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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法国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体系中的“语义方阵”为阅读参照系对《生命线》进行解读，影片的二元对立结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救赎与毁灭”等的对决与冲突决定了故事的发展，虽然影片文本最后归于暂时的平和状态，但是深层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而把这种生／死二元对立放入政治背景当中，产生了貌似平淡实则震撼的叙事效果。
[关键词] 《生命线》 叙述 语义方阵 生／死
一、引言
《Ten Minutes Older》，被译作《十分钟，年华老去》，是由英国“十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于2002年拍摄的。这是15位大师的半“命题作文”：1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导演以“时间”为命题，每人至多有10分钟的时间长度来展现主题。《生命线》(Lifeline)是这部集锦片中的一段，由西班牙老导演维克多·艾里斯执导。这是一部安静的黑白片子，绝美的黑白画面和剪接带来了西班牙乡间的一日即景，演绎出了声光柔美静谧的“生命线”，诉说着生与死的家国记忆。
影片的故事梗概如下：平静的午后，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婴儿沉浸在睡梦中。庄园里安宁而平静。熟睡中的婴儿脐带缓缓渗出了血，没有人知道。男孩用炭笔在手腕上画一只手表，放在耳边倾听，似乎听得见时间的滴滴答答声，这融为墙上时钟的摆动，而一切都似乎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女孩荡着秋千，大男孩编着草绳，男人们割草锄地，女人揉着面粉，在手绢上绣婴儿的名字。孩子和母亲的呼吸，睡觉的狗，草地上爬行的蛇，水在池子里点滴坠下。
随着镜头在女人、男人、小孩、狗、母亲婴儿、水池、圣母塑像和报纸等等之间的不断切换，血迹越来越大。台上的黑猫，似乎引起了婴儿的烦躁不安。婴儿的哭泣声，母亲惊慌的呼叫声，所有的人都紧张地聚集到房间里。时钟依然摆动，秋千空着轻荡，草地空旷只有稻草人，面粉边的水罐下压着一张报纸，上面的纳粹军人在笑，水滴依然缓缓地滴。
最后婴儿肚脐出血的地方终于被止住了，停止了哭泣。母亲唱着动听的摇篮曲。染着血的被单在水池里洇开一片红色，圣母像与报纸上纳粹的照片反复出现。庄园又回到之前，时钟、秋千、编织、锄草、揉面等等。男孩用手指蘸了口水，抹去了手腕上的画着的手表。面粉台上的报纸上，纳粹军人拄着拐杖面带微笑。
这是1940年6月28日，远方战火弥漫。十分钟，婴儿可爱的笑容，面对整个慌张的世界，恣意绽放。
这部短片，镜头语言运用之精练，画面之唯美，声画结合之严谨自然，无不显示了一名电影艺术大师的才华与经验。而这里主要选取叙事学的角度作为分析这一电影文本的切入点，当然，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叙述的层面本身，而是要力求达到对其意义内核的深入把握。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克里斯丁，麦茨曾经这样说：“叙事之与电影的重要意义，并非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它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由于它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它才使自己成了一种语言。”对于讲这些“美妙的故事”，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讲”即叙述方式上，用符号学术语来表达，就是“从所指转向表义过程本身”。而短片《生命线》正是以其独特的镜头语言，或者说叙述方式，揭示出生命的真谛，展示出它的成功之处。
二、格雷马斯“语义方阵”分析
“语义方阵”是法国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所倡导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转化过来的。他在列维－斯特劳斯关千古希腊神话研究的基础上，对俄国学者普罗普所概括的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化，把普罗普提出的七种“行动范畴”概括为六对三组关系。格雷马斯指出，我们构造结构的知觉要求我们承认这个公式：A：B=-A：-B。这个公式是对二元对立基本结构的简洁表达，它包含对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的确认和区分——实体的对立面和对实体的否定，即B是A的对立面，B是-A的对立面，同时A又是对A的否定，-B是对B的否定，由此组成一个矩形方阵图：
用格雷马斯“语义方阵”理论来分析，可以对这个短片做如下解读：以婴儿的出生为出发点，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生：婴儿和母亲沉浸入睡梦中，而婴儿在熟睡中脐带出血却无人知晓，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临近，非生；血逐渐印染，血印逐渐扩大，水池子里的水滴滴落下，揪人心弦，在由猫所惊醒的婴儿的哭泣声中，惊慌的母亲和家族的其他人都为小生命所处的危险状态揪心，内心深处对这个鲜活的生命都隐含有这个担心：死；在慈爱的厨娘为婴儿缝好脐带后，死亡的阴霾被逐渐扫清，小生命暂时转危为安：非死：在母亲悦耳的摇篮曲中，小婴孩的笑容恣意绽开，一切回到起点，幸福得以延续，重又展开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生。这个方阵构成了这个短片的深层结构：以生为起点，呈现为一个无穷否定的过程，情节由此被推动着往前发展，最终又归位到生。在生的归位过程中，时间的河流已经汩汩流淌而过，这是时间的流动，也是生命的流动。影片中作为极富象征意味的镜头语言如水罐与报纸上的纳粹照片，婴儿身上不断扩大的血印和圣母像以及稻草人的重复对仗出现也突出生与死，非生与非死的二元对决，这些最终实现了影片文本中有关生命救赎的主题意义。
三、生／死二元对立
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分析：人生由生与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状态中的两个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把它表达为一个二项复合的基本结构：E生存状态=V生 M死。在结构中，两个成分间的平衡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它有时向正项倾斜，有时向负项倾斜，使得其中的某一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一个复合结构，那么“理想的生存”就只能是消灭负项，发扬光大正项。在《生命线》中，这种同位E(生存状态)通过综合两个矛盾项也可以给出一个框架，并表现为一连串的结构性变迁：E生存状态=V生 M死，同位关系的比重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E1=V m，E2=v M，并逐渐走向两极分化，最后导致复合结构的破裂：W生/M死。《生命线》所构造的世界中，这种同位关系也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最终走向两极分化，产生生／死的二元对立，具体来说生与死的表征如下：V=宁和：非V=恐慌：M=狰狞；非M=守护：并展示出生与死的两个序列，其图示如下：
因此，《生命线》中建立了一个生的序列 的一个死的序列，救赎的一列和毁灭的一列，并保持着上下位的关系。
新生命的诞生是生命线的延续，牵起了一个生的序列，包含一切宁和和守护的象征。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就是生机的表现，平和慈爱的厨娘，缝衣老妈妈，阳光下的晒衣女人等处于乡村生活中的人们都属于这宁和生活的一列。烛火正是生命的体现，是生的一列的守护者和助燃者。稻草人是用来保护庄稼的，蕴涵有守护的意味，短片中稻草人伸长了手臂守护着熟睡中的婴孩的镜头正是体现。
因此《生命线》是一曲生命的赞歌，其中有生域，也有死界。厨娘在揉面的过程中，用来加水的水罐下垫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已经被水印湿了，而这张报纸透露了短片所讲述故事的背景。报纸上有一张照片，构图与左边的水罐呈对称分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照片上的三个军人以及后面旗帜上的纳粹标志，这就是本片的特殊背景：战争时代，国家遭受毁灭性的灾难，生命往往被轻易糟蹋，在这个十分钟的世外桃源中也不能避免这种影响。影片中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向观众展示了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家族，且多为年轻男性，而实际在片中出场的却寥寥。不难猜想，他们都被排进了死的序列中的行列。
回到色调上来说，用黑白色来调定影片本身就是这样生／死二元对立的表现。短片中，水是生命的象征，是生的序列的引子，而水罐与照片的对称分布，更像是生命与战争的对立。然而水的逐渐滴落和血的印染正是是生命的逐渐丧失的表现(婴孩死亡的可能性)，这也就在无形中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正是同位关系的比重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的表现。影片中大多氛围是乡村生活平静、安宁、和平的景象，唯一的“噪音”是在汽车中玩闹的小孩们，而汽车作为工业产物。一定意义上来讲是恐慌和狰狞的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争的影响，受死的一列的控制。小男孩还在倾听手表，危险越发地临近，猫的叫声响起，高潮随之而来。之后，报纸第二次出场，这时的构图重心已经向右偏到象征战争与死亡的照片上了，照片上的军人笑容诡异狰狞，这时M死逐渐在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E生存状态=V生 M死。
其实，短片中在手腕上画手表的小男孩可看作导演表现“时间”这个概念的代名词，他的出现，不仅暗示整个事件起始、发生、结束的时间，也是一切事物出现、成长、成熟、消失的引导者、见证者和拢括者。换言之，他就是这生的一列与死的一列的操控者，犹如上帝的使者。在影片最后，报纸出现时，构图上已经没有水罐，照片显在面前，渗透的水在向右印去，湿透整幅照片。水是作为生命的象征，纳粹则是战争与杀戮的代表，宁和战胜了战争，生战胜了死，救赎的叙事压倒毁灭的叙事，生命的尊严永远都不能被泯灭。上帝在为人类的罪孽做出惩罚时仍然爱护着、捍卫着他的子民们。
影片结尾也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果。一系列事情过后的人们活动的镜头伴着歌声，伴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如诗般一一展现。小男孩在摇篮曲中擦去了手表，因为事件即将结束。恐慌和狰狞过去了，生活依然宁和，生命仍然得到守护，世界仍是一个丰盛的等待人们采收果实的秋天。
四、叙事效果
《生命线》是西班牙备受推崇的导演维克多，艾里斯闭关十年后的又一力作。VictorErice的作品甚少，但因其坚守布莱希特的疏离效果与救赎主题而自成一家。他在1973年的长片《蜂巢的幽灵》一可称得上是20纪70年代欧洲最细致最精炼的处女作之中，就有以大量的隐喻来影射政治和内战之意味，并借以表明对极端与恐怖政治的批判态度。而在《生命线》这部短片中，导演无疑也透露出了对政治和战争的影射色彩。
影片特别突出这个时间，即影片的背景：1940年6月28日。而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西班牙在1940年前后也是处于战争的边缘。VictorErice痛感西班牙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政府在二战中的政治态度深表不满。《生命线》继承了导演对内战和整个战争的批判和反思，以反战的姿态来维护和平。而《生命线》中这些“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救赎与毁灭”等的对决与冲突决定了故事的发展。虽然影片文本最后归于暂时的平和状态，但是深层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并且把这种生／死二元对立放入政治背景当中，产生了貌似平淡实则震撼的叙事效果。
在那个年代，生命在战争的泥泞中遭受无尽的蹂躏，人们悲苦的岁月被无限拉长，幸福只是一响。十分钟的《生命线》则完成了这样一个梦想，建筑了一个十分钟的和平安宁、有上帝守护着的乌托邦，里面是充满了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尽管有不和谐的音符打乱秩序，最终还是给出了这样一个希望：生的盛乐最终将压倒毁灭的阴影，生活仍然值得盛赞，生命还是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在《生命线》的言说中，导演也表明了此种态度，通过在十分钟内生与死的对抗与转化，生活免遭毁灭，生命得到救赎，宁和战胜了战争的恐慌与狰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 《生命线》 叙述 语义方阵 生／死
一、引言
《Ten Minutes Older》，被译作《十分钟，年华老去》，是由英国“十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于2002年拍摄的。这是15位大师的半“命题作文”：1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导演以“时间”为命题，每人至多有10分钟的时间长度来展现主题。《生命线》(Lifeline)是这部集锦片中的一段，由西班牙老导演维克多·艾里斯执导。这是一部安静的黑白片子，绝美的黑白画面和剪接带来了西班牙乡间的一日即景，演绎出了声光柔美静谧的“生命线”，诉说着生与死的家国记忆。
影片的故事梗概如下：平静的午后，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婴儿沉浸在睡梦中。庄园里安宁而平静。熟睡中的婴儿脐带缓缓渗出了血，没有人知道。男孩用炭笔在手腕上画一只手表，放在耳边倾听，似乎听得见时间的滴滴答答声，这融为墙上时钟的摆动，而一切都似乎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女孩荡着秋千，大男孩编着草绳，男人们割草锄地，女人揉着面粉，在手绢上绣婴儿的名字。孩子和母亲的呼吸，睡觉的狗，草地上爬行的蛇，水在池子里点滴坠下。
随着镜头在女人、男人、小孩、狗、母亲婴儿、水池、圣母塑像和报纸等等之间的不断切换，血迹越来越大。台上的黑猫，似乎引起了婴儿的烦躁不安。婴儿的哭泣声，母亲惊慌的呼叫声，所有的人都紧张地聚集到房间里。时钟依然摆动，秋千空着轻荡，草地空旷只有稻草人，面粉边的水罐下压着一张报纸，上面的纳粹军人在笑，水滴依然缓缓地滴。
最后婴儿肚脐出血的地方终于被止住了，停止了哭泣。母亲唱着动听的摇篮曲。染着血的被单在水池里洇开一片红色，圣母像与报纸上纳粹的照片反复出现。庄园又回到之前，时钟、秋千、编织、锄草、揉面等等。男孩用手指蘸了口水，抹去了手腕上的画着的手表。面粉台上的报纸上，纳粹军人拄着拐杖面带微笑。
这是1940年6月28日，远方战火弥漫。十分钟，婴儿可爱的笑容，面对整个慌张的世界，恣意绽放。
这部短片，镜头语言运用之精练，画面之唯美，声画结合之严谨自然，无不显示了一名电影艺术大师的才华与经验。而这里主要选取叙事学的角度作为分析这一电影文本的切入点，当然，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叙述的层面本身，而是要力求达到对其意义内核的深入把握。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克里斯丁，麦茨曾经这样说：“叙事之与电影的重要意义，并非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它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由于它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它才使自己成了一种语言。”对于讲这些“美妙的故事”，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讲”即叙述方式上，用符号学术语来表达，就是“从所指转向表义过程本身”。而短片《生命线》正是以其独特的镜头语言，或者说叙述方式，揭示出生命的真谛，展示出它的成功之处。
二、格雷马斯“语义方阵”分析
“语义方阵”是法国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所倡导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转化过来的。他在列维－斯特劳斯关千古希腊神话研究的基础上，对俄国学者普罗普所概括的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化，把普罗普提出的七种“行动范畴”概括为六对三组关系。格雷马斯指出，我们构造结构的知觉要求我们承认这个公式：A：B=-A：-B。这个公式是对二元对立基本结构的简洁表达，它包含对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的确认和区分——实体的对立面和对实体的否定，即B是A的对立面，B是-A的对立面，同时A又是对A的否定，-B是对B的否定，由此组成一个矩形方阵图：
用格雷马斯“语义方阵”理论来分析，可以对这个短片做如下解读：以婴儿的出生为出发点，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生：婴儿和母亲沉浸入睡梦中，而婴儿在熟睡中脐带出血却无人知晓，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临近，非生；血逐渐印染，血印逐渐扩大，水池子里的水滴滴落下，揪人心弦，在由猫所惊醒的婴儿的哭泣声中，惊慌的母亲和家族的其他人都为小生命所处的危险状态揪心，内心深处对这个鲜活的生命都隐含有这个担心：死；在慈爱的厨娘为婴儿缝好脐带后，死亡的阴霾被逐渐扫清，小生命暂时转危为安：非死：在母亲悦耳的摇篮曲中，小婴孩的笑容恣意绽开，一切回到起点，幸福得以延续，重又展开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生。这个方阵构成了这个短片的深层结构：以生为起点，呈现为一个无穷否定的过程，情节由此被推动着往前发展，最终又归位到生。在生的归位过程中，时间的河流已经汩汩流淌而过，这是时间的流动，也是生命的流动。影片中作为极富象征意味的镜头语言如水罐与报纸上的纳粹照片，婴儿身上不断扩大的血印和圣母像以及稻草人的重复对仗出现也突出生与死，非生与非死的二元对决，这些最终实现了影片文本中有关生命救赎的主题意义。
三、生／死二元对立
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分析：人生由生与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状态中的两个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把它表达为一个二项复合的基本结构：E生存状态=V生 M死。在结构中，两个成分间的平衡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它有时向正项倾斜，有时向负项倾斜，使得其中的某一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一个复合结构，那么“理想的生存”就只能是消灭负项，发扬光大正项。在《生命线》中，这种同位E(生存状态)通过综合两个矛盾项也可以给出一个框架，并表现为一连串的结构性变迁：E生存状态=V生 M死，同位关系的比重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E1=V m，E2=v M，并逐渐走向两极分化，最后导致复合结构的破裂：W生/M死。《生命线》所构造的世界中，这种同位关系也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最终走向两极分化，产生生／死的二元对立，具体来说生与死的表征如下：V=宁和：非V=恐慌：M=狰狞；非M=守护：并展示出生与死的两个序列，其图示如下：
因此，《生命线》中建立了一个生的序列 的一个死的序列，救赎的一列和毁灭的一列，并保持着上下位的关系。
新生命的诞生是生命线的延续，牵起了一个生的序列，包含一切宁和和守护的象征。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就是生机的表现，平和慈爱的厨娘，缝衣老妈妈，阳光下的晒衣女人等处于乡村生活中的人们都属于这宁和生活的一列。烛火正是生命的体现，是生的一列的守护者和助燃者。稻草人是用来保护庄稼的，蕴涵有守护的意味，短片中稻草人伸长了手臂守护着熟睡中的婴孩的镜头正是体现。
因此《生命线》是一曲生命的赞歌，其中有生域，也有死界。厨娘在揉面的过程中，用来加水的水罐下垫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已经被水印湿了，而这张报纸透露了短片所讲述故事的背景。报纸上有一张照片，构图与左边的水罐呈对称分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照片上的三个军人以及后面旗帜上的纳粹标志，这就是本片的特殊背景：战争时代，国家遭受毁灭性的灾难，生命往往被轻易糟蹋，在这个十分钟的世外桃源中也不能避免这种影响。影片中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向观众展示了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家族，且多为年轻男性，而实际在片中出场的却寥寥。不难猜想，他们都被排进了死的序列中的行列。
回到色调上来说，用黑白色来调定影片本身就是这样生／死二元对立的表现。短片中，水是生命的象征，是生的序列的引子，而水罐与照片的对称分布，更像是生命与战争的对立。然而水的逐渐滴落和血的印染正是是生命的逐渐丧失的表现(婴孩死亡的可能性)，这也就在无形中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正是同位关系的比重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的表现。影片中大多氛围是乡村生活平静、安宁、和平的景象，唯一的“噪音”是在汽车中玩闹的小孩们，而汽车作为工业产物。一定意义上来讲是恐慌和狰狞的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争的影响，受死的一列的控制。小男孩还在倾听手表，危险越发地临近，猫的叫声响起，高潮随之而来。之后，报纸第二次出场，这时的构图重心已经向右偏到象征战争与死亡的照片上了，照片上的军人笑容诡异狰狞，这时M死逐渐在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E生存状态=V生 M死。
其实，短片中在手腕上画手表的小男孩可看作导演表现“时间”这个概念的代名词，他的出现，不仅暗示整个事件起始、发生、结束的时间，也是一切事物出现、成长、成熟、消失的引导者、见证者和拢括者。换言之，他就是这生的一列与死的一列的操控者，犹如上帝的使者。在影片最后，报纸出现时，构图上已经没有水罐，照片显在面前，渗透的水在向右印去，湿透整幅照片。水是作为生命的象征，纳粹则是战争与杀戮的代表，宁和战胜了战争，生战胜了死，救赎的叙事压倒毁灭的叙事，生命的尊严永远都不能被泯灭。上帝在为人类的罪孽做出惩罚时仍然爱护着、捍卫着他的子民们。
影片结尾也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果。一系列事情过后的人们活动的镜头伴着歌声，伴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如诗般一一展现。小男孩在摇篮曲中擦去了手表，因为事件即将结束。恐慌和狰狞过去了，生活依然宁和，生命仍然得到守护，世界仍是一个丰盛的等待人们采收果实的秋天。
四、叙事效果
《生命线》是西班牙备受推崇的导演维克多，艾里斯闭关十年后的又一力作。VictorErice的作品甚少，但因其坚守布莱希特的疏离效果与救赎主题而自成一家。他在1973年的长片《蜂巢的幽灵》一可称得上是20纪70年代欧洲最细致最精炼的处女作之中，就有以大量的隐喻来影射政治和内战之意味，并借以表明对极端与恐怖政治的批判态度。而在《生命线》这部短片中，导演无疑也透露出了对政治和战争的影射色彩。
影片特别突出这个时间，即影片的背景：1940年6月28日。而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西班牙在1940年前后也是处于战争的边缘。VictorErice痛感西班牙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政府在二战中的政治态度深表不满。《生命线》继承了导演对内战和整个战争的批判和反思，以反战的姿态来维护和平。而《生命线》中这些“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救赎与毁灭”等的对决与冲突决定了故事的发展。虽然影片文本最后归于暂时的平和状态，但是深层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并且把这种生／死二元对立放入政治背景当中，产生了貌似平淡实则震撼的叙事效果。
在那个年代，生命在战争的泥泞中遭受无尽的蹂躏，人们悲苦的岁月被无限拉长，幸福只是一响。十分钟的《生命线》则完成了这样一个梦想，建筑了一个十分钟的和平安宁、有上帝守护着的乌托邦，里面是充满了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尽管有不和谐的音符打乱秩序，最终还是给出了这样一个希望：生的盛乐最终将压倒毁灭的阴影，生活仍然值得盛赞，生命还是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在《生命线》的言说中，导演也表明了此种态度，通过在十分钟内生与死的对抗与转化，生活免遭毁灭，生命得到救赎，宁和战胜了战争的恐慌与狰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