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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初中国工商业迅速发展，银行业迎来发展高潮，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是近代著名的商业银行，其成立与北洋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北洋政府顺应潮流颁布一系列银行法则，督促银行发展。近代政府由于财政亏空，转而向银行借债为生，因此经营银行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以皖系为首的北洋军阀与周作民合作共同成立金城银行。
【關键词】 金城银行 北洋军阀 周作民
20世纪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经营有效的银行，金城银行便是其中之一。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法租界七号路43号成立，取名“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也”[1]。纵观金城银行的发展史，金城银行的成立与发展与北洋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其从成立时起就与同时代其它同类银行有所不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银行政策
从19世纪中叶起，许多有识之士将办银行当做抵御外国资本入侵的方式之一。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银行通行则例》，规定了银行的九项业务“票据贴现、短期拆放、存款、放款、买卖生金银、兑换、代收票据、发行票据、发行银钱票”，凡是经营这九项业务的均被称为“银行”。这一时期的则例比较简陋，存在欠缺，但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银行法，促进了近代银行制度的发展，标志着近代银行立法管理的开始。
财政部于1912年3月拟定《商业银行暂行则例》，共计十四条，规定了银行的资本额，私人银行的成立资本不少于五万元，合资银行的成立资本不少于十万元。《银行通行则例》的出台为商业银行的建立提供政策支持。1915年财政部起草《商业银行条例草案》，规定银行创立者“须认满资本总额，交足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由地方行政长官查验，才能建立，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时则是严格按照此等条例一一申报。从清朝末年到北洋政府时期，有关商业银行业的法律法规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阶段，虽然发展缓慢，但是银行法规的出现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银行法规的保障下，20世纪初有一批商业银行相继建立，金城银行便是其中之一。
（二）皖系军阀为谋求巨大利益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政府财政空虚，各省的解款和地方代收的中央专款都被地方截留。因此，中央财政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能借债，北洋政府除了举外债、发内国公债以外还向银行借短期借款。向银行借款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用政府的盐余作为担保进行借款;一种是一般的银行短期借款;还有一种是由银行垫款，无论哪一种方式，其利息都十分高还附带许多苛刻条件，如借款和垫款，其月息在一分四、五厘以上，很多高达一分八、九厘，乃至两分。
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利、军队大发不义之财，军阀官僚们拥有巨额资金，期望通过投资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为其所搜刮的巨额资金谋求出路，而在当时社会上，最为盈利行业莫过于银行业。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大量资金运营，在当初的社会背景下，北洋军阀和官僚则是社会上最有钱的阶级之一，因此，拉拢军阀官僚投资入股是当时许多商业银行的获取资金的方式之一，金城银行也不外如是。
1917年金城银行在发起人倪嗣冲、王郅隆、周作民等人的帮助下，收足额定资本的四分之一五十万元后开始营业。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皖系军阀为主，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等人。另一类是是交通银行的当权人物如周作民、胡笔江、任凤苞等。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很多商人和军阀官僚选择投资银行业，金城银行是依靠一战期间的有利时机和结交拉拢北洋军阀势力和官僚势力起家的。
（三）周作民与皖系军阀的特殊交往
周作民作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在金城银行成立之后长久地担任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一职，其个人才能突出，工作经验丰富，对金城银行的成立与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周作民，江苏淮安人，曾经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后因广东官费停发未能毕业，只能回国。周作民回国后，在南京法政学堂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从事研究财政经济学。1913年，周作民升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其经手的财政事务与银行业息息相关，因为各地军阀都要派人员驻在北京办理索晌领款等事，处处都要和库藏司打交道，因此周作民又认识了不少军阀手下的政客和军需人员。周作民与北洋军阀、官僚以及银行界人士建立联系，其所积累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社会关系成为金城银行能够成立并且开展业务的宝贵资源，是在诸多银行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的政策法令不能得到执行，国家银行想要在各省开设分支机构需要事先与各省疏通，许以利益方能设立。交通银行希望在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几次派遣职员入皖谈判，均未能成功。在交通银行任职的周作民为得到梁士诒赏识，愿意前往安徽游说倪嗣冲。周作民先拉拢倪嗣冲亲信王郅隆以及倪嗣冲女婿王普，后在徐树铮和梁士诒的引荐下与倪嗣冲会见，倪嗣冲觉得周作民本人很有才干，对其很是赏识，慷慨允诺设立芜湖分行。周作民不久之后担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周作民在安徽省任职期间，与倪嗣冲和王郅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私交甚好。
倪嗣冲与王郅隆为获得更多利润，希望成立能为己所用的银行，却苦于没有合适的经营人选，周作民自认为抱负不凡，却踌躇满志，希望可以凭借自己多年金融学识和丰富经验创办属于自己的银行，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并且拉拢其他军阀官僚一起投资，将军阀官僚的雄厚资本和熟练从事银行经营者们结合起来，金城银行在此背景下成立。金城银行的发起人、总行所在地以及经营管理者周作民，这一系列因素对于金城银行以后的存款业务、放款业务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因素金城银行会随着时间的迁移、时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金城银行档案：《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1937年5月印行，第119页。
作者简介：陈晓睿（1995年-）女，汉族，学历：硕士，扬州大学17级中国史专业近现代史方向，专业：中国史近现代史
【關键词】 金城银行 北洋军阀 周作民
20世纪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经营有效的银行，金城银行便是其中之一。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法租界七号路43号成立，取名“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也”[1]。纵观金城银行的发展史，金城银行的成立与发展与北洋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其从成立时起就与同时代其它同类银行有所不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银行政策
从19世纪中叶起，许多有识之士将办银行当做抵御外国资本入侵的方式之一。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银行通行则例》，规定了银行的九项业务“票据贴现、短期拆放、存款、放款、买卖生金银、兑换、代收票据、发行票据、发行银钱票”，凡是经营这九项业务的均被称为“银行”。这一时期的则例比较简陋，存在欠缺，但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银行法，促进了近代银行制度的发展，标志着近代银行立法管理的开始。
财政部于1912年3月拟定《商业银行暂行则例》，共计十四条，规定了银行的资本额，私人银行的成立资本不少于五万元，合资银行的成立资本不少于十万元。《银行通行则例》的出台为商业银行的建立提供政策支持。1915年财政部起草《商业银行条例草案》，规定银行创立者“须认满资本总额，交足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由地方行政长官查验，才能建立，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时则是严格按照此等条例一一申报。从清朝末年到北洋政府时期，有关商业银行业的法律法规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阶段，虽然发展缓慢，但是银行法规的出现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银行法规的保障下，20世纪初有一批商业银行相继建立，金城银行便是其中之一。
（二）皖系军阀为谋求巨大利益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政府财政空虚，各省的解款和地方代收的中央专款都被地方截留。因此，中央财政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能借债，北洋政府除了举外债、发内国公债以外还向银行借短期借款。向银行借款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用政府的盐余作为担保进行借款;一种是一般的银行短期借款;还有一种是由银行垫款，无论哪一种方式，其利息都十分高还附带许多苛刻条件，如借款和垫款，其月息在一分四、五厘以上，很多高达一分八、九厘，乃至两分。
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利、军队大发不义之财，军阀官僚们拥有巨额资金，期望通过投资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为其所搜刮的巨额资金谋求出路，而在当时社会上，最为盈利行业莫过于银行业。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大量资金运营，在当初的社会背景下，北洋军阀和官僚则是社会上最有钱的阶级之一，因此，拉拢军阀官僚投资入股是当时许多商业银行的获取资金的方式之一，金城银行也不外如是。
1917年金城银行在发起人倪嗣冲、王郅隆、周作民等人的帮助下，收足额定资本的四分之一五十万元后开始营业。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皖系军阀为主，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等人。另一类是是交通银行的当权人物如周作民、胡笔江、任凤苞等。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很多商人和军阀官僚选择投资银行业，金城银行是依靠一战期间的有利时机和结交拉拢北洋军阀势力和官僚势力起家的。
（三）周作民与皖系军阀的特殊交往
周作民作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在金城银行成立之后长久地担任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一职，其个人才能突出，工作经验丰富，对金城银行的成立与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周作民，江苏淮安人，曾经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后因广东官费停发未能毕业，只能回国。周作民回国后，在南京法政学堂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从事研究财政经济学。1913年，周作民升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其经手的财政事务与银行业息息相关，因为各地军阀都要派人员驻在北京办理索晌领款等事，处处都要和库藏司打交道，因此周作民又认识了不少军阀手下的政客和军需人员。周作民与北洋军阀、官僚以及银行界人士建立联系，其所积累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社会关系成为金城银行能够成立并且开展业务的宝贵资源，是在诸多银行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的政策法令不能得到执行，国家银行想要在各省开设分支机构需要事先与各省疏通，许以利益方能设立。交通银行希望在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几次派遣职员入皖谈判，均未能成功。在交通银行任职的周作民为得到梁士诒赏识，愿意前往安徽游说倪嗣冲。周作民先拉拢倪嗣冲亲信王郅隆以及倪嗣冲女婿王普，后在徐树铮和梁士诒的引荐下与倪嗣冲会见，倪嗣冲觉得周作民本人很有才干，对其很是赏识，慷慨允诺设立芜湖分行。周作民不久之后担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周作民在安徽省任职期间，与倪嗣冲和王郅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私交甚好。
倪嗣冲与王郅隆为获得更多利润，希望成立能为己所用的银行，却苦于没有合适的经营人选，周作民自认为抱负不凡，却踌躇满志，希望可以凭借自己多年金融学识和丰富经验创办属于自己的银行，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并且拉拢其他军阀官僚一起投资，将军阀官僚的雄厚资本和熟练从事银行经营者们结合起来，金城银行在此背景下成立。金城银行的发起人、总行所在地以及经营管理者周作民，这一系列因素对于金城银行以后的存款业务、放款业务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因素金城银行会随着时间的迁移、时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金城银行档案：《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1937年5月印行，第119页。
作者简介：陈晓睿（1995年-）女，汉族，学历：硕士，扬州大学17级中国史专业近现代史方向，专业：中国史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