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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关键词：孔子；易学观；周易；文本；德义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09-06
一、关于《周易》文本性质的争论
百年来，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周易》中无“哲理”思想，《周易》文本中的“哲理”思想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陆侃如说：“我们知道《易经》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这些迷信的作品，与近代之‘观音籖’‘牙牌诀’极相近，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①高亨则说：“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神秘深奥的哲理。”②余敦康先生等也认定《周易》的“哲理”是后人“加上”去的，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这是“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③
但大多数的传统文献和当今学者还是认可《周易》是讲哲理的。
《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并借“子曰”赞为：“《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易》以道化。”
帛书《要》篇载孔子曰：“《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又说：“《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④即认为《易》有“德义”，具体而言，既有“以阴阳”表现的“天道”，又有“以柔刚”表现的“地道”，还有“以上下”表现的“人道”，更有“以八卦”表现的“四时之变”。
朱子的著作及其对《周易》的看法对宋以后的《易》学影响很大。相当多的学者极力强调朱子曾经说过“《易》本为卜筮而作”之言。但朱子并不否认与抹杀《周易》的哲学意蕴，《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说“《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
李学勤先生在其《周易溯源》一书专门分析、比较孔子、朱子论《易》之异同，并说：“孔子和朱子所处时代不同，孔子时人人以《易》为卜筮之书，故孔子强调他与史巫之异；朱子时学者多忘记《易》为卜筮书，故朱子强调其本为卜筮而作。实际上，孔子、朱子都承认《易》为卜筮书，也都主张要从义理即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易》，其态度不仅不相反，而且非常近似。特别是朱子指出孔子之《易》专讲义理，与孔子以前之《易》不同，很是正确。”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清人皮锡瑞也不同意把《周易》看成是简单的卜筮之书，皮氏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及卦爻辞均寓含“义理”，而《易传》作者只是把这些义理做了更加鲜明、更加切近“人事”的阐发。
廖名春教授在其《读〈周易全解〉》一文中，总结并认可金景芳先生和他的助手吕绍刚的观点：“易本起源于卜筮，但发展到《周易》（指《易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卜筮从产生时起就具有二重性，即从无知通向有知。当有知达到一定阶段就要发生质变，这个质变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周易》之成书，恰是这一形成的过程，只不过它保留着卜筮的躯壳而已。也就是说，《周易》的本质并非卜筮之书，而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⑥
廖名春教授还从“乾”“坤”之本字论述了《周易》的哲学内涵。“《周易》是二元对待的哲学，是对子哲学，是阴阳哲学，是刚柔哲学。从它本身的概念而言，《周易》则是健、顺的哲學。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形式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就实质而言，是抓住了《周易》二元对待思想的本质，并非无中生有。”“明了这一点，否认《周易》本经有哲学的论调就可以休矣。”⑦
黄寿祺、张善文认为：“《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但古代的占筮往往与政治大事密切相关，天子、诸侯的政治、军事措施，有时必须取决于卜官的占筮结果；那么，在占筮过程中，事实是影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动的关键因素是筮书所表露的哲学内涵。换言之，要是抽掉了《周易》内在的哲学意义，则其书必不可能成为古代‘太卜’所执掌的上层统治阶级奉为‘圣典’的重要书籍。”⑧
所以，《周易》文本之“哲理”不是哪一位圣人凭空阐发出来的，也不是《易传》强加给《周易》的，《周易》古经有其本然的哲学内涵。
二、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历来是易学发展史、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
按照传世典籍的记载，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本不是问题，即孔子好易并作《易传》，《易传》反映了孔子主要的易学思想。传世典籍中关于孔子和《周易》关系的记载相当多，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个。
《论语·述而篇》中“加我数年”章，按照阮刻《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注疏》的断句，是这样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同书《艺文志》亦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然而，对以上记载持怀疑态度的说法一直存在。
持怀疑态度的说法之一来源于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不同理解。
三国何晏在其《论语集结》中注解此章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此注解认为“五十”指五十岁。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衍之数五十，是穷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宋代邢昺《论语注疏》云：“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
朱子于《四书集注》中说：“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
明代孙应鳌《四书近语》云：“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
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云：“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
还有一些学者，把《论语》和《史记》所引区别为两个时期，如元代李治《敬斋古今黈》云：“《论语》为未学《易》时语，《史记》所载则作十翼后语。”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也主张：“《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
清人姚际恒《易传通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则完全推翻了孔子作《易传》的传统说法，并断言《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三篇为汉人伪作。
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说法来源于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卷第二十四《论语音义》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鲁”指《鲁论》，“古”指“古论”。这处异文意义重大，如依《鲁论》，“易”应为“亦”字，连下读作“亦可以无大过矣”，那么这一章便与《周易》无关了。《论语》中只有此章讲到《易》，如此记载排除，等于说和孔子最有关系的《论语》一书中不再有《易》的任何存在，那么孔子同《周易》的关系也确实疑问重重了。
清代惠栋更是力主此说，他在《九经古义》一书中说：“《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以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
对于以上疑问，李学勤先生于《周易溯源》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并总结说：“《论语·述而篇》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我们探讨《周易》与孔子的关系时，可以放心地引用《述而》这一章，不必顾虑种种异说的干扰。”⑨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特别是帛书《易传》的出土，其中的《二三子问》《要》篇进一步肯定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进一步肯定了孔子晚而喜《易》、与弟子谈《易》、赞《易》、传《易》的事实。
三、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在先秦文献里，并称最多的是《诗》《书》《礼》《乐》，其次是《诗》《书》《礼》《乐》《春秋》。《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最少，仅见于《庄子》之《天运》《天下》篇，再加上《礼记·经解》。而这应该与《周易》在“六经”中后出有关。
而“六经”的次序，传统文献亦有不同的排列，最大的差别为《易》的位置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其后。而“六经”次序的变化，实与孔子晚年前后易学观的变化密切相关。
廖名春教授曾写文《“六经”次序探源》专门探讨“六经”的次序问题。廖名春教授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于今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于古文家，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是孔子晚年以前輕视《周易》，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晚年以后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六经’这两种不同的次序，其经学史的背景和意义可谓大矣深矣。”⑩
1973年年底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埋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周易》有经有传。帛书《要》篇中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及其与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霝（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于吴（誤），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夫易岡（刚）者使之瞿（懼），柔者使之图，愚人为而不忘，僌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B11 从文中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孔子易学观转变的有意义的线索。
通过《要》篇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的程度，即“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此记载与《史记》记载孔子之“读《易》韦编三绝”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子贡的责难，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对《周易》的认识与态度，即“德行亡者，神霝（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德行丧失之人往往求证于神灵，智谋匮乏之人往往卜筮频繁。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仅为卜筮之书，视《周易》为求“德行”“孙正而行义”之对立面。孙，遵循。李学勤说：“‘孙’读为‘循’，音近通假。”B12這时的孔子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君子当远之，只有“德行亡者”“知谋远者”才近之。这应该是晚年以前的孔子及其弟子对《周易》的一致看法。
通过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的原因，即发现“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夫易岡（刚）者使之瞿（懼），柔者使之图，愚人为而不忘，僌人为而去诈”，发现《周易》可以教刚者“知惧”，教柔者“知刚”，教人“不妄”“去诈”。通过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我们可以知道《周易》成书的历史背景，即“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综上，孔子是“乐其知”蕴藏于《周易》一书中的“德义”才“好易”的。
帛书《要》篇另外一段文字：
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以之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胃（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B13
此文中，孔子认为《易》有天道、地道、人道、君道，读《易》可以“得一而君（群）毕”。而《诗》《书》《礼》《乐》不止百篇，从中获得天道、地道、人道、君道，则“难以致之”，并非容易之事。《周易》里讲“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道理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均可寻见，孔子之所以可以“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以无惧“后世之疑丘”，可以置《易》于“六经”之首，这或许是重要的内在根源之一。
四、孔子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在于发现周易之“德义”
“西周一开始就提出‘天命’作为其征服天下的合法理由。‘天命’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普世诉求。”“西周统治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存在于历代皇朝天命观和家族观。皇室承受的天命是皇家一姓所有，皇帝要向上天负责，而百姓要服从天命所在的皇室，百姓也以天命来考核国家代表的皇帝。”B14《左传·僖公五年》亦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文王因其“德”而得“天命”，因“天命”而得天下。而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其失“德”。文王、周公处于殷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在这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周易》成书，文王和周公既是《周易》的作者，又是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因此，《周易》卦爻辞许多是以发生在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流露出作者的心态是合乎情理的，这一点从《周易》的内容可以得到印证。B15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集中在治国理政上，文王以治国理政者的立场，集其为西伯五十年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融通其政治思想于《周易》文本之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传世史书记载文王演《周易》最详细的当推《史记》。其《太史公自序》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系辞传》亦有与此类似的记载：“《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帛书《衷》篇有一段话与《系辞传》亦很类似：“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非处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者，孰能辨焉。”根据当今大多数学者的考证，文王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今天的卦序，这是所谓的“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的“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编订，最后形成《周易》本经。
如前所引帛书《要》篇之言，孔子并未否认《周易》为卜筮之书，但其乐不在用，而在玩味其经文，其着眼点在《周易》一书中的文辞。为什么“乐其辞”呢，因为《周易》有“古之遗言”，从而可以“观其德义耳”。李学勤先生认为“德义”是“蓍、卦之德，六爻之义”。“孔子是要通过《周易》卦爻的变化，去窥见义理。这不是否认《周易》是卜筮书，而是以哲学的观点去研究这部卜筮书。”B16
关于“古之遗言”，李学勤先生认为“是指前世圣人的遗教，而就《周易》来说，‘古’即《系辞》讲的‘中古’，指殷周之际；如果扩大到三《易》的起源，《系辞》所言始作八卦的包牺氏（伏牺）或许也包括在内。孔子肯定《周易》经文有往圣的遗教，可见他所要探讨的，是《周易》蕴含的义理”B17。
帛书《要》篇关于孔子分析“祝卜”与“德义”关系那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把“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也不难看出孔子的研《易》、解《易》的逻辑思路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幽赞”与“明数”的最终目的是“达乎德”，对《易》的使用，停留在“幽赞”则只能是“巫”，停留在“明数”也只能是“史”。所以孔子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孔子研《易》把德放在首位，所以他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与《论语》中孔子所说“敬鬼神而远之”，其态度是一致的。《说卦》中“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文言》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和“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以及《彖传》《象传》《系辞》中以“求德”为宗旨的文字，皆是孔子对《周易》的核心价值“德义”的重视与体现。 所以，这将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德义”是《周易》本已存在的思想，还是孔子阐发与解释出的，抑或说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呢？
孔子“后其祝卜，观其德义”的易学解释思路体现了《周易》文本性质的二重性，即《周易》是以“德义”为基础的卜筮之书，而且“德义”也是卜筮权威性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帛书《系辞》言：“深备错根，枸（钩）险至（致）远，定天下吉凶，定天下之勿（亹）勿（亹）者，莫善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马（象），见吉凶，而圣人马（象）之，河出图，雒出书，而圣人则之。《易》有四马（象），所以见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B18也就是说，《周易》的预测功能、卜筮之性，取决于它是一部古之圣人仰观俯察、效法自然而成的天书。孔子也没有否定《周易》的卜筮之性，“未采取那种过于简单的方法，完全舍弃《周易》固有的卜筮性，直接进入《周易》德性的解释，而是从卜筮入手，对《周易》的卜筮作用、客观依据等问题作出解释；然后由卜筮明吉凶，进而察天道（易道）观得失、以德行获吉庆，真正实现了易学解释的转变”。“由于孔子过多解释卜筮客观性，尤其是《周易》效法天地变化而成书，强调了人的德性在卜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客观上冲淡了卜筮的神秘色彩。”B19
《左传·昭公二年》有如下的记载：“二年春，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关于《易象》，晋杜预《春秋经传集结》序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可惜的是，传世文献中关于《易象》的记载太少。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推想，在《易传》撰成以前，已经存在类似的讲卦象的书籍，供筮者习用。这种书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识的综合，对《易》有所阐发，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左传》韩起所见《易象》，应该就是这样一部书，系鲁人所作所传，有其独到之处，以至韩起见后顿生赞叹的心情……《易象》的思想内容，当时认为是对文王观点的一种阐述，而文王是周朝的‘受命’之君。因此，韩起读到《易象》、《鲁春秋》二书，便想到周朝的建立和周公的功业。《周易》与文王有关，《左传》这段记载是一条很重要的证据。”B20
廖名春先生认为：“《易象》绝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鲁……孔子整理文献，既然因为鲁太史之《鲁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见到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见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说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这样的话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学观发生了转变，应该是他见到了《易象》一书所致。”B21
今从帛书《易传·要》得知孔子晚年读到《易象》后，改变了态度，认为《周易》非仅限于占筮吉凶，尚有“观象修德”的微意，并发现《易》辞原含“古之遗言”，同时在沿袭“观象修德”外，更推究卦象之所以然，《彖傳》正是这一方面的著作。所以，要了解孔子如何诠释《周易》，除掌握其祖述《易象》“观象修德”外，绝不能忽略其〈彖传〉生象的德性学诠释。《彖传》从阴阳、刚柔、健顺、时行、往复、终始、消息、上下、感应、中正等德义来诠释《周易》的卦象与卦辞，阐明了天地之道，以作为其“观象修德”的形上基础，因此，《大象传》与《彖传》构成孔子直接诠释春秋《周易》文本的双璧。B22
《礼记·经解》曰“洁静精微，《易》教也”，唐孔颖达之《周易正义》云“圣人作《易》，本以垂教”，宋代易学名家李觐《易论第一》云“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在孔子看来，《周易》之筮不仅仅是预测吉凶的工具，更是帝王之道、君子之术。其用在于顺天道事鬼神，以达到行合礼而不失其度和神道设教的目的。B23周人是自觉地将《易》之“德义”内容包装以卜筮形式而“神道设教”，以适应一般民众社会生活意识。B24
综上所述，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来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本文获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注释
①陆侃如、冯沅君著译：《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三卷《中国文学史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印说明》，中华书局，1957年，第5页。
③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中国哲学》第7辑，三联书店，1982年。
④B11B13B18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6—187、185—186、187、121页。
⑤⑨B12B16B17B20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93、83、374、86、86、63页。
⑥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276页。
⑦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第226—227页。
⑧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⑩廖名春：《“六经”次序探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B14许倬云：《序言》，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管理制度和国家》，三联书店，2010年，第II—III页。
B15B19B23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3、329—330、99页。
B21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B22林义正：《论孔子如何诠释〈周易〉》，《〈周易〉：经典、诠释与传承——2013第五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论文集》，第92页。
B24李景林、牟红芳：《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涵 含
关键词：孔子；易学观；周易；文本；德义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09-06
一、关于《周易》文本性质的争论
百年来，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周易》中无“哲理”思想，《周易》文本中的“哲理”思想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陆侃如说：“我们知道《易经》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这些迷信的作品，与近代之‘观音籖’‘牙牌诀’极相近，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①高亨则说：“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神秘深奥的哲理。”②余敦康先生等也认定《周易》的“哲理”是后人“加上”去的，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这是“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③
但大多数的传统文献和当今学者还是认可《周易》是讲哲理的。
《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并借“子曰”赞为：“《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易》以道化。”
帛书《要》篇载孔子曰：“《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又说：“《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④即认为《易》有“德义”，具体而言，既有“以阴阳”表现的“天道”，又有“以柔刚”表现的“地道”，还有“以上下”表现的“人道”，更有“以八卦”表现的“四时之变”。
朱子的著作及其对《周易》的看法对宋以后的《易》学影响很大。相当多的学者极力强调朱子曾经说过“《易》本为卜筮而作”之言。但朱子并不否认与抹杀《周易》的哲学意蕴，《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说“《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
李学勤先生在其《周易溯源》一书专门分析、比较孔子、朱子论《易》之异同，并说：“孔子和朱子所处时代不同，孔子时人人以《易》为卜筮之书，故孔子强调他与史巫之异；朱子时学者多忘记《易》为卜筮书，故朱子强调其本为卜筮而作。实际上，孔子、朱子都承认《易》为卜筮书，也都主张要从义理即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易》，其态度不仅不相反，而且非常近似。特别是朱子指出孔子之《易》专讲义理，与孔子以前之《易》不同，很是正确。”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清人皮锡瑞也不同意把《周易》看成是简单的卜筮之书，皮氏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及卦爻辞均寓含“义理”，而《易传》作者只是把这些义理做了更加鲜明、更加切近“人事”的阐发。
廖名春教授在其《读〈周易全解〉》一文中，总结并认可金景芳先生和他的助手吕绍刚的观点：“易本起源于卜筮，但发展到《周易》（指《易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卜筮从产生时起就具有二重性，即从无知通向有知。当有知达到一定阶段就要发生质变，这个质变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周易》之成书，恰是这一形成的过程，只不过它保留着卜筮的躯壳而已。也就是说，《周易》的本质并非卜筮之书，而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⑥
廖名春教授还从“乾”“坤”之本字论述了《周易》的哲学内涵。“《周易》是二元对待的哲学，是对子哲学，是阴阳哲学，是刚柔哲学。从它本身的概念而言，《周易》则是健、顺的哲學。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形式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就实质而言，是抓住了《周易》二元对待思想的本质，并非无中生有。”“明了这一点，否认《周易》本经有哲学的论调就可以休矣。”⑦
黄寿祺、张善文认为：“《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但古代的占筮往往与政治大事密切相关，天子、诸侯的政治、军事措施，有时必须取决于卜官的占筮结果；那么，在占筮过程中，事实是影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动的关键因素是筮书所表露的哲学内涵。换言之，要是抽掉了《周易》内在的哲学意义，则其书必不可能成为古代‘太卜’所执掌的上层统治阶级奉为‘圣典’的重要书籍。”⑧
所以，《周易》文本之“哲理”不是哪一位圣人凭空阐发出来的，也不是《易传》强加给《周易》的，《周易》古经有其本然的哲学内涵。
二、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历来是易学发展史、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
按照传世典籍的记载，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本不是问题，即孔子好易并作《易传》，《易传》反映了孔子主要的易学思想。传世典籍中关于孔子和《周易》关系的记载相当多，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个。
《论语·述而篇》中“加我数年”章，按照阮刻《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注疏》的断句，是这样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同书《艺文志》亦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然而，对以上记载持怀疑态度的说法一直存在。
持怀疑态度的说法之一来源于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不同理解。
三国何晏在其《论语集结》中注解此章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此注解认为“五十”指五十岁。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衍之数五十，是穷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宋代邢昺《论语注疏》云：“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
朱子于《四书集注》中说：“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
明代孙应鳌《四书近语》云：“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
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云：“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
还有一些学者，把《论语》和《史记》所引区别为两个时期，如元代李治《敬斋古今黈》云：“《论语》为未学《易》时语，《史记》所载则作十翼后语。”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也主张：“《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
清人姚际恒《易传通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则完全推翻了孔子作《易传》的传统说法，并断言《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三篇为汉人伪作。
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说法来源于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卷第二十四《论语音义》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鲁”指《鲁论》，“古”指“古论”。这处异文意义重大，如依《鲁论》，“易”应为“亦”字，连下读作“亦可以无大过矣”，那么这一章便与《周易》无关了。《论语》中只有此章讲到《易》，如此记载排除，等于说和孔子最有关系的《论语》一书中不再有《易》的任何存在，那么孔子同《周易》的关系也确实疑问重重了。
清代惠栋更是力主此说，他在《九经古义》一书中说：“《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以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
对于以上疑问，李学勤先生于《周易溯源》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并总结说：“《论语·述而篇》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我们探讨《周易》与孔子的关系时，可以放心地引用《述而》这一章，不必顾虑种种异说的干扰。”⑨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特别是帛书《易传》的出土，其中的《二三子问》《要》篇进一步肯定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进一步肯定了孔子晚而喜《易》、与弟子谈《易》、赞《易》、传《易》的事实。
三、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在先秦文献里，并称最多的是《诗》《书》《礼》《乐》，其次是《诗》《书》《礼》《乐》《春秋》。《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最少，仅见于《庄子》之《天运》《天下》篇，再加上《礼记·经解》。而这应该与《周易》在“六经”中后出有关。
而“六经”的次序，传统文献亦有不同的排列，最大的差别为《易》的位置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其后。而“六经”次序的变化，实与孔子晚年前后易学观的变化密切相关。
廖名春教授曾写文《“六经”次序探源》专门探讨“六经”的次序问题。廖名春教授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于今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于古文家，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是孔子晚年以前輕视《周易》，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晚年以后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六经’这两种不同的次序，其经学史的背景和意义可谓大矣深矣。”⑩
1973年年底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埋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周易》有经有传。帛书《要》篇中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及其与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霝（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于吴（誤），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夫易岡（刚）者使之瞿（懼），柔者使之图，愚人为而不忘，僌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B11 从文中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孔子易学观转变的有意义的线索。
通过《要》篇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的程度，即“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此记载与《史记》记载孔子之“读《易》韦编三绝”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子贡的责难，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对《周易》的认识与态度，即“德行亡者，神霝（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德行丧失之人往往求证于神灵，智谋匮乏之人往往卜筮频繁。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仅为卜筮之书，视《周易》为求“德行”“孙正而行义”之对立面。孙，遵循。李学勤说：“‘孙’读为‘循’，音近通假。”B12這时的孔子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君子当远之，只有“德行亡者”“知谋远者”才近之。这应该是晚年以前的孔子及其弟子对《周易》的一致看法。
通过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老而好《易》”的原因，即发现“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夫易岡（刚）者使之瞿（懼），柔者使之图，愚人为而不忘，僌人为而去诈”，发现《周易》可以教刚者“知惧”，教柔者“知刚”，教人“不妄”“去诈”。通过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我们可以知道《周易》成书的历史背景，即“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综上，孔子是“乐其知”蕴藏于《周易》一书中的“德义”才“好易”的。
帛书《要》篇另外一段文字：
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以之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胃（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B13
此文中，孔子认为《易》有天道、地道、人道、君道，读《易》可以“得一而君（群）毕”。而《诗》《书》《礼》《乐》不止百篇，从中获得天道、地道、人道、君道，则“难以致之”，并非容易之事。《周易》里讲“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道理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均可寻见，孔子之所以可以“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以无惧“后世之疑丘”，可以置《易》于“六经”之首，这或许是重要的内在根源之一。
四、孔子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在于发现周易之“德义”
“西周一开始就提出‘天命’作为其征服天下的合法理由。‘天命’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普世诉求。”“西周统治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存在于历代皇朝天命观和家族观。皇室承受的天命是皇家一姓所有，皇帝要向上天负责，而百姓要服从天命所在的皇室，百姓也以天命来考核国家代表的皇帝。”B14《左传·僖公五年》亦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文王因其“德”而得“天命”，因“天命”而得天下。而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其失“德”。文王、周公处于殷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在这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周易》成书，文王和周公既是《周易》的作者，又是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因此，《周易》卦爻辞许多是以发生在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流露出作者的心态是合乎情理的，这一点从《周易》的内容可以得到印证。B15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集中在治国理政上，文王以治国理政者的立场，集其为西伯五十年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融通其政治思想于《周易》文本之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传世史书记载文王演《周易》最详细的当推《史记》。其《太史公自序》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系辞传》亦有与此类似的记载：“《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帛书《衷》篇有一段话与《系辞传》亦很类似：“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非处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者，孰能辨焉。”根据当今大多数学者的考证，文王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今天的卦序，这是所谓的“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的“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编订，最后形成《周易》本经。
如前所引帛书《要》篇之言，孔子并未否认《周易》为卜筮之书，但其乐不在用，而在玩味其经文，其着眼点在《周易》一书中的文辞。为什么“乐其辞”呢，因为《周易》有“古之遗言”，从而可以“观其德义耳”。李学勤先生认为“德义”是“蓍、卦之德，六爻之义”。“孔子是要通过《周易》卦爻的变化，去窥见义理。这不是否认《周易》是卜筮书，而是以哲学的观点去研究这部卜筮书。”B16
关于“古之遗言”，李学勤先生认为“是指前世圣人的遗教，而就《周易》来说，‘古’即《系辞》讲的‘中古’，指殷周之际；如果扩大到三《易》的起源，《系辞》所言始作八卦的包牺氏（伏牺）或许也包括在内。孔子肯定《周易》经文有往圣的遗教，可见他所要探讨的，是《周易》蕴含的义理”B17。
帛书《要》篇关于孔子分析“祝卜”与“德义”关系那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把“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也不难看出孔子的研《易》、解《易》的逻辑思路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幽赞”与“明数”的最终目的是“达乎德”，对《易》的使用，停留在“幽赞”则只能是“巫”，停留在“明数”也只能是“史”。所以孔子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孔子研《易》把德放在首位，所以他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与《论语》中孔子所说“敬鬼神而远之”，其态度是一致的。《说卦》中“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文言》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和“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以及《彖传》《象传》《系辞》中以“求德”为宗旨的文字，皆是孔子对《周易》的核心价值“德义”的重视与体现。 所以，这将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德义”是《周易》本已存在的思想，还是孔子阐发与解释出的，抑或说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呢？
孔子“后其祝卜，观其德义”的易学解释思路体现了《周易》文本性质的二重性，即《周易》是以“德义”为基础的卜筮之书，而且“德义”也是卜筮权威性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帛书《系辞》言：“深备错根，枸（钩）险至（致）远，定天下吉凶，定天下之勿（亹）勿（亹）者，莫善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马（象），见吉凶，而圣人马（象）之，河出图，雒出书，而圣人则之。《易》有四马（象），所以见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B18也就是说，《周易》的预测功能、卜筮之性，取决于它是一部古之圣人仰观俯察、效法自然而成的天书。孔子也没有否定《周易》的卜筮之性，“未采取那种过于简单的方法，完全舍弃《周易》固有的卜筮性，直接进入《周易》德性的解释，而是从卜筮入手，对《周易》的卜筮作用、客观依据等问题作出解释；然后由卜筮明吉凶，进而察天道（易道）观得失、以德行获吉庆，真正实现了易学解释的转变”。“由于孔子过多解释卜筮客观性，尤其是《周易》效法天地变化而成书，强调了人的德性在卜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客观上冲淡了卜筮的神秘色彩。”B19
《左传·昭公二年》有如下的记载：“二年春，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关于《易象》，晋杜预《春秋经传集结》序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可惜的是，传世文献中关于《易象》的记载太少。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推想，在《易传》撰成以前，已经存在类似的讲卦象的书籍，供筮者习用。这种书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识的综合，对《易》有所阐发，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左传》韩起所见《易象》，应该就是这样一部书，系鲁人所作所传，有其独到之处，以至韩起见后顿生赞叹的心情……《易象》的思想内容，当时认为是对文王观点的一种阐述，而文王是周朝的‘受命’之君。因此，韩起读到《易象》、《鲁春秋》二书，便想到周朝的建立和周公的功业。《周易》与文王有关，《左传》这段记载是一条很重要的证据。”B20
廖名春先生认为：“《易象》绝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鲁……孔子整理文献，既然因为鲁太史之《鲁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见到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见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说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这样的话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学观发生了转变，应该是他见到了《易象》一书所致。”B21
今从帛书《易传·要》得知孔子晚年读到《易象》后，改变了态度，认为《周易》非仅限于占筮吉凶，尚有“观象修德”的微意，并发现《易》辞原含“古之遗言”，同时在沿袭“观象修德”外，更推究卦象之所以然，《彖傳》正是这一方面的著作。所以，要了解孔子如何诠释《周易》，除掌握其祖述《易象》“观象修德”外，绝不能忽略其〈彖传〉生象的德性学诠释。《彖传》从阴阳、刚柔、健顺、时行、往复、终始、消息、上下、感应、中正等德义来诠释《周易》的卦象与卦辞，阐明了天地之道，以作为其“观象修德”的形上基础，因此，《大象传》与《彖传》构成孔子直接诠释春秋《周易》文本的双璧。B22
《礼记·经解》曰“洁静精微，《易》教也”，唐孔颖达之《周易正义》云“圣人作《易》，本以垂教”，宋代易学名家李觐《易论第一》云“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在孔子看来，《周易》之筮不仅仅是预测吉凶的工具，更是帝王之道、君子之术。其用在于顺天道事鬼神，以达到行合礼而不失其度和神道设教的目的。B23周人是自觉地将《易》之“德义”内容包装以卜筮形式而“神道设教”，以适应一般民众社会生活意识。B24
综上所述，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来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本文获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注释
①陆侃如、冯沅君著译：《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三卷《中国文学史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印说明》，中华书局，1957年，第5页。
③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中国哲学》第7辑，三联书店，1982年。
④B11B13B18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6—187、185—186、187、121页。
⑤⑨B12B16B17B20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93、83、374、86、86、63页。
⑥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276页。
⑦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第226—227页。
⑧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⑩廖名春：《“六经”次序探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B14许倬云：《序言》，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管理制度和国家》，三联书店，2010年，第II—III页。
B15B19B23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3、329—330、99页。
B21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B22林义正：《论孔子如何诠释〈周易〉》，《〈周易〉：经典、诠释与传承——2013第五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论文集》，第92页。
B24李景林、牟红芳：《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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