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一位文采出众、备受瞩目的战地记者，主动请缨深入环境极端险恶的冀东前线，转战滦河两岸、长城内外。他用相机当武器、以纸笔作刀枪，为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却过早地牺牲在冀西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上，年仅29岁。他，就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组长、冀东军分区组织科长——雷烨。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雷烨烈士的墓碑上写着“青年诗人雷烨烈士之墓”几个大字，没有其他相关的碑文。60多年过去了，雷烨默默无闻地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他的墓前不曾留下过亲人的脚印和泪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查找，但一直未能找到雷烨的家乡和亲人。他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英雄。
　　在杭州，项秀文一家，60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1938年去延安投身抗日的哥哥——项俊文，但始终杳无音讯。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回到那段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
　　项俊文，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曾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项俊文在刚刚读完初二时，父母双亡，不得不辍学，挑起养家的重担。这期间，他在为生活而奔波的同时，仍关注着时事。国难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热血沸腾，经常教弟弟唱《国际纵队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项俊文在1934年给挚友许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1938年初春，项俊文变卖家产，安置好家人，奔赴延安，并改名为雷烨。为避免家人和好友受到牵连，他在给好友写信时既没有署名项俊文，也没有署名雷烨，而是用了雷雨。就是这一字之差，却让他的家人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在抗大第四期学习班学习期间，雷烨荣获了“突击队员”的光荣称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作为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他先后撰写了《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等通讯，拍摄了《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等照片，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并配发毛泽东题词，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表现突出，雷烨入选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并担任第一组组长，前往晋察冀根据地进行采访报道。
　　1941年，日寇在冀东进行了野蛮大屠杀，雷烨闻讯后，义愤填膺，主动要求随军挺进环境极端险恶的冀东抗日最前线，他发起并创立了文化团体“路舍”，创办了文艺刊物《路》《文艺轻骑队》等，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在这期间，他用相机拍摄了数以百计的战地写真，记录了那个大时代血雨腥风的片段。在他拍摄的《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中，大片房屋只剩残垣断壁，空地上是成堆的尸体；断壁上置放着被大火焚烧的头颅；烧焦的尸体成团地扭结着，挣扎般矗立。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向世界吼出了悲愤的心声。雷烨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了《晋察冀画报》社长沙飞的高度赞赏，当即决定出版专辑。
　　1943年1月22日，雷烨作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到平山县参加会议。边区会议结束后，雷烨把他在冀东四年来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平山县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并应邀留下，选定照片和编写说明。4月19日深夜，数百名日军自南而北向曹家庄袭来。雷烨闻讯后，立即带领两名警卫员查看村民的转移情况，发现有几百村民正聚集在一处容易遭敌炮击的地方，便马上指挥村民转移。果然不出所料，日寇疯狂地向村民所在地进行了炮击，村民感激地说：“多亏雷烨的关照，不然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
　　4月20日拂晓，画报社的其他同志已经安全转移。雷烨和两名警卫员走到南段峪石堂村时，与敌遭遇，双方激烈交战，他们先后击毙了10余名敌人，但雷烨却不幸负伤，在生死关头，雷烨毫不犹豫地对警卫员说：“我来掩护，你们赶紧突围！”警卫员执意不肯。雷烨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死死一个，不能都死，你们快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
　　看着警卫员含泪突出了重围，雷烨继续与敌奋战，当敌人冲上来时，身负重伤的雷烨从容不迫地将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望远镜砸碎，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返回画报社述说了雷烨壮烈牺牲的经过。画报社的同志和村民闻悉后，捶胸顿足，无比痛惜。在沙飞和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带领下，他们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一本血染的相册，夹着雷烨的摄影作品。沙飞摩挲着相册，朗声诵读雷烨在相册上写下的愤怒谴责日寇暴行的慷慨之词，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2000年5月，雷烨入选《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
　　让我们把时间闪回到2001年8月。已经找寻哥哥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项秀文，几经周折终于确认了雷烨就是雷雨，也就是他的哥哥项俊文。
　　百感交集的项秀文哭了整整一天，项俊文离家后的传奇经历讓他震惊和感慨，哥哥的音容笑貌从未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一如他毅然北上延安，奔赴抗日战场时充满希望的笑脸。
　　编辑：耿凤