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政府）富民穷”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阻碍因素。
　　到现在，酝酿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举国期待中仍未出台。而即使出台，且能发挥作用，对“官富民穷”的局面冲击也不会太大。毕竟，它另有发生逻辑。
　　一是“国有”的资源、资产，其收益一直很难实际地体现为“全民所有”，很多半路被“官有”、“官商所有”给截了。
　　人们组成社会共同生活，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成立政府来治理，不是为了把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拿给抽象的“国家”和由他们纳税供养的政府占有，而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并根据权利标准，最合理地在所有人中分配。
　　换句话说，在所有权的意义上，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都不是和“民”相对的主体。而说是“国有”，不过是“全民所有”的一种表达，是在具体的每个人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确立所有权，或获得具体收益之前的一种代理。
　　这一政治理念，明确地体现在中国《宪法》里。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由于政府代表着“国家”，行使国家权力，本只应该是代理人的政府，由于对官员权力缺乏足够约束，使“国有”实际很容易兑变为“官有”。于是，在“国有”向“全民所有”转化、体现时，逻辑链条断了，“国有”的收益，由官或官商掌控，往往不再拿给“全民”。一些央企垄断企业，攫取着超额利润，做到了世界500强，但是，并没看到它们向民众分红。
　　其二，在既有财税体制和相关制度中，以收税、收费的名义，国家机器具有对民间财富超强的汲取能力。
　　比如，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增长24.8%，而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为11.4%，城镇居民为8.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为工薪阶层，这种“增长”一定程度贡献给个税的超额征收了—2011年，个税超收1217亿元，增幅为25%。
　　另外，2011年，整个税收所占的GDP比重，超过了19%。一个对比数据是：2011年的GDP是2000年的4.7倍，但税收收入，已超过2000年7倍。
　　这相当于，不仅没把“国有”的收益让全民分享，还超额地抽血，又如何不“官富民穷”呢？
　　第三，以“国有”的名义，“官有”还可能进一步放大自己的“所有权”，把本属于“社会”（也即是全民），或是个人所有的资源、财产，收归己有，变成政府或部门利益。
　　比如，前段时间，黑龙江省颁布《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企业探测、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而且探测出来的资源属国家所有。
　　而四川彭州市通济镇一农民，在自家承包地里发现了市价可能达数百万元的几根乌木，花费7万余元请人勘探、开挖时，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镇政府赶来强行接管了挖掘和运输工作，把乌木收归“国有”。
　　把风能和太阳能说成是“国家所有”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自然赋予人类的这种资源，实际上是用来让整个社会分享的，不能，也无须搞成“国家所有”，然后变成“官有”。政府把它垄断，既违背自然法，也违背既有政治理念。
　　把乌木收归“国有”一样缺乏理据。“国家所有”只是“全民所有”的一种表达，所以在主张对乌木的所有权时，它和私人是平等的。由于乌木不属于《宪法》和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应属“国家所有”的资源，对它到底归谁的争论，只是“属于社会”（集体）和“属于私人”之间的一种所有权争议。而这种争议，根据自然法，应该是谁先发现就是谁的。
　　从“官富民穷”的发生逻辑看，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作为政治契约中的一方，政府有形无形地形成了和民众利益相对的“自身利益”。而权力的行使，倾向于维护、扩展这种“自身利益”。“特殊利益集团”，就寄生于这一背景之下，进一步把从“国有”到“官有”的逻辑推到极端，具体化为“利益集团所有”。
　　这对于继续深化改革、凝聚民众的政治认同，都是一个威胁。它已把中国逼入十字路。
　　面对“官富民穷”的局面，仅仅是象征性地进行一下“结构性减税”，在某些领域零敲碎打等，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动作，在“治疗”的意义上，其力度远和“官富民穷”的危局不相称。
　　因此，约束政府“抽血”冲动，界定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边界，把民众应该得到的东西，还给他们，拿给他们，应该上升为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战略，一种系统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