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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其中，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共30人，多数被编入中央工作团；红6军团是长征的抗日先遣队，20多位女战士分散在各个单位随部队转移，成为最早踏上长征征途的女战士；红四方面军女战士规模最为庞大，约2500余人分布在妇女独立团、妇女工兵营、新剧团、被服厂、总医院和妇女学校等各个部门，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力量；参加红25军长征的女战士最少，只有随军医院的7名女护士，被称作“七仙女”。在被誉为人类战争史上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们和20万男性大军一起，在百万敌军的围追阻截下，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冲破雄关险境，翻越皑皑雪山，爬过茫茫草地，用自己的双腿徒步辗转纵横大半个中国。她们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
血战沙场，她们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花木兰”
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连环空袭，红军将士们时常是边行军边打仗，根本没有喘息歇脚的机会。这样紧张的节奏，对女战士们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她们高喊“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但不掉队在长征中仅仅是最低要求，女战士们要时刻做好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的准备。为此，她们在行军途中挤出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派专门的军事教练员，教授她们刺杀、防空、夜间辨别方向等基本军事技能；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则由秦基伟亲自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射击、投弹、野营、刺杀、修筑工事等科目的训练和抢救伤员、押送俘虏、抢占山头、打扫战场等实战演习。在训练中，红军女战士充分发扬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精神，3个月后就已经能够独立承担战斗任务。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女战士们在频繁的战斗磨炼中早已淡化了性别意识，果敢英勇丝毫不逊于男同志，更涌现出一批像李坚真、张琴秋、王泉媛等军事素质过硬、指挥才能突出的战地女杰。李坚真是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干部休养连原则上不直接承担战斗任务，但实际上该连最缺乏的恰恰是“休养”，时常遭遇战斗。
1934年秋，湘赣交界的一个山头，干部休养连在敌众我寡、孤军奋战的境遇下，李坚真带领10多名女干部与敌激战，成功实现了安全突围。1935年春，该连向赤水進发，突遇一营敌军。彼时，红军主力部队刚过，而后面的警卫营还未赶到，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临危不乱，沉着冷静指挥20多名女干部迎战阻敌，坚持到警卫营赶到消灭了敌军。
在长征中，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她率领独立团1000余名红军女战士三过草地，两翻雪山。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跟随主力部队来到甘南门户腊子口，她们的任务是掩护总卫生部500多名伤病员安全通过。天险腊子口山高涧深，易守难攻，30米的山口间仅有一条独木桥连接，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称。国民党在此处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还有100多名藏族土司的骑兵。
战斗打响，妇女独立团主攻排迅速从侧翼向敌主阵地发起冲锋，在机枪掩护下伤病员开始过桥。副连长带领一个排的力量断后，对付敌军骑兵。追兵穷追不舍，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冲锋，女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子弹打光了，纷纷抽出身后的马刀，与敌展开肉搏战。她们声嘶力竭地呐喊着，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大刀向敌人砍去。敌人被击退了，伤病员安全通过了，而她们也永远地倒下了，阵地上散落着尸体和刀枪，流淌着殷红的鲜血，十分惨烈。腊子口一战，妇女独立团共牺牲70余人，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政治宣传，她们是乐观积极、团结向上的“百灵鸟”
红军女战士人数虽不多，却是长征中宣传文化的骨干力量。
强渡大渡河时，上级要求利用一切办法宣传敢死队的英勇事迹，鼓舞部队军心士气。蔡畅，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爱人，站在泸定桥前慷慨激昂地用法语唱起《马赛曲》：“前进，法兰西勇敢的男儿，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渴望宝贵的自由，决心为它而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光。”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她的歌声感染力极强，像一剂强心针注入艰难前行的队伍，战士们无不动容。
行军途中，一些女战士不顾自身疲劳，来往穿梭于行军部队中，一天下来，要比别人多走10多里。有人说，她们走过的是“三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宣传家李伯钊就是个典型，她始终活跃在三大主力红军的行进队伍中，教唱歌曲，创作剧本，组织剧团。她的歌声像百灵鸟一样婉转动听，创作的许多歌曲在红军中口口相传，深得战士们的欢迎，被誉为“赤色明星”。常常是前面的部队刚走，她还没来得及喝上口水，又开始教下一个部队唱歌，一天下来，一首歌她要重复唱上几十乃至上百遍。
就这样，红军女战士用歌唱、漫画、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不仅使红军将士们减轻了战斗疲劳，增强了战斗信心，还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明确革命前进的方向。
红军女战士还积极投身群众工作，“走一路播撒一路革命火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危秀英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在遵义时仅凭一己之力就动员了200多名青年参军。
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女战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经过汉、藏、回等民族杂居区时，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当地家庭劳动生产、料理家务，用真诚的实际行动打消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在甘肃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红25军的“七仙女”走进群众家里，为当地群众治病开药。红军主力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女战士们功不可没。
后勤保障，她们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活菩萨”
红军远离根据地转战，失去了可靠的大后方，加上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欺骗宣传，每到一处，经常是人去楼空，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面临极大的考验。
为了筹粮筹款，战士们想尽各种办法。部队进入藏区，钟月林、钱希均和谢飞3名女战士住在一户藏民家中，主人早已带着粮食、牲口跑到深山里去了。一次，谢飞无意中发现牲口圈的粪堆上粘着一些麦粒，凑近一看，原来是牲口没消化的粮食，3个姑娘兴奋不已，仿佛发现了个大金矿。她们完全不顾粪堆上面满是不停蠕动的蛆虫，还散发着阵阵恶臭，不停地在粪堆里掏来掏去，捡完上面一层，又捣碎干粪仔细寻找，不放过哪怕一颗麦粒。最后，她们带着两斤多麦粒在河边一遍遍淘洗，直到闻不到一丁点异味，炒熟当作干粮食用。 红军女战士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毅然担负起运输、医护、修路架桥、筹粮筹款等多项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频繁的战事导致伤员不断增加，衣物破损严重。女战士们不辞辛劳地赶制军服，尽心竭力地救护伤员。红25军的7名女护士始终以“一切为了伤员”为宗旨，尽心竭力地做好护理工作。一次，她们好不容易搞到了一些稻子，周屏东用石块一下下搓掉稻壳，为伤员们熬了一锅稀饭。伤员们对她们的悉心照料感激不已，极力要求她们一起喝，7名女护士只好同意，拿着碗假装喝粥，等伤员们喝完，她们就把自己碗里的粥重新倒到锅里，留给伤员们下一顿吃。
长征中创造的多项奇迹，女战士们圆满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可算其中之一。尤其是运输和修路架桥，对人的耐力和体力有最基本的要求，而这恰恰是女战士们的短板。可是倔强的女战士们挑战生理极限，她们在崇山峻岭、雪山草地间，运粮食、抬担架、背物资。中央红军总卫生部担架连，在行军中相当于挑着一整个医院前进。一次，该连要将800斤重的X光透视机运上山。站在山脚下望着崎岖的山路，不管指导员李桂英如何央求，挑夫们都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桂英急得团团转，不忍就这样扔下透视机，一咬牙带领十几名女战士，手抬肩扛，硬是把机器运上了山。妇女独立团有一个营专门负责修路架桥，在马尔康地区，她们跳进冰冷的河水，用木板架起人桥保障部队通过。党岭山积雪深厚，冰路坚硬，空气稀薄，连呼吸都困难，一阵阵冰雹落下打得人鼻青脸肿，她们冒著生命危险完成了开路任务。
女战士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大的意志，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她们中的许多人因此生理失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甚至终身不育。
儿女情长，她们是大义凛然、无私奉献的妻子母亲
女战士们在成长为坚强的红军战士之前，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能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然而，特殊的时代赋予了她们特殊的历史使命，她们没能像同龄女孩一样在最美的年华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却在长征道路上收获了并肩携手、生死与共的别样革命情谊。年轻的女战士们，不仅将满腔热血编织进长征这条红飘带中，也将她们圣洁纯真的爱情深深地烙上了长征的时代印迹。在爱情婚姻中，她们既是积极追求自由解放的独立进步女性，又是丈夫的革命伴侣和得力助手。
刘英回忆：“长征开始后，我们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很少有时间想到‘爱情’两个字。”她和张闻天直到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才正式结为夫妻。在参加长征的革命前辈中，有一些当时就已经是夫妻，有一些是在后来的革命征程中结为伴侣。毛泽东和贺子珍、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任弼时和陈琮英、罗荣桓和林月琴、刘伯承和汪荣华、贺龙和蹇先任、李富春和蔡畅……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谱写了一段段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传奇佳话。
如果说红军女战士们在爱情婚姻中还能体味到些许苦涩的浪漫，那么她们对新生命的孕育则完全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就曾直白地说：“行军中骡马比丈夫好！”已婚的女战士们在长征中尽量避免怀孕生子，但也偶有意外发生。
中央红军30名女战士参加长征，共有5人在途中分娩。怀有身孕的女战士并没有多少特殊待遇，不仅要和大家一样负重行军，就连分娩也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和抚养条件，很多孩子出生不久便夭亡了；有的孩子被送到当地老乡家寄养，却再也没能找回。贺子珍也做过一次“绝情寡义”的母亲。长征开始时就制定了禁止带孩子长征的规定，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为了带头遵守规定，贺子珍在贵州分娩后，来不及看上孩子一眼，就忍痛割爱，将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连同4块银元一起交到弟媳钱希钧手中，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至今，关于这个孩子的性别还是众说纷纭。解放后，贺子珍曾试图找回这个孩子，却如同大海捞针般杳无音讯。
长征路上的母亲们，每一次新生命孕育诞生，都是对她们的生死考验；每一次至亲骨肉分离，都是对她们精神上的摧残和拷问。她们在儿女情长和革命事业间作出的艰难抉择，饱含着最深沉而又隐忍的大爱深情，这其中的痛苦与煎熬，是非亲身经历者所无法体会的。她们是最伟大的妻子，最无私的母亲！
血战沙场，她们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花木兰”
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连环空袭，红军将士们时常是边行军边打仗，根本没有喘息歇脚的机会。这样紧张的节奏，对女战士们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她们高喊“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但不掉队在长征中仅仅是最低要求，女战士们要时刻做好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的准备。为此，她们在行军途中挤出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派专门的军事教练员，教授她们刺杀、防空、夜间辨别方向等基本军事技能；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则由秦基伟亲自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射击、投弹、野营、刺杀、修筑工事等科目的训练和抢救伤员、押送俘虏、抢占山头、打扫战场等实战演习。在训练中，红军女战士充分发扬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精神，3个月后就已经能够独立承担战斗任务。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女战士们在频繁的战斗磨炼中早已淡化了性别意识，果敢英勇丝毫不逊于男同志，更涌现出一批像李坚真、张琴秋、王泉媛等军事素质过硬、指挥才能突出的战地女杰。李坚真是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干部休养连原则上不直接承担战斗任务，但实际上该连最缺乏的恰恰是“休养”，时常遭遇战斗。
1934年秋，湘赣交界的一个山头，干部休养连在敌众我寡、孤军奋战的境遇下，李坚真带领10多名女干部与敌激战，成功实现了安全突围。1935年春，该连向赤水進发，突遇一营敌军。彼时，红军主力部队刚过，而后面的警卫营还未赶到，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临危不乱，沉着冷静指挥20多名女干部迎战阻敌，坚持到警卫营赶到消灭了敌军。
在长征中，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她率领独立团1000余名红军女战士三过草地，两翻雪山。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跟随主力部队来到甘南门户腊子口，她们的任务是掩护总卫生部500多名伤病员安全通过。天险腊子口山高涧深，易守难攻，30米的山口间仅有一条独木桥连接，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称。国民党在此处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还有100多名藏族土司的骑兵。
战斗打响，妇女独立团主攻排迅速从侧翼向敌主阵地发起冲锋，在机枪掩护下伤病员开始过桥。副连长带领一个排的力量断后，对付敌军骑兵。追兵穷追不舍，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冲锋，女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子弹打光了，纷纷抽出身后的马刀，与敌展开肉搏战。她们声嘶力竭地呐喊着，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大刀向敌人砍去。敌人被击退了，伤病员安全通过了，而她们也永远地倒下了，阵地上散落着尸体和刀枪，流淌着殷红的鲜血，十分惨烈。腊子口一战，妇女独立团共牺牲70余人，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政治宣传，她们是乐观积极、团结向上的“百灵鸟”
红军女战士人数虽不多，却是长征中宣传文化的骨干力量。
强渡大渡河时，上级要求利用一切办法宣传敢死队的英勇事迹，鼓舞部队军心士气。蔡畅，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爱人，站在泸定桥前慷慨激昂地用法语唱起《马赛曲》：“前进，法兰西勇敢的男儿，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渴望宝贵的自由，决心为它而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光。”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她的歌声感染力极强，像一剂强心针注入艰难前行的队伍，战士们无不动容。
行军途中，一些女战士不顾自身疲劳，来往穿梭于行军部队中，一天下来，要比别人多走10多里。有人说，她们走过的是“三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宣传家李伯钊就是个典型，她始终活跃在三大主力红军的行进队伍中，教唱歌曲，创作剧本，组织剧团。她的歌声像百灵鸟一样婉转动听，创作的许多歌曲在红军中口口相传，深得战士们的欢迎，被誉为“赤色明星”。常常是前面的部队刚走，她还没来得及喝上口水，又开始教下一个部队唱歌，一天下来，一首歌她要重复唱上几十乃至上百遍。
就这样，红军女战士用歌唱、漫画、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不仅使红军将士们减轻了战斗疲劳，增强了战斗信心，还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明确革命前进的方向。
红军女战士还积极投身群众工作，“走一路播撒一路革命火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危秀英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在遵义时仅凭一己之力就动员了200多名青年参军。
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女战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经过汉、藏、回等民族杂居区时，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当地家庭劳动生产、料理家务，用真诚的实际行动打消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在甘肃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红25军的“七仙女”走进群众家里，为当地群众治病开药。红军主力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女战士们功不可没。
后勤保障，她们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活菩萨”
红军远离根据地转战，失去了可靠的大后方，加上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欺骗宣传，每到一处，经常是人去楼空，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面临极大的考验。
为了筹粮筹款，战士们想尽各种办法。部队进入藏区，钟月林、钱希均和谢飞3名女战士住在一户藏民家中，主人早已带着粮食、牲口跑到深山里去了。一次，谢飞无意中发现牲口圈的粪堆上粘着一些麦粒，凑近一看，原来是牲口没消化的粮食，3个姑娘兴奋不已，仿佛发现了个大金矿。她们完全不顾粪堆上面满是不停蠕动的蛆虫，还散发着阵阵恶臭，不停地在粪堆里掏来掏去，捡完上面一层，又捣碎干粪仔细寻找，不放过哪怕一颗麦粒。最后，她们带着两斤多麦粒在河边一遍遍淘洗，直到闻不到一丁点异味，炒熟当作干粮食用。 红军女战士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毅然担负起运输、医护、修路架桥、筹粮筹款等多项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频繁的战事导致伤员不断增加，衣物破损严重。女战士们不辞辛劳地赶制军服，尽心竭力地救护伤员。红25军的7名女护士始终以“一切为了伤员”为宗旨，尽心竭力地做好护理工作。一次，她们好不容易搞到了一些稻子，周屏东用石块一下下搓掉稻壳，为伤员们熬了一锅稀饭。伤员们对她们的悉心照料感激不已，极力要求她们一起喝，7名女护士只好同意，拿着碗假装喝粥，等伤员们喝完，她们就把自己碗里的粥重新倒到锅里，留给伤员们下一顿吃。
长征中创造的多项奇迹，女战士们圆满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可算其中之一。尤其是运输和修路架桥，对人的耐力和体力有最基本的要求，而这恰恰是女战士们的短板。可是倔强的女战士们挑战生理极限，她们在崇山峻岭、雪山草地间，运粮食、抬担架、背物资。中央红军总卫生部担架连，在行军中相当于挑着一整个医院前进。一次，该连要将800斤重的X光透视机运上山。站在山脚下望着崎岖的山路，不管指导员李桂英如何央求，挑夫们都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桂英急得团团转，不忍就这样扔下透视机，一咬牙带领十几名女战士，手抬肩扛，硬是把机器运上了山。妇女独立团有一个营专门负责修路架桥，在马尔康地区，她们跳进冰冷的河水，用木板架起人桥保障部队通过。党岭山积雪深厚，冰路坚硬，空气稀薄，连呼吸都困难，一阵阵冰雹落下打得人鼻青脸肿，她们冒著生命危险完成了开路任务。
女战士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大的意志，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她们中的许多人因此生理失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甚至终身不育。
儿女情长，她们是大义凛然、无私奉献的妻子母亲
女战士们在成长为坚强的红军战士之前，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能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然而，特殊的时代赋予了她们特殊的历史使命，她们没能像同龄女孩一样在最美的年华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却在长征道路上收获了并肩携手、生死与共的别样革命情谊。年轻的女战士们，不仅将满腔热血编织进长征这条红飘带中，也将她们圣洁纯真的爱情深深地烙上了长征的时代印迹。在爱情婚姻中，她们既是积极追求自由解放的独立进步女性，又是丈夫的革命伴侣和得力助手。
刘英回忆：“长征开始后，我们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很少有时间想到‘爱情’两个字。”她和张闻天直到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才正式结为夫妻。在参加长征的革命前辈中，有一些当时就已经是夫妻，有一些是在后来的革命征程中结为伴侣。毛泽东和贺子珍、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任弼时和陈琮英、罗荣桓和林月琴、刘伯承和汪荣华、贺龙和蹇先任、李富春和蔡畅……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谱写了一段段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传奇佳话。
如果说红军女战士们在爱情婚姻中还能体味到些许苦涩的浪漫，那么她们对新生命的孕育则完全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就曾直白地说：“行军中骡马比丈夫好！”已婚的女战士们在长征中尽量避免怀孕生子，但也偶有意外发生。
中央红军30名女战士参加长征，共有5人在途中分娩。怀有身孕的女战士并没有多少特殊待遇，不仅要和大家一样负重行军，就连分娩也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和抚养条件，很多孩子出生不久便夭亡了；有的孩子被送到当地老乡家寄养，却再也没能找回。贺子珍也做过一次“绝情寡义”的母亲。长征开始时就制定了禁止带孩子长征的规定，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为了带头遵守规定，贺子珍在贵州分娩后，来不及看上孩子一眼，就忍痛割爱，将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连同4块银元一起交到弟媳钱希钧手中，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至今，关于这个孩子的性别还是众说纷纭。解放后，贺子珍曾试图找回这个孩子，却如同大海捞针般杳无音讯。
长征路上的母亲们，每一次新生命孕育诞生，都是对她们的生死考验；每一次至亲骨肉分离，都是对她们精神上的摧残和拷问。她们在儿女情长和革命事业间作出的艰难抉择，饱含着最深沉而又隐忍的大爱深情，这其中的痛苦与煎熬，是非亲身经历者所无法体会的。她们是最伟大的妻子，最无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