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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央巡视组向复旦大学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特别提到“校辖附属医院摊子大、权属杂、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据笔者统计发现，全国75所部属高校旗下多达105所附属医院，其行政、教学、医疗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归不同部门负责，教书育人与救死扶伤一举两得，听上去很美，现实却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中央巡视组的反馈，传递一个重要信号，高校附属医院的问题已引起反腐部门的高度关注。
摊子大：75所高校有105所医院
根据学校官网统计，75所部属高校中，22所拥有附属医院，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旗下有12所，是全国附属医院最多的部属高校。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均有8所附属医院。
部属高校105所附属医院中，87所为三甲医院。无需高校的名头，这些附属医院本身已声名远扬，比如北大第一临床医院、北大口腔医院、复旦大学旗下的华山医院、上交大旗下的瑞金医院、中山大学旗下的中山一附院等，其业务水平在当地医疗行业均是首屈一指，其收益也相当可观。
“我们医院效益一直很好，根本不需要学校的知名度”，上海某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说。该院已有百年历史，拥有多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优质医疗资源，使得这些医院基本人满为患。根据卫生部门对三甲医院的评级标准，医院的住院床位数至少在501张以上。而目前全国有800张以上病床的医院中，半数以上是大学附属医院。有的医院床位创全国之最，比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约5000张。三甲医院要每床至少配备1.03名卫生技术人员，这些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基本都在千人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两三千人。
权属杂：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中央巡视组所说的“权属杂”实为高校附属医院的普遍性问题。多所医院、高校相关负责人都承认这一点。
上世纪末中国高校体制改革，一批原来隶属卫生部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医科院校连同其附属医院一起并入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由此形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格局。所谓“附属”，顾名思义即高校所附设或管辖的医院，其权属应为高校，而现实则不然。早在2000年，国办转发的《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附属医院的行政及教学业务管理由教育部门负责，但医院救死扶伤、提供医疗服务的属性未改，医疗业务仍由卫生部门负责，由此形成教育部门、学校和卫生部门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在行政管理上有两种模式，有的医院归学校直接管理，有的则归学校下属医学院或医学部管理。从组织架构上讲，第一种模式是原医科大学或医学院与综合性大学合并后更名为大学医学院或医学部，作为大学下设相对独立的二级管理实体，其管理功能基本保留，附属医院归医学部直接管理，如北京大学与其附属医院。第二种是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经过与综合性大学合并重组，成为大学众多学院中的一个，附属医院划归大学直接管理，与医学院没有隶属关系。例如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与其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人事任命则是根据此前的行政级别来决定。高校合并时，有的医科大学为卫生部直属，有的则是省属，其附属医院级别也不同。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的级别并不受影响，也依然是独立法人。
据教育部党组原成员、武汉大学前校长顾海良介绍，武大的几家附属医院都是省属医院，属于厅局级，人事任命就由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管理，院长和书记是副厅级，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决定。武大考察，任命前要报湖北省组织部决定。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医院一把手是副局级领导，由上海市委任命，医院其他处级干部就是复旦大学任命。而如果附属医院为市属，其一把手仅为处级或副处级，其人事任命则由高校决定。
资金乱：来源和“分红”不一
高校虽然做了医院的“家长”，却并不掌握财政大权。根据相关要求，医院的资金、财务管理仍由卫生部门负责。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医科类高校附属医院的卫生事业费指标下划，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附属医院的事业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划拨到卫生部门，再核拨到医院。原本属于地方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则继续接受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武汉大学的几家附属医院，以前为省属医院，省里一直都有投资，这一传统在合校时也得以继承，”顾海良表示。
目前，附属医院的各类资金来源主要为医院收入、政府财政投入和学科建设资金。“医院属于独立法人机构，包括人员工资和基建项目资金等，都是上一级政府根据规定下拨一定比例，再加上医院自己的业务收入和资金自筹”，上海交大附属医院瑞金医院一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进行财务审计时，就由院方和外部的审计部门进行监管，学校并不负责此业务。
当然高校也并非“甩手掌柜”，仍会以学科建设名目划拨医院经费。“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科研上在我们医院设有学术课题，还是会给我们一部分科研经费”，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表示。卫生、教育等部门下拨经费，仅拨款类的科研经费就五花八门，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卫计委、教育部等部委单位和省市下拨的各类研究经费和各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经费。“钱下拨到医院后，医院的科教和财务部门管理经费使用。结题时，谁出钱谁负责管理审计。”
医院庞大的利润，高校又是否能分得一杯羹？此前，部分附属医院曾给高校“分红”。2007年，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公开表示，“很多医院反映其所属高校给其下达‘每年上缴多少钱’的任务。”当年1月，卫生部下发《关于严禁高校附属医院向所在高校缴纳“管理费”“基金”等各种不合理费用的通知》，严禁附属医院向其所属高校缴纳不合理费用。这一规定的依据非常明确：附属医院与高校都是独立核算、自主开展业务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事业法人实体，附属医院本身应自负盈亏。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多年来，教育部一直根据要求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成果初显。“几家附属医院都不向武汉大学交钱”，顾海良表示。此外，北京、上海等多家高校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均给予同样回答。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说：“不要把学校和医院扯在一起，附属的概念就是只承担教学责任。” 监管难：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
资金和人事的多重管理，使得医院出现监管难。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巡视结果就指出，附属医院存在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科研经费拨款来自各方，很容易造成监管失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
目前附属医院财务监管主要归卫生行政、财政以及审计等部门负责，但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则了解不多。顾海良就直言，“目前管理肯定存在真空地带。”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介绍，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作为医疗资产留在卫生部门，但人事和教学管理则归为教育部门，两部门的双重管理，出现了大量交叉之处或“真空”地带。比如医院院长是地方政府任命，其他人事是高校决定，但院长和医院人员又管理着资产。而在问责方面，资金方面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卫生部门问责时，就无法对人进行问责。有专家表示，目前高校附属医院的自由度相比其他医院更大。对其问责难已经成为业内共识。有很多附属医院原本属于卫生部监管，但处在外地，“天高皇帝远”很难监管。
另一方面，“官本位”也让高校对附属医院本身的管理遭遇尴尬。并入了高校的医学院多为处级单位，且不是独立法人。而部分附属医院则属于“厅级”单位，因此就难免出现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处级”管“厅级”的尴尬。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很多学校都采用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做法，比如武汉大学、上海交大等。然而，医生对此则颇有微词：“院长行政事务太多，势必影响医院管理和医疗业务。”上海某医院医生透露，医院院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校本部上班，只有极少的时间在医院。而一院之长多为业务尖子，有时坐诊也会受到影响。
即便当事人，对于这种管理模式也不尽满意。西安交通大学前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闫剑群曾公开表示，由于官本位观念问题，办任何事都讲级别，导致大学医学院、医学部、医院在管理上本来难处的关系更加难处。合并后，西安交大两个综合性附属医院和一个专门医院都是处级，而省医院却是副厅级，使得该校医院“很有意见”。
如何改：强化附属或更加独立
尽管高校合并已走过十余年，但学校与附属医院以及各相关方的磨合仍在继续。教育部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综合类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很多方面并无决定权。比如高考招生，很多学校的医学院在招生计划中仍单列，保持单独的招生代码。原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曾公开表示，如果医学院管理不了附属医院是一件悲痛的事。
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让附属医院的管理体制备受考问。时任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彬直言，非典期间，高校与附属医院缺乏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的知识沟通，客观加重了疫情，增大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高校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巴德年建议，医学院管理医院要有三项权力，一是党委领导权；二是干部人事任免权；三是经费管理权。
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观点：扩大医院的独立权。“大学需要附属医院，但要给医学院和医院充分的独立权利”，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表示。至于如何“独立”，朱同玉建议，首先应扩大医院的行政权力。“现在所有附属医院的人，都是行政主管部门定指标，是计划经济下的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了”，他建议，医院应仿照企业经营模式，摆脱编制束缚，自主决定人财物的需求和分配。
李卫平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学附属医院更有利于先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成立大学和卫生部门以及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的理事会，问责时直接向理事会问责。
对此，教育部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按照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会同或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直属高校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以更好地发挥附属医院在医教研中的重要作用。
摊子大：75所高校有105所医院
根据学校官网统计，75所部属高校中，22所拥有附属医院，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旗下有12所，是全国附属医院最多的部属高校。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均有8所附属医院。
部属高校105所附属医院中，87所为三甲医院。无需高校的名头，这些附属医院本身已声名远扬，比如北大第一临床医院、北大口腔医院、复旦大学旗下的华山医院、上交大旗下的瑞金医院、中山大学旗下的中山一附院等，其业务水平在当地医疗行业均是首屈一指，其收益也相当可观。
“我们医院效益一直很好，根本不需要学校的知名度”，上海某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说。该院已有百年历史，拥有多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优质医疗资源，使得这些医院基本人满为患。根据卫生部门对三甲医院的评级标准，医院的住院床位数至少在501张以上。而目前全国有800张以上病床的医院中，半数以上是大学附属医院。有的医院床位创全国之最，比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约5000张。三甲医院要每床至少配备1.03名卫生技术人员，这些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基本都在千人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两三千人。
权属杂：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中央巡视组所说的“权属杂”实为高校附属医院的普遍性问题。多所医院、高校相关负责人都承认这一点。
上世纪末中国高校体制改革，一批原来隶属卫生部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医科院校连同其附属医院一起并入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由此形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格局。所谓“附属”，顾名思义即高校所附设或管辖的医院，其权属应为高校，而现实则不然。早在2000年，国办转发的《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附属医院的行政及教学业务管理由教育部门负责，但医院救死扶伤、提供医疗服务的属性未改，医疗业务仍由卫生部门负责，由此形成教育部门、学校和卫生部门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在行政管理上有两种模式，有的医院归学校直接管理，有的则归学校下属医学院或医学部管理。从组织架构上讲，第一种模式是原医科大学或医学院与综合性大学合并后更名为大学医学院或医学部，作为大学下设相对独立的二级管理实体，其管理功能基本保留，附属医院归医学部直接管理，如北京大学与其附属医院。第二种是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经过与综合性大学合并重组，成为大学众多学院中的一个，附属医院划归大学直接管理，与医学院没有隶属关系。例如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与其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人事任命则是根据此前的行政级别来决定。高校合并时，有的医科大学为卫生部直属，有的则是省属，其附属医院级别也不同。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的级别并不受影响，也依然是独立法人。
据教育部党组原成员、武汉大学前校长顾海良介绍，武大的几家附属医院都是省属医院，属于厅局级，人事任命就由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管理，院长和书记是副厅级，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决定。武大考察，任命前要报湖北省组织部决定。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医院一把手是副局级领导，由上海市委任命，医院其他处级干部就是复旦大学任命。而如果附属医院为市属，其一把手仅为处级或副处级，其人事任命则由高校决定。
资金乱：来源和“分红”不一
高校虽然做了医院的“家长”，却并不掌握财政大权。根据相关要求，医院的资金、财务管理仍由卫生部门负责。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医科类高校附属医院的卫生事业费指标下划，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附属医院的事业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划拨到卫生部门，再核拨到医院。原本属于地方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则继续接受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武汉大学的几家附属医院，以前为省属医院，省里一直都有投资，这一传统在合校时也得以继承，”顾海良表示。
目前，附属医院的各类资金来源主要为医院收入、政府财政投入和学科建设资金。“医院属于独立法人机构，包括人员工资和基建项目资金等，都是上一级政府根据规定下拨一定比例，再加上医院自己的业务收入和资金自筹”，上海交大附属医院瑞金医院一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进行财务审计时，就由院方和外部的审计部门进行监管，学校并不负责此业务。
当然高校也并非“甩手掌柜”，仍会以学科建设名目划拨医院经费。“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科研上在我们医院设有学术课题，还是会给我们一部分科研经费”，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表示。卫生、教育等部门下拨经费，仅拨款类的科研经费就五花八门，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卫计委、教育部等部委单位和省市下拨的各类研究经费和各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经费。“钱下拨到医院后，医院的科教和财务部门管理经费使用。结题时，谁出钱谁负责管理审计。”
医院庞大的利润，高校又是否能分得一杯羹？此前，部分附属医院曾给高校“分红”。2007年，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公开表示，“很多医院反映其所属高校给其下达‘每年上缴多少钱’的任务。”当年1月，卫生部下发《关于严禁高校附属医院向所在高校缴纳“管理费”“基金”等各种不合理费用的通知》，严禁附属医院向其所属高校缴纳不合理费用。这一规定的依据非常明确：附属医院与高校都是独立核算、自主开展业务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事业法人实体，附属医院本身应自负盈亏。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多年来，教育部一直根据要求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成果初显。“几家附属医院都不向武汉大学交钱”，顾海良表示。此外，北京、上海等多家高校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均给予同样回答。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说：“不要把学校和医院扯在一起，附属的概念就是只承担教学责任。” 监管难：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
资金和人事的多重管理，使得医院出现监管难。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巡视结果就指出，附属医院存在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科研经费拨款来自各方，很容易造成监管失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
目前附属医院财务监管主要归卫生行政、财政以及审计等部门负责，但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则了解不多。顾海良就直言，“目前管理肯定存在真空地带。”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介绍，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作为医疗资产留在卫生部门，但人事和教学管理则归为教育部门，两部门的双重管理，出现了大量交叉之处或“真空”地带。比如医院院长是地方政府任命，其他人事是高校决定，但院长和医院人员又管理着资产。而在问责方面，资金方面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卫生部门问责时，就无法对人进行问责。有专家表示，目前高校附属医院的自由度相比其他医院更大。对其问责难已经成为业内共识。有很多附属医院原本属于卫生部监管，但处在外地，“天高皇帝远”很难监管。
另一方面，“官本位”也让高校对附属医院本身的管理遭遇尴尬。并入了高校的医学院多为处级单位，且不是独立法人。而部分附属医院则属于“厅级”单位，因此就难免出现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处级”管“厅级”的尴尬。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很多学校都采用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做法，比如武汉大学、上海交大等。然而，医生对此则颇有微词：“院长行政事务太多，势必影响医院管理和医疗业务。”上海某医院医生透露，医院院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校本部上班，只有极少的时间在医院。而一院之长多为业务尖子，有时坐诊也会受到影响。
即便当事人，对于这种管理模式也不尽满意。西安交通大学前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闫剑群曾公开表示，由于官本位观念问题，办任何事都讲级别，导致大学医学院、医学部、医院在管理上本来难处的关系更加难处。合并后，西安交大两个综合性附属医院和一个专门医院都是处级，而省医院却是副厅级，使得该校医院“很有意见”。
如何改：强化附属或更加独立
尽管高校合并已走过十余年，但学校与附属医院以及各相关方的磨合仍在继续。教育部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综合类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很多方面并无决定权。比如高考招生，很多学校的医学院在招生计划中仍单列，保持单独的招生代码。原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曾公开表示，如果医学院管理不了附属医院是一件悲痛的事。
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让附属医院的管理体制备受考问。时任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彬直言，非典期间，高校与附属医院缺乏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的知识沟通，客观加重了疫情，增大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高校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巴德年建议，医学院管理医院要有三项权力，一是党委领导权；二是干部人事任免权；三是经费管理权。
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观点：扩大医院的独立权。“大学需要附属医院，但要给医学院和医院充分的独立权利”，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表示。至于如何“独立”，朱同玉建议，首先应扩大医院的行政权力。“现在所有附属医院的人，都是行政主管部门定指标，是计划经济下的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了”，他建议，医院应仿照企业经营模式，摆脱编制束缚，自主决定人财物的需求和分配。
李卫平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学附属医院更有利于先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成立大学和卫生部门以及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的理事会，问责时直接向理事会问责。
对此，教育部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按照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会同或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直属高校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以更好地发挥附属医院在医教研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