德，不仅要造就自己，同时要造就别人、要造就社会。
　　事实上，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己”已经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不再是所谓的“小我”，立己达己之所以能够推而广之，而立人达人就是因为个体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在人的个体生命中，由于具有内在的仁心仁德，作为主体，贯穿了天的内涵，体现了天的主体，将天的精神收摄到了人的主体之中，因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以爱人为本，爱人必须爱己，仁者必须立己达己，然后才能立人达人，立己达己即是爱己，不能爱己，当然也就不能推己及人，也就不能爱人了。可以看出，爱人与爱已是一回事，爱己必发之于爱人。爱人爱己都是仁者的行为，爱己是立仁之体，爱人是达仁之用。明代王阳明对孔子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他在《大学问》中从解释“明德、亲民”着手，指出明德必须体现在亲民中，而亲民就反映了内仁之德性，这样由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去孝敬别人的父母，进而去孝敬天下人的父母，因为自己的父母、别人的父母乃至天下人的父母实际上是一体的。就是说，明德是爱己，是立人之体；亲民是爱人，是达人之用，就是推我之明德于人。
　　总之，“忠恕之道”是孔子所要追求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寄托了孔子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想。人们如能够终身去这样做，就能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构建起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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